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高的法－－回应〈游行自由与法治〉》>>>周嘉惠
当苏格拉底被套上莫名其妙的罪名判处饮鸠自尽，朋友想营救他出狱，并安排他离开雅典。结果苏格拉底拒绝了朋友的好意，选择牺牲自己的性命以维护雅典法律制度的完整。他认为自己以七十高龄，在之前不曾反对制度的不公正或不公平，直到危险降临自己的头上，才大为愤怒，甚至逃到外国，那是“伤害了你最不应该伤害的，包括你自己、你的朋友、你的国家”（摘自柏拉图对话录《克里托》篇54C）。
两千五百年后回头看苏格拉底站在鬼门关前侃侃而谈个人对制度的责任，完全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这份爱国真情实在令人动容。将这样的一位爱国份子处死，雅典的法律制度显然有其不足之处；但即使如此，苏格拉底认为，身为公民就有责任去完善这个制度，否则是不道德的。
回到今天的现实，经过两千多年的时间长河，我们是不是吸取了足够的历史教训，将制度制定得尽善尽美、毫无暇疵？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而且我们可以断言，只有最无耻的专制政权才有脸面宣称，自家的制度已经完善得再没有可供挑剔之处。
当在朝在野的人民代议士们将时间、精力花在各个方面，而众多不完善的制度至今仍然原地踏步，“不见曙光”。那身为公民的一份子，我们该怎么做？没错，可能我们在大选时瞎了眼，也可能我们虽然选对人，代议士却独木难支大厦之将倾。回到同一个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身为公民的一份子，我们该怎么做？
难道最道德的做法就是默默承受，直到下一届大选来临，再愤怒地用我们“神圣的一票”来“教训”这些政客？我们必需承认，保持缄默确实能够维持表面的秩序。但失去公正的“有秩序”，是不是可能比“混乱”更不可取？好比几个色狼排队有秩序地轮奸一名受害人，难道我们竟应该为这样的井然秩序鼓掌（就个人感受而言，是的，我常有被各种制度强奸的感觉）？更进一步思考，不以公正、正义作为道德前提，却期望良好的政制模式和社会秩序从天而降，岂非脑袋烧坏了？
当政客的表现不再令我们感觉值得寄予厚望时，身为公民的一份子，我们对国家的责任是继续默默承受？还是把不满大声说出来？这没有标准答案，还请大家自行抉择。
当制度不再符合多数人心目中的“公道”尺度时，相关制度就该被提出认真检讨，而不是以法律之名给大家戴大帽子。当日常的“实在法”实现不了公平正义，我们不能等危险降临到自己头上才愤怒地发出悲鸣，苏格拉底告诉我们那是不道德的行为。
纳粹战犯都严格遵循战时的德国法律，但他们的行为违背了基本人道和良知，所以逃不掉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的判刑。所有法律人都该知道，“实在法”之上还有一个更高的“自然法”，它所代表的公正原则相当于一般人日常用语中“举头三尺有神明”的“神明”，或“公道自在人心”的“公道”。自然法是人类社会在自然状态中就已存在的正义法则，无需人为设计，而且大家感同身受，那是想漠视也不可能的。
01/07/2011 《星洲日报》《言路》版
附：题目被编辑改成《公民的责任》，不是不好，但淡化了回应陈莉珍文章的原意。文章中有两句话被删掉，在此恢复原状。
Thursday, June 30, 2011
25/06/2011 《游行自由与法治》>>陈莉珍
《游行自由与法治》>>>陈莉珍
凈选盟2.0大游行，引起举国关注，这让我想起了几年前的游行经歷。
曾参加过一次大规模的和平游行，而召集人就是凈选盟2.0游行召集人即凈选盟主席安美嘉。那是2007年律师公会召集律师走上街头要求设立皇委会调查马来西亚司法独立的游行。当天，数百名律师著黑色西装浩浩荡荡的由布城法院步行至首相署前广场，没有推挤、没有纷爭，我们漫步在这座精心设计的政府行政中心区，途中还不断遇到许久不见的同窗，嘘寒问暖一番，看似轻鬆，內心却沉重。警察、防暴部队在旁监视，却没有发射催泪弹，更没有兵荒马乱。
几天前，好友问我会出席凈选盟2.0游行？不假思索地就回应了一句：“会”。其实，回答的时候纯粹天生爱反对的基因作祟，根本未曾静下心思考。今天，午餐会上和一位前辈聊起了这件事情，开始思考赞成甚至参与这次游行的意义到底何在？
据召集单位的说法，凈选盟2.0大游行的目的是为了要求一个公平乾净的选举，更笼统地以砂拉越州选涉及舞弊作为依据，但召集者並没有清楚举出砂州州选舞弊的例子或证据，最后安美嘉也以为时已晚的理由拒绝会见选委会代表，坚持游行不能被取消。更吊诡的是，反对党领袖安华竟然可以公开表示只要首相许诺一个公平、乾净的选举，他可以要求安美嘉取消集会，这个大游行到底由谁召集？虽然安美嘉后来公开澄清，安华无法影响游行。
据悉，警察当局不会发出游行准证。依据警察法令，假如未获警方批准，超过3人以上的集会属非法集会，而任何召集、参与人士將面对2千至1万令吉的罚款以及不超过一年的监禁。如果你仔细阅读律师公会主席林志伟针对凈选盟2.0的声明，你会发现他完全没有要求公眾人士参与游行，他的声明要求当局尊重人民和平游行的权利，强调这是联合国人权宣言及宪法赋予我们的权利，也指出各造多次呼吁修改相关警察法令不果。换言之，没有被修改的法令，就算不公平或违宪，依然是有效的法令，只要警方不发出准证，参与凈选盟2.0游行的公眾就是违法。推动法令的修改，是人民用选票送进国会的代议士的责任，308大选已过了几年，我们依然看不到曙光，依然受制於同样几条违宪的法律。这些代议士是否应该检討检討？
联邦宪法的確赋予我们言论、集会自由，不过却没有允许我们违法，如果我们无视警察不发出准证的事实，继续响应、参与凈选盟2.0，我们是不是在鼓吹一种只要声音大，懂得舞弄民眾情绪就可以无视法律存在的社会？如果连法律都可以漠视，这个社会的规范准则到底是甚么？
25/06/2011 《星洲日报》《言路》版
凈选盟2.0大游行，引起举国关注，这让我想起了几年前的游行经歷。
曾参加过一次大规模的和平游行，而召集人就是凈选盟2.0游行召集人即凈选盟主席安美嘉。那是2007年律师公会召集律师走上街头要求设立皇委会调查马来西亚司法独立的游行。当天，数百名律师著黑色西装浩浩荡荡的由布城法院步行至首相署前广场，没有推挤、没有纷爭，我们漫步在这座精心设计的政府行政中心区，途中还不断遇到许久不见的同窗，嘘寒问暖一番，看似轻鬆，內心却沉重。警察、防暴部队在旁监视，却没有发射催泪弹，更没有兵荒马乱。
几天前，好友问我会出席凈选盟2.0游行？不假思索地就回应了一句：“会”。其实，回答的时候纯粹天生爱反对的基因作祟，根本未曾静下心思考。今天，午餐会上和一位前辈聊起了这件事情，开始思考赞成甚至参与这次游行的意义到底何在？
据召集单位的说法，凈选盟2.0大游行的目的是为了要求一个公平乾净的选举，更笼统地以砂拉越州选涉及舞弊作为依据，但召集者並没有清楚举出砂州州选舞弊的例子或证据，最后安美嘉也以为时已晚的理由拒绝会见选委会代表，坚持游行不能被取消。更吊诡的是，反对党领袖安华竟然可以公开表示只要首相许诺一个公平、乾净的选举，他可以要求安美嘉取消集会，这个大游行到底由谁召集？虽然安美嘉后来公开澄清，安华无法影响游行。
据悉，警察当局不会发出游行准证。依据警察法令，假如未获警方批准，超过3人以上的集会属非法集会，而任何召集、参与人士將面对2千至1万令吉的罚款以及不超过一年的监禁。如果你仔细阅读律师公会主席林志伟针对凈选盟2.0的声明，你会发现他完全没有要求公眾人士参与游行，他的声明要求当局尊重人民和平游行的权利，强调这是联合国人权宣言及宪法赋予我们的权利，也指出各造多次呼吁修改相关警察法令不果。换言之，没有被修改的法令，就算不公平或违宪，依然是有效的法令，只要警方不发出准证，参与凈选盟2.0游行的公眾就是违法。推动法令的修改，是人民用选票送进国会的代议士的责任，308大选已过了几年，我们依然看不到曙光，依然受制於同样几条违宪的法律。这些代议士是否应该检討检討？
联邦宪法的確赋予我们言论、集会自由，不过却没有允许我们违法，如果我们无视警察不发出准证的事实，继续响应、参与凈选盟2.0，我们是不是在鼓吹一种只要声音大，懂得舞弄民眾情绪就可以无视法律存在的社会？如果连法律都可以漠视，这个社会的规范准则到底是甚么？
25/06/2011 《星洲日报》《言路》版
Friday, June 24, 2011
24/6/2011 《告别陈老师》>>周嘉惠
《告别陈老师》>>>周嘉惠
森州万茂华小的陈惠娇老师在六月的假期中突然辞世，教所有人始料不及。在事发前一天，还有其他老师见到她回学校处理学生的考试成绩，不久前她也曾经投诉身体不舒服。陈老师的健康向来都不好，但没人想到她会就这样离去。
简单的丧礼很快就结束了。同事们还没回过神，怎么世界上就骤然少了一名成员？无常啊！真是难以接受的无常啊！
丧事总是一记当头棒喝，提醒大家生命原就没什么理所当然的道理，日子也不仅仅是改作业、去学校、回家的一再重复。如果愿意细细地品味，在一成不变中自也能体会出不一样的感觉。生活压力大是一回事，生命麻木与否却是另一回事。对待生命的态度，实际上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
妻在半年前调离万茂华小，平时大家各忙各的，旧同事间亦鲜少联络。陈老师的丧事期间，反而明显多接了几通“长气”电话。大家怀念陈老师的善良、为过去陈老师的贡献被忽视抱不平，更重要的是，大家马上表达了同事间的友爱与关怀。
我与陈老师有数面之缘，算不上深交。以后再没机会听到她平和不激动的说话，也再不会见面了，但我还是一如既往，告辞时轻轻说一声，陈老师，再见！
24/6/2011 《南洋商报》《商余》版
森州万茂华小的陈惠娇老师在六月的假期中突然辞世，教所有人始料不及。在事发前一天，还有其他老师见到她回学校处理学生的考试成绩，不久前她也曾经投诉身体不舒服。陈老师的健康向来都不好，但没人想到她会就这样离去。
简单的丧礼很快就结束了。同事们还没回过神，怎么世界上就骤然少了一名成员？无常啊！真是难以接受的无常啊！
丧事总是一记当头棒喝，提醒大家生命原就没什么理所当然的道理，日子也不仅仅是改作业、去学校、回家的一再重复。如果愿意细细地品味，在一成不变中自也能体会出不一样的感觉。生活压力大是一回事，生命麻木与否却是另一回事。对待生命的态度，实际上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
妻在半年前调离万茂华小，平时大家各忙各的，旧同事间亦鲜少联络。陈老师的丧事期间，反而明显多接了几通“长气”电话。大家怀念陈老师的善良、为过去陈老师的贡献被忽视抱不平，更重要的是，大家马上表达了同事间的友爱与关怀。
我与陈老师有数面之缘，算不上深交。以后再没机会听到她平和不激动的说话，也再不会见面了，但我还是一如既往，告辞时轻轻说一声，陈老师，再见！
24/6/2011 《南洋商报》《商余》版
Wednesday, June 01, 2011
5/5/2011 Utusan Malaysia《先锋报》的转载
KENAL PASTI PUNCA MASALAH
AKHBAR Nanyang Siang Pau bertarikh 1 Mei 2011 dalam ruangan Pendapat Yuanlun berkongsi pandangan mengenai perlunya kerajaan mengenal pasti punca sesuatu masalah itu sebelum mencadangkan langkah-langkah penyelesaian.
Artikel yang ditulis oleh penulis bebas, Zhou Jia Hui di halaman A14 bertajuk ‘Tidak ambil berat pada masalah yang sebenar’. Menurut penulis, sesuatu masalah itu tidak boleh dipandang daripada satu sudut sahaja jika kerajaan mahu mencari penyelesaian yang bersifat menyeluruh.
Kegagalan kerajaan untuk melihat kepada punca masalah sangat jelas dalam isu menarik cerdik pandai pulang ke Malaysia apabila ia masih menganggap negara asing menggunakan wang untuk membeli mereka.
Akibat kegagalan mengenal pasti punca masalah sebenar, menyebabkan kerajaan memperkenalkan strategi tidak berkesan seperti mengurangkan kadar cukai pendapatan yang perlu dibayar oleh golongan berkenaan. Ini hanya akan menjadi bahan ketawa pihak lain.
Dalam pada itu, situasi sama berlaku dalam politik apabila parti pemerintah kalah teruk di kawasan Cina pada Pilihan Raya Negeri (PRN) Sarawak Ke-10, baru-baru ini.
Sepatutnya, tumpuan adalah untuk mengenal pasti apakah masalah orang Cina sehingga mereka menyokong DAP? Ini nampaknya tidak dilakukan. Sebaliknya pemimpin-pemimpin BN hanya mengeluarkan kenyataan supaya kaum Cina tidak dihiraukan kerana masih ada kaum lain yang menyokong gabungan itu. Apa yang berlaku ini, jelas membuktikan kerajaan BN lambat bertindak untuk menyelesaikan masalah kaum Cina. Ini akan menyebabkan kaum itu semakin marah dan geram.
Sepatutnya, kerajaan BN merasakan bahawa mereka berada dalam situasi bahaya berikutan keputusan PRN Sarawak ini. Keadaan ini bukan sesuatu yang buruk, kerana ia hanya bertujuan mendesak kerajaan supaya melakukan perubahan drastik.
Apa yang dilakukan oleh kaum Cina adalah umpama mereka menunjukkan jari ke bintang-bintang di langit. Kerajaan hanya perlu meneliti dan mengambil perhatian terhadap bintang-bintang yang ditunjuk itu, supaya ia dapat memahami kaum itu dengan lebih mendalam.
Sementara itu, kegagalan mencari punca masalah juga turut kelihatan dalam menangani isu kedudukan Malaysia yang masih berada dalam kumpulan negara sedang membangun. Pihak kerajaan asyik mengambil contoh negara mundur untuk dibandingkan dengan negara ini untuk mententeramkan jiwa rakyat. Ini menyebabkan rakyat berasa semakin kurang selesa.
Kegagalan kerajaan untuk mencari punca kenapa kita masih lagi menjadi negara sedang membangun sebenarnya telah memperdayakan harapan rakyat. Langkah kerajaan selama ini adalah umpama menyatakan wajah orang yang menghidap penyakit semput lebih ceria berbanding penghidap batuk kering atau membandingkan ukuran orang pendek dengan orang pendek.
Diharapkan pada masa akan datang, apabila kerajaan berhadapan dengan masalah, ia perlu berfikir sejenak dan membuat analisis bagi mengenal pasti sebab-sebab perkara itu terjadi. Jangan kita terus menyelesaikan masalah berkenaan tanpa menggunakan akal fikiran atau cuba menutup masalah itu supaya tidak diketahui orang ramai.
