《正义没有国籍》>>梁文道

《正义没有国籍》>>>梁文道

马来西亚是一个被种族政治玩弄了几十年的国家，几乎所有把公共资源让渡给少数权贵集团的举动，都被形容成是要保护“土族”（马来人）的正当措施；几乎所有本来就该被每一个公民公平享有的权益，都被描述为是权贵精英费尽气力之后，才替少数族群争取回来的恩泽。
在这样的格局底下，我跑去报名参加一位反对党好友的政治“研讨会”，难免尴尬。一个外国人，凭什么资格到人家的地盘上说三道四？一个外国人，尤其是香港人、中国人，走到一个华人为主的政治集会上说话，是不是有什么阴暗的图谋？这岂不正好中了当地马来人数十年来的疑虑，马来西亚的华人果然和中国人有种说不清楚的特殊关系？

我当然也有这层担忧，但这个世界上的确有些超越种族、国籍和地域的问题，使人不吐不快。

例如槟城，我在去过不知道多少回的小吃街上，看见满天蓝色旗海，在这一大片铺天盖地的旗帜底下，是一道道吃不完的菜，一罐罐喝不尽的酒，而且全部免费。还有一座临时搭建的舞台，上头是卖命妖娆的歌手载歌载舞。这全是执政联盟吸引选民的手段，不谈政纲，不讲理念，只有赤裸裸的收买而已。

更妙的是，这些活动的主办机构自称是与政党无关的私人慈善基金，但他们悬挂出来的旗帜上却分明印着执政党的标志。这难道不是一目了然的贿选？又如一位政坛华人领袖，他对大马贪腐情况严重的指控的回应居然是：“中国的贪污也很厉害，但中国却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面对如此荒谬，如此不义的现象，我们下一个基于良知的判断，还需要考虑多少国籍的问题呢？当年大家抗议南非种族隔离、支持昂山素姬和刘晓波的时候，又用得着担心这是哪一个国家的家事吗？

假如我懂马来文，又恰巧认识一位替反对派出来竞选的马来朋友，我也会忍不住想要参加他的集会。所有威权国家都喜欢把这种来自海外的自发声援称做“外国势力干预”；但所有受剥削的人民都晓得，正义是没有国籍的。


转载自香港【苹果日报】

《人生如戏》>>05/05/2013 《我的预测与期许》周嘉惠

《我的预测与期许》>>>周嘉惠

在那少不更事的岁月里，常彷徨于理性与感性之间的选择。待年纪稍长，方才领悟尚需加上知性的一环，而且三者必须平衡发展，功德才算完满。何也？个人认为，单纯的感性制造出十三点的可能性相当高，纯粹的理性会变成冷血动物，独沽一味的知性则是书呆子无疑。

话虽如此，自知道行有限，在当下炽热的选战氛围中，主观意愿恐怕会制造出盲点，因而蒙蔽了应有的判断力。从各种管道传来的消息，各种眼见耳闻的现象，营造出的乱哄哄画面，如何解读？著名的网络写手RPK提供了一个线索：人心思变。

如果以“人心思变”这个思路来解读当下的选战景象，则眼前乱成一团的种种元素突然各就各位，画面十分明亮清晰，根本不必再费唇舌解释。大家仿佛都不约而同想明白了，连向来被认为最“听话”的军警、公务员也想明白了，自己是为国家、国民服务，而不是任何政党的附庸。

当然，想不明白的人肯定还有，加上M计划之类的手段，不确定因素还是很多的。不过，我还是一厢情愿地认定这世界是有天理的，即使主观意愿的成分居高，我仍然预测5月6号呈现在我们眼前的将会是一个全新局面。

毕竟我没有水晶球，也不是先知，或许事与愿违也说不定，果真如此的话，该请朋友喝的啤酒绝对会兑现。不论选举的结果如何，反正都不是世界末日，往后的日子一样得过下去；但愿两个阵营的支持者懂得自我克制，不去制造事端。44年前发生的事件是历史污点，我们不能在21世纪再次重复错误。

如果国阵继续执政，希望政府能够用全新的眼光来看待人民的需求，以及重新省思自己在国家所扮演的角色，认真思考政府究竟是为了什么而存在的。政府只是管家，少来谈什么“你帮我，我帮你”，管家是不具备这种谈判资格的。人民需要的是能够完成任务的帮手，不是在关键时刻才来表演抱佛脚式的施舍。

如果民联执政，希望三党同心同意为民服务，千万不可采用自己唾弃的手段来施政。分而治之的逻辑思维，早在1957年就该入土为安了，由于可耻的原因却任它一直到2013年还张牙舞爪地继续分裂国家。埋葬它吧！如果有了胸怀真理、正义的代议士，我们不再需要个别族群的代言人，如何建立马来西亚国族的思考才是当务之急，如何把多年养成的得过且过、似是而非、颠倒是非、寡廉鲜耻习性，扭转成脚踏实地、实事求是、黑白分明、廉洁奉公的新文化，也是刻不容缓的大事。当然，发生在前朝的许多案件有必要翻出来重新调查，不能任其不了了之，否则人心不服。

以上是我个人对第13届大选的一点意见。

5/5/2013 《南洋商报》《言论》版
附：本文明天才会见报，所以这算是“抢先版”。编辑提醒我5月4号午夜后就不能进行拉票了，否则是违反选举法令的，所以只好提早上载，为的就是顺便说一声：Ini kalilah！

《人生如戏》>>28/04/2013 《反对人云亦云》周嘉惠

《反对人云亦云》>>>周嘉惠

5月5日的第十三届全国大选即将到来，老牌执政党的命运如何？我们且等着瞧。不论国阵继续执政，抑或被推翻， 5月6日的早上毫无悬念就像海明威1926年的小说题目那般：《太阳照样升起》。选战过后的空气可能令人感觉清新一些，除此之外，新的行为秩序即使有机会发生，总需要时间来建立，别指望一步登天。

竞选期间的乌烟瘴气，主要来自朝野候选人互相攻讦的选举语言，其次来自选民的人云亦云。广大选民如果大家都能够自我检讨人云亦云的习惯，减少没营养的废话，或许有助于整体选举文化的提升，甚至进而改变往后候选人的格调。若能如此，则选举不再是充斥负能量的政治零和游戏，那不是很好吗？

投票没错是国民义务，但是有没有人想过，义务是什么呢？简单的说，投票义务是身为国民一种道义上应尽的责任。这就像奉养父母是子女的义务，那是天经地义的事，做了通常没奖可拿，不做肯定挨骂。

同样是国民义务的纳税，可从来没有听过“神圣”的说法。即使不逃税，缴所得税时你会觉得自己正在履行着一件神圣的国民义务吗？不见得吧？那为什么投票义务却被渲染成“神圣”的行为呢？我去投票，就像我去纳税，或者上完厕所冲水一般，该做的事就去做。如果有谁要为这些事兴高采烈那请便，但别用“神圣”的帽子强迫大家一起头疯。

有些政治人物因为个人表现或际遇而被冠上各种各样的外号，譬如拖车姐、九命猫等。外号在口耳之间流传，在网络上流传，传统媒体往往也跟进。外号的好处当然是方便记忆，坏处则是当事人被一时一事定调，从此难以翻身，尤其当某些外号带有负面含义时，这并不公道。

还有一种外号来自外形。个子小而口才了得，不用犹豫了，肯定是“小辣椒”。冯宝君是小辣椒，张念群也是小辣椒，李继香还是小辣椒，也不知道行动党还有没有其他小辣椒？她们个子可能不大（我没见过），口才可能很好（我没听过），但人家有名有姓，就直接叫名字嘛，否则倘若有朝一日中年发福，那时候是不是要改称“大辣椒”？不过，话说回来，既然国人这么喜欢凭外貌取花名，我常纳闷为什么没人把前巫统妇女组主席拉菲达称为“灯笼椒”？

近来听到的最无聊废话，莫过于当下居然还有人起哄要别人组团队“加入马华，纠正马华”。做人没知识也要有常识，没常识也应该多看电视，台湾人这句流行话确实观察入微，说废话也得有点谱，不能要求别人因为你的无知而陪着一起无聊。31年前华教人士喊着“打入国阵，纠正国阵”的口号，浩浩荡荡进入政坛，结果呢？前车之鉴很清楚说明，没有基础的螳臂是不足以挡车的，不从历史学习教训，又不是有什么高见或许能够阻止同样结局的发生，仅仅不经大脑效仿那鹦鹉学舌，哗噪得只是让人感觉厌恶万分。

如果大家能够不人云亦云，凡事都稍微分析一下，同时让头脑管理好自己的舌头，不要乱说废话，试想想，在如此大环境下，那些口不择言的三流政客还有立足之地吗？至此，政坛文化想不提升亦不可得也。

我在想，这也算得上是一种爱国的表现吧？

28/4/2013 《南洋商报》《言论》版

《人生如戏》>>21/04/2013 《不完美民主的命运》周嘉惠

《不完美民主的命运》>>>周嘉惠

没有良知为基础的民主是可怕的。野心家肯定尽情发挥创意去滥用制度，以满足自己的私人目的，通常无非就是权力与金钱。野心家利用民粹百般讨好选民，将教育与传媒作为控制人民思维的工具，再透过花样繁多的洗脑工序，好让一代代人对幻象信以为真。最终极的业绩，就是引导民意坚信真相确实如此。

事实不符历史的轨迹怎么办？那有什么关系？既然胜利者掌握了历史的发言权，那么何妨委屈历史配合一下演出？有多少人去怀疑过，假如单凭殖民地派几个代表来谈判，宗主国就大发慈悲放生，合理吗？果真如此的话，你也谈判、他也谈判，不落日帝国还可能成为不落日帝国吗？然而，把竞争者一脚踢开，我方又得以正名，这样版本的历史故事不是很皆大欢喜吗？何乐而不为呢？

当立法、执法、司法全体被收编后，民主制度遂成了虚有其表的皮影戏，再无力去监督应有的民主秩序，各种掏空民主的权力结构必然逐渐形成，平等、自由、道德等崇高观念早晚从记忆中完全磨灭。《无私的艺术》中的这一句话很值得慢慢去咀嚼：“如果整个政治体系都腐烂了，而只是沦为满足私欲的口号、结党营私、享受特权、恣意专断，那么再好的民主都没有用。”

没有理智为基础的民主同样是可怕的。没有分析能力的庸众，即使你不介意永远重复从一加一讲起，他还是依靠惯性、惰性、奴性三合一的习性行事。国投反对党，州投执政党，好像不采用这样的方程式就等于犯了乱伦罪。不怕5•13再发生吗？不怕没有猪肉吃吗？不怕不能赌博吗？不怕斩手吗？不论你怎么解释都好，僵化和退化的头脑还是要发问一模一样的问题。教猪唱歌真的很无趣，你生气，猪也生气。老实说，有时候我还真的很同情那些低声下气的政治工作者，耐性好得简直像是传教士。

电影《春娇与志明》里有对白：“一世人流流长，总会爱上几个人渣。”看来除了人渣，人渣党也同样让某些人爱得失去思考能力。有某些人脑袋象是被灌进了洋灰，或者天生少一条筋，总之忠诚度不容动摇。当年为什么加入？今天为什么还不退出？完全不在考虑范围。我生是X党人，死作X党鬼，不论党怎么无可附加的不得人心、如何的狗皮倒灶，反正身为永久会员，最后当然还是得含泪投我党一票。孙中山可以革掉封建王朝的命，却革不了奴才们习性中的封建，所以老人家临死还在悲叹“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假如要归纳一个结论，其实说到这里还不够明显吗？没良知加上没理智，不就等于发展中国家吗？

21/4/2013 《南洋商报》《言论》版

《人生如戏》>>14/04/2013 《立场与原则》周嘉惠

《立场与原则》>>>周嘉惠

几年前曾在杭州参加学术研讨会，当时正值桂花盛开的秋季，晚饭后没事做就随着几位教授一起散步赏桂。南京大学的吕效平教授对我这“国际友人”十分友善，天南地北的聊了一个晚上，后来不知怎地扯到海外是怎么看待中国共产党的？我把中国“发达”前后的画面据个人所知尽力描述一番；他接着问，在我过去印象中的共产党是否皆为青面獠牙？我很诚实地点头。吕教授指着同行那位已年届古稀的田本相教授说，田老师十几岁就加入共产党，你看他是不是青面獠牙？田教授一生对曹禺有过“赶尽杀绝”式的研究，但论样貌只能说是慈眉善目，绝对不是青面獠牙。

那么青面獠牙的共产党印象是怎么来的呢？追溯起来大概应该归功于当年反共政策的成功洗脑。用现今的习惯用语，那叫着“妖魔化”。

回到大选前夕的今日马来西亚，就我个人所接触的人群而言，不是国阵就是民联的支持者，非此即彼，已没有“中间选民”这回事了。拥有各自的政治立场是很正常的事，不正常的是许多人都在很努力地企图妖魔化站在不同立场的人。

在国阵支持者眼中，民联代表不懂感恩、乱开空头支票、制造社会不稳定因素、讲粗话没文化。在民联支持者眼中，国阵代表贪污、腐败、特权、喜爱偷拍三级性爱片。反正对方一无是处，只有己方同志才是爱国爱民的好人。我想，这些恐怕都是妖魔化对方后所呈现的幻象，一再重复强调等于加强剂量的洗脑工序，只会更让“自己人”信以为真，对方则认为被抹黑而更恨之入骨。

我们可以反对讲粗话，但别以为讲粗话就一定代表没文化，只有头脑简单的人才会以其单线思维如此一口咬定。我们可以谴责下三滥偷拍政治人物的性爱短片，不过，即使认定私德不影响大局，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同时要求政治人物更为洁身自爱一点？洁身自爱总不能说是坏事啊。一味的攻击对方，却拒绝自我反省，结果是立场鲜明，原则模糊，甚至丧失殆尽。

报上的评论文章，除了政治人物卖药膏的大作不论，一般作者都还算能够克制情绪，除了某位专栏作者，其他人尚不至于为了维护政治立场而连原则也不顾地信口雌黄。如果去查看网络上的留言，不难发现立场坚定，而将平常讲究的优良传统、文化抛诸脑后者比比皆是。有人说，华盛顿邮报的网上读者留言，还不是一样的尖酸刻薄、情绪多于思考？奇怪了，我们为什么总是在坏的一面找更坏的榜样来遮羞？除了没出息，难道这就能够合理化自己的言行？不行的呀！

但凡选举必然只有一方中选，余者败选，但是我们不应该把一场你赢我输的活动升级成你死我活的斗争。选举只是一时的事，重要的还是往后的日子怎么过下去。国家的进步不能单靠己方，而是需要全民的努力。现时不顾原则地进行抹黑、妖魔化，那心中刺不会随着选举结束而自动消失，撕裂的社会要如何愈合，双方才可能重新携手合作？各路壮士们，可有想过这一层？

呼吁大家，在表明、维护政治立场的同时，也想想言行是否逾越了原则？如果思维不能超越政党，至少保留道德原则吧。

14/4/2013 《南洋商报》《言论》版

《人生如戏》>>07/04/2013 《去投票吧！》周嘉惠

《去投票吧！》>>>周嘉惠

投票选举是民主制度最鲜明的外在象征，一般国家往往也以举行投票选举作为向国际社会及国民展示其民主化、现代化的成绩表。

当然，如果对世界历史有点认识，我们应该知道早在公元前六世纪，古希腊的雅典已推行了民主制度，所以民主制度实在说不上是现代化，反而是一种复古现象。至于独裁政权下的投票选举，当权派获得百分百压倒性支持率是等闲事，由此可见选举也并不能完全代表民主。更何况，即使在雅典这民主制度的发祥地，苏格拉底就是被投票决定判处死刑的。虽然苏格拉底死后，雅典民众很快就觉悟到他们的错误，当时的原告被送到被告席，但已无法阻止这个历史事件成为民主制度永恒的污点。

既然民主制度既不现代，也不保证民主，更不见得完美，那为什么多数现代国家还是选择采用这个制度？英国名相邱吉尔1947年11月11日在下议院的演讲，大概是对这个疑问最好的说明： 民主制度是在各种不完美制度中相对来说比较可以接受的（it has been said that democracy is the worst form of Government except for all those other forms that have been tried from time to time.）。

换言之，这是没有办法下的办法、没有选择下的选择。然而，对我国的普通老百姓而言，这五年才开一次的民主之花，还是我们唯一的冀望。不过，在这并不完美的制度下，此时正是各种政治糖果、甜言蜜语的盛产期，我们也许更应该在这一时刻让头脑清保持醒，力求减低事后的遗憾。

我们当然需要举例说明。

1990年10月14日新山中华公会收到柔佛州务大臣秘书的公函，承诺有两三百年历史的柔佛古庙将永久获得保留。那是大选前一星期的承诺，随后在1991年12月29日古庙围墙被新山土地局强行拆除。当年的柔佛州务大臣，如今已贵为我国副首相。历史文物一旦被毁就找不回来了，承诺在选举后弃之若敝屣，却在民主制度下风采依旧，真是值得玩味的现象。

为人和善是好事，但唯有如此却是远远不足够的。当回锅油、鸡肉产品发现猫狗用抗生素残余的问题被揭发，卫生部长答应彻查，可是至今不见一个明确交代。是查无此事？还需要更多时间去调查？奸商后台太硬查不下去？到底是什么？廖部长是在指望民众自然而然地随着时间忘记这些黑心事件吗？健康一旦被毁就找不回来了，可是廖部长还继续当他的好好先生，这也很值得玩味。