(sumber;http://www.utusan.com.my/utusan/info.asp?y=2011&dt=0505&pub=Utusan_Malaysia&sec=Rencana&pg=re_08.htm)
原文：http://zhoujiahui.blogspot.com/2011/05/01052011.html
附：真是五味杂陈，被Utusan Malaysia转载！
Saturday, May 28, 2011
《人生如戏》>>29/05/2011《吉隆坡人》周嘉惠
《吉隆坡人》>>>周嘉惠
从前看夏目漱石的小说《哥儿》，得知当年的“江户”人颇有他们特殊的气质，且不论其好坏，反正就是与众不同。今日的巴黎人跟上海人也有一个共同点，认为除了本市市民以外的所有人，全可以归类为“乡下人”。上海人还自称他们的气势为“腔调”。
我在想，吉隆坡人是否也有什么“腔调”吗？具备怎么样的特征才能算是吉隆坡人？
假如要住上三代才够格称着吉隆坡人，那么本国首都的人数恐怕会比路边的野狗还要少。显然，住的时间长短只怕并不成为决定性因素。华人新年或开斋节之类大日子，仅仅留在首都当“守城人”就能标签为吉隆坡人吗？不一定，这些人或许只是把回乡的路费赌输了而已。
比较关键的特征或许还得落实到某些“调调”之中。吉隆坡人对某些事的反应或表现，确实有点不同。
譬如说吧，大过年的跑去电影院看票价比平时贵的电影，嗯，这真的是吉隆坡人会干的事吗？假如邻居不时端上一大碗红豆汤或绿豆汤之类的与你分享，我们记忆力还过得去的话，应该记得小时候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和邻居保持亲善关系当然不是坏事，但现在是21世纪了，这就叫着“乡音未改”啊！
马来西亚司机在路上的表现常让人摇头，不过是不是吉隆坡司机还是很明显的。首先，吉隆坡人不太喜欢在大道上换车道，反正每一条车道都在塞，换来换去同样是逃得了佛，逃不了庙，干折腾个什么劲儿？乡下人没认清现实，所以才会白费力气。注意看一下，当在吉隆坡的路上见到有车老在换车道时，一旁冷笑的司机十之八九就是道地吉隆坡人。
在路边双重停车不是吉隆坡人干的事。这跟自私与否无关，只不过吉隆坡人都接受了这个城市不像新村、园丘地带那么空旷。
有些人、有些事会让我们很生气，但是对于吉隆坡人来说，张口咬人这么失仪态的事，简直是无法想象的行为。不知蔡添强的老家住哪里？吉隆坡人并不见得都文质彬彬，但基本分寸的拿捏还不成问题。因此，我们基本可以断定在国会开黄腔的都是些乡芭佬。
吉隆坡人对政治的态度不一定很外露，但吉隆坡人毫无疑问都是“无地方政府主义”者。不信？不妨去做个民调，看看有哪一位吉隆坡人说得出历史上任何3位市长的名字？当然，必须强调叶亚来不算是吉隆坡市长。假如见到有吉隆坡人自称会唱直辖区的区歌，请马上报警。绝大多数吉隆坡人根本不知道有直辖区歌存在这回事，更别说会唱了。如此处心积虑，绝对不是什么好东西。
不久前土权会主席扬言发动圣战，首相署部长纳兹里讥其为“小丑”。看！天子脚下的人，气度、气势就是不一样。今年公共服务局奖学金的又一次上演无厘头闹剧，纳兹里却一口咬定“没有冤案”！在这个神鬼莫分的圈子里，话说得太满、太绝，似乎失去了大城市人的圆滑，乡土味有点重呢。
本文充满偏见吗？呵呵，请问客从何处来？
29/05/2011 《南洋商报》《言论版》
从前看夏目漱石的小说《哥儿》，得知当年的“江户”人颇有他们特殊的气质，且不论其好坏，反正就是与众不同。今日的巴黎人跟上海人也有一个共同点，认为除了本市市民以外的所有人，全可以归类为“乡下人”。上海人还自称他们的气势为“腔调”。
我在想，吉隆坡人是否也有什么“腔调”吗？具备怎么样的特征才能算是吉隆坡人？
假如要住上三代才够格称着吉隆坡人，那么本国首都的人数恐怕会比路边的野狗还要少。显然，住的时间长短只怕并不成为决定性因素。华人新年或开斋节之类大日子，仅仅留在首都当“守城人”就能标签为吉隆坡人吗？不一定，这些人或许只是把回乡的路费赌输了而已。
比较关键的特征或许还得落实到某些“调调”之中。吉隆坡人对某些事的反应或表现，确实有点不同。
譬如说吧，大过年的跑去电影院看票价比平时贵的电影，嗯，这真的是吉隆坡人会干的事吗？假如邻居不时端上一大碗红豆汤或绿豆汤之类的与你分享，我们记忆力还过得去的话，应该记得小时候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和邻居保持亲善关系当然不是坏事，但现在是21世纪了，这就叫着“乡音未改”啊！
马来西亚司机在路上的表现常让人摇头，不过是不是吉隆坡司机还是很明显的。首先，吉隆坡人不太喜欢在大道上换车道，反正每一条车道都在塞，换来换去同样是逃得了佛，逃不了庙，干折腾个什么劲儿？乡下人没认清现实，所以才会白费力气。注意看一下，当在吉隆坡的路上见到有车老在换车道时，一旁冷笑的司机十之八九就是道地吉隆坡人。
在路边双重停车不是吉隆坡人干的事。这跟自私与否无关，只不过吉隆坡人都接受了这个城市不像新村、园丘地带那么空旷。
有些人、有些事会让我们很生气，但是对于吉隆坡人来说，张口咬人这么失仪态的事，简直是无法想象的行为。不知蔡添强的老家住哪里？吉隆坡人并不见得都文质彬彬，但基本分寸的拿捏还不成问题。因此，我们基本可以断定在国会开黄腔的都是些乡芭佬。
吉隆坡人对政治的态度不一定很外露，但吉隆坡人毫无疑问都是“无地方政府主义”者。不信？不妨去做个民调，看看有哪一位吉隆坡人说得出历史上任何3位市长的名字？当然，必须强调叶亚来不算是吉隆坡市长。假如见到有吉隆坡人自称会唱直辖区的区歌，请马上报警。绝大多数吉隆坡人根本不知道有直辖区歌存在这回事，更别说会唱了。如此处心积虑，绝对不是什么好东西。
不久前土权会主席扬言发动圣战，首相署部长纳兹里讥其为“小丑”。看！天子脚下的人，气度、气势就是不一样。今年公共服务局奖学金的又一次上演无厘头闹剧，纳兹里却一口咬定“没有冤案”！在这个神鬼莫分的圈子里，话说得太满、太绝，似乎失去了大城市人的圆滑，乡土味有点重呢。
本文充满偏见吗？呵呵，请问客从何处来？
29/05/2011 《南洋商报》《言论版》
Thursday, May 19, 2011
19/05/2011《梦的解析》>>周嘉惠
《梦的解析》>>>周嘉惠
婴儿究竟一天睡多少小时？我们夫妻俩穷于应付女儿的哭闹，两个多月以来一直没功夫记录以对照专家的说法。这令我们常觉得自己是不合格的父母，非常伤心遗憾，一时也冲淡了早前要找医生想办法把宝宝塞回肚子里的念头。
宝宝睡觉的时候很可爱。看她白白嫩嫩的皮肤，伴着规律的轻轻呼吸声，不哭又不闹，还不可爱吗？不过，我家女儿睡觉的时候也并不总是那么老实的。
通常婴儿多大开始会笑？我没查过统计数字，但是女儿在十天左右就会偶尔展现刹那的笑容，一闪即逝。老人家说这么小是不会笑的，可能是脸部肌肉抽筋之类。啊？这么严重？赶紧替女儿按摩脸部肌肉，也希望能够经常挤出人工笑容，笑总比哭好。我妈却说：“睿睿，看你老爸十三点。”真是好人难做！
睡觉不老实的宝宝在更小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她在睡觉时展现笑容的次数远超过清醒时。她在作什么好梦？“有没有可能是梦到中头奖？”宝宝的妈妈似乎有想钱想到发疯的迹象。
除了笑，宝宝也常突然间从睡梦中惊吓得大哭起来。情况有两种，尿尿了，或者饿了。如果是饿了，奶水一送上，那可真是好一派“狼吞虎咽”的光景啊，甚至还不时会急得呛到！估计梦中正在闹饥荒吧？好可怜！
宝宝偶尔还会在睡梦中剧烈地拳打脚踢。“看！看！睿睿在梦里保护爸爸、妈妈，跟坏人搏斗！”哇！太让人感动了。“她会不会是在学武松打虎？”“啊？喂！喂！周睿要斯文一点，不然改天嫁不掉！”
哎！或许，我是想太多了。
19/05/2011 《南洋商报》《商余》版
婴儿究竟一天睡多少小时？我们夫妻俩穷于应付女儿的哭闹，两个多月以来一直没功夫记录以对照专家的说法。这令我们常觉得自己是不合格的父母，非常伤心遗憾，一时也冲淡了早前要找医生想办法把宝宝塞回肚子里的念头。
宝宝睡觉的时候很可爱。看她白白嫩嫩的皮肤，伴着规律的轻轻呼吸声，不哭又不闹，还不可爱吗？不过，我家女儿睡觉的时候也并不总是那么老实的。
通常婴儿多大开始会笑？我没查过统计数字，但是女儿在十天左右就会偶尔展现刹那的笑容，一闪即逝。老人家说这么小是不会笑的，可能是脸部肌肉抽筋之类。啊？这么严重？赶紧替女儿按摩脸部肌肉，也希望能够经常挤出人工笑容，笑总比哭好。我妈却说：“睿睿，看你老爸十三点。”真是好人难做！
睡觉不老实的宝宝在更小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她在睡觉时展现笑容的次数远超过清醒时。她在作什么好梦？“有没有可能是梦到中头奖？”宝宝的妈妈似乎有想钱想到发疯的迹象。
除了笑，宝宝也常突然间从睡梦中惊吓得大哭起来。情况有两种，尿尿了，或者饿了。如果是饿了，奶水一送上，那可真是好一派“狼吞虎咽”的光景啊，甚至还不时会急得呛到！估计梦中正在闹饥荒吧？好可怜！
宝宝偶尔还会在睡梦中剧烈地拳打脚踢。“看！看！睿睿在梦里保护爸爸、妈妈，跟坏人搏斗！”哇！太让人感动了。“她会不会是在学武松打虎？”“啊？喂！喂！周睿要斯文一点，不然改天嫁不掉！”
哎！或许，我是想太多了。
19/05/2011 《南洋商报》《商余》版
Saturday, May 14, 2011
《人生如戏》>>15/05/2011《不系安全带的背后》周嘉惠
《不系安全带的背后》>>>周嘉惠
在高峰时间塞车是全体吉隆坡市民最无奈的宿命。作为首善之都的成员之一，我自然也经常被迫参与其盛。用跟乌龟散步般的速度开车其实也有好处，除了偶尔可以邀请隔壁的司机下棋陶冶性情，还能够静下心来做一些平时没闲情去做的事。最近我个人在堵塞的道路上的消遣就是，统计路上没系安全带的人数。
我国是什么时候开始规定上车要系绑安全带的？这种陈年旧事还真是记不清了，反正没三十年历史，起码也有二十好几年。还以为早已习惯成自然，一上车大家就会自动系上安全带，其实不然。这个规定实行了这么久，按道理讲不会还有人不清楚吧？我因此猜想，不系安全带的人不是不懂规矩，“忘记”估计也不会是主要原因，而根本就是有意识地选择这么做。
根据观察，一般车辆中不系安全带的人数，大约占了整体的一成。这就很好地解释了社会新闻中，经常报道的车祸时“被抛出车外的死者”，是如何可能被抛了。过去美国的报章在报道这类新闻时，最后一句话经常提到“死者没有系安全带”。我觉得这显示了美国报人的社会责任感。
了解我的风格的读者，大概已经可以隐隐感觉到我更关心的并不是那“一般车辆”中不系安全带的人数。好的，我这就揭晓谁是那“非一般车辆”：警车。有没有兴趣猜一猜警车上不系安全带的人数占了全体警车的百分之几？根据我过去三个月来的统计，嗯…，坐稳了？答案是：百分百！
这么完整的一个统计数字，说明了什么？
当然，警察是受过特别训练的，但再怎么特别的训练也无法打破牛顿的运动定律。一旦发生车祸，不系安全带的警察还是一样会成为“被抛出车外的死者”的。而且对于警车执行任务时在路上飞驰的速度，我们都不陌生，万一不幸意外发生，那惯性绝对足以让车内的人被抛出车外很远距离的。当然，我指的是没系上安全带的情况。
我也收集了不系安全带的各种说词，不外是：麻烦、不舒服、去的地方很近、系安全带感觉不自由、车祸发生时来不及逃生、附近没有警察。
假如自己就是警察，那“附近有没有警察”大概就尤其不成为问题了。为什么？不用担心被开罚单嘛！系安全带是交通部的规定，警察在这方面是否被赦免了？假如没有，那我们的执法者是否对“自己人”网开一面，采用了双重标准，或简言之，滥权？我国的警察部队常让人“另眼相看”，问题就是缺乏执行法律时，一种对所有人都一视同仁的态度。
追根究底，系上安全带为的是什么？难道就是为了避免被开罚单吗？在“附近没有警察”的时候不系安全带，可以表达对当权者的精神反抗吗？错！错！错！上车应该系上安全带，因为我们谁都超越不了牛顿运动定律，如果不系上安全带，发生车祸时，屁股粘不住座位，会“被抛”，会成为空中飞人。
安全带最根本的功能就是保护我们在意外发生时，把伤害减到最低。大家都应该记清楚这一点。
15/05/2011 《南洋商报》《言论版》
在高峰时间塞车是全体吉隆坡市民最无奈的宿命。作为首善之都的成员之一，我自然也经常被迫参与其盛。用跟乌龟散步般的速度开车其实也有好处，除了偶尔可以邀请隔壁的司机下棋陶冶性情，还能够静下心来做一些平时没闲情去做的事。最近我个人在堵塞的道路上的消遣就是，统计路上没系安全带的人数。
我国是什么时候开始规定上车要系绑安全带的？这种陈年旧事还真是记不清了，反正没三十年历史，起码也有二十好几年。还以为早已习惯成自然，一上车大家就会自动系上安全带，其实不然。这个规定实行了这么久，按道理讲不会还有人不清楚吧？我因此猜想，不系安全带的人不是不懂规矩，“忘记”估计也不会是主要原因，而根本就是有意识地选择这么做。
根据观察，一般车辆中不系安全带的人数，大约占了整体的一成。这就很好地解释了社会新闻中，经常报道的车祸时“被抛出车外的死者”，是如何可能被抛了。过去美国的报章在报道这类新闻时，最后一句话经常提到“死者没有系安全带”。我觉得这显示了美国报人的社会责任感。
了解我的风格的读者，大概已经可以隐隐感觉到我更关心的并不是那“一般车辆”中不系安全带的人数。好的，我这就揭晓谁是那“非一般车辆”：警车。有没有兴趣猜一猜警车上不系安全带的人数占了全体警车的百分之几？根据我过去三个月来的统计，嗯…，坐稳了？答案是：百分百！
这么完整的一个统计数字，说明了什么？
当然，警察是受过特别训练的，但再怎么特别的训练也无法打破牛顿的运动定律。一旦发生车祸，不系安全带的警察还是一样会成为“被抛出车外的死者”的。而且对于警车执行任务时在路上飞驰的速度，我们都不陌生，万一不幸意外发生，那惯性绝对足以让车内的人被抛出车外很远距离的。当然，我指的是没系上安全带的情况。
我也收集了不系安全带的各种说词，不外是：麻烦、不舒服、去的地方很近、系安全带感觉不自由、车祸发生时来不及逃生、附近没有警察。
假如自己就是警察，那“附近有没有警察”大概就尤其不成为问题了。为什么？不用担心被开罚单嘛！系安全带是交通部的规定，警察在这方面是否被赦免了？假如没有，那我们的执法者是否对“自己人”网开一面，采用了双重标准，或简言之，滥权？我国的警察部队常让人“另眼相看”，问题就是缺乏执行法律时，一种对所有人都一视同仁的态度。
追根究底，系上安全带为的是什么？难道就是为了避免被开罚单吗？在“附近没有警察”的时候不系安全带，可以表达对当权者的精神反抗吗？错！错！错！上车应该系上安全带，因为我们谁都超越不了牛顿运动定律，如果不系上安全带，发生车祸时，屁股粘不住座位，会“被抛”，会成为空中飞人。
安全带最根本的功能就是保护我们在意外发生时，把伤害减到最低。大家都应该记清楚这一点。
15/05/2011 《南洋商报》《言论版》
Monday, May 02, 2011
03/05/2011 《上大学去学优越感？》>>晚探明
《上大学去学优越感？》>>>晚探明
胡月霞的《是时候承认台湾学位》（4月25号《言路》版）虽然“应景”，但文中有几处读后教人感到十分困惑，在此仅提出两处向作者讨教。
大学教育的宗旨，或许因校而异、因地而异、因时而异，但上大学为的是去学“优越感”？恕我孤陋寡闻，这当真是让人耳目一新的说法！前哈佛大学教授哈瑞•刘易斯在其著作《失去灵魂的卓越》指出，当年哈佛大学在追求卓越的同时，其实已失去了灵魂，意即忘记了教育的宗旨。这种失去灵魂的卓越，难道就是表现在某些大学生身上的“优越感”？
现代大学虽然是西方的产物，但教育向来是中华文化重要的一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一句话里的“大学”，虽然不是英文university之意，虽然各代大儒对这一句话有其各自不尽相同的诠释，但无论如何，中华文化中主流的、正派的教育理念，就我个人的认知，目的绝不会是产生自我感觉良好的飘飘然、优越感。
大学教育或许与追求卓越有关，但再怎么样也不能扭曲成一种优越感，这种态度太不应该了。位于杭州的浙江大学，其校训为“求是创新”，实在也跟优越感风马牛不相及。
虽然只是一家之言，但前香港大学校长金耀基的旧作《大学之理念》，可以为那些上了大学却不知道所为何来的同学，提供一些参考。我建议所有大学生都去翻一翻这本书，或其他类似的书籍。如今“大学生”一词在社会大众的眼中早已大大贬值，但贬值和成为笑话还是有一定距离的，希望大家自重。
过去几十年以来，据说我国留台生人数达四万人。虽然一直到最近才有少数科系的学位受我国政府承认，但多年来留台生在各领域默默耕耘，为国家付出贡献，这都是不争的事实。但说到我国的经济贸易、教育文化的发展，“几乎依赖”留台生，那也未免太夸大其词了吧？
本人虽非留台生，但家中有长辈早年曾经留学台湾，因此留台生回国后，因为学位不受承认而经历的酸甜苦辣，我一点也不陌生。我国政府若依照教育的程度而承认台湾学位，我当然举双手赞成。
虽然如此，我个人的建议是，我们不能为了达到某些个人的议程或心愿，就任意信口开河。信口开河的事留给政客去干吧，我们还是实事求是一些比较好。
03/05/2011 《星洲日报》《言路》版
胡月霞的《是时候承认台湾学位》（4月25号《言路》版）虽然“应景”，但文中有几处读后教人感到十分困惑，在此仅提出两处向作者讨教。
大学教育的宗旨，或许因校而异、因地而异、因时而异，但上大学为的是去学“优越感”？恕我孤陋寡闻，这当真是让人耳目一新的说法！前哈佛大学教授哈瑞•刘易斯在其著作《失去灵魂的卓越》指出，当年哈佛大学在追求卓越的同时，其实已失去了灵魂，意即忘记了教育的宗旨。这种失去灵魂的卓越，难道就是表现在某些大学生身上的“优越感”？
现代大学虽然是西方的产物，但教育向来是中华文化重要的一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一句话里的“大学”，虽然不是英文university之意，虽然各代大儒对这一句话有其各自不尽相同的诠释，但无论如何，中华文化中主流的、正派的教育理念，就我个人的认知，目的绝不会是产生自我感觉良好的飘飘然、优越感。
大学教育或许与追求卓越有关，但再怎么样也不能扭曲成一种优越感，这种态度太不应该了。位于杭州的浙江大学，其校训为“求是创新”，实在也跟优越感风马牛不相及。
虽然只是一家之言，但前香港大学校长金耀基的旧作《大学之理念》，可以为那些上了大学却不知道所为何来的同学，提供一些参考。我建议所有大学生都去翻一翻这本书，或其他类似的书籍。如今“大学生”一词在社会大众的眼中早已大大贬值，但贬值和成为笑话还是有一定距离的，希望大家自重。
过去几十年以来，据说我国留台生人数达四万人。虽然一直到最近才有少数科系的学位受我国政府承认，但多年来留台生在各领域默默耕耘，为国家付出贡献，这都是不争的事实。但说到我国的经济贸易、教育文化的发展，“几乎依赖”留台生，那也未免太夸大其词了吧？
本人虽非留台生，但家中有长辈早年曾经留学台湾，因此留台生回国后，因为学位不受承认而经历的酸甜苦辣，我一点也不陌生。我国政府若依照教育的程度而承认台湾学位，我当然举双手赞成。
虽然如此，我个人的建议是，我们不能为了达到某些个人的议程或心愿，就任意信口开河。信口开河的事留给政客去干吧，我们还是实事求是一些比较好。
03/05/2011 《星洲日报》《言路》版
25/04/2011 《是时候承认台湾学位》>>胡月霞
《是时候承认台湾学位》>>>胡月霞