308让许多政坛强人一夕倒台，前国大党主席三美维鲁就是其中一人。308晚上当投票结果陆续揭晓时，有人从海外回国，海关的移民局官员兴奋地告知三美输掉了；当晚有主持人在婚宴上第一时间报告这个消息，全场鼓掌欢呼。这些人都不是和丰区的选民，但事实证明政治人物的言行其实是牵动全国人民心情的，否则无法解释这类普天同庆的场面。如今三美又自告奋勇要成为候选人，实在令人莞尔。

从这一个角度观之，这个并不完美的民主制度，在没有更好的替代制度出现之前，还是需要保留的。至不济，它偶尔还能够让大家看清人性，甚而发挥一点娱乐作用呢！

在即将到来的选举日，不论支持谁，去投票吧！对绝大数的你我而言，唯有这一天，你才是这些台面上大人物的老板。五年一次的飘飘然机会，不要白白浪费。

7/4/2013 《南洋商报》《言论》版
P/s 编辑为副首相和廖部长这两个人物的身份打上马赛克，为尊者讳吧？这类文章我并不喜欢写，无法保持中立，是编辑要求的。

《人生如戏》>>24/3/2013 《反思今日报章》周嘉惠

《反思今日报章》>>>周嘉惠

近来有越来越多朋友表示已放弃主流媒体（主要指报章），而转向网络去获取消息。个人选择原本是没什么好议论的，但他们在提及主流媒体时那一脸不屑的表情，倒是令人觉得这件事应该认真反思一番。

过去在大学上中国近代史，教授曾特别指出五四时期的中国大学生，对报章所承载的消息有一股热切的渴望追求，他们总是在固定地点等候报贩，报章一送到马上就被抢购一空。有点类似的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刚开放时，大学生也不惜在雪夜中在新华书店门口漏夜排队，以便隔天用手中为数不多的储蓄购买最新出版的书籍。这种对消息、知识如饥如渴的时代确实曾经发生过，以后会不会再次发生，我不知道，不过，在今天看来实在太像是神话故事。

随着时代的进步，主流媒体在传达消息的速度上输给了网络媒体，可是这并不是大问题，主流媒体纷纷架起自家网页，也算是符合时代要求的应对之道。虽然现代人普遍缺乏耐性，但即便如此，主流媒体的消息传达速度还不至于严重到令人不屑的地步吧？

有一种说法是我国主流媒体背后都有政党背景，尤其是亲政府的政党背景，以致主流媒体都有“援交”的嫌疑。某些国文报章公然以党报自居，那么报道新闻一面倒就不足为奇了，党报不是本该如此吗？然而，“幸存”的几份主流华文报并没有以党报自居，或许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而显得不能尽如人意，但我个人不认为那就是“援交”的铁证，没必要自动对号入座兼且激动万分。

如果跟五四时期的报章比较，或者跟三十年前的华文报相比，最明显的差别在于今天的主流华文报已放弃了使命感。

所谓使命感表现在许多方面，首先是放弃了引领思潮的传统。我不确定这是不是又要把帐算在后现代主义头上？反正当代报人和一般人一样得为车贷、房贷、教育费、医药费、生活费而烦，而且在教育普及的今天，报人的知识、见识并不见得高人一等，恐怕事实上是既不能也不好意思去引导思潮了吧？

华文报章过去曾经扮演过重要的文化推手角色。除了传播消息，还提供了分析时事、推广文艺等功能，起到一定的启蒙作用，为文化沙漠平添一丝绿意。可是，今天办报已不太像是个文化事业，而更像是个纯粹的商业活动。几年前我天真地找某报馆联办文化活动，负责人开口第一句话就是：“这对我们报馆有什么好处？”

凡事以“好处”为出发点考量，报章非但不再引领思潮，反而处处迎合读者的口味以及程度。因此，今日华文报有看图说故事的新闻报道形式（读者难道不识字？），看图找差别的低智商游戏；副刊的篇幅一减再减，投稿园地连带逐渐消失，600字的豆腐干文章横行，但是似乎没人去质疑600字能表达什么？至于分类广告，事关金主就甭提了。迎合读者、过分强调商业考量的恶果已十分明显。

近年我个人也常上网看消息，但仍保持着翻报纸的老习惯。虽然还不至于对主流媒体产生不屑的感觉，但如此下去，我真的不得不为华文报捏把冷汗呢。

31/3/2013 《南洋商报》《言论》版
P/s.我在想，今回会不会被人围剿？

《人生如戏》>>24/3/2013 《变》周嘉惠

《变》>>>周嘉惠


不确定多少人还记得丰子恺（1898-1975）？这位五四故人的代表作《缘缘堂随笔》是我个人很喜欢的一本书，尤其开卷第一篇散文《渐》深深吸引了当年才刚升上中学的我，至今仍记忆犹新。

如丰子恺所言，渐进“使人生圆滑进行”，是“造物主骗人的手段”。如果改变都是一年一年地、一月一月地、一天一天地、一分一分地、一秒一秒地渐进，人就不易察觉变化的演进痕迹。而且，渐进的生活就像吉他的滑铉指法那般，除了不间断，还予人一种特殊的韵味。

当然，渐进也有“温水煮青蛙”的功用。试问有哪位白发宫女不是从美少女渐渐变成的？一夜变老恐怕是绝大多数少女都受不了的刺激，但慢慢变老就感觉好接受多了，而在黄昏岁月话天宝未尝不是种排遣时光的浪漫情怀。从四十年前到今天，马币与新币之间的兑换率一点一滴地节节败退，曾几何时，国民由争相到邻国购物逐渐转变成争相去当“外来人才”（不提‘马劳’似乎让人比较心平气和一点），至少伟大的领袖们谁也不觉得需要为这种局面惭愧。

随着时代的进步，有部分人终于觉醒，并走出了柏拉图理想国中的黑暗洞穴，试图仔细观察阳光下的现实世界，一反过去听信他人天花乱坠的老习惯。这原本也没什么不好，可是加速变化让一些有危机意识的人感觉不安，于是有“要稳定，不要乱”的忠言出现。

把蒙着双眼的黑布一把扯开，光线确实会令人眼花缭乱，但暂时的眼花缭乱并不等于“动乱”，更不成为四处散播“动乱”言论的理由。我们总应该有这么一天要验收历经半世纪渐进变化的结果，至于认清现实后要怎么走下去，有心当老大的各路人马还请提出高见供大家自由选择。

如果稳定就意味着“温水煮青蛙”，那是稳定？还是虚幻？譬如把糟糕的治安情况硬说成数据显示良好，那算是稳定人心？还是制造自我感觉良好的虚幻？譬如回锅油、鸡肉产品发现猫狗用抗生素残余的问题，卫生部不好好给予一个明确交代，那是希望稳定人心吗？好好先生的形象如果是以大家的健康为代价，不得罪奸商来继续维持的，那跟《笑傲江湖》中的君子剑岳不群有什么两样？

不论渐变或速变，最后的结果都是现实不再一样了，本质上只有时间长短的不同，也因而对生活感受有不同强度的冲击。“渐变”一步步麻痹我们的神经，让有心人容易浑水摸鱼；“速变”的强烈刺激让大家思考，与其长期被蛇虫鼠蚁“温水煮青蛙”，为什么今回不用温水炖一锅蛇虫鼠蚁汤？

一首曲从由始至终，不管三七二十一都一直滑铉到底，除了显示表演者学艺不精，更恶劣的是简直不把听众当人看待，居然还好意思要求或曰劝告大家必须“坐定定，不要乱”，listen、listen、listen。如果用这种态度去参加选秀比赛，早就被人丢鸡蛋轰下台了。

任何一首曲都有不同的演绎方式，是不是到了该换人表演的时候了？

24/3/2013 《南洋商报》《言论》版

《人生如戏》>>17/3/2013 《哈林摇摇出了什么？》周嘉惠

《哈林摇摇出了什么？》>>>周嘉惠

最近有朋友在报上谈论骑马舞和哈林摇的后现代意义，读后也想狗尾续貂，在这里聊聊这个课题，且权当是一次隔空交流。

后现代主义是在上世纪60年代兴起于西方的哲学、社会文化与艺术思潮，虽然它的黄金时期已成为过去，但并不代表它的影响力亦随之烟消云散、船过水无痕。借用一句沈语冰教授在《20世纪艺术批评》里的话，后现代主义的本质表现出一种在知性上的反理性主义、道德上的犬儒主义，以及感性上的快乐主义。它所造成的影响在好的一方面是让许多向来被忽视的边缘群体一一浮现，发出声音，坏的一方面则是形成了去中心的、陶醉迷狂的、“一切皆可”的、不负责任的乱象。