大马与中国將互相承认学位，就我个人而言，没有太多的激动与欣喜；唯的確为在中国求学的莘莘学子，尤其是独中生捎来了盼望已久的好消息。但我殷切希望大马教育部在承认中国大学学位的同时，不另设其他附带条件；如此一来，对於促进两国的教育交流不但起到积极的作用，同时更能推动马中高等教育交流与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更高层次发展。
当初选择前往中国就学，从未顾及学位是否获得大马政府承认，一心一意就是为实现梦想。熬过4年的本科课程学习，感受到杭州之美，有感回国后无法继续沉浸在浓郁的人文氛围里，於是决定继续留杭，直至硕士毕业后回到吉隆坡。毕竟上大学，学的不光是书本上的死知识，学的也是一种优越感，一种氛围，一种具有专业水平的知识。
教育部宣佈马中將签署学位互认协议，希望今次的签署能顺利完成，然而，当我们將所有关注力投向留华学位即將获得全面承认之际，是否也考虑吁请政府同时关注留台学位的承认？
诚如陈泽清所言，希望马中两国政府能秉持一中政策的原则，一併承认留华和留台学位，唯其如此才能充份体现和贯彻一中政策的真正精神和实质意涵。无论留华生或是留台生，只要有所专长，且能对国家有所贡献，教育部就不应该將之摒弃於国门外，国家在发出“一个马来西亚”的口號后，就应该公平对待所有土生土长的子民。君不见这些年来，大马的经济贸易、教育文化的发展，几乎依赖留台生在全马各个角落发挥所长，无可否认的，留台生的確为国家建设与发展付出了无可计算的贡献。
邻国有大量人才乃大马子民，这足以证明大马已流失了不少留华生及留台生。留华生及留台生统统被邻国吸纳，未尝不是件好事；可是仔细一想，学有专长的人都为他国贡献，原来我们只是为他国做嫁衣，为他国培育人才。
当我们的人才一批又一批被“搜刮”到国外时，不知道大马的教育部有何感想，有何感触？为挽留人才，望教育部能有所考量，有所决定。
选择留学中国大陆、台湾的莘莘学子也许並不在意学位是否被承认，然而对於华社而言，对马中互认大学学位当然乐见其成，谨此殷切期待教育部不分彼此且能一样重视留台学位，吸纳更多的人才继续发展国家。
25/04/2011 《星洲日报》《言路》版
大马与中国將互相承认学位，就我个人而言，没有太多的激动与欣喜；唯的確为在中国求学的莘莘学子，尤其是独中生捎来了盼望已久的好消息。但我殷切希望大马教育部在承认中国大学学位的同时，不另设其他附带条件；如此一来，对於促进两国的教育交流不但起到积极的作用，同时更能推动马中高等教育交流与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更高层次发展。
当初选择前往中国就学，从未顾及学位是否获得大马政府承认，一心一意就是为实现梦想。熬过4年的本科课程学习，感受到杭州之美，有感回国后无法继续沉浸在浓郁的人文氛围里，於是决定继续留杭，直至硕士毕业后回到吉隆坡。毕竟上大学，学的不光是书本上的死知识，学的也是一种优越感，一种氛围，一种具有专业水平的知识。
教育部宣佈马中將签署学位互认协议，希望今次的签署能顺利完成，然而，当我们將所有关注力投向留华学位即將获得全面承认之际，是否也考虑吁请政府同时关注留台学位的承认？
诚如陈泽清所言，希望马中两国政府能秉持一中政策的原则，一併承认留华和留台学位，唯其如此才能充份体现和贯彻一中政策的真正精神和实质意涵。无论留华生或是留台生，只要有所专长，且能对国家有所贡献，教育部就不应该將之摒弃於国门外，国家在发出“一个马来西亚”的口號后，就应该公平对待所有土生土长的子民。君不见这些年来，大马的经济贸易、教育文化的发展，几乎依赖留台生在全马各个角落发挥所长，无可否认的，留台生的確为国家建设与发展付出了无可计算的贡献。
邻国有大量人才乃大马子民，这足以证明大马已流失了不少留华生及留台生。留华生及留台生统统被邻国吸纳，未尝不是件好事；可是仔细一想，学有专长的人都为他国贡献，原来我们只是为他国做嫁衣，为他国培育人才。
当我们的人才一批又一批被“搜刮”到国外时，不知道大马的教育部有何感想，有何感触？为挽留人才，望教育部能有所考量，有所决定。
选择留学中国大陆、台湾的莘莘学子也许並不在意学位是否被承认，然而对於华社而言，对马中互认大学学位当然乐见其成，谨此殷切期待教育部不分彼此且能一样重视留台学位，吸纳更多的人才继续发展国家。
25/04/2011 《星洲日报》《言路》版
《人生如戏》>>01/05/2011《忽视问题本身》周嘉惠
《忽视问题本身》>>>周嘉惠
当我们从问题的解决，而不是从问题的本身去对待事情时，便犯了十分严重的错误。解决问题不能单从问题的解决的角度来思考，否则一般上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做法，永远不成为真正的解决之道；即使侥幸解决了，极可能只是瞎猫碰到死老鼠。我们做人不能老是指望出门就会捡到死鸡，而应该表现得更积极些。
近来政府对于人才外流一事好像终于有点感觉了，但仍坚持不正视问题本身，却以为外国又圆又大的月亮纯粹是人家用钞票砌出来的。为了表示有解决“问题表面”的意图，结果提出的建议还是以更优惠的所得税奖掖来吸引专才回流，这绝对是打从一开始就注定失败的手法。随便去打听一下吧，即使免缴所得税，在我国的收入也未必高得过在国外缴了所得税后的净收入。
忽视问题本身而想解决问题，不但无法对症下药，闹笑话的几率也会相对提高。经常有意无意地点错穴道，除了加深群众心目中政府没有公信力的印象，毫无益处。请当局认真分析人才外流的原因，弄清楚原因后，答案其实完全是明摆在眼前的。当然，我们都明白政治是很复杂的，可能实际上我国并不需要专才回流（曾有人说大可当这些人外流是’麻烦输出’），但摆个欢迎的姿态总是件政治正确的事情。
最近砂劳越州举行了州选举，成绩揭晓后朝野各有各的说词，反正政客的话语听过就算，不必太认真对待。比较有意思的是，执政党在华人区的兵败如山倒，令砂州首席部长特意提醒华人仔细考虑，到底是意欲“摒弃主流外还是要解决问题？”
华人的问题是什么？为什么那些问题会成为华人的问题？伟大人物认为既不重要也不关心。重要的是大家必须支持主流，那么任何问题自然就能获得解决。这种本末倒置的思维说明权力傲慢的程度，教人心寒齿冷。事实证明，假如不认真看待问题本身，我们可以花上几十年时间解决问题，结果是什么也解决不了，问题还是问题。对于这一点，华人似乎觉悟了，可惜砂州首席部长好像还没有。
在发展中国家的行列里，我国占了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地位。但政府经常拿更落后的国家来或彰显自己的能耐，或安慰人民，总让人觉得很不妥当。患哮喘病的人看起来当然比患肺病的病人外表要健康，可是老挑矮子来比高，其实是很辜负人民的期望的。
308的政治海啸，以及民联在砂州选举的突破，应该已足以带给国阵政府一些危机感才对。危机不一定是坏事，只是显示需要一种深刻而强烈的改变。人民手指星星，且请认真针对星星思考，别以为望着手指揣摩一番就真的会带来任何“亲民”印象的加分。即使从前民智未开，果真曾经有过这样的经验，那毕竟已经是历史了。我们无法踏进同一条河流两次，连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人都已经看透了这一点，难道今天的伟大人物还好意思用同一招数继续浑水摸鱼、自欺欺人？
作为政府，带给人民一些可期盼的希望，应该是最起码的责任。但愿往后面对问题时，政府能够首先静下心来仔细分析问题，而非急着没头没脑地企图解决问题，或等而下之的掩盖问题、转移视线。
如此一来，相信大家对未来都会感觉更有指望些。
01/05/2011 《南洋商报》《言论版》
当我们从问题的解决，而不是从问题的本身去对待事情时，便犯了十分严重的错误。解决问题不能单从问题的解决的角度来思考，否则一般上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做法，永远不成为真正的解决之道；即使侥幸解决了，极可能只是瞎猫碰到死老鼠。我们做人不能老是指望出门就会捡到死鸡，而应该表现得更积极些。
近来政府对于人才外流一事好像终于有点感觉了，但仍坚持不正视问题本身，却以为外国又圆又大的月亮纯粹是人家用钞票砌出来的。为了表示有解决“问题表面”的意图，结果提出的建议还是以更优惠的所得税奖掖来吸引专才回流，这绝对是打从一开始就注定失败的手法。随便去打听一下吧，即使免缴所得税，在我国的收入也未必高得过在国外缴了所得税后的净收入。
忽视问题本身而想解决问题，不但无法对症下药，闹笑话的几率也会相对提高。经常有意无意地点错穴道，除了加深群众心目中政府没有公信力的印象，毫无益处。请当局认真分析人才外流的原因，弄清楚原因后，答案其实完全是明摆在眼前的。当然，我们都明白政治是很复杂的，可能实际上我国并不需要专才回流（曾有人说大可当这些人外流是’麻烦输出’），但摆个欢迎的姿态总是件政治正确的事情。
最近砂劳越州举行了州选举，成绩揭晓后朝野各有各的说词，反正政客的话语听过就算，不必太认真对待。比较有意思的是，执政党在华人区的兵败如山倒，令砂州首席部长特意提醒华人仔细考虑，到底是意欲“摒弃主流外还是要解决问题？”
华人的问题是什么？为什么那些问题会成为华人的问题？伟大人物认为既不重要也不关心。重要的是大家必须支持主流，那么任何问题自然就能获得解决。这种本末倒置的思维说明权力傲慢的程度，教人心寒齿冷。事实证明，假如不认真看待问题本身，我们可以花上几十年时间解决问题，结果是什么也解决不了，问题还是问题。对于这一点，华人似乎觉悟了，可惜砂州首席部长好像还没有。
在发展中国家的行列里，我国占了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地位。但政府经常拿更落后的国家来或彰显自己的能耐，或安慰人民，总让人觉得很不妥当。患哮喘病的人看起来当然比患肺病的病人外表要健康，可是老挑矮子来比高，其实是很辜负人民的期望的。
308的政治海啸，以及民联在砂州选举的突破，应该已足以带给国阵政府一些危机感才对。危机不一定是坏事，只是显示需要一种深刻而强烈的改变。人民手指星星，且请认真针对星星思考，别以为望着手指揣摩一番就真的会带来任何“亲民”印象的加分。即使从前民智未开，果真曾经有过这样的经验，那毕竟已经是历史了。我们无法踏进同一条河流两次，连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人都已经看透了这一点，难道今天的伟大人物还好意思用同一招数继续浑水摸鱼、自欺欺人？
作为政府，带给人民一些可期盼的希望，应该是最起码的责任。但愿往后面对问题时，政府能够首先静下心来仔细分析问题，而非急着没头没脑地企图解决问题，或等而下之的掩盖问题、转移视线。
如此一来，相信大家对未来都会感觉更有指望些。
01/05/2011 《南洋商报》《言论版》
《人生如戏》>>10/04/2011《人文》周嘉惠
《人文》>>>周嘉惠
最近看了一部很感人的美国电影Taking Chance，从网上查到的中文译名为《护送钱斯》。故事情节就只是平铺直叙一位文职军官护送阵亡军人钱斯的尸体回家乡下葬的经过，十分简单。它之所以感人，在于整个过程中所有擦身而过的人对这位阵亡军人都表达了他们的敬意。军人见到了自然是行军礼，普通人见到了则脱帽，或亮车灯致敬。
虽然是电影情节，但剧情中并没有刻意添加好莱坞式的煽情元素，而且根据我本身过去的美国经验来衡量，相信也距离现实不远。这部电影确实反映了美国人对阵亡军人的敬意，这种敬意也可以延伸到美国人对一般认识或不认识的亡者的态度。
在我们的文化中，通常见到死人会是怎么一种什么反应？许多人的条件反射是马上连着“呸！呸！呸！”三下以驱霉气，如果见到有人不幸横死，却总有人忙不迭地拍照，然后放上网广为传播。尤其对于后者，我始终弄不清楚这到底反映了一种怎么样的变态心理，反正总有人乐此不疲。
年初连续发生了多桩自杀事件，某些报章基于尊重读者“知的权力”，把事件当头条新闻处理。在一片骂声之后，终于收敛了。编辑到底是关心读者“知的权力”，还是出于唯恐天下不乱的小报心态见猎心喜？其实无谓花心思去猜测。站在读者的角度，倒是希望编辑们能够经常根据良知进行反思，以期能够呈现更有素质的报道。
“知的权力”在面对更高的价值时，它其实是可以让步的；当年美国报馆拒绝刊登马丁路德金嫖妓的新闻就是一例。不久前我国报章头版头条报道“疑似安华嫖妓”的新闻，反映的则是另一种决然相反的价值观。曾有某编辑告知“独漏新闻”是本地报馆的大忌。问题是，这种怕输心态果真是不可违反的新闻原则吗？难道这种原则就不容质疑？
我个人的意见是，不论是以什么价值观为出发点都好，任何事情的重点应该仍然回归到必须要对人类实行人道这个标准上。如果我们确实是以人的价值、人的感受、人的尊严为衡量一切的尺度，那无论如何我们都不会错得太离谱的。
“美国戏剧之父”奥尼尔的剧本《悲悼三部曲》有一句精彩对白，他说有些人“超越了生活，为了不正当的生存而无视生活。”我们政坛上有许多离谱的言论，来来去去都是出自那几位没出息的人物。为什么？因为他们毫无能力为国家作出贡献，但为了让大家记得他们的存在，只好经常在国会表演嘴巴拉屎的把戏。
最让人惊奇的是，有人推荐他们去参选，也有足够的选民支持，否则他们无法代表整个地区的选民到国会去丢人现眼。欧阳文风认为那是因为选民“愚蠢”，我个人则觉得那是选民一种自甘堕落的表现。
我们对死人没有太多的敬意，我们对活人也不见得有太多的关怀，我们甚至连自己也不太尊重，为了“彰显生存”，常常不经大脑就说出一大串似是而非的废话，而且一点也不脸红。
一言以蔽之，我们缺乏对人道的关切，我们没有人文精神。
网上有人说得好，失落人文精神的“发展”，实际上应该叫“发癫”。我们的国家是在发展，还是在发癫？值得大家好好去想一想。
10/4/2011 《南洋商报》《言论》版
最近看了一部很感人的美国电影Taking Chance，从网上查到的中文译名为《护送钱斯》。故事情节就只是平铺直叙一位文职军官护送阵亡军人钱斯的尸体回家乡下葬的经过，十分简单。它之所以感人，在于整个过程中所有擦身而过的人对这位阵亡军人都表达了他们的敬意。军人见到了自然是行军礼，普通人见到了则脱帽，或亮车灯致敬。
虽然是电影情节，但剧情中并没有刻意添加好莱坞式的煽情元素，而且根据我本身过去的美国经验来衡量，相信也距离现实不远。这部电影确实反映了美国人对阵亡军人的敬意，这种敬意也可以延伸到美国人对一般认识或不认识的亡者的态度。
在我们的文化中，通常见到死人会是怎么一种什么反应？许多人的条件反射是马上连着“呸！呸！呸！”三下以驱霉气，如果见到有人不幸横死，却总有人忙不迭地拍照，然后放上网广为传播。尤其对于后者，我始终弄不清楚这到底反映了一种怎么样的变态心理，反正总有人乐此不疲。
年初连续发生了多桩自杀事件，某些报章基于尊重读者“知的权力”，把事件当头条新闻处理。在一片骂声之后，终于收敛了。编辑到底是关心读者“知的权力”，还是出于唯恐天下不乱的小报心态见猎心喜？其实无谓花心思去猜测。站在读者的角度，倒是希望编辑们能够经常根据良知进行反思，以期能够呈现更有素质的报道。
“知的权力”在面对更高的价值时，它其实是可以让步的；当年美国报馆拒绝刊登马丁路德金嫖妓的新闻就是一例。不久前我国报章头版头条报道“疑似安华嫖妓”的新闻，反映的则是另一种决然相反的价值观。曾有某编辑告知“独漏新闻”是本地报馆的大忌。问题是，这种怕输心态果真是不可违反的新闻原则吗？难道这种原则就不容质疑？
我个人的意见是，不论是以什么价值观为出发点都好，任何事情的重点应该仍然回归到必须要对人类实行人道这个标准上。如果我们确实是以人的价值、人的感受、人的尊严为衡量一切的尺度，那无论如何我们都不会错得太离谱的。
“美国戏剧之父”奥尼尔的剧本《悲悼三部曲》有一句精彩对白，他说有些人“超越了生活，为了不正当的生存而无视生活。”我们政坛上有许多离谱的言论，来来去去都是出自那几位没出息的人物。为什么？因为他们毫无能力为国家作出贡献，但为了让大家记得他们的存在，只好经常在国会表演嘴巴拉屎的把戏。
最让人惊奇的是，有人推荐他们去参选，也有足够的选民支持，否则他们无法代表整个地区的选民到国会去丢人现眼。欧阳文风认为那是因为选民“愚蠢”，我个人则觉得那是选民一种自甘堕落的表现。
我们对死人没有太多的敬意，我们对活人也不见得有太多的关怀，我们甚至连自己也不太尊重，为了“彰显生存”，常常不经大脑就说出一大串似是而非的废话，而且一点也不脸红。
一言以蔽之，我们缺乏对人道的关切，我们没有人文精神。
网上有人说得好，失落人文精神的“发展”，实际上应该叫“发癫”。我们的国家是在发展，还是在发癫？值得大家好好去想一想。
10/4/2011 《南洋商报》《言论》版
Sunday, March 20, 2011
《人生如戏》>>20/03/2011《风险评估的理性与感性》周嘉惠
《风险评估的理性与感性》>>>周嘉惠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面对的任何一件事都存在着某种程度的风险。在经过风险评估后，假如觉得所需冒的风险是可以接受的，那我们会进行，否则就应该打消念头。这是日常生活中我们不自觉，但却时刻都在处理的事。
且看一个方程式：风险＝几率 X 后果
乘法大家都学过，但是不意味每个人就一定明白这方程式的含义，因此有需要稍作解释：风险与几率和后果成比例，意即一旦几率或后果的值增高，风险随着增高，反之亦然。
道理就这么简单。当然，举例说明会让大家更清楚，这里就以过马路为例子。
在行人道亮绿灯时，虽然万一发生意外可能的后果是手折脚断，甚至送命，但发生意外的几率是不高的。心中自我评估一下风险，再往左右望一望，通常我们就这样放心过马路了。意外并非完全不可能发生，但风险低得让我们觉得可以冒这个险。
假设现在我们打算横越高速大道，心里经历的其实也是一次同样的风险评估。后果依然可能是手折脚断，甚至没命，但跨越高速大道发生意外的几率肯定要高上很多。一个很糟糕的后果，加上一个很高的几率，得出一个很高的风险值。许多人因此不会冒险横越高速大道，就算有人基于某种原因决定冒这个险，心跳毫无疑问会比平时快很多。
在日本福岛核电厂发生事故后，根据报道，我国政府依然对核能发电厂一往情深。
我们不妨简单地自我评估兴建核电厂的风险，以便做出理性的判断。
核电厂发生意外的几率有多高？感觉上似乎不高，印象中就那么几桩。
万一核电厂发生意外，最糟后果会有多糟？答案是很糟。1986年乌克兰切尔诺贝利核电厂爆炸事件可以借鉴。福岛核电厂事故，日本首相认为最坏情况是东日本全毁。
为了加深印象，也不用查地图，我们不妨假设雪兰莪州跟东日本的面积差不多大小。所以，万一我国真的建了核电厂，而且又不幸发生类似福岛的意外，后果将会是一个雪兰莪州完蛋。
对于兴建核电厂的评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客观结论：这是一个几率不高，但后果严重的风险。
在做简单的风险评估的同时，我们也不应该忘了考虑以下几点：
一、 核废料的辐射会维持千年以上，但我们是否有能力保障子孙千年的安全？
二、 日本发生地震、海啸、核电厂辐射外泄三合一的大灾难。我国基于人道主义欲第一时间派出救援队，却被对方婉绝。我们必须扪心自问：为什么？
基于对我国特殊国情的认识，我个人并不赞同核电厂的兴建。假如政府最后还是决定“择善而固执”，我个人建议在核电厂附近同时建立一个新城市，然后把所有认为绝对安全而投赞成票的人，限制其三代人居留在该城市。假如对千年的安全都有信心保证，三代人不超过百年，理应会在新城住得很开心。
顺便提一下，上述方程式是我大学的核能工程教授在课堂上告知的。年代久远，唯道理不变。
13/03/2011 《南洋商报》《言论》版
附：是机率？还是几率？请看：http://hanyu.iciba.com/a/20090710/1037.shtml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面对的任何一件事都存在着某种程度的风险。在经过风险评估后，假如觉得所需冒的风险是可以接受的，那我们会进行，否则就应该打消念头。这是日常生活中我们不自觉，但却时刻都在处理的事。
且看一个方程式：风险＝几率 X 后果
乘法大家都学过，但是不意味每个人就一定明白这方程式的含义，因此有需要稍作解释：风险与几率和后果成比例，意即一旦几率或后果的值增高，风险随着增高，反之亦然。
道理就这么简单。当然，举例说明会让大家更清楚，这里就以过马路为例子。
在行人道亮绿灯时，虽然万一发生意外可能的后果是手折脚断，甚至送命，但发生意外的几率是不高的。心中自我评估一下风险，再往左右望一望，通常我们就这样放心过马路了。意外并非完全不可能发生，但风险低得让我们觉得可以冒这个险。
假设现在我们打算横越高速大道，心里经历的其实也是一次同样的风险评估。后果依然可能是手折脚断，甚至没命，但跨越高速大道发生意外的几率肯定要高上很多。一个很糟糕的后果，加上一个很高的几率，得出一个很高的风险值。许多人因此不会冒险横越高速大道，就算有人基于某种原因决定冒这个险，心跳毫无疑问会比平时快很多。
在日本福岛核电厂发生事故后，根据报道，我国政府依然对核能发电厂一往情深。
我们不妨简单地自我评估兴建核电厂的风险，以便做出理性的判断。
核电厂发生意外的几率有多高？感觉上似乎不高，印象中就那么几桩。
万一核电厂发生意外，最糟后果会有多糟？答案是很糟。1986年乌克兰切尔诺贝利核电厂爆炸事件可以借鉴。福岛核电厂事故，日本首相认为最坏情况是东日本全毁。
为了加深印象，也不用查地图，我们不妨假设雪兰莪州跟东日本的面积差不多大小。所以，万一我国真的建了核电厂，而且又不幸发生类似福岛的意外，后果将会是一个雪兰莪州完蛋。
对于兴建核电厂的评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客观结论：这是一个几率不高，但后果严重的风险。
在做简单的风险评估的同时，我们也不应该忘了考虑以下几点：
一、 核废料的辐射会维持千年以上，但我们是否有能力保障子孙千年的安全？
二、 日本发生地震、海啸、核电厂辐射外泄三合一的大灾难。我国基于人道主义欲第一时间派出救援队，却被对方婉绝。我们必须扪心自问：为什么？
基于对我国特殊国情的认识，我个人并不赞同核电厂的兴建。假如政府最后还是决定“择善而固执”，我个人建议在核电厂附近同时建立一个新城市，然后把所有认为绝对安全而投赞成票的人，限制其三代人居留在该城市。假如对千年的安全都有信心保证，三代人不超过百年，理应会在新城住得很开心。
顺便提一下，上述方程式是我大学的核能工程教授在课堂上告知的。年代久远，唯道理不变。
13/03/2011 《南洋商报》《言论》版
附：是机率？还是几率？请看：http://hanyu.iciba.com/a/20090710/1037.shtml
Wednesday, March 16, 2011
17/3/2011《翻译的局限》>>周嘉惠
《翻译的局限》>>>周嘉惠
翻译是一门大学问，尤其在全球化的今天，更是摇身一变成了显学。彭瑞芳欲借《巫译中的心得》（11/3/2011）一文与大家分享翻译心得，恐怕是项庄舞剑，重点其实还落在文章最后的联想部分之中。这本是无可厚非的事，但彭君为了彰显自己对华文的喜爱，以及鼓励后进好好学习华文，却扯得稍嫌有点过了头。
各种民族和社群都有其独立的语言，并在语言背后带着一整套暗示及共有的特色、偏见、固定的思考习惯；实际上语言暗示的除了整个文化背景，更有特定的心态。再者，翻译派生于原文，而译文中却夹杂着分别来自原作者和译者的思维。因此译文在成就一个作品以形成更丰富的生命体的同时，其复杂性也不可避免地提高了。在传达这些复杂的信息时，译文的可读性就不仅仅是文句流畅的考虑而已，逻辑的陈述更必须瞻前顾后、面面俱到。任何翻译者都无法确认自己是否完全理解作者的含义，误读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的，因此在面对译文这种“影子的影子”，阅读时尤其应该打起十二分精神。
有鉴于此，一个完美的翻译基本上可以说是不可能存在的。诗的翻译尤其如此，除了尝试拿捏作者的心意，更为难译者的是，顾得了意境，顾不上押韵。就算连押韵也顾上了，两种语言的押韵也绝对押不出相同的味道。
翻译有它的局限，但这是翻译的本质，与语言文化是否伟大无关。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一书收录了新几内亚多布部落的一些祭文、咒文之类的东西，虽然多布文化落后，倒看看谁有那么大本事真有把握将其精髓完全给译出来？假如对多布“落后的”文化一无所知，再好的译文摆在眼前，读后只怕仍然一知半解。不论文化是博大精深或落后鄙陋，经翻译后的情况都不会相差太远。
要了解另一种语文的作品，最理想的方法当然是直接读原文，而且还得对作品当时、当地的文化背景具备一定的知识才行。但基于现实考量，读翻译是退而求其次的折中办法。鼓励学生好好学习是好事，但例子要用对，逻辑不通就失去说服力了。
17/3/2011 《星洲日报》《言路》版
翻译是一门大学问，尤其在全球化的今天，更是摇身一变成了显学。彭瑞芳欲借《巫译中的心得》（11/3/2011）一文与大家分享翻译心得，恐怕是项庄舞剑，重点其实还落在文章最后的联想部分之中。这本是无可厚非的事，但彭君为了彰显自己对华文的喜爱，以及鼓励后进好好学习华文，却扯得稍嫌有点过了头。
各种民族和社群都有其独立的语言，并在语言背后带着一整套暗示及共有的特色、偏见、固定的思考习惯；实际上语言暗示的除了整个文化背景，更有特定的心态。再者，翻译派生于原文，而译文中却夹杂着分别来自原作者和译者的思维。因此译文在成就一个作品以形成更丰富的生命体的同时，其复杂性也不可避免地提高了。在传达这些复杂的信息时，译文的可读性就不仅仅是文句流畅的考虑而已，逻辑的陈述更必须瞻前顾后、面面俱到。任何翻译者都无法确认自己是否完全理解作者的含义，误读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的，因此在面对译文这种“影子的影子”，阅读时尤其应该打起十二分精神。
有鉴于此，一个完美的翻译基本上可以说是不可能存在的。诗的翻译尤其如此，除了尝试拿捏作者的心意，更为难译者的是，顾得了意境，顾不上押韵。就算连押韵也顾上了，两种语言的押韵也绝对押不出相同的味道。
翻译有它的局限，但这是翻译的本质，与语言文化是否伟大无关。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一书收录了新几内亚多布部落的一些祭文、咒文之类的东西，虽然多布文化落后，倒看看谁有那么大本事真有把握将其精髓完全给译出来？假如对多布“落后的”文化一无所知，再好的译文摆在眼前，读后只怕仍然一知半解。不论文化是博大精深或落后鄙陋，经翻译后的情况都不会相差太远。
要了解另一种语文的作品，最理想的方法当然是直接读原文，而且还得对作品当时、当地的文化背景具备一定的知识才行。但基于现实考量，读翻译是退而求其次的折中办法。鼓励学生好好学习是好事，但例子要用对，逻辑不通就失去说服力了。
17/3/2011 《星洲日报》《言路》版
Sunday, March 13, 2011
《人生如戏》>>13/03/2011《人味》周嘉惠
《人味》>>>周嘉惠
什么是人？这是我的疑问。
莎翁剧本《麦克白》第四幕有这么一句：“虽然小人全都貌似忠良，可是忠良的一定仍然不失他的本色。”同样逻辑可以套用在我的问题上：虽然披上画皮的妖魔鬼怪全都似乎人模人样，但真正的人一定不失他的本色。
人的这个“本色”，我称其为“人味”。
人味不同于人情味，人情味太高级了。假如没有人情味就等同不是人，那吉隆坡的人类老早已经绝种。把标准定得那么高似有存心刁难的意味，未免过分。如果允许拿死鱼来作比喻的话，“人情味” 的强烈气味如同曝尸三天的死鱼，“人味”则有如刚死的鱼，虚无缥缈，似有还无，但总是存在着一丝淡淡的、异于平常的气味。只要求有那么一点点味道，就算合乎标准。
举例说明是必要的。当车祸发生时，总是有那么一堆人围在现场。提供协助者，散发着十分浓烈的人味，毫无疑问。至于那些在一旁拍照留念的、抄车牌号码准备买彩票的、趁乱偷窃伤者或死者财物的，请问应该作何解释？教育的彻底失败？荀子强调教育对人性塑造的重要性，难道不曾受过任何教育，人性就会沦落到如此田地？但是我们又确知完全没受过教育的人在这年头实在不多见。
赵明福神秘坠楼后，某些大官迫不及待地发表了许多落井下石、往伤口撒盐的言论。当时就满腹狐疑，到底是我的嗅觉失灵？还是这些大官确实连身上的最后一丝人味也蒸发了？虽然死者已没有反应，难道我们可以因此抛弃一切对所有人原就都该抱有的起码尊重了吗？他们受的到底是怎么样的教育？他们究竟是在什么样的环境长大，才说得出那样的言论？
就是类似这些的行为，令我倍感困惑，甚至引起身份认同的焦虑。我怎么可能跟他们属于同一种物种？
是不是因为缺乏信仰的关系，才导致现今社会许许多多莫名其妙的事情发生？所谓信仰并不是指宗教信仰，而是指对某一些价值观的真心诚意认同。人是不是应该具有一些甚至不需要宗教提点也可以接受的价值观？
确实，价值观不是阳光、雨水或氧气，不是人赖以生存的必要条件。虽然进化论已抹去了分开人类世界与动物世界的界线，但假如我们还是认为人毕竟要比其他物种稍微高级一些，那么，究竟什么才是作为人的最低标准？个人不是在此鼓励大家去当个文明边缘的原始人，却也不再兴趣奢谈伟人、圣人的公因数，我只是想知道：什么才是作为人的最基本素质？
说得白一点，身为人类的最基本义务，就是起码需要表现得更像个人。猪狗不如固然可悲，有如猪狗也不值得开香槟庆祝，作为万物之灵，人无论如何总得比飞禽走兽稍微强一些。
在考虑任何社会地位之前，我们必须认清自己首先是人，然后才可能是其他的。我在想，一种简单的、普世的“良知”是否能够成为人性的阿基米德点？如此确立人味的条件，这样的最低标准大概不算过分。
唯有透过人类特有的人文内涵的铺陈与演绎，人性的光辉才可能得以彰显，最起码的人味才能够成功展现。在这一片人文缺席的丛林，人文教育或许是我们唯一的，并且也是最后的出路。
我们要对得起远道而来的外星人，别让人家捉了只王八却还以为是人！
13/03/2011 《南洋商报》《言论》版
什么是人？这是我的疑问。
莎翁剧本《麦克白》第四幕有这么一句：“虽然小人全都貌似忠良，可是忠良的一定仍然不失他的本色。”同样逻辑可以套用在我的问题上：虽然披上画皮的妖魔鬼怪全都似乎人模人样，但真正的人一定不失他的本色。
人的这个“本色”，我称其为“人味”。
人味不同于人情味，人情味太高级了。假如没有人情味就等同不是人，那吉隆坡的人类老早已经绝种。把标准定得那么高似有存心刁难的意味，未免过分。如果允许拿死鱼来作比喻的话，“人情味” 的强烈气味如同曝尸三天的死鱼，“人味”则有如刚死的鱼，虚无缥缈，似有还无，但总是存在着一丝淡淡的、异于平常的气味。只要求有那么一点点味道，就算合乎标准。
举例说明是必要的。当车祸发生时，总是有那么一堆人围在现场。提供协助者，散发着十分浓烈的人味，毫无疑问。至于那些在一旁拍照留念的、抄车牌号码准备买彩票的、趁乱偷窃伤者或死者财物的，请问应该作何解释？教育的彻底失败？荀子强调教育对人性塑造的重要性，难道不曾受过任何教育，人性就会沦落到如此田地？但是我们又确知完全没受过教育的人在这年头实在不多见。
赵明福神秘坠楼后，某些大官迫不及待地发表了许多落井下石、往伤口撒盐的言论。当时就满腹狐疑，到底是我的嗅觉失灵？还是这些大官确实连身上的最后一丝人味也蒸发了？虽然死者已没有反应，难道我们可以因此抛弃一切对所有人原就都该抱有的起码尊重了吗？他们受的到底是怎么样的教育？他们究竟是在什么样的环境长大，才说得出那样的言论？
就是类似这些的行为，令我倍感困惑，甚至引起身份认同的焦虑。我怎么可能跟他们属于同一种物种？
是不是因为缺乏信仰的关系，才导致现今社会许许多多莫名其妙的事情发生？所谓信仰并不是指宗教信仰，而是指对某一些价值观的真心诚意认同。人是不是应该具有一些甚至不需要宗教提点也可以接受的价值观？
确实，价值观不是阳光、雨水或氧气，不是人赖以生存的必要条件。虽然进化论已抹去了分开人类世界与动物世界的界线，但假如我们还是认为人毕竟要比其他物种稍微高级一些，那么，究竟什么才是作为人的最低标准？个人不是在此鼓励大家去当个文明边缘的原始人，却也不再兴趣奢谈伟人、圣人的公因数，我只是想知道：什么才是作为人的最基本素质？
说得白一点，身为人类的最基本义务，就是起码需要表现得更像个人。猪狗不如固然可悲，有如猪狗也不值得开香槟庆祝，作为万物之灵，人无论如何总得比飞禽走兽稍微强一些。
在考虑任何社会地位之前，我们必须认清自己首先是人，然后才可能是其他的。我在想，一种简单的、普世的“良知”是否能够成为人性的阿基米德点？如此确立人味的条件，这样的最低标准大概不算过分。
唯有透过人类特有的人文内涵的铺陈与演绎，人性的光辉才可能得以彰显，最起码的人味才能够成功展现。在这一片人文缺席的丛林，人文教育或许是我们唯一的，并且也是最后的出路。
我们要对得起远道而来的外星人，别让人家捉了只王八却还以为是人！
13/03/2011 《南洋商报》《言论》版
Thursday, March 10, 2011
《人生如戏》>>11/03/2011《关于本尼迪克特、日神与酒神》周嘉惠
《关于本尼迪克特、日神与酒神》>>>周嘉惠
3月6日刘彦运先生的文章《血染的茉莉花》中提到本尼迪克特、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我读过本氏的书，恰好对日神与酒神精神也略有所知，在此且班门弄斧，多添几笔权作补充。
本氏（Ruth Benedict，1887－1948）是二十世纪最有影响力的文化人类学家之一。她最为人知的作品是受美国战时情报局委托而写的《菊花与刀》（1946年出版），是一份对日本民族性出色的研究报告。1935年出版的《文化模式》是另一代表作，她认为各种模式都有其独特的特征和存在的理由，不会因为其他文化的好恶而有所改变。
为了阐明观点，本氏在《文化模式》中分析了美国东南方普韦布洛印第安人的“日神型”文化、美洲西北海岸克瓦基特尔的“酒神型”文化，和新几内亚多布人的“妄想型”文化。一生致力于原始文化研究的本氏，对所有种族都充满了理解与同情，而且厌恶种族歧视、种族压迫。她认为不同文化之间无所谓地位的优劣或高低，“（各文化）之所以不同，更多是因为它们作为整体适应于不同的方向。它们追求的是不同的目标，路数也不一样，在一个社会中的目标和手段不能按照另一个社会中的那些东西来批判，因为本质上它们是不可比较的。”（摘自〈文化模式•第七章 社会的本质〉）
这种文化相对主义具有极高价值，对马来西亚这种多元文化的国家而言尤其如此。假如大小官员都好好去理解本氏的文化相对主义，或许就不会有强制所有学生穿马来装、叫人回中国、回印度的事发生。当然，理解不代表接受，冥顽不灵又如何？当轻声细语好好说话地进行教育的同时，背后必须有一根坚实大棒（法律）随时等候招呼。我个人对“一个马来西亚”的建议就是，没有反歧视法，再动听的口号跟口水的价值其实是相等的。
日神与酒神都是古希腊的神祗，而且同是希腊众神之王宙斯的儿子。日神阿波罗是奥林匹斯山上十二大神之一，地位远高于掌丰收和酿酒的酒神狄奥尼索斯，而且“形象”更光明与正面。
在希腊神话中，酒神曾经遭人杀害肢解，但又奇迹般地复活。后来希腊人就把他的死而复生比拟成四季的轮转、葡萄的枯萎与成长，又将他的色情本性转化成生殖崇拜的对象。或许值得一提的是，希腊神祗并不清高，凡人有的缺点一应俱全，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唯一差别只在于神是不死的。古希腊三大悲剧家欧里庇得斯的剧本《酒神的女信徒》可以让我们一睹酒神在当时人眼中的形象，有兴趣的话不妨一读。
日神精神与酒神精神的对比，因为尼采的《悲剧的诞生》而广为人知。正如刘先生文中所言，日神代表着理性，酒神则代表非理性。“非理性”并不等于“不理性”，而是另一种不那么直接、逻辑明晰的理性，通常称之为“感性”。
自从突尼西亚爆发“茉莉花革命”以来，许多人都在省思革命的是非功过，刘先生文中就表达了不愿见到流血革命在我国发生的意见。首相与副首相亦先后对国人提出警告：“不容茉莉花革命在我国发生”。我不是很搞得懂，这显示的究竟是日神抑或酒神精神？总之，借此奉劝各路“别有居心”者，革命前务必先向警方申请准证，否则都是不合我国法律程序的。
11/03/2011 《南洋商报》《言论》版
Sunday, March 06, 2011
《人生如戏》>>06/03/2011《人》周嘉惠
《人》>>>周嘉惠
最近经常有种身份认同的焦虑。不禁要问：什么是人？
哲学家提出种种解释，大概听过人是政治的动物、理性的动物、伦理的动物、符号的动物等等说法。所谓符号，德国哲学家卡西勒指的是种种文化现象，即诸如神话、宗教、语言、艺术、历史、科学等“符号形式”。这些，确实是其他物种不懂，或玩得没那么高明的把戏。
不过，这许多说法并没有解决我的困惑。我不需要那么复杂的分析，希望能找到直接一点的答案。
上世纪70年代的英国搞笑艺人团体Monty Python写过一首歌Eric the Half-a-Bee（半只蜜蜂艾历克），教人再三玩味。生物教科书说凡昆虫都有头部、胸部、腹部，还有六只脚。蜜蜂是昆虫，所以就应该有头部、胸部、腹部和六只脚。不幸的艾历克在一场意外中断了三只脚，头部、胸部、腹部也残缺不全，但还活着。好，原本是蜜蜂的艾历克，现在还是不是？
假如艾历克因为不符合教科书的定义，所以不能再称之为蜜蜂。那么残障人仕也算不上是人喽？这种想法太政治不正确了，在今天是完全无法接受的。
假如不能以外形来定义，那么不妨套用柏拉图的说法，什么是蜜蜂的“理型”？简单一点的说，什么是蜜蜂的“蜜蜂性”？
当我们见到一只蜜蜂时，我们绝不会误会它其实是一条蛇。即使像艾历克这样的残障蜜蜂，我们也不会以为它是一条蛇。为什么？因为蜜蜂有蜜蜂性，蜜蜂性和蛇性不同。缺手断脚的艾历克并不失其蜜蜂性，所以即使它是半只蜜蜂，半只蜜蜂还是蜜蜂。
什么是蜜蜂性这种问题，无谓继续伤脑筋。我们更需要把时间、精力放在“人”的身上。“我是谁？”是所谓的哲学第一问题，毕竟我们都是人，解决不了“什么是人？”这个问题，恐怕最终也难以突破自我认识的困惑。不知道自己是谁，人生会很彷徨。
什么是人？什么是人的理型？是什么特征我们一旦具备了，就足以让外星人一眼认出那确实是一个人，而不是一只王八？
刚才已经说过了，外形是靠不住的。残障朋友是人，但一只西装笔挺的狗熊，肯定还是狗熊一只。很明显，西装笔挺不能成为人的理型的构成条件之一。
在西方国家，某些小镇选一只狗当镇长的消息时有所闻。但是，即使一只狗被选上市长、部长、或其他什么更高等级的长官，狗狗还是不成为人的。所以，地位不能成为人的理型的构成条件之一，这也是显而易见的。