然而，用后现代主义来套哈林摇，得出哈林摇带有对日常规范的反扑和反叛，以及打破传统，挑战权威和标准的意义，这跟当年杜尚高举尿器说是艺术品一样，令人感觉耳目一新。我更感兴趣的是，后现代主义究竟是描述、解释，还是造就了哈林摇在网上的流行？描述仅仅表示那是一种观察所得，解释表示已胸有成竹，事实正是如此，造就意味着没有后现代主义就没有哈林摇。

据个人观察，哈林摇在表面上很有狂欢的况味，参与者都表现得仿佛处于癫狂忘我、自由放纵的状态。狂欢境界在古希腊的酒神崇拜和古印度湿婆大神的崇拜都占有重要地位，那时候后现代主义连影子都没有。所以，“造就说”恐怕不能成立。

至于“解释说”可有道理？或许我们需要先来回忆一下古希腊人对哲学和智慧的看法。

古希腊人认为惟有神才能获得智慧，凡人只能接近智慧、爱智慧，而“哲学”这一名词在古希腊文的原意就是爱智慧，这里同时还显示了古希腊人在智慧面前的谦卑。但是，“解释说”则表现出一种迥然不同的态度，只有确定自己完全了解事实，亦即掌握了真理，才有资格来进行解释。用古希腊人的标准而言，凡人应是不具备掌握真理的智慧的，故“解释说”实际上折射出一种知识上的傲慢。

剩下的只有描述一途了。描述的情况有如瞎子摸象，各具所见，交流能填补各自的空白与盲点；当然前提是必须拥有容人之雅量，敞开胸怀准备聆听不同意见，至于最后接受与否则是另一回事。“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用后现代主义来描述哈林摇只是一说，从另一个角度来视察，或可得出更有意思的结论亦未可知。使用尖锐且负面的词汇于行文之中，一心以眼还眼、以牙还牙，那已是小孩子交战的姿态，不是在交流。我国华文报章经常发生互丢泥巴的笔战，要打这类型笔战就明说也无所谓，不用美其名为交流。

在这个诸神退位的时代，多的是自我膨胀，少的是对他人的敬畏之心。即便果真学问大涨，成了货真价实的哲学家、思想家，却因为丧失了古希腊人谦卑的求知精神，等于少了一个爱智者。这样的结果还是让人深感得不偿失的。

话说回头，哈林摇究竟摇出了什么？尼采曾经说过：事实并不存在，诠释不同而已。我和任何人一样都没有把握住真理，所以，和过往一样，还请各位自行下结论吧。

17/3/2013 《南洋商报》《言论》版

15/3/2013《“成熟与雅正”的迷思》>>黄能世

《“成熟与雅正”的迷思》黄能世

要对持有“成熟与雅正＂之迷思者进行知性的交流有困难。这种困难就在於其以为“成熟与雅正＂有一种“正確性＂的真理观。依据这种真理观，“成熟与雅正＂的迷思之迷思性就在於认为人有一种確定的样子，社会有一种確定的样式，人不能逾越这种样子和样式。不然就是违反规范，產生乱象。

这种解说从何而来？“正確性＂的真理观，其基础可说源自於传统形而上学“符合论＂之认识论的真理观。符合论的认识论真理观原则就是“知与物的符合＂这一真理公式。依据这一公式也就是思想与存在的同一。而思想指的是理性的思想，而存在指的是实在。这就是现代性真理观的基本形式。在这种形式中所包含的基础结构就是逻各斯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精神。现代性的霸权意识就隱含在逻各斯和人类中心主义的精神里。

在符合论真理观精神的光照下，人的理性被高举，实在作为理念成为绝对的標准。由於理性是与超感性的实在相对应，因此作为人的感性存在被贬为非理性，人的世界也被看为是变易不定的非实在。这种认识论的真理观被奉为圭臬，从而成为一种教条和信条。因此很自然的我们都把凡是属於感性存在的现象归类为不正確的行为，从而也是不道德的行为。我们的世界由於是非实在的世界，因此也是不正確的世界，正確的世界在一般的普遍性和绝对抽像的概念中。理性当成了人的本质，也成为了衡量是非善恶甚至是美丑的尺度。

然而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的知识从何而来呢？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问得更深，“物与陈述又在何处符合一致？＂显露了符合论真理观的困境。符合论真理观的弊端也在於它以普遍的、绝对的理性概念所编织的罗网对人的独特的生存和个性进行束缚，把人异化以及把人的存在抽像化。

它的问题就就反映在二元分立和理性独断的结果中。这些问题都导致了后现代问题的崛起。只要我们真正从学理的层面来理解后现代的思潮意义，就不会陷入一种人云亦云的迷思中，以为后现代的问题“是一种无价值和无意义的理论＂，从而会造成社会问题。提出后现代是造成“人类没落乃至墮落的耻辱＂的言论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言论。这种言论甚至是无耻到隨意套以“自私＂、“杀人犯＂罪名的地步。这是不学无术的可悲。

1997年11月14至16日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举行的后现代主义或者说后后现代主义的学术討论会，以其座右铭反证了所谓后现代理论“穷途末路＂的歪理。“我们继续批判现代性，但我们要超越某些后现代主义支派所主张的那种任意性。我们怀疑一切確定的基础，但並不意味著甚么都不值得一提＂。至少我们看出了后现代精神的成熟与雅正，即对一种真正追求知识的態度和开放自我批判的度量，而非陷入迷思和盲从。因此我们必须反对逻各斯的学术迷思，但要鼓吹开放和自由的成熟与雅正。

当然我们知道所谓的“雅正＂说具有深厚的学术背景，它出自於理学“崇正＂的理论。依据成熟与雅正的要求，我们可以进行对“雅正＂说的意义问题辩论，但切记免於又陷入东方的比西方的“正確＂这种无知的迷思中。

15/3/2013 《星洲日报》《言路》版

6/3/2013《成熟与雅正》>>王德龙

《成熟与雅正》>>>王德龙

严格说来，骑马舞以及哈林摇仅仅只是网络迅速窜红的流行玩意儿，个人或者公开场合本就无须对此过多地倾注精神。然而，当它们以及接下来的现象和教育、政治、文化捆绑在一起，成为个人或者群体利用、消费，企图达致自我与自私目的的一种手段时，那么也就只好赘言几句了。

每一个人都希望被理解、被认同，生命的意义须要获得肯定。而获得理解、认同与肯定的態度和方式，必须是正当、合理以及成熟的。同样的，所有的情绪、不满与怨恨都须要获得宣泄、疏导，而宣泄或疏导的態度和方式也必须合情合理与合乎礼义，不给自己和他人带来苦恼与麻烦。生命成长的关键，正在於脱离孩童时代的幼稚、躁动、自我，而逐渐趋向於成熟、稳重和雅正。因此，作为一种普世价值，一种人类社会正常发展、繁衍的规范，不应该简单地被视为霸权和保守。

当人表现出无礼、幼稚、狂躁和危险等行为，而被教育和制止的时候，说明的是这个人本身须要沉淀下来，冷静思考。如果反过来说教育者或制止者缺乏同情心、同理心或者跟不上时代的步伐，这无疑是严重混淆了逻辑以及人类生存的价值与意义。正如持鎗杀人，尤其是闯入校园射杀无辜孩童的杀人犯，他固然有他的背景和心理须要政府、专家学者去探究，但是我们绝不会因此而美化他的行为为“勇闯＂校园。

再说，骑马舞或者哈林摇是否有那么多对於日常规范的反扑与反叛，並企图通过这样低俗的方式打破传统，挑战权威和標准的意义，也还是一个大问题。如果这仅仅只是好玩或者企图吸引眾人目光的一种方式，那么我们也就无须为其寻找任何支持这种行为的理论。而如果这种行为背后还有更大的利益因素，诸如一分钟的表演就要徵收多少万元的费用，而导致政府有浪费公帑的嫌疑，试问我们还有甚么必要为此寻求冠冕堂皇的理由？

由此还必须涉及的一个层面是，对於各种主义以及流行的行为，我们是必须审慎的。盲目追逐潮流，並不假思索地去鼓吹这一些主义与潮流，很可能带领我们走入难以自拔的陷阱。当然，后现代主义在西方早已经穷途末路已经是不爭的事实。很多的社会问题，以解构、无意识、即兴、无规矩、反逻辑为理论思维的后现代主义须要负上很大的责任。一切皆无价值和无意义的所谓“理论＂，昭示的並不是人类从蒙昧趋向开放与进步，反而是人类没落乃至於墮落的耻辱。

另外，如果对这些现象持怀疑、否定、厌恶態度的不乏其人，那么將骑马舞、哈林摇等流行现象，直接说成是“人类集体意识在现当代的一种精神境况＂是完全不成立的立论。一种现象的出现固然有它值得关注的一面，但是仅仅只是揭露现象，研究这一些现象，以及为这一些现象刻意寻求理论意义，从而忽视了现象的正確性、合理性，以及我们对怪异现象揭露和纠正的义务，是目前我们特別流行的一种“现象＂。同时，这也是我们须要特別留心正视的另外一种“怪异现象＂。