好莱坞拍过聪明猩猩上学的电影。我想，即使猩猩修得博士学位，顶多还是只能称为聪明的猩猩。我们可以把聪明猩猩当成好朋友，但不会把聪明猩猩误当成人类。当然，我是指大家清醒的时候。神智不清的时候，可能会误以为有三个博士学位就超凡入圣，更具备人的地位。当然，只有头脑不清的人才会这么认为。
确实，人兽之间的界线并不如想象般泾渭分明。譬如，吉隆坡靠近独立广场处有一家特别的诊所，主人在广告牌上自称“禽兽医生”。我就不确定他到底是兽医？自招是名衣冠禽兽的医生？或者，那是一家聪明猩猩和聪明鸭子合伙开的诊所也难说。
什么是人？限于篇幅，请听下回继续尝试分解。
06/03/2011 《南洋商报》《言论》版
最近经常有种身份认同的焦虑。不禁要问：什么是人？
哲学家提出种种解释，大概听过人是政治的动物、理性的动物、伦理的动物、符号的动物等等说法。所谓符号，德国哲学家卡西勒指的是种种文化现象，即诸如神话、宗教、语言、艺术、历史、科学等“符号形式”。这些，确实是其他物种不懂，或玩得没那么高明的把戏。
不过，这许多说法并没有解决我的困惑。我不需要那么复杂的分析，希望能找到直接一点的答案。
上世纪70年代的英国搞笑艺人团体Monty Python写过一首歌Eric the Half-a-Bee（半只蜜蜂艾历克），教人再三玩味。生物教科书说凡昆虫都有头部、胸部、腹部，还有六只脚。蜜蜂是昆虫，所以就应该有头部、胸部、腹部和六只脚。不幸的艾历克在一场意外中断了三只脚，头部、胸部、腹部也残缺不全，但还活着。好，原本是蜜蜂的艾历克，现在还是不是？
假如艾历克因为不符合教科书的定义，所以不能再称之为蜜蜂。那么残障人仕也算不上是人喽？这种想法太政治不正确了，在今天是完全无法接受的。
假如不能以外形来定义，那么不妨套用柏拉图的说法，什么是蜜蜂的“理型”？简单一点的说，什么是蜜蜂的“蜜蜂性”？
当我们见到一只蜜蜂时，我们绝不会误会它其实是一条蛇。即使像艾历克这样的残障蜜蜂，我们也不会以为它是一条蛇。为什么？因为蜜蜂有蜜蜂性，蜜蜂性和蛇性不同。缺手断脚的艾历克并不失其蜜蜂性，所以即使它是半只蜜蜂，半只蜜蜂还是蜜蜂。
什么是蜜蜂性这种问题，无谓继续伤脑筋。我们更需要把时间、精力放在“人”的身上。“我是谁？”是所谓的哲学第一问题，毕竟我们都是人，解决不了“什么是人？”这个问题，恐怕最终也难以突破自我认识的困惑。不知道自己是谁，人生会很彷徨。
什么是人？什么是人的理型？是什么特征我们一旦具备了，就足以让外星人一眼认出那确实是一个人，而不是一只王八？
刚才已经说过了，外形是靠不住的。残障朋友是人，但一只西装笔挺的狗熊，肯定还是狗熊一只。很明显，西装笔挺不能成为人的理型的构成条件之一。
在西方国家，某些小镇选一只狗当镇长的消息时有所闻。但是，即使一只狗被选上市长、部长、或其他什么更高等级的长官，狗狗还是不成为人的。所以，地位不能成为人的理型的构成条件之一，这也是显而易见的。
好莱坞拍过聪明猩猩上学的电影。我想，即使猩猩修得博士学位，顶多还是只能称为聪明的猩猩。我们可以把聪明猩猩当成好朋友，但不会把聪明猩猩误当成人类。当然，我是指大家清醒的时候。神智不清的时候，可能会误以为有三个博士学位就超凡入圣，更具备人的地位。当然，只有头脑不清的人才会这么认为。
确实，人兽之间的界线并不如想象般泾渭分明。譬如，吉隆坡靠近独立广场处有一家特别的诊所，主人在广告牌上自称“禽兽医生”。我就不确定他到底是兽医？自招是名衣冠禽兽的医生？或者，那是一家聪明猩猩和聪明鸭子合伙开的诊所也难说。
什么是人？限于篇幅，请听下回继续尝试分解。
06/03/2011 《南洋商报》《言论》版
02/03/2011《育儿第一役》>>周嘉惠
《育儿第一役》>>>周嘉惠
女儿因为呼吸道异常，出世后即被留院观察7天。第6天医生建议妻子重新入院陪伴初生婴儿，妻子欣然答应。不料女儿整晚哭闹，搞得作为育儿菜鸟的妻子完全没辄儿，结果是一夜大眼瞪小眼，相看泪汪汪。
有了前一晚的惨痛经验，女儿出院的第一天我们虽然满心欣喜，但同时也抱着肃穆的态度严阵以待，绝不掉以轻心。向带小孩经验丰富的阿姨请教对策，阿姨也倾囊以授，让我们受益匪浅。第一要务就是训练小孩吃奶，晚上十一点把孩子喂饱后，一定不可以在天亮前再喂了。医院的方法是每3小时喂一次，那不是在训练小孩，而是在训练大人！阿姨如此叮咛。
小孩在白天还算安分，该吃的时候吃，该睡的时候睡，我们担心的是晚上。这孩子似乎晚上的精力特别充沛！但想到我们夫妻俩“双剑合璧，天下无敌”，总比单打独斗强，自也宽心不少。
十一点喂饱奶后，关灯睡觉。凌晨一点女儿开始哇哇哭，妻子抱着宝宝哄，虽然五音不全还是哼曲给她听。女儿毫不领情，依然卖力地哭，哭得脸都红了。在哭声中突然听到“噗”的一声，什么玩意？“周睿，你看你妈放屁！”“不是我，是睿睿！”妻子抗议。“检查一下尿片。”果然大便了。换尿片，继续哭。喂奶，天下太平。熄灯，大家睡觉。
三点，还没睡实，宝宝又哇哇哭。检查尿片，又一坨大便。我们开始怀疑婴儿肚子里的粪便，是不是跟小狗四处霸地盘撒的尿一样，源源不绝？“睿睿，你是屎王！King of Shit!”妻子一边换尿片，一边说。我心中不禁一阵酸，前一晚完全没睡，现在三点还起来换尿片，铁打的也要累坏了。否则谁会叫自己的女儿“屎王”的呢？当然是“屎后、Queen of Shit”才对啊！我默默拿着肮脏尿片去丢，“拿好，别搞到满地大便！”虽然平时写文章不怎么讲究修辞，但实际上我是有一点深藏不露的：“周睿，你看你妈真是没学问，什么满地大便，当然该说’遍地黄金’！”妻子边笑边骂王八蛋，我猜她是在骂女儿。
四点，开始感觉力不从心，但还是忍不下心任宝宝自哭自的。很痛苦地爬起来完成换尿片、喂奶的例行公事，不过宝宝仍然继续哭。妻子对宝宝说：“睿睿乖，别哭，有事我们好商量。”显然是没招了。“让我来吧。”抱着她左右摇，不行。前后摇，还不行。决定来点花式的，踩着华尔兹的舞步摇，不行。狐步？也不行！天啊！饶了我吧！
无意中发现上下摇居然有效，可是才几下就开始肩膀酸痛，换个方式一蹲一站，效果其实是一样的。嗨！宝宝不哭了！弹簧似的连续蹲站几分钟后，换我要哭了，妻子却忙着找相机，“拍照给睿睿看”。患难见人性，真是一点没错！
好不容易宝宝重新入睡，轻轻把她放进婴儿床，站在一旁静观，想确认她是否真的睡着了。“喂，睡觉吧，别依依不舍了。”人真是奇妙啊！激战几小时后还有精力幽默一下！
六点，周睿的外婆把好哭宝宝抱出房间，留下瘫倒在床上的两人。
总结这一个晚上的成绩，双剑合璧被杀得落花流水。周睿胜利！
02/03/2011 《南洋商报》《商余》版
附：报上刊的是“简短”版，这里贴的是“writer cut”，原版。
女儿因为呼吸道异常，出世后即被留院观察7天。第6天医生建议妻子重新入院陪伴初生婴儿，妻子欣然答应。不料女儿整晚哭闹，搞得作为育儿菜鸟的妻子完全没辄儿，结果是一夜大眼瞪小眼，相看泪汪汪。
有了前一晚的惨痛经验，女儿出院的第一天我们虽然满心欣喜，但同时也抱着肃穆的态度严阵以待，绝不掉以轻心。向带小孩经验丰富的阿姨请教对策，阿姨也倾囊以授，让我们受益匪浅。第一要务就是训练小孩吃奶，晚上十一点把孩子喂饱后，一定不可以在天亮前再喂了。医院的方法是每3小时喂一次，那不是在训练小孩，而是在训练大人！阿姨如此叮咛。
小孩在白天还算安分，该吃的时候吃，该睡的时候睡，我们担心的是晚上。这孩子似乎晚上的精力特别充沛！但想到我们夫妻俩“双剑合璧，天下无敌”，总比单打独斗强，自也宽心不少。
十一点喂饱奶后，关灯睡觉。凌晨一点女儿开始哇哇哭，妻子抱着宝宝哄，虽然五音不全还是哼曲给她听。女儿毫不领情，依然卖力地哭，哭得脸都红了。在哭声中突然听到“噗”的一声，什么玩意？“周睿，你看你妈放屁！”“不是我，是睿睿！”妻子抗议。“检查一下尿片。”果然大便了。换尿片，继续哭。喂奶，天下太平。熄灯，大家睡觉。
三点，还没睡实，宝宝又哇哇哭。检查尿片，又一坨大便。我们开始怀疑婴儿肚子里的粪便，是不是跟小狗四处霸地盘撒的尿一样，源源不绝？“睿睿，你是屎王！King of Shit!”妻子一边换尿片，一边说。我心中不禁一阵酸，前一晚完全没睡，现在三点还起来换尿片，铁打的也要累坏了。否则谁会叫自己的女儿“屎王”的呢？当然是“屎后、Queen of Shit”才对啊！我默默拿着肮脏尿片去丢，“拿好，别搞到满地大便！”虽然平时写文章不怎么讲究修辞，但实际上我是有一点深藏不露的：“周睿，你看你妈真是没学问，什么满地大便，当然该说’遍地黄金’！”妻子边笑边骂王八蛋，我猜她是在骂女儿。
四点，开始感觉力不从心，但还是忍不下心任宝宝自哭自的。很痛苦地爬起来完成换尿片、喂奶的例行公事，不过宝宝仍然继续哭。妻子对宝宝说：“睿睿乖，别哭，有事我们好商量。”显然是没招了。“让我来吧。”抱着她左右摇，不行。前后摇，还不行。决定来点花式的，踩着华尔兹的舞步摇，不行。狐步？也不行！天啊！饶了我吧！
无意中发现上下摇居然有效，可是才几下就开始肩膀酸痛，换个方式一蹲一站，效果其实是一样的。嗨！宝宝不哭了！弹簧似的连续蹲站几分钟后，换我要哭了，妻子却忙着找相机，“拍照给睿睿看”。患难见人性，真是一点没错！
好不容易宝宝重新入睡，轻轻把她放进婴儿床，站在一旁静观，想确认她是否真的睡着了。“喂，睡觉吧，别依依不舍了。”人真是奇妙啊！激战几小时后还有精力幽默一下！
六点，周睿的外婆把好哭宝宝抱出房间，留下瘫倒在床上的两人。
总结这一个晚上的成绩，双剑合璧被杀得落花流水。周睿胜利！
02/03/2011 《南洋商报》《商余》版
附：报上刊的是“简短”版，这里贴的是“writer cut”，原版。
Saturday, February 26, 2011
《人生如戏》>>27/02/2011《是问题，但问题不在自杀》周嘉惠
《是问题，但问题不在自杀》>>>周嘉惠
近来我国接二连三发生自杀事件，引起大家议论纷纷。这么多人自寻短见确实是个值得关注的社会问题，但我个人认为问题并不在自杀本身。
人一降生，摆在眼前唯一可以确定的道路，就是直达死亡之路。可是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有些人在自然死亡之前，选择了非自然手段结束自己的生命，也就是所谓自杀了。
对于基督文化来说，自杀相当于否定了对上帝安排的信任，那是罪大恶极的。华人的传统概念中没有这种负担，所以自杀行为还是留有商量的余地。例如“杀身成仁，舍身取义”这种儒家传统下的道德标准，就很有鼓励自杀的味道。我们可以就此简单地断言华人有轻生的思维吗？当然不行。
司马迁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老早就点明了华人对死亡存在着一种“价值观”。太史公在受了奇耻大辱的宫刑后，选择“断鸟求存”，为的是完成《史记》。个人荣辱与《史记》相权衡之下，把个人尊严暂时放在一边，以成就一个具有更高价值的事，这是受到普遍认可的决定。因此，太史公虽然断了而不了断，就中华民族的价值取向来说，大家还是十分钦佩的。
元世祖忽必烈以高官厚禄劝降文天祥，不算是在施舍喈来之食、趁机侮辱败将，但“忠于君国”显然高于个人的荣华富贵，文天祥最后的从容就义其实不就是选择自杀吗？
古希腊苏格拉底宁死不愿破坏雅典的法律制度，结果求仁得仁。军人战至最后一兵一卒，留下最后一颗子弹自尽殉国，和楚霸王因“无颜见江东父老”而自刎，同是出自一种负责任的“职业道德”（根据电视纪录片所述，二战时自尽殉国的军官人数，中国排世界第一）。这种情操是很符合我们的传统价值观的。
中华传统向来重视的实际上是事物的价值；生该有价值，死也该有价值，什么事最好都拿到天平上秤一秤。该活的时候，忍辱负重；该死的时候，宁死不屈，反正十八年后又一条好汉。其实想通了也没什么复杂的。
回到今天发生的自杀事件。死者并没有表现太多的价值观，根据报道，许多死者是因为患上忧郁症。忧郁症是心理病，卫生部也拿出一堆统计数字证实确有其事。有病而医不好，这需要卫生部加把劲寻求对策。
另有殉情者，他们的爱情观在一般人看来实在有点少不更事。他们的问题来自一时的情绪，而非生命不能承受之重，但他们不选择处理自己的情绪，而以生命来替代处理一切。情绪管理跟教育有关，教育部应该想想办法，华小校长也请别把辅导老师当专职代课老师使唤。
孔子说过“未知生，焉知死”的话，表示他更在意如何生活，而不想多谈死后世界。然而，假如不正视“死”，我们能够活得好吗？我们今天活着，是不是纯粹因为“不死”而已？这难道还不算是行尸走肉吗？想一想，为什么我们还不自杀？列出原因仔细看，那正是我们活下来的理由。
《南洋商报》2006年4月份的《人文》版，讨论了一整个月的“死亡”。值得大家去翻翻旧报纸，温故知新。假如找不到旧报纸，随时跟我打个招呼，我有。
27/02/2011 《南洋商报》《言论》版
附：编辑把题目改短了，不过我还是比较喜欢这个题目。
近来我国接二连三发生自杀事件，引起大家议论纷纷。这么多人自寻短见确实是个值得关注的社会问题，但我个人认为问题并不在自杀本身。
人一降生，摆在眼前唯一可以确定的道路，就是直达死亡之路。可是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有些人在自然死亡之前，选择了非自然手段结束自己的生命，也就是所谓自杀了。
对于基督文化来说，自杀相当于否定了对上帝安排的信任，那是罪大恶极的。华人的传统概念中没有这种负担，所以自杀行为还是留有商量的余地。例如“杀身成仁，舍身取义”这种儒家传统下的道德标准，就很有鼓励自杀的味道。我们可以就此简单地断言华人有轻生的思维吗？当然不行。
司马迁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老早就点明了华人对死亡存在着一种“价值观”。太史公在受了奇耻大辱的宫刑后，选择“断鸟求存”，为的是完成《史记》。个人荣辱与《史记》相权衡之下，把个人尊严暂时放在一边，以成就一个具有更高价值的事，这是受到普遍认可的决定。因此，太史公虽然断了而不了断，就中华民族的价值取向来说，大家还是十分钦佩的。
元世祖忽必烈以高官厚禄劝降文天祥，不算是在施舍喈来之食、趁机侮辱败将，但“忠于君国”显然高于个人的荣华富贵，文天祥最后的从容就义其实不就是选择自杀吗？
古希腊苏格拉底宁死不愿破坏雅典的法律制度，结果求仁得仁。军人战至最后一兵一卒，留下最后一颗子弹自尽殉国，和楚霸王因“无颜见江东父老”而自刎，同是出自一种负责任的“职业道德”（根据电视纪录片所述，二战时自尽殉国的军官人数，中国排世界第一）。这种情操是很符合我们的传统价值观的。
中华传统向来重视的实际上是事物的价值；生该有价值，死也该有价值，什么事最好都拿到天平上秤一秤。该活的时候，忍辱负重；该死的时候，宁死不屈，反正十八年后又一条好汉。其实想通了也没什么复杂的。
回到今天发生的自杀事件。死者并没有表现太多的价值观，根据报道，许多死者是因为患上忧郁症。忧郁症是心理病，卫生部也拿出一堆统计数字证实确有其事。有病而医不好，这需要卫生部加把劲寻求对策。
另有殉情者，他们的爱情观在一般人看来实在有点少不更事。他们的问题来自一时的情绪，而非生命不能承受之重，但他们不选择处理自己的情绪，而以生命来替代处理一切。情绪管理跟教育有关，教育部应该想想办法，华小校长也请别把辅导老师当专职代课老师使唤。
孔子说过“未知生，焉知死”的话，表示他更在意如何生活，而不想多谈死后世界。然而，假如不正视“死”，我们能够活得好吗？我们今天活着，是不是纯粹因为“不死”而已？这难道还不算是行尸走肉吗？想一想，为什么我们还不自杀？列出原因仔细看，那正是我们活下来的理由。
《南洋商报》2006年4月份的《人文》版，讨论了一整个月的“死亡”。值得大家去翻翻旧报纸，温故知新。假如找不到旧报纸，随时跟我打个招呼，我有。
27/02/2011 《南洋商报》《言论》版
附：编辑把题目改短了，不过我还是比较喜欢这个题目。
Thursday, February 24, 2011
《人生如戏》>>20/02/2011《我国是一个法治国家》周嘉惠
《我国是一个法治国家》>>>周嘉惠
在我国华人圈子经常可以听到“XXX注册了，但是还没有结婚”的怪话。这话似乎显示对某些人而言，传统习俗高于法律约束，喜筵一天不开席就不算正式结婚。也不能因此就说华人在婚姻上不把法律当一回事，多数人毕竟还是按照法律要求进行婚姻注册了，但是不可否认我们的法治观念确实有点与众不同。
不知是否跟这样的氛围有关，“我国是一个法治国家”是一句伟大人物经常提醒我们的温馨提示，最近的一次是出自旅游部长黄燕燕之口。根据报道，部长大人针对回青团长伟论说的整句话是：“我国是一个法治国家，拥有制度与法律，有执法单位会执行，根本就不须要他们（指回教党）来执法。”（《南洋商报》，12/2/2011）
回青团长发表伟论是否因为一时头疯不得而知，但是旅游部长就此课题对记者侃侃而谈，思维清楚且前后呼应，显然并非一时头疯。既然如此，我们应该可以合理的推断，部长大人的那一句话是要表达以下三点：1.我国是一个法治国家，2.我国拥有制度与法律（完善与否姑且不论），3.执法单位会执行任务（执法时是否合乎人权也姑且不论）。
不清楚是否因为“职责所在”之故，以致部长大人说起此事显得竟是如此的理直气壮，似乎连一点点心虚也没有。
虽然在野党曾讽刺旅游部长花太多时间在国外，但部长大人这几天终究还是留在国内欢度华人新年的（本人支持张木钦先生的看法，是新年，不是春节）。当许多人在感叹新年的气氛越来越淡薄时，我却反而觉得越来越热闹了。
喊得再大声的贺年声，也绝强不过燃放炮竹、烟花的声响。先前有华团向政府陈请，希望解除对炮竹、烟花的禁令，有关当局答应考虑，不过没听说有什么结果。其实政府禁不禁都好，请问过去有哪一年的华人新年没听到鞭炮声？大概经济真的表现良好，今年的烟花特别多，夜空确实格外灿烂。部长大人不是海伦女士，想必也听见、看见了。
禁令解除了吗？没有。见到执法单位执行他们该执行的任务了吗？没有。那么我国是不是一个法治国家？当然是。肯定有些人会认为这是“人性处理”、“法律不外人情”，并不影响我们作为一个法治国家的地位。当然！当然！大过年的，我们怎可以阻止人家放炮、赌博呢？这跟“不该”在情人节阻碍情人做爱做的事情同样道理，煞风景呐！
回青团长宣布民联州政府可能在情人节展开取缔不道德行为的行动，据部长所言，已经对我国的旅游业造成影响。为了抵消这种负面影响，我建议旅游部长提倡外国游客到我国来体验华人新年的热闹。根据路边社传闻，彭亨州某盛产姜的新村今年简直热闹到爆灯，鞭炮从入口牌坊接到警察局门口，放了整整两个小时！这么长的鞭炮哪里买？这还用说？当然是警察局啦！全村参与的盛事，多开心啊！
除了感受新年期间不分族群、大家共庆的“一个马来西亚”精神，还可见识具有我国特色的法治风情，外国游客一定很满意！
20/02/2011 《南洋商报》《言论》版
在我国华人圈子经常可以听到“XXX注册了，但是还没有结婚”的怪话。这话似乎显示对某些人而言，传统习俗高于法律约束，喜筵一天不开席就不算正式结婚。也不能因此就说华人在婚姻上不把法律当一回事，多数人毕竟还是按照法律要求进行婚姻注册了，但是不可否认我们的法治观念确实有点与众不同。
不知是否跟这样的氛围有关，“我国是一个法治国家”是一句伟大人物经常提醒我们的温馨提示，最近的一次是出自旅游部长黄燕燕之口。根据报道，部长大人针对回青团长伟论说的整句话是：“我国是一个法治国家，拥有制度与法律，有执法单位会执行，根本就不须要他们（指回教党）来执法。”（《南洋商报》，12/2/2011）
回青团长发表伟论是否因为一时头疯不得而知，但是旅游部长就此课题对记者侃侃而谈，思维清楚且前后呼应，显然并非一时头疯。既然如此，我们应该可以合理的推断，部长大人的那一句话是要表达以下三点：1.我国是一个法治国家，2.我国拥有制度与法律（完善与否姑且不论），3.执法单位会执行任务（执法时是否合乎人权也姑且不论）。