6/3/2013 《星洲日报》《言路》版

5/3/2013《从骑马舞到哈林摇》>>黄能世

《从骑马舞到哈林摇》>>>黄能世

目前在网络上最爆红的舞曲不再是骑马舞而是哈林摇。全球每个不同的地方都以各种方式和创意表演“哈林摇＂。在马来西亚这样相对还处於保守和发展的国家，可能对网络上这种无厘头的舞曲嗤之以鼻，认为是一种无意义的玩意，不值得鼓吹和跟风，甚至是去深一层的瞭解。

从骑马舞到哈林摇，我们可以看到两者的演绎方式都有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在表演形式上都表现出一种反传统的意识。舞曲中有著各种违反传统规范的动作。最典型的招牌动作就是一种象徵著“干＂的肢体语言（表演者前后摇摆著下体）。如骑马舞里当电梯门打开时，演员摇动著下体的一幕。这种肢体言语转移到哈林摇时更成为了主要的表演肢体。带著面具的主要表演者跨浮大胆的对著眼前做著正经事的人们“干＂。这种“干＂的肢体语言在一般人眼中具有猥琐、性象徵的不良意识。因此总的来说，骑马舞到哈林摇似乎给人的印象就是颓废，有违传统的无意义。但它们真的是无意义吗？

若对后现代的文化思潮和艺术演变稍有瞭解的话，我们就知道上述表演艺术並非无意义，而是包含了后现代解构意义的深层原理。这种解构含义主要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可以说是发展与延伸自对现代主义哲学思辨的批判和消解。

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思辨特徵即在於它的理性思维的基础。在这一理性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整体知识论强调的就是符合逻辑和正確性的思维模式。但何谓逻辑內在的標准意义和正確性的內在可能性等本质论的问题，都已经在现代主义的自身消解中崩溃和瓦解。

来到后现代的光景，这种消解性愈加强烈和激进，如后结构主义代表人物德里达对人类中心主义与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解构，以及法国哲学家利奥塔对元敘述和一元性的否定等。诸种后现代的哲学批判就是要点出人的存在不只是只有理性存在而是还包含了感性存在本身。

因此依据后现代思潮的脉络来思考，我们就会明白为甚么在骑马舞到哈林摇的表现形式中充斥的是诸多感性形式的表演样式，如无意识、即兴、无规矩、反逻辑、游戏性和性自主等元素。因为这些感性存在自古以来就被具有霸权意识的理性主义所压抑、否定和边缘化。感性存在並非无意义，它是与理性存在同样构成人类生存的最原始状態。

由於传统的规范意识是站在理性主义的高点上出发来对人的感性存在进行否定，因此在哈林摇中我们看到了它对日常生活中一般规范之约束的反扑与反叛。舞曲中带著面具的表演者象徵著人们內心深处的本我，透过潜意识的释放，在所谓正经、规范和合常理的標准活动面前对著“干＂。这种“干＂的隱喻象徵性具有打破传统，挑战权威和標准的意义。並且在打破传统、权威，现实的束缚和压抑后，每个人以真实的自我为表现。透过变易装、潜意识行为及自由摇动把遮蔽的自我给予解放。

因此从骑马舞到哈林摇的网络文化现象並非是一种无意义的现象，它体现的正是人类集体意识在现当代的一种精神境况。

5/3/2013 《星洲日报》《言路》版

《人生如戏》>>10/3/2013 《思与学》周嘉惠

《思与学》>>>周嘉惠

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这句话很有名，在中学时代就知道了，但直到毕业离开大学校园，却始终觉得自己不得其门而入，不知道该怎么去思考。过去我的迷惘不在于不肯去思考，而在于没有一个值得信赖的思考方法。

在生活中碰到问题时，直觉会指引该怎么去处理，但这种办法总让人不太放心，怎么可以凡事都跟着感觉走呢？依靠感性行事，应该是在理性失灵下的不得已选择，个人确实如此认为。且不去管什么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主张，反正对我个人而言，逻辑就是比感觉更具说服力。感觉与生俱来，逻辑思维却不一定，处理事情应该两者并重，我的不踏实感觉来自理性思考的缺席。

靠直觉行事，在西方尚有educated guess（有根据的推测）与wild guess（瞎猜）之分，相比之下前者自然更高一筹，但即使侥幸“猜对”了，心虚的感觉最后形成的迷惘却久久驱之不去。从前在跟他人讨论问题时，实际上是用语言“同步”翻译自己的直觉，而不是在表达自己的意见，往往最后弄得听与讲双方都很累。

有问题，就应该要有答案，否则不算圆满解决。这是过去一种十分直接，同时也十分幼稚的认知。2001年参加了沈观仰先生在吉隆坡开办的哲学班，当时以为哲学应当能够为生活中的各种难题给予明确答案，事后才发现哲学完全不是想象的那么一回事。

哲学不讲究答案，讲究的是看待问题的方法。一旦深入去探讨问题，慢慢就会发现最大的“魔障”，不是别的，而是影响自己思维的各种假设。因此，检验假设就是逐渐解除蒙蔽事情的外衣，一旦问题的真实样貌显露出来，其实答案往往是不问自明的。

譬如当下的苏禄军入侵沙巴州事件，各种谣言满天飞。若不愿意被别人牵着鼻子走，首先就是尝试把谣言背后的假设慢慢整理出来，然后一一对这些假设做出检验；当然这么做本身也免不了做出一些假设，但出发点是不同的，起码没有什么不良居心，纯粹是希望看清事实真相。或许整件事背后很复杂，不过质疑“谣言制造者”所做假设的根据是什么，对方的言论往往立刻就站不住脚了。有时候我们真的不需要答案，因为问题本身其实根本就不是问题，而是某些人“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虽然如此，很多人还是习惯上要求答案明明白白地摊在眼前，这也解释了沈先生的哲学班，为何从全盛时期的两百学员，逐步减少到二十名“信徒”。然而，哲学的本质就是授人以渔，而非授人以鱼。后因沈先生的健康问题，哲学班已经宣告结束。

追求理性，但不舍得放弃感性；重视感性，却也绝不看轻理性。如何拿捏分寸以求平衡？我认为办法是必须加入知性的成分，荀子说的“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劝学》），大致也印证了这个观点。本人的学历完全可以反映这里所述的理性、感性与知性的并重，不过个人“威水史”就不多说了。

提出个人经验，仅供读者参考，希望有所助益。

10/3/2013 《南洋商报》《言论》版

《人生如戏》>>3/3/2013 《假设》周嘉惠

《假设》>>>周嘉惠


生活中其实我们无时无刻都在做着各种假设，只不过大多数时候我们不自觉而已。

譬如，过马路时，我们假设自己不会横死在车轮底下。乘搭飞机，我们假设这趟班机不会发生坠机事件。把剩菜收进冰箱，我们假设了今晚冰箱不会坏掉、电流供应正常、自己不会一睡不起等等。假如我们做的是正好相反的假设，那么我们可能就会一辈子活在马路的这一边，不搭飞机，把所有剩菜吃光。当然，或许有人打定主意豁出去，即使八字说明该日不宜留剩菜，还是决定逆天而行，结果隔天吃剩菜的时候感觉就好像战胜了老天爷，十分过瘾。

任何事情都有风险，问题是我们如何去面对生活中的风险？一般人应对事情背后的假设大致可分成三类：赌徒心态、一切宁可信其有的心态、风险评估。

赌徒有着无可救药的乐观心态，他们赌博不是因为不懂十赌九输的道理，只是觉得自己福星高照，输钱的肯定不会是自己，反而是大把大把的钞票即将被塞进自己口袋，不赌一把实在既对不起庄家，更对不起祖宗的关照。

宁可信其有的心态比较偏向悲观，假设了天底下的倒霉事极可能都快要发生在自己身上。疑神疑鬼之余，到处“买保险”，路边的大石头、大树根都拜一拜，宁可信其有啊。

再来就是比较客观的风险评估，依据的可能是一些统计数字、实际经验、逻辑推理等。不过分乐观，也不过分悲观，只冷静地遵循评估的结果行事。

我们基本可以认定前两类是非理性的，最后一类才是理性的。不久前在另一篇文章中说过，非理性只是感性的另一种说法，不一定就具有贬义。不论是理性或非理性的假设，其实都值得、需要我们去做出检验，以便了解如此这般的假设，到底背后说明了什么？凡事照单全收的话，表示一切跟着感觉走，实在不太靠谱。

大学提供的各种学科，实际上也都存在着假设，虽然谁也不曾告诉过你这些假设是什么？医学是否假设了病痛都是可以治疗的？工程学是否延续了“控制自然，造福人群”思维的假设？这些假设很重要，它们是支撑各门学科的基石。不过现代人才不管什么基石，莘莘学子到大学读医学、工程学只是假设这么做以后比较容易发财。

就人类发展的层面来说，以如此之假设来决定往后的事业，实在说不上是个好现象。不过在过分讲究自我的年代，恐怕很少人还记得自己也是人类的一分子了吧？

话说首相年初二在槟城被“一部份人”三次以No洗了把脸，不料元宵节时旅游部长黄燕燕在马六甲重蹈覆辙，四度要求观众喊“Yes！Yes！Yes！”，却得到“No！No！No！”的回应。

常听说一种讲法，提出好主意的第一人是天才，第二人是庸才，第三人是蠢才。但是，从没听人说过想出坏主意的情况。既然已说明是坏主意，第一人已经不够聪明了，怎么还会有第二人继续跟进呢？那是需要受过什么特殊训练才会做出的事？

我很好奇，部长大人当时脑袋里到底是做了怎么样的假设？

3/3/2013 《南洋商报》《言论》版

《人生如戏》>>24/2/2013 《幸福与快乐》周嘉惠

《幸福与快乐》>>>周嘉惠


西方的公主与王子童话常以“他们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作为结束，用英文来表达则是and they lived happily ever after。也就是说，happy被翻译成“幸福快乐”。过去一看到happy就直接联想到“快乐”，后来才知道原来英文把幸福和快乐都称为happy。

幸福与快乐是同一回事吗？乍看之下仿佛是，细想又觉得不是。若以上面那个句子为例，整句话的意思很明显就是“他们从此过着既幸福又快乐的日子”。幸福与快乐应该是两种不同的感觉，区别在哪里？

这两个词不查字典大家也应该明白意思。简单来说，“快乐”的时候会让人发出笑声或至少笑容满面，而“幸福”则是一种心灵上的欣慰感觉；两者有着内敛和外显的不同。

几年前读到美国《独立宣言》的这一段文字：“我们认为以下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的正当权力，是经被治理者的同意而产生的。”中英版本一对照，方才恍然大悟The pursuit of happiness其实是“追求幸福”，而不是“追求快乐”。诚然，“追求幸福”才符合《独立宣言》的架势，“追求快乐”实在比较像是夜店的广告修辞。2006年的电影The Pursuit of Happiness原来是在表述实践美国精神的真实故事，想通这一点，不免对这部电影另眼相看。

提到幸福，不禁想到报上经常提的“幸福指数”，英文其实叫better life index，这样翻译感觉或有再推敲的空间。新加坡剧作家Haresh Sharma的作品Fundamentally Happy被译成《本质上快乐》，若从内容来看，依愚见译成《本质上幸福》恐怕更贴近男主角的心境。

可见将happy当作“快乐”解释并非我个人的认知而已，问题是为什么？按常理推测，快乐是外显的感觉，笑容满面的表情相对常见，一般人自然比较容易联想到那里去。

“幸福”却是个什么样子？不知道。米兰昆德拉在《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中说：“幸福是对重复的渴求”。“渴求”又有样本看吗？没有。幸福感因人因时因地而异，没有一定标准，幸福更没有一定的“长相”，我们难免感觉比较陌生。

近来政府接二连三颁发各种名目的援助金，成功领取援助金的人当然开心，至于他们会不会如预期般的感恩戴德？目前只怕还言之过早。社会上更多人脸上笑嘻嘻，有助于营造温馨的氛围，当然不是坏事。幸运儿在领钱当下自然是快乐的，但这种久久一次的快乐，最终会带来精神上的愉悦或心灵上的欣慰，即幸福吗？令人怀疑啊！虽然在援助金面前，大家都有种“对重复的渴求”，如果有人竟把这些笑脸解读为幸福的表情，这误会恐怕是闹大了，尽信书不如无书啊！

说到逗人开心，不免联想到时下已经有夜店、贺岁片等等制造快乐的场所或方法，实在不劳首相去学击鼓拍拜年广告这么搞笑。至于幸福，且不说给予幸福了，我个人在意的是，政府最基本的责任与义务难道不是许我们一个幸福的希望吗？是不是炮制几句口号当希望，人民就都心满意足了呢？

突发奇想，假如有人仿效《情书》的角色在北海道雪地声嘶力竭地喊：“你感觉到幸福了吗？你感觉到幸福的希望了吗？”过后让镜头慢慢拉回来，当事人的表情肯定比什么幸福指数都更有说服力！

24/02/2013 《南洋商报》《言论》版

《人生如戏》>>17/2/2013 《水》周嘉惠

《水》>>>周嘉惠


古希腊七哲每个人都特别以一句格言而闻名，其中公元前六世纪的“哲学之父”泰勒斯所留下的格言就是：“水是最好的”。这貌似神棍唬人的鬼话，实际却象征着人类文明的一大跨越。

思想家尼采就认为这些并非鬼话，而且意义非凡，他总结出三个理由：第一、因为这个观念就事物本源问题表达了某种看法；第二、因为它的这种表达并非比喻或寓言；第三、因为这其中包含着“一切是一”思想的的萌芽。唔...，什么是“一切是一”？改天有机会再说。

这三个理由说明古希腊人的思维方式已逐渐脱离经验的樊篱，进而朝向抽象思考，理性探索的起步也尝试对超自然力量逐一作出解释。比较起对雷公、拿督公、圣母娘娘等神威的宁可信其有，古希腊人显然是更具有逻辑思考能力的。

水对人类文明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即使在过去那个不重视历史科的年代，我也从课本学到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尼罗河、恒河、黄河，分别孕育了巴比伦、埃及、印度、中国等古文明。在现今“理应”是文明的社会里，水和电更是早已成为生活中最起码的便利。对于那些仍无法提供水、电给人民的国度，称其为“发展中国家”实在是太抬举了，根本就是不折不扣的落后地带，统治阶层起码也应该深感愧对国民才对。

不久前雪州的水供问题开始成为国阵的中央政府和民联的雪州政府之间角力的擂台，先是说蓄水量不足，在证明了蓄水量充足得很后，又说其实是滤水厂不足以应付需求量。在双方仍在持续的口水战中，也不确定到底是无能还是无能为力的雪州水供公司及商业高峰控股，在业绩蒙受亏损的情况下，继续支付年薪八百四十万令吉给兼任两家公司执行主席的罗查里，而无辜的雪州居民则时时担惊受怕，不知何时生活水平将倒退到无自来水可用的蛮荒时代。

荀子在其著作中指出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王制篇》），即我们今天常说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原貌。这句话的意思很浅白，连我国不以学问见长的政客们很明显也十分了解。不止了解，甚至还懂得充分应用水的课题来打击对手，希望敌方即使不沉船，也手忙脚乱一番。

“垂事养誉”意思是该做的事不做，只顾施小惠以追求名誉，“以遂功而忘民”的意思则是好大喜功而忘了民心，这两种恶劣的统治行为我国朝野政客都十分在行，但在荀子的眼中，其实都是“奸道”（《富国篇》中的这一段值得大家找来一读，此不赘言）。事实总是只有一个，但在目前的口水战中，老百姓碍于资讯不足，一时难以判断究竟是雪州政府抑或中央政府在蒙混大家，典当老百姓的生活素质以行其奸道。

民心似水啊，真相总有大白于天下的一天，即使侥幸让奸计一时得逞，难道还逃得了老百姓在下一次全国大选跟你们算总帐吗？政客们，不为人民也为自己，积点阴德吧！

延伸阅读：[德]尼采著，周国平译：《理性边缘的哲学：尼采论哲学之源》，香港：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1993年。

17/2/2013 《南洋商报》《言论》版

《人生如戏》>>3/2/2013《你好吗？》周嘉惠

《你好吗？》>>>周嘉惠


每当有人对我说：“你好吗？”总是有股冲动想追问：“你为什么在乎？”个人不轻易用这种方式打招呼，因为天地良心，很多时候我真的没那么有兴趣知道对方到底好不好。连兴趣都没有，哪来的关心？不关心，又怎会在乎？以小人之心度之，诚心诚意在乎我好不好的人只怕也不会多吧？真是问来干嘛呢？

当然，如果不近人情到连虚情假意地打哈哈都懒得表演，那确实有点过分，虽然不那么擅长客套，但我还略懂游戏规则，营造和谐氛围毕竟是立足社会的必要手段之一。即使偶尔因加班或赶路而在半夜三更与史前动物遭遇，还是可以勉强忍受得住那句再有口无心不过的“吃饱了没有？”，而不至于直接当面以粗话问候对方。