不清楚是否因为“职责所在”之故，以致部长大人说起此事显得竟是如此的理直气壮，似乎连一点点心虚也没有。
虽然在野党曾讽刺旅游部长花太多时间在国外，但部长大人这几天终究还是留在国内欢度华人新年的（本人支持张木钦先生的看法，是新年，不是春节）。当许多人在感叹新年的气氛越来越淡薄时，我却反而觉得越来越热闹了。
喊得再大声的贺年声，也绝强不过燃放炮竹、烟花的声响。先前有华团向政府陈请，希望解除对炮竹、烟花的禁令，有关当局答应考虑，不过没听说有什么结果。其实政府禁不禁都好，请问过去有哪一年的华人新年没听到鞭炮声？大概经济真的表现良好，今年的烟花特别多，夜空确实格外灿烂。部长大人不是海伦女士，想必也听见、看见了。
禁令解除了吗？没有。见到执法单位执行他们该执行的任务了吗？没有。那么我国是不是一个法治国家？当然是。肯定有些人会认为这是“人性处理”、“法律不外人情”，并不影响我们作为一个法治国家的地位。当然！当然！大过年的，我们怎可以阻止人家放炮、赌博呢？这跟“不该”在情人节阻碍情人做爱做的事情同样道理，煞风景呐！
回青团长宣布民联州政府可能在情人节展开取缔不道德行为的行动，据部长所言，已经对我国的旅游业造成影响。为了抵消这种负面影响，我建议旅游部长提倡外国游客到我国来体验华人新年的热闹。根据路边社传闻，彭亨州某盛产姜的新村今年简直热闹到爆灯，鞭炮从入口牌坊接到警察局门口，放了整整两个小时！这么长的鞭炮哪里买？这还用说？当然是警察局啦！全村参与的盛事，多开心啊！
除了感受新年期间不分族群、大家共庆的“一个马来西亚”精神，还可见识具有我国特色的法治风情，外国游客一定很满意！
20/02/2011 《南洋商报》《言论》版
Wednesday, February 16, 2011
我国政府...，Niamah!
从Patrick Teoh的博客Niamah抄来的：
FRIDAY, FEBRUARY 4, 2011
Stuck in Cairo, with NO help from the M'sian govt
OK, so my bro and his wife and 3 kids went to Cairo last week for a long-awaited holiday. They had a great time the first few days. Then, on Friday 28th Jan, the whole city 'blew' up. Their Egyptian guide (a Coptic Christian), and the Egyptian hotel staff were incredibly helpful to all of them. Their guide, who had taken them out sight-seeing that morning, KNEW that the situation was going to blow up after the Friday noon prayers, so he made sure he had them back at the hotel by then. The staff at the hotel kept the hotel doors locked, and made sure all their guests were safe.
THEN the "fun" started. No internet (since the Egyptian govt took the whole country off the internet), so my bro tried to call the embassy to find out what was happening - three days of calling, and the phone never got picked up! Very helpful... NOT!!! When they eventually managed to get through on Monday, they asked what the situation at the airport was like, as they were supposed to fly out on Monday night, at 00:15 hours (ie, early Tuesday 1st Feb morning). So, guess what the so-called situation room tells them? "Don't know. When you get to the airport and find out the situation, you call us."... !!!! I mean..... WHAT? What can anyone say to such idiocy? So, as you can see, the situation room had ZERO handle on the situation!
Their wonderful EGYPTIAN guide made sure he picked them up early on Monday and took them to the airport - it should have been just a 1 hour journey, but took far longer than that due to the riots and the craziness! They get to the airport and the guide stays with them, to help them try and get checked into their flights, etc. And the airport was an absolute mad-house. ALL Egypt Air flights were cancelled - and, unfortunately, it meant that their M'sian airlines flight, code share with Egypt Air, was also cancelled!! My bro kept trying to call the Embassy, and the phone was either NEVER picked up, or was engaged. OK, so, forget any possible help from that side. Totally, absolutely, USELESS!! Mind you, all other airlines, apart from EgyptAir, were still flying though with major re-scheduling, and the governments of other countries (US, UK, India, China, Japan, NZ, the Arab countries, EVEN CROATIA) were sending in planes to get their people out of Cairo. But, as of yesterday, no news from our "action-oriented, on the ball" govt about sending in planes to get OUR citizens out of the country! And TODAY they start sending planes? TODAY? What the hell took them so long? Question about LANDING RIGHTS? Hello, how come the OTHER countries did not have that problem? Only Malaysia?????
Embassy personnel from other countries, with jackets emblazoned with their country names, were going round and round the airport, trying to find their citizens... they even approached my bro and his family to see if they needed help..... and where were the so-called "People First, Performance Now" M'sian embassy personnel???? NOWHERE TO BE FOUND!! Not hide, nor hair.
Malaysian students, including lone female students, with no money, no food, no tickets, no nothing, stuck in the airport, not knowing what to do!! At least my bro and his family had the means (and the credit card availability) to get themselves on another flight (Emirates, to Dubai) out of Egypt late on Monday night/Tuesday morning... but what about those who had nothing? Where were our "caring" Embassy personnel? NOWHERE IN SIGHT! Not hide, not hair.
Oh, side story... when my bro called to tell me that their flight out of Cairo was cancelled, I called MAS here in KL, and they tell me the flight is leaving as scheduled!! Obviously news of the rioting, and the Egypt Air flight cancellation did not seep into MAS consciousness!! And they obviously never watched the news! When I told them that my brother and his family are IN CAIRO, and have been TOLD FIRST HAND that the flight is cancelled, the staff here are still insisting that the flight is leaving as scheduled. I mean, don't get me wrong - I absolutely LOVE MAS flight crew - but, MAN, their ground staff and procedures leave a LOT to be desired!
I am saddened, and horribly embarrassed, by the shoddy show put up by our govt and our embassy personnel in Cairo. I am so ashamed at this time to be called a Malaysian. I am also deeply grateful to the people in EGYPT, the EGYPTIANS, who helped my brother and his family so much, and deeply thankful that they made it home safe on Wednesday morning after 2 days stuck in Cairo airport and Dubai airport. My prayers go to all those who went through so much fear and shock, with no help from our govt, in Cairo, and I just hope and pray that they will ALL get home safe, with or without govt help.
FRIDAY, FEBRUARY 4, 2011
Stuck in Cairo, with NO help from the M'sian govt
OK, so my bro and his wife and 3 kids went to Cairo last week for a long-awaited holiday. They had a great time the first few days. Then, on Friday 28th Jan, the whole city 'blew' up. Their Egyptian guide (a Coptic Christian), and the Egyptian hotel staff were incredibly helpful to all of them. Their guide, who had taken them out sight-seeing that morning, KNEW that the situation was going to blow up after the Friday noon prayers, so he made sure he had them back at the hotel by then. The staff at the hotel kept the hotel doors locked, and made sure all their guests were safe.
THEN the "fun" started. No internet (since the Egyptian govt took the whole country off the internet), so my bro tried to call the embassy to find out what was happening - three days of calling, and the phone never got picked up! Very helpful... NOT!!! When they eventually managed to get through on Monday, they asked what the situation at the airport was like, as they were supposed to fly out on Monday night, at 00:15 hours (ie, early Tuesday 1st Feb morning). So, guess what the so-called situation room tells them? "Don't know. When you get to the airport and find out the situation, you call us."... !!!! I mean..... WHAT? What can anyone say to such idiocy? So, as you can see, the situation room had ZERO handle on the situation!
Their wonderful EGYPTIAN guide made sure he picked them up early on Monday and took them to the airport - it should have been just a 1 hour journey, but took far longer than that due to the riots and the craziness! They get to the airport and the guide stays with them, to help them try and get checked into their flights, etc. And the airport was an absolute mad-house. ALL Egypt Air flights were cancelled - and, unfortunately, it meant that their M'sian airlines flight, code share with Egypt Air, was also cancelled!! My bro kept trying to call the Embassy, and the phone was either NEVER picked up, or was engaged. OK, so, forget any possible help from that side. Totally, absolutely, USELESS!! Mind you, all other airlines, apart from EgyptAir, were still flying though with major re-scheduling, and the governments of other countries (US, UK, India, China, Japan, NZ, the Arab countries, EVEN CROATIA) were sending in planes to get their people out of Cairo. But, as of yesterday, no news from our "action-oriented, on the ball" govt about sending in planes to get OUR citizens out of the country! And TODAY they start sending planes? TODAY? What the hell took them so long? Question about LANDING RIGHTS? Hello, how come the OTHER countries did not have that problem? Only Malaysia?????