若因而被人骂是冷血动物，其实也没什么好生气的。想骂就骂吧，别人的发言权应该被尊重，而且它实际上并无碍于我，被人骂骂身上就缺块肉不成？再说，自己也实在没义务去迎合他人想象中的行为标准，就算我冷血好了，可是我真实。假如分得清楚冷静和冷血，那就应该不难理解理性与感性是可以在人的身上兼容的，否则哪来“挥泪斩马谡”这样的情节？神经病才会三更半夜问人吃饱没有，当人家是半夜才出没的吸血鬼吗？

由于上述的认知，我始终难以理解台面上各路人物为什么总说要为人民服务。我是人民之一，他们信誓旦旦要为民服务，意思是他们有强大意愿为我服务喽？他们为什么对我这么感兴趣呢？为什么那么关心我、在乎我？我是谁，值得他们如此关照？

当然，我从不否认世界上有些人天生就属于古道热肠的类型，但根据经验法则，大家都知道好人在这年头是非常稀有的。这些有志投身于服务人民行列的人，背后可能存在着各种各样原因，但是恕我眼拙，往往还真看不出来他们除了自己，还想去服务谁？啊！其中一种可能是某些活雷锋老兄、大姐忠君爱国，愿意为最高元首奋不顾身，当然我指的是钞票上印的那位最高元首。譬如那位由于个人因素而导致一个州政权倒台的女士，甚至在祖宗都被人热情问候的情况下，还坚持要继续为选民服务，姑且不考虑其背后原因，单是那天真可爱的献身精神，你能不感动吗？

有很多人具有高尚的情操，愿意无私地奉献自己，以成就一个更美好的社会；可是，也有很多人披上貌似高尚情操的外衣，试图在浑水中碰运气，看看能不能摸到条好鱼带回家。有时候我们不太容易分辨两者，但对某些表现得过分热心的人，尤其是超出一般人性的标准时，最好别太早对这些“伟人”死心塌地，香港电视剧不就常提醒大家“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的道理吗？德蕾莎修女、陈嘉庚这类人不是天天出现的啦，别傻了！

林黛玉临死前说：“宝玉，宝玉，你好...”结果话没说完就不幸挂掉。假如林妹妹在那一刻想的是我们社会中的“画皮伟人”，而且又有机会把话说完了，我猜，她的遗言估计会是：“伟人，伟人，你好没良心，亏老娘对你的诺言信以为真，原来全是骗人的！”

3/2/2013 《南洋商报》《言论》版

《人生如戏》>>27/1/2013《为人父母》周嘉惠

《为人父母》>>>周嘉惠


人类传宗接代的观念，无非是一种动物性本能的升级。本能也会驱使人们把下一代喂饱，但是除此之外的照顾与考虑层次，则因人而异；有者思考周详到令人肃然起敬，但处于另一个极端者亦比比皆是。人类社会毕竟远比动物社会复杂，仅仅靠天性、本能来养育下一代，显然是不足以承担此重任的。

我们必须承认，绝大多数人并不会因为一旦为人父母，就摇身变成圣人，这是有违“狗改不了吃屎”定理的。所以，“天下无不是的父母”绝对是一句教人怀疑的话，如果找得到最早说出这话的仁兄，真要好好请教一番当初何出此言？现实中众多身为父母者，尤其不该以这句话作为自己失职的挡箭牌。

这一星期来揪动人心的儿童走失遇害悲剧，以及过后短短几天内一再重复发生的儿童被独自留在车内险被掳事件，在治安如此糟糕的今天，让人感慨何以还有如此漫不经心的父母？个人觉得有必要做出一些提醒，在此举出三点以供参考。

第一、带孩子在外步行，务必牵着孩子的手，而且让孩子走在里面。除了避免孩子被匪徒强掳，万一有交通工具撞过来，孩子受到的伤害也会相对减低。

第二、社会上许多人在收入增加后，趋向自以为是的现象越来越明显，许多老粗暴发户还为了掩饰自卑心理而刻意贬低学识、知识的价值。一个再明白不过的事实是，人的智商是不会单纯因为家财万贯就水涨船高的，教养孩子和赚钱更完全是两码事。以教育为例，有多少人能够理解，教育的意义不在于人有我有、考获多少个A？对暴发户来说，教育更是应该和当下学费的多寡、未来钱途的考量脱钩才对，否则继续暴发的成功路线即可，受教育来干什么？

曾经听过有一位千万富豪希望孩子进的大学，具备“靠近家，学费便宜”两个条件，以便“省一点”。不知是孟母三迁的故事流传得不够广？还是脑筋僵死后受不到启发？反正如此思维我是叹为观止的。

没有多少人什么都懂，不懂就问人、找人商量，养育孩子务求思考得更全面。

第三、近年来出国旅行已不是新鲜事，常见到年轻夫妇留下幼儿，独自出国旅游。虽然几率不高，但是这些父母显然没考虑过，万一飞机失事，孩子成了孤儿，原因就出在自己需要“透气”！

要生孩子就别嫌麻烦。想出国？要不就全家一起出门，生死与共，再不然就等孩子大了才计划旅行。透不过气来？想想那句歌词：没妈的孩子像根草。

另一种类似的情况是，把养育小孩的责任彻底移交给家里老人、女佣、安亲班、托儿所，孩子有父母等于没父母，可能就过年过节才见个面，和孤儿有什么两样？虽然话有点难听，但是不妨去参考国家地理杂志的动物纪录片，这样的父母是不是“禽兽不如”？

最后，我也希望借此吁请内政部长、吉隆坡刑事调查副主任，到小振忠的家里，再重复一次这只是个案、我国治安良好的谈话。治安的情况如何，民众早就心领神会，不是靠催眠术就可以改变的。当官的可以不负责任，当父母的可不能这样啊！

27/1/2013《南洋商报》《言论》版

23-24/1/2013 《也说周作人》>>周嘉惠

《也说周作人》>>>周嘉惠

拜读了李忆莙的〈且说周作人〉（8/1/2013，《商余》），觉得颇有趣味，在此也来说说我所知道的周作人古希腊戏剧翻译。

周作人最初以其散文引起文坛注意，胡适对他的“散文小品”称许有嘉：“这一类的小品，用平淡的谈话，包藏着深刻的意味；有时很象笨拙，其实却是滑稽。这一类的作品的成功，就可彻底打破那‘美文不能用白话’的迷信了。”（《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这篇1923年的文章是为了配合〈申报〉五十周年纪念而写，胡适拿周作人的散文来反击当时仍势力庞大的古文派。

周作人和鲁迅早在晚清已开始翻译小说，中国文学史家阿英在《晚清小说史》写道：“晚清翻译小说，林纾影响虽是最大，但就对文学的理解上，以及忠实于原作方面，是不能不首推周氏兄弟的。问题是，周氏兄弟理想不能适合于当时多数读者的要求，不能为他们所理解，加以发行种种关系，遂不能为读者所注意。”周氏兄弟当时仍以古文来进行翻译，而且坚持使用直译的方法，结果是他们1909年辛辛苦苦译出的〈域外小说集〉，十年只卖出二十一册。

在〈知堂回想录〉第184节〈我的工作〉（一），周作人自认“我的外文知识很是有限，哲学或史诗等大部头的书不敢轻易染指”。事实上，周作人一开始学习古希腊文的动机，是希望翻译〈新约〉：“我这样做，并不是不知道古希腊学术的重要，不想去看那些学者们的著作，实在我是抱有另外一种野心的。正如严几道努力把赫胥黎弄成周秦诸子，（虽然章太炎先生说他‘载文载鸣’的不脱时文调子。）林琴南把司各得做得象司马迁一样，我也想把〈新约〉或至少是四福音书译成佛经似的古雅的。…这样搁置下去，觉得有点像是学了屠龙之技，不大很好，心想译点东西出来，聊以作个纪念；但是伟大的作品不敢仰攀，回过来弄亚力山大时代的著作，于是找到了希腊拟曲这个题目。”（《知堂回想录》第82节《学希腊文》）用今天的话来说，周作人原本的翻译计划带有“蓝海策略”的思维，并无意硬碰硬，自讨苦吃。

后来周作人因为妻子生病卧床，经协议成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社外翻译”，按月支稿费，任务是翻译日本的古代作品和古希腊作品，特别是与罗念生合作，以互相校订的方式翻译古希腊戏剧。这才终于迫使自称只是个“没有鸟类的乡村里的蝙蝠”的周作人，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进行古希腊戏剧文学的翻译。虽然如此，周作人在〈八十心情——放翁适兴诗〉中曾坦诚交代，“希腊欧里庇得斯的悲剧译出了十几种，可是我的兴趣却是在于后世的杂文家”。

他最后完成翻译的古希腊戏剧，分别为欧里庇得斯的剧本〈赫卡柏〉、〈圆目巨人〉、〈在奥利斯的伊菲革涅亚〉、〈安德洛玛刻〉、〈伊翁〉、〈海伦〉、〈希波吕托斯〉、〈厄勒克特拉〉、〈俄瑞斯忒斯〉、〈赫剌克勒斯的儿女〉、〈请愿的妇女〉、〈疯狂的赫剌克勒斯〉、〈腓尼基妇女〉以及阿里斯托芬的喜剧〈财神〉。

除了不厌其烦地一再交代外文参考书上的各种说明，周作人译文最明显的特征之一就是其文字所表现出来的教人无法忽视的时代印记。这些文字对今天的读者而言，实际上并不是那么令人感觉亲切的。

例如〈赫卡柏〉464行的“同了得罗斯的处女们，赞美女神阿耳忒弥斯的金箍和金弓么？”什么是“同了”？张竹明2007年的译文为：“在那里我和得洛斯岛的少女们一起高唱颂歌，赞美女神阿尔忒弥斯的金发箍和金弓？” 显然好懂得多。〈财神〉345行，周作人的文字是“啊，布勒西得摩斯，我们现在比昨天更好了，所以你该得来分享，因为你也是我的一个朋友。”1092行为“放心吧，别害怕！因为她不会得强奸你的。”张竹明的译文则分别是“啊，布勒普西得摩斯，我现在比昨天更好了，所以你该来分享，因为你也是我的一个朋友。”以及“放心吧，别害怕！她不会强奸你的。”少一个“得”字，显然更接近我们所熟悉的中文。24行“在你告诉给我，那是什么人之前，我是不肯干休的。”（‘干休’应为‘甘休’的笔误）为什么是“告诉给我”呢？张竹明的翻译“在你告诉我那是什么人之前，我不会罢休。”让人感觉畅快、舒服多了。

〈赫卡柏〉中的第6个注释出现的“蒲桃酒”，第48个注释指“阿喀琉斯为水师首领”，〈财神〉第33个注释的“食客”，更是让人读后有时光倒流、空间移位的错觉。

周作人译本的注释十分详尽翔实，以〈赫卡柏〉为例，总共就有197条注释。周作人还在注释中详细说明不同校订本的区别，譬如第43条注释就分别列明哈德勒本和巴莱本的说法，第49条注释则比较瑙克本和哈德勒本的差别。然而，“巴莱”、“瑙克”是何方神圣？或最起码的，他们确实的名字由哪几个字母凑起来？可惜周作人并没有说明，这是稍嫌美中不足的地方。虽然明知道“编辑的人是讨厌注释的”，周作人的注释仍不免“有本文一样的长”（《我的工作》（三）），即使在和罗念生合作期间，罗念生和出版社也一直在这方面给予压力。罗氏的〈周启明译古希腊戏剧〉指出，在解放后，周的译文已“显得陈旧，有点生硬”，而且“周译注解甚多，我曾建议压缩，但译者不同意，说可以任读者自由取舍。”

周氏兄弟对“直译”的方法始终是很坚持的。鲁迅在1931年的一篇文章〈关于翻译的通信〉中就表示：“这样的译本，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法。”周作人在1925年出版的〈陀螺〉一书的序，也强调了自己的直译路线：“我的翻译向来用直译法，所以译文实在很不漂亮，——虽然我自由抒写的散文本来也就不漂亮。我现在还是相信直译法，因为我觉得没有更好的方法，但是直译也有条件，便是必须达意，尽汉语的能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保存原文的风格，表现原语的意义，换一句话就是信与达，近来似乎不免有人误会了直译的意思，以为只要一字一字地将原文换成汉语，就是直译，…”。

曾经有读者张寿朋在看了〈新青年〉所载周作人译的古希腊谛阿克列多思（Theokritos）的〈牧歌〉，投书杂志社抱怨译文“中不像中，西不像西”，建议“既是译本，自然要将他融化重新铸过一番”。周作人则在〈答张寿朋〉中坚持自己的翻译观，认为译文应当“竭力保存原作的‘风气习惯，语言条理’；最好是逐字译，不得已也应逐句译，宁可‘中不像中，西不像西’，不必改头换面。”周作人的散文被胡适推崇为典范，我们今天阅读起来依然觉得赏心悦目，但是他翻译的古希腊剧本则确实不乏“中不像中，西不像西”的文句，教人难以卒读。在理解了周作人的翻译观后，我们知道那是他刻意营造的“异国情调”的一部分，至于是否会导致读者感觉“难受”，他是不在乎的。

周作人最早接触到的古希腊作品是在法政大学预科上课时，因考试成绩优异而获得日译本的〈伊索寓言〉。这本书显然对当年的周作人起了很大的影响，不久后他即开始了古希腊文的学习。对周作人而言，古希腊只是一种理念，甚至可能是一种幻相，日本才是他真实体验着的实在。在他眼中，看到了日本种种和古希腊相联系的生活方式，譬如从乡下神社的出巡中见到雅典酒神祭典的影子、古希腊和日本共有的对待裸体态度等等，他甚至不禁感慨“希腊古国未及见，日本则幸曾身历”（《日本之再认识》）。

宣扬希腊精神是周作人翻译拟曲，乃至其他希腊文学作品的主要推动力，因其具有普世性的人类精神价值。周作人对古希腊文学的尊重是他的希腊学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但是他心目中的希腊精神却毋宁是一种中国想象。除了古希腊世界的大师们，往往回应了周作人的心思而让他产生共鸣，更重要的是，现代希腊的困境和二十世纪初期中国的相似情况，不免也让他深思灿烂之后的文明，该何去何从？日本是周作人认识古希腊的发源地，透过认识他所推荐的古希腊文学，不只引导我们进入他的翻译文学世界，更让我们有机会进一步把握他对日本文化的热爱与愤恨交织的复杂情怀。

23-24/1/2013 《南洋商报》《商余》版

《人生如戏》>>20/1/2013《偶然与必然》周嘉惠

《偶然与必然》>>>周嘉惠


年轻的时候，除了头发黑一点、身材好一点（好吧，大圆、小圆都是圆，我数学不差，不劳提醒），尚有满腔的诗情画意、一肚皮的不合时宜，尤其对“缘分”这个概念总是带着充满浪漫色彩的幻想。否则，真的很难解释清楚，世界这么大，怎么就让我们在此时此刻相遇了呢？颜色这么多种，怎么今天你的袜子就偏偏和我碗中的饭“撞色”了呢？这是不是上辈子在佛前求了五百年才得来的一段尘缘？

在那个少不更事的时代，把很多事都视为命中注定，缘分仿佛就是生命中的必然。

而今识尽愁滋味，缘分早换了以偶然的角度视之，而且觉得面对偶然还是以平常心看待比较好。此话怎么说呢？很简单，举个比较极端的比喻，出门偶然踩到狗屎，那是大可不必把黄金小心刮下，然后放进冰箱以珍藏这段“缘分”的。其实大家对待偶然相遇的人或事所抱态度基本都差不多，随遇而安、随缘。当然，执着的人不是没有，但冰箱真的容量有限，心理辅导员都会引导你看开点，把狗屎放下。

如果世界上果真有命中注定这回事，用哲学的角度来看待，反而好处理。命中注定意味着没有选择权，没有选择则表示无关伦理道德，至少不用负道义上的责任。譬如，生为华人假如是命中注定的事，说明这既不是一项靠努力换来的功绩，也不是自己能够选择、左右的结果，因此单纯就作为华人这件事，基本上来说是丝毫没有道理去感到自豪的，当然反过来说也成立，自卑也是没道理的。

虽然逻辑上完全说得通，但是看了这个例子后血压上升的肯定还是大有人在。对自己没有选择权的事耿耿于怀，那是自寻烦恼，除了跟自己过不去，其实为害也不大。想想好像很有道理，可是会不会有例外呢？

我们先来整理一下思绪。事情的发生有偶然和必然两种可能，这关系到事情的本质，也与我们采用的视角息息相关。譬如读到这篇短文，是命中注定？还是不小心？自己决定怎么解释吧。面对偶然，我们可以淡然处之，面对必然，虽说个人不用承担什么道义上的责任，但真的可以超然到无动于衷吗？

我常在想，我国教育水平的低落，是偶然还是必然现象？我国治安不靖，是偶然还是必然现象？赵明福的冤死，是偶然还是必然现象？土权组织、牛嫂、拖车姐、listen姐的出现，是偶然还是必然现象？稀土提炼厂在关丹的成功设立，是偶然还是必然现象？去年我国黑钱流失高踞世界第二，是偶然还是必然现象？

如果这些都是偶然现象，为什么自己总是无法释然呢？我们怎么运气那么不好呢？如果是必然现象，那是否有什么原因导致它们的发生呢？是有人在姑息养奸吗？那会是谁？政府？你？我？

我心中自有自己的答案，但这个答案并不重要，因为那仅仅是我个人视角下看这许多事件的一种诠释而已。尝试去思考事情的始末，得出自己的看法，那才是你应该要的答案，对吗？

20/1/2013 《南洋商报》《言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