Embassy personnel from other countries, with jackets emblazoned with their country names, were going round and round the airport, trying to find their citizens... they even approached my bro and his family to see if they needed help..... and where were the so-called "People First, Performance Now" M'sian embassy personnel???? NOWHERE TO BE FOUND!! Not hide, nor hair.
Malaysian students, including lone female students, with no money, no food, no tickets, no nothing, stuck in the airport, not knowing what to do!! At least my bro and his family had the means (and the credit card availability) to get themselves on another flight (Emirates, to Dubai) out of Egypt late on Monday night/Tuesday morning... but what about those who had nothing? Where were our "caring" Embassy personnel? NOWHERE IN SIGHT! Not hide, not hair.
Oh, side story... when my bro called to tell me that their flight out of Cairo was cancelled, I called MAS here in KL, and they tell me the flight is leaving as scheduled!! Obviously news of the rioting, and the Egypt Air flight cancellation did not seep into MAS consciousness!! And they obviously never watched the news! When I told them that my brother and his family are IN CAIRO, and have been TOLD FIRST HAND that the flight is cancelled, the staff here are still insisting that the flight is leaving as scheduled. I mean, don't get me wrong - I absolutely LOVE MAS flight crew - but, MAN, their ground staff and procedures leave a LOT to be desired!
I am saddened, and horribly embarrassed, by the shoddy show put up by our govt and our embassy personnel in Cairo. I am so ashamed at this time to be called a Malaysian. I am also deeply grateful to the people in EGYPT, the EGYPTIANS, who helped my brother and his family so much, and deeply thankful that they made it home safe on Wednesday morning after 2 days stuck in Cairo airport and Dubai airport. My prayers go to all those who went through so much fear and shock, with no help from our govt, in Cairo, and I just hope and pray that they will ALL get home safe, with or without govt help.
Saturday, February 12, 2011
《人生如戏》>>13/02/2011《半杯水》周嘉惠
《半杯水》>>>周嘉惠
半杯水在乐观的人眼中，见到的是半满的杯，显现在悲观的人面前的则是半空的杯。这个例子常被人引用，并做出各种各样的联想、诠释。
这半满和半空之间，到底有没有区别？似乎没有，二者之间甚至连“一线之隔”也不存在，那完全是同一条水平线。但似乎还是有区别的，那“一念之差”，却是一道永远无法化解的鸿沟。
假如采用这个半杯水的例子，来理解执政党和在野党看待社会现象的态度，会让我们恍然大悟，何以对于同一件事情，朝野双方竟会得出如此南辕北辙的结论。
执政党显然认为自身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政绩起码是杯半满的水。虽然不乏自知之明地承认我国尚是发展中国家，但是今天国民的生活素质比起1957年，难道不是大大提高了吗？以前只有过年过节才有鸡吃，今天随时随地爱吃就吃；以前家里有辆牛车已算是件相当神气的事，如今“有汽车阶级”比比皆是。（有位前同事的祖母早年拥有三辆牛车，替人从安邦地区把货物运往约15公里外的吉隆坡市中心，据说当年被视为运输界女强人！）
这些难道不算是生活素质提升的“证据”吗？由于把现实看成半满的杯，难免有一些修养不够的政治人物会忍不住以“恩人”的身份自居。幸抑不幸且不论，“恩人”多是执政党成员，倒是有目共睹。在他们心目中，任何有良心的国民都应该对他们的“贡献”心存感激。一旦国家有难，大家都理应争相把床底美禄罐内的金器捐出“救国”，就像泰国人那样。这是一种很自然的感恩表现，不过我们这里的现实情况却远非如此美好。
在野党成员也有因为“曾经为你们坐牢”或付出其他个人代价的种种牺牲，而产生的“受难者”悲情。这跟“恩人”心态相差不远，同样是认为自己付出良多。“受难者”假设有朝一日执政，是否会摇身一变成为“恩人”，主要取决于个人修养与其参与政治活动的真实动机。需知不论抱着受难者或恩人心态，最后总都是期盼“补偿”、“打赏”，或“感恩”的。倘若对这类政客寄予厚望，显示脑袋严重进水，很危险。
在野党与一般国民因为把现实看成半空的杯，以致认为一切都还有太多的进步空间。独立至今国民收入确实是增加了，但物价提升的倍数是多少？政府不愿说明没关系，其实听老人家话当年也会有点感觉。大家拼了老命筹钱买车，上网一看，原来价格比外国的贵，素质比外国的差，教人心理如何平衡？我国是发展中国家没错，但也请别老拿食人部落比较来安慰大家。大家都明白先进国的成就不是一蹴而就，但是今天我们真的没耐性再等两百年。
国民要求更美好生活是天经地义的事，并非贪得无厌。在野党不必自我陶醉人民永远与我同在，执政党也不必视群众为仇敌。
如上述，从半杯水就可以理解朝野两种迥然不同的心态。两者因为观念分歧，所以永远都像是鸡同鸭讲，无从沟通。天真地幻想一下，假如双方同时换个角度，在野党心平气和地以半满的同情眼光看待现实，执政党心甘情愿地以半空的视角谦卑地自我评估政绩，则社会的和谐、进步必然可期。
不过话说回来，我们的政治人物有这样的智慧与肚量吗？哈！哈！哈！你说呢？
13/02/2011 《南洋商报》《言论》版
半杯水在乐观的人眼中，见到的是半满的杯，显现在悲观的人面前的则是半空的杯。这个例子常被人引用，并做出各种各样的联想、诠释。
这半满和半空之间，到底有没有区别？似乎没有，二者之间甚至连“一线之隔”也不存在，那完全是同一条水平线。但似乎还是有区别的，那“一念之差”，却是一道永远无法化解的鸿沟。
假如采用这个半杯水的例子，来理解执政党和在野党看待社会现象的态度，会让我们恍然大悟，何以对于同一件事情，朝野双方竟会得出如此南辕北辙的结论。
执政党显然认为自身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政绩起码是杯半满的水。虽然不乏自知之明地承认我国尚是发展中国家，但是今天国民的生活素质比起1957年，难道不是大大提高了吗？以前只有过年过节才有鸡吃，今天随时随地爱吃就吃；以前家里有辆牛车已算是件相当神气的事，如今“有汽车阶级”比比皆是。（有位前同事的祖母早年拥有三辆牛车，替人从安邦地区把货物运往约15公里外的吉隆坡市中心，据说当年被视为运输界女强人！）
这些难道不算是生活素质提升的“证据”吗？由于把现实看成半满的杯，难免有一些修养不够的政治人物会忍不住以“恩人”的身份自居。幸抑不幸且不论，“恩人”多是执政党成员，倒是有目共睹。在他们心目中，任何有良心的国民都应该对他们的“贡献”心存感激。一旦国家有难，大家都理应争相把床底美禄罐内的金器捐出“救国”，就像泰国人那样。这是一种很自然的感恩表现，不过我们这里的现实情况却远非如此美好。
在野党成员也有因为“曾经为你们坐牢”或付出其他个人代价的种种牺牲，而产生的“受难者”悲情。这跟“恩人”心态相差不远，同样是认为自己付出良多。“受难者”假设有朝一日执政，是否会摇身一变成为“恩人”，主要取决于个人修养与其参与政治活动的真实动机。需知不论抱着受难者或恩人心态，最后总都是期盼“补偿”、“打赏”，或“感恩”的。倘若对这类政客寄予厚望，显示脑袋严重进水，很危险。
在野党与一般国民因为把现实看成半空的杯，以致认为一切都还有太多的进步空间。独立至今国民收入确实是增加了，但物价提升的倍数是多少？政府不愿说明没关系，其实听老人家话当年也会有点感觉。大家拼了老命筹钱买车，上网一看，原来价格比外国的贵，素质比外国的差，教人心理如何平衡？我国是发展中国家没错，但也请别老拿食人部落比较来安慰大家。大家都明白先进国的成就不是一蹴而就，但是今天我们真的没耐性再等两百年。
国民要求更美好生活是天经地义的事，并非贪得无厌。在野党不必自我陶醉人民永远与我同在，执政党也不必视群众为仇敌。
如上述，从半杯水就可以理解朝野两种迥然不同的心态。两者因为观念分歧，所以永远都像是鸡同鸭讲，无从沟通。天真地幻想一下，假如双方同时换个角度，在野党心平气和地以半满的同情眼光看待现实，执政党心甘情愿地以半空的视角谦卑地自我评估政绩，则社会的和谐、进步必然可期。
不过话说回来，我们的政治人物有这样的智慧与肚量吗？哈！哈！哈！你说呢？
13/02/2011 《南洋商报》《言论》版
Saturday, January 29, 2011
《人生如戏》>>30/01/2011《关于古希腊智者》周嘉惠
《关于古希腊智者》>>>周嘉惠
1月19日陈永华先生的文章提到古希腊智者，然而却似乎对智者的诠释不够精确（他自言是引述梁文道的书）。在此依照我的理解，稍作补充。
不论在古希腊还是今天，“智者”都是指在智慧上有过人之处的人物，这一点应该没有疑问。然而，古今对智者的认知还是有区别的。
智者（sophist）是名词sophia（智慧）的派生词，原本并不具贬意。然而，智者在中国还有另一种不太好听的译法：诡辩家。我不确定后一种译法是否跟柏拉图有关，因为从留下的各种对话中，柏拉图是显而易见地对智者倒尽胃口的。柏拉图在《智者篇》对智者下的定义是：“智者的技艺是制造矛盾的技艺，来自一种不诚实的恣意的摹仿，属于制造相似的东西那个种类，派生于制造形象的技艺。作为一个部分它不是神的生产，而是人的生产，表现为玩弄词藻。这样的血统和世系可以完全真实地指定给真正的智者。”（王晓朝译，《柏拉图全集•智者篇》，268D）
柏拉图的老师苏格拉底、同学色诺芬、学生亚里士多德也同样曾经讥笑和攻击智者。他们对智者的指责可以归纳成三点：1.貌似智慧，败坏青年，2.狂妄自大，自以为最有智慧，3.收费授徒，将智慧当作商品出售。
对于古希腊人而言，智慧是很神圣的，只有神才配有智慧，凡夫俗子能够做到的顶多就是接近智慧、爱智慧。在那样的时空下，把智慧当商品零售，自然会有人受不了。哲学（philosophy）这个词可分为两个部分：philo为爱，sophy的字根也是sophia，即智慧。因此，哲学是“爱智慧”，哲学家实际上就是“爱智者”。在古希腊，智者真正的对立面其实是哲学家，受不了智者的也主要是哲学家。
智者是职业教师，教导什么？主要就是修辞和辩论。古希腊人讲究修辞，在当时被视为是运用语言的一门技艺，而运用语言的能力则是智慧的象征。任何人都会说话，但古希腊人认为在公共场合恰当地讲述自己的见解，是需要智慧的，而作为一个好的演讲者和行动者是每一个古希腊人都具有的雄心。
说智者是“苏格拉底之前的古希腊哲人”，那是不正确的。哲学史上称为古希腊的“智者运动”实际是一种社会思潮，而非哲学学派，智者们的思想并不一致。智者除了出现在苏格拉底之前，也有与他同时代的人。其中一个最具代表性的智者是普罗泰戈拉（Protagoras），柏拉图就曾经记录过普罗泰戈拉和苏格拉底对话。
顺便提一下，出现在苏格拉底之前的古希腊哲人，有著名的“七哲人”，按尼采列的名单为：泰勒斯、阿那克西曼德、赫拉克利特、巴门尼德、阿那克萨哥拉、恩培多克勒、德谟克利特。他们都不是智者，而是不折不扣的哲人，泰勒斯甚至还被称为“哲学之父”呢！
在今天，智者的“后代”即成了现代社会中的教师和律师。至于爱智者，因为智慧的行情在我国长期欠佳，导致所有高等学府皆拒绝培育，早成珍稀物种，据说绝种只是迟早的事。
30/01/2011 《南洋商报》《言论》版
1月19日陈永华先生的文章提到古希腊智者，然而却似乎对智者的诠释不够精确（他自言是引述梁文道的书）。在此依照我的理解，稍作补充。
不论在古希腊还是今天，“智者”都是指在智慧上有过人之处的人物，这一点应该没有疑问。然而，古今对智者的认知还是有区别的。
智者（sophist）是名词sophia（智慧）的派生词，原本并不具贬意。然而，智者在中国还有另一种不太好听的译法：诡辩家。我不确定后一种译法是否跟柏拉图有关，因为从留下的各种对话中，柏拉图是显而易见地对智者倒尽胃口的。柏拉图在《智者篇》对智者下的定义是：“智者的技艺是制造矛盾的技艺，来自一种不诚实的恣意的摹仿，属于制造相似的东西那个种类，派生于制造形象的技艺。作为一个部分它不是神的生产，而是人的生产，表现为玩弄词藻。这样的血统和世系可以完全真实地指定给真正的智者。”（王晓朝译，《柏拉图全集•智者篇》，268D）
柏拉图的老师苏格拉底、同学色诺芬、学生亚里士多德也同样曾经讥笑和攻击智者。他们对智者的指责可以归纳成三点：1.貌似智慧，败坏青年，2.狂妄自大，自以为最有智慧，3.收费授徒，将智慧当作商品出售。
对于古希腊人而言，智慧是很神圣的，只有神才配有智慧，凡夫俗子能够做到的顶多就是接近智慧、爱智慧。在那样的时空下，把智慧当商品零售，自然会有人受不了。哲学（philosophy）这个词可分为两个部分：philo为爱，sophy的字根也是sophia，即智慧。因此，哲学是“爱智慧”，哲学家实际上就是“爱智者”。在古希腊，智者真正的对立面其实是哲学家，受不了智者的也主要是哲学家。
智者是职业教师，教导什么？主要就是修辞和辩论。古希腊人讲究修辞，在当时被视为是运用语言的一门技艺，而运用语言的能力则是智慧的象征。任何人都会说话，但古希腊人认为在公共场合恰当地讲述自己的见解，是需要智慧的，而作为一个好的演讲者和行动者是每一个古希腊人都具有的雄心。
说智者是“苏格拉底之前的古希腊哲人”，那是不正确的。哲学史上称为古希腊的“智者运动”实际是一种社会思潮，而非哲学学派，智者们的思想并不一致。智者除了出现在苏格拉底之前，也有与他同时代的人。其中一个最具代表性的智者是普罗泰戈拉（Protagoras），柏拉图就曾经记录过普罗泰戈拉和苏格拉底对话。
顺便提一下，出现在苏格拉底之前的古希腊哲人，有著名的“七哲人”，按尼采列的名单为：泰勒斯、阿那克西曼德、赫拉克利特、巴门尼德、阿那克萨哥拉、恩培多克勒、德谟克利特。他们都不是智者，而是不折不扣的哲人，泰勒斯甚至还被称为“哲学之父”呢！
在今天，智者的“后代”即成了现代社会中的教师和律师。至于爱智者，因为智慧的行情在我国长期欠佳，导致所有高等学府皆拒绝培育，早成珍稀物种，据说绝种只是迟早的事。
30/01/2011 《南洋商报》《言论》版
Monday, January 24, 2011
《人生如戏》>>24/01/2011《干细胞是什么样的细胞？》周嘉惠
《干细胞是什么样的细胞？》>>>周嘉惠
我不是很确定，这世界是否真的存在着某种“血统纯正”的语言？
以英文为例，莎士比亚的英文够不够纯正？但假如今天我们摹仿莎翁的语法写英文作文，可能会得个F，不及格。
英文的发源地是英国，可是“橘越淮成枳”，今天美国、澳洲、印度的英文、英语，各有各精彩；至于这些橘与枳，孰高？孰低？那是另一回事，我没资格评论。幅员辽阔的美国，非但东西南北的口音大异其趣，甚至语法也不尽相同。对于这样的一个既成事实，不清楚英国是否有人认为自己的语文遭到了“污染”、美国是否有人不无悲怆地质问“留怎样的英文给后代？”
回到中文的问题。什么是不受污染的中文？或者说，什么是血统纯正的中文？不含英文字母显然也是不够的，譬如有人还嫌“化”字洋味太浓，看了不舒服。自从有了手机短讯和互联网，火星文随即产生，手机、网络用语常常混合着各种语文与火星文，反正双方能够沟通就好。时势造成的现象，有语言洁癖就别去看那些贴子，如此而已。
Ing是一种网络流行用语，一般都可理解为“…中”。2003年韩国导演李言熙拍了部电影“恋爱ing”；2005年台湾的五月天也唱了首同名的歌曲。陈水扁虽然主张去中国化，但这一笔账似乎不该算在他头上，至于李言熙是否主张去韩国化则不得而知。
曾几何时，各种网络语言已从网络世界偷偷溜进现实世界，结合演艺圈的煽风点火，起码是成功吸引了不少眼球。一些所谓的“八挂”周刊、小报，其根本的谋生之道不也就在于吸引眼球吗？外星人经常出现在“目击证人”家门口，耸人听闻的标题更是见怪不怪；内容尚且如此，何况文法？跟它们一般见识，似乎不太有必要吧？
不过话说回头，不合标准文法也不一定就都是坏事。形容词当动词使用，不对吧？王安石《泊船瓜洲》有一句“春风又绿江南岸”，其中的“绿”字就是如此。按文法是不对，但不好吗？
中文是诗的语言，特色是多音多义。用这样的语言为物品命名，大家“约定俗成”、明白即可（这句成语最近好像有点敏感），并不见得一定就能说明什么。以“原子笔”为例，它说明了什么呢？
“干细胞”的“干”是什么意思确实有点模糊，但我始终认为要明白“干细胞”是什么，则根本与这个“干”是干燥的干，或是树干的干无关。干细胞是一个专有名词，硬要对其词义“望文生义”是不对的；stem cell和繁体字、简体字并没什么关系。干细胞的繁体字写法我是知道的，可是在没认真搞懂它的意思之前，还一直误以为是精虫的别称呢！
延续或断裂的看法往往依据时间视角的长短而定。从先秦的大篆，演变到今天我们认识的汉字，是断裂？还是延续？台湾的国语与中国的普通话之间的关系，是延续？还是断裂？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它自然会传承下去，流行语也将延续成为正式用语。经不起考验的，自然会被淘汰，五四时期的许多音译词如今早已烟消云散就是实例。我们实在不必对此现象太操心。
我国农药说明书不允许使用中文，那纯粹是掌握了些许权力的极端份子所作所为，假如政治现实不改变，再标准的中文也是枉然。至于邱家金教授的言论，我个人觉得李敖的态度特别值得参考：吃一口已经知道是臭掉的蛋，为什么还硬要吃完整颗？
边说好臭还边吃，何苦呢？
24/01/2011 《南洋商报》《言论》版
附：天天上报好像有点不对，不过这是编辑的决定；前一篇拖了几天，这一篇马上采用。
前传：
http://zhoujiahui.blogspot.com/2009/07/blog-post_11.html
https://www.blogger.com/comment.g?blogID=29498328&postID=6640195265494925770
http://zhoujiahui.blogspot.com/search?q=%E5%9B%9E%E8%A6%86%E4%B8%81%E5%AE%B6%E5%A5%B4%E7%95%99%E8%A8%80
我不是很确定，这世界是否真的存在着某种“血统纯正”的语言？
以英文为例，莎士比亚的英文够不够纯正？但假如今天我们摹仿莎翁的语法写英文作文，可能会得个F，不及格。
英文的发源地是英国，可是“橘越淮成枳”，今天美国、澳洲、印度的英文、英语，各有各精彩；至于这些橘与枳，孰高？孰低？那是另一回事，我没资格评论。幅员辽阔的美国，非但东西南北的口音大异其趣，甚至语法也不尽相同。对于这样的一个既成事实，不清楚英国是否有人认为自己的语文遭到了“污染”、美国是否有人不无悲怆地质问“留怎样的英文给后代？”
回到中文的问题。什么是不受污染的中文？或者说，什么是血统纯正的中文？不含英文字母显然也是不够的，譬如有人还嫌“化”字洋味太浓，看了不舒服。自从有了手机短讯和互联网，火星文随即产生，手机、网络用语常常混合着各种语文与火星文，反正双方能够沟通就好。时势造成的现象，有语言洁癖就别去看那些贴子，如此而已。
Ing是一种网络流行用语，一般都可理解为“…中”。2003年韩国导演李言熙拍了部电影“恋爱ing”；2005年台湾的五月天也唱了首同名的歌曲。陈水扁虽然主张去中国化，但这一笔账似乎不该算在他头上，至于李言熙是否主张去韩国化则不得而知。
曾几何时，各种网络语言已从网络世界偷偷溜进现实世界，结合演艺圈的煽风点火，起码是成功吸引了不少眼球。一些所谓的“八挂”周刊、小报，其根本的谋生之道不也就在于吸引眼球吗？外星人经常出现在“目击证人”家门口，耸人听闻的标题更是见怪不怪；内容尚且如此，何况文法？跟它们一般见识，似乎不太有必要吧？
不过话说回头，不合标准文法也不一定就都是坏事。形容词当动词使用，不对吧？王安石《泊船瓜洲》有一句“春风又绿江南岸”，其中的“绿”字就是如此。按文法是不对，但不好吗？
中文是诗的语言，特色是多音多义。用这样的语言为物品命名，大家“约定俗成”、明白即可（这句成语最近好像有点敏感），并不见得一定就能说明什么。以“原子笔”为例，它说明了什么呢？
“干细胞”的“干”是什么意思确实有点模糊，但我始终认为要明白“干细胞”是什么，则根本与这个“干”是干燥的干，或是树干的干无关。干细胞是一个专有名词，硬要对其词义“望文生义”是不对的；stem cell和繁体字、简体字并没什么关系。干细胞的繁体字写法我是知道的，可是在没认真搞懂它的意思之前，还一直误以为是精虫的别称呢！
延续或断裂的看法往往依据时间视角的长短而定。从先秦的大篆，演变到今天我们认识的汉字，是断裂？还是延续？台湾的国语与中国的普通话之间的关系，是延续？还是断裂？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它自然会传承下去，流行语也将延续成为正式用语。经不起考验的，自然会被淘汰，五四时期的许多音译词如今早已烟消云散就是实例。我们实在不必对此现象太操心。
我国农药说明书不允许使用中文，那纯粹是掌握了些许权力的极端份子所作所为，假如政治现实不改变，再标准的中文也是枉然。至于邱家金教授的言论，我个人觉得李敖的态度特别值得参考：吃一口已经知道是臭掉的蛋，为什么还硬要吃完整颗？
边说好臭还边吃，何苦呢？
24/01/2011 《南洋商报》《言论》版
附：天天上报好像有点不对，不过这是编辑的决定；前一篇拖了几天，这一篇马上采用。
前传：
http://zhoujiahui.blogspot.com/2009/07/blog-post_11.html
https://www.blogger.com/comment.g?blogID=29498328&postID=6640195265494925770
http://zhoujiahui.blogspot.com/search?q=%E5%9B%9E%E8%A6%86%E4%B8%81%E5%AE%B6%E5%A5%B4%E7%95%99%E8%A8%80
Sunday, January 23, 2011
《人生如戏》>>23/01/2011《无关谁大谁小》周嘉惠
《无关谁大谁小》>>>周嘉惠
早前柔佛州教育局指教育部指示强制缩班，副教育部长魏家祥否认有此指示，并在答记者问时，有经典名句：“你要我现在打电话，问到底是教育局（权力）大，还是教育部（权力）大？”请留意，挂号内的“权力”二字为记者所加。
教育部比教育局大是常识，但问题是大又如何？不论是“一场误会”也好，存心“以下犯上”也罢，柔佛州教育局与教育部不同调已是摆在眼前的事实，难道打算再一次哈哈哈大笑三声就算数？我们很想知道教育部打算如何处置柔佛州教育局长的错误？假如教育部本着“一个马来西亚”的精神（这年头做任何事都需要挂在口头的一种精神），宽宏大量地在记者面前表演“一笑泯恩仇”，双方握个手然后继续各自爱干什么就干什么去，那么我们就该充分理解，副部长所谓的“大”其实并不是记者所以为的“权力”。至于两者之间到底还有什么物事可供较量大小的？请大家自行发挥想象力。
教育部引人议论纷纷的最新话题，莫过于2千名参加教育部办的教育学士课程（PISMP）的学员，去年11月毕业了，如今却不知何去何从？据报道，原因在于目前仍在等待国家学术鉴定局完成认证的工作，以致教育部无法委派工作给这些学员。魏家祥副部长表示学校缺教师，他比任何人都急，但是政府办事有一定的规矩，“一旦国家学术鉴定局完成认证工作后，有关申请将提呈给公共服务局，过后才由教育服务委员会批准”。
国家学术鉴定局似乎不归教育部管辖，所以副部长只能干着急，而不能找人家比大小。国家学术鉴定局看样子办事好认真，还有1/5的课程“希望”在本月杪鉴定，真是太监急死皇帝不急。
有几点我是感到很好奇的。第一，国家学术鉴定局办事按道理也会有其一定的程序，教育部把课程呈交去鉴定前，难道没去打听过究竟需要多少时间处理？假如确实不曾询问过，那是不是该有人去问一问呢？这该问而没去问的人是谁呢？或者，是否在策划这个课程的时候，以为教育部“大完”，以致根本没人想到过这个鉴定的问题？整个课程的策划究竟由谁总负责呢？纵然在鉴定课程的过程中教育部处于被动的情况，但教育部里显然有人失职，副部长是否有意愿“主动”去处理这种内部问题呢？
第二，国家学术鉴定局将在月杪召开会议，教育部何以这么有信心剩下的3门课程一定会通过鉴定呢？假如国家学术鉴定局是铁定会通过教育部的课程的，那还折腾什么呢？就有如一则广告词所言，“大家都是自己人，不用做戏”！倘若国家学术鉴定局果真是无畏无私作业，万一课程认证不获通过，文凭成了废纸一张，教育部是否会为这2000名学员提供免费心理辅导？毕竟近来我国跳楼的民众相当多，不可不防。
第三，把2000名经过严格挑选的学员招来修了5年的课程，原来却是未经过鉴定的，这整件事是合乎程序的吗？是学员一厢情愿以为课程是“包承认”的吗？还是有人说过“包承认”的话？其中是否存在着欺诈的成份？
其实我并不指望疑问会得到答覆，不过，好像突然开始有点明白，为什么新加坡连着3年的中学会考状元都是马来西亚人了。
23/01/2011 《南洋商报》《言论》版
早前柔佛州教育局指教育部指示强制缩班，副教育部长魏家祥否认有此指示，并在答记者问时，有经典名句：“你要我现在打电话，问到底是教育局（权力）大，还是教育部（权力）大？”请留意，挂号内的“权力”二字为记者所加。
教育部比教育局大是常识，但问题是大又如何？不论是“一场误会”也好，存心“以下犯上”也罢，柔佛州教育局与教育部不同调已是摆在眼前的事实，难道打算再一次哈哈哈大笑三声就算数？我们很想知道教育部打算如何处置柔佛州教育局长的错误？假如教育部本着“一个马来西亚”的精神（这年头做任何事都需要挂在口头的一种精神），宽宏大量地在记者面前表演“一笑泯恩仇”，双方握个手然后继续各自爱干什么就干什么去，那么我们就该充分理解，副部长所谓的“大”其实并不是记者所以为的“权力”。至于两者之间到底还有什么物事可供较量大小的？请大家自行发挥想象力。
教育部引人议论纷纷的最新话题，莫过于2千名参加教育部办的教育学士课程（PISMP）的学员，去年11月毕业了，如今却不知何去何从？据报道，原因在于目前仍在等待国家学术鉴定局完成认证的工作，以致教育部无法委派工作给这些学员。魏家祥副部长表示学校缺教师，他比任何人都急，但是政府办事有一定的规矩，“一旦国家学术鉴定局完成认证工作后，有关申请将提呈给公共服务局，过后才由教育服务委员会批准”。
国家学术鉴定局似乎不归教育部管辖，所以副部长只能干着急，而不能找人家比大小。国家学术鉴定局看样子办事好认真，还有1/5的课程“希望”在本月杪鉴定，真是太监急死皇帝不急。
有几点我是感到很好奇的。第一，国家学术鉴定局办事按道理也会有其一定的程序，教育部把课程呈交去鉴定前，难道没去打听过究竟需要多少时间处理？假如确实不曾询问过，那是不是该有人去问一问呢？这该问而没去问的人是谁呢？或者，是否在策划这个课程的时候，以为教育部“大完”，以致根本没人想到过这个鉴定的问题？整个课程的策划究竟由谁总负责呢？纵然在鉴定课程的过程中教育部处于被动的情况，但教育部里显然有人失职，副部长是否有意愿“主动”去处理这种内部问题呢？
第二，国家学术鉴定局将在月杪召开会议，教育部何以这么有信心剩下的3门课程一定会通过鉴定呢？假如国家学术鉴定局是铁定会通过教育部的课程的，那还折腾什么呢？就有如一则广告词所言，“大家都是自己人，不用做戏”！倘若国家学术鉴定局果真是无畏无私作业，万一课程认证不获通过，文凭成了废纸一张，教育部是否会为这2000名学员提供免费心理辅导？毕竟近来我国跳楼的民众相当多，不可不防。
第三，把2000名经过严格挑选的学员招来修了5年的课程，原来却是未经过鉴定的，这整件事是合乎程序的吗？是学员一厢情愿以为课程是“包承认”的吗？还是有人说过“包承认”的话？其中是否存在着欺诈的成份？
其实我并不指望疑问会得到答覆，不过，好像突然开始有点明白，为什么新加坡连着3年的中学会考状元都是马来西亚人了。
23/01/2011 《南洋商报》《言论》版
Monday, January 10, 2011
《人生如戏》>>10/01/2011《预感实现之后》周嘉惠
《预感实现之后》>>>周嘉惠
我早发出预言（5/9/2009，《是现实？还是扯淡？》），赵明福坠楼案最后的调查结果，恐怕会让大家好像发现了自己母亲是女性般大吃一惊的！果不其然，验尸庭的“悬案”判决让我的预感在很大程度上不幸言中了。
首相紧接着宣布成立皇家调查委员会，不过目的不是加强力度来调查赵明福不明不白的死因，而是调查反贪会在盘问赵明福时是否违反程序、违反人权。相信首相是认为赵家家属，以及广大关心此案发展的国民，主要是对反贪会的专业操守显得有所怀疑（雪州反贪委员会执法助理阿斯拉夫作为验尸庭第19名证人，在法庭上宣称自己是从电视剧《CSI》中学习到盘问证人的技巧的，教人印象深刻），方才决定成立这种貌似点错穴道，实际上如何就不便多说的皇委会。
大家被提醒对此案切勿情绪化，因为我们是法治国家，所以务必遵守法律。伟大人物挂在口中的法律其实是“实在法”，他们可能并不知道，但我们绝对必须牢记，“实在法”之上实际还有一个更高的“自然法”。
自然法与古希腊有千丝万缕的渊源，简单的说，它是人类社会在自然状态中就有的正义法则，无需人为设计。一般法律条文假如实现不了公平正义，那就等于违反了法律的基本宗旨，也同时失去了法律的根本意义。违反自然法正义原则的法律就是“恶法”，而恶法是不具法律效力的，人们没有义务去遵循。
二次大战后的德国纳粹战犯以本身是遵循战时的德国法律为理由，企图为自己的罪行开脱。然而，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最后裁决德国战时的法律违背了基本人道与良知，根本就不具正当性。结果有18个纳粹战犯被判以“战争罪”与“反人道罪”。英国早在1873年也已立法规定：“当普通法与公正原则在同一课题上发生冲突，公正原则将被接纳。”
所谓“公道自在人心”中的“公道”，就相当于西方的“公正原则”。假如法律不符多数人心中的“公道”尺度，那该检讨的是相关的法律，而不是继续以法律之名给大家戴大帽子。一件事情是否合乎公道，就有如以针扎手是否会痛一样，不需要从法律系毕业也自然会明白。
反贪会盘问赵明福时是否遵守程序、合乎人道固然也很重要，但在皇委会正式成立之前更该考虑的问题则是，假设反贪会盘问赵明福是既合乎程序的，而且也是合乎人道的，那我们是否就能够因此认为赵明福的死，可以安心用“悬案”来作为总结，一切都不成问题了呢？事发前赵明福毫无自杀的迹象与理由，即使最后证实他的坠楼果然是自杀行为，难道反贪会就可以把所有指责洗脱得一干二净了吗？无法断定赵明福之死的真相，有没有可能是因为我们能力不足？或者尽力不够？
政府最终会赋予皇委会什么样的权限？皇委会的调查结果又会起到怎么样的作用？今回我个人不想再作任何伤感情的预测。反正事情的发展，天在看着，国民也在看着，而且绝对会擦亮眼睛仔细看！
10/01/2011 《南洋商报》《言论》版
我早发出预言（5/9/2009，《是现实？还是扯淡？》），赵明福坠楼案最后的调查结果，恐怕会让大家好像发现了自己母亲是女性般大吃一惊的！果不其然，验尸庭的“悬案”判决让我的预感在很大程度上不幸言中了。
首相紧接着宣布成立皇家调查委员会，不过目的不是加强力度来调查赵明福不明不白的死因，而是调查反贪会在盘问赵明福时是否违反程序、违反人权。相信首相是认为赵家家属，以及广大关心此案发展的国民，主要是对反贪会的专业操守显得有所怀疑（雪州反贪委员会执法助理阿斯拉夫作为验尸庭第19名证人，在法庭上宣称自己是从电视剧《CSI》中学习到盘问证人的技巧的，教人印象深刻），方才决定成立这种貌似点错穴道，实际上如何就不便多说的皇委会。
大家被提醒对此案切勿情绪化，因为我们是法治国家，所以务必遵守法律。伟大人物挂在口中的法律其实是“实在法”，他们可能并不知道，但我们绝对必须牢记，“实在法”之上实际还有一个更高的“自然法”。
自然法与古希腊有千丝万缕的渊源，简单的说，它是人类社会在自然状态中就有的正义法则，无需人为设计。一般法律条文假如实现不了公平正义，那就等于违反了法律的基本宗旨，也同时失去了法律的根本意义。违反自然法正义原则的法律就是“恶法”，而恶法是不具法律效力的，人们没有义务去遵循。
二次大战后的德国纳粹战犯以本身是遵循战时的德国法律为理由，企图为自己的罪行开脱。然而，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最后裁决德国战时的法律违背了基本人道与良知，根本就不具正当性。结果有18个纳粹战犯被判以“战争罪”与“反人道罪”。英国早在1873年也已立法规定：“当普通法与公正原则在同一课题上发生冲突，公正原则将被接纳。”
所谓“公道自在人心”中的“公道”，就相当于西方的“公正原则”。假如法律不符多数人心中的“公道”尺度，那该检讨的是相关的法律，而不是继续以法律之名给大家戴大帽子。一件事情是否合乎公道，就有如以针扎手是否会痛一样，不需要从法律系毕业也自然会明白。
反贪会盘问赵明福时是否遵守程序、合乎人道固然也很重要，但在皇委会正式成立之前更该考虑的问题则是，假设反贪会盘问赵明福是既合乎程序的，而且也是合乎人道的，那我们是否就能够因此认为赵明福的死，可以安心用“悬案”来作为总结，一切都不成问题了呢？事发前赵明福毫无自杀的迹象与理由，即使最后证实他的坠楼果然是自杀行为，难道反贪会就可以把所有指责洗脱得一干二净了吗？无法断定赵明福之死的真相，有没有可能是因为我们能力不足？或者尽力不够？
政府最终会赋予皇委会什么样的权限？皇委会的调查结果又会起到怎么样的作用？今回我个人不想再作任何伤感情的预测。反正事情的发展，天在看着，国民也在看着，而且绝对会擦亮眼睛仔细看！
10/01/2011 《南洋商报》《言论》版
Tuesday, December 28, 2010
24/12/2010《和女儿有个约会》>>周嘉惠
《和女儿有个约会》>>>周嘉惠
有人认为生命的出现很神秘，我却始终觉得其实有点滑稽。
就算经过验孕棒的证实、B超扫描技术的显影，从外表看来，那85克的生命实体，实在长得很像一团肥油。85克是个什么概念？就一包快熟面吧。呵呵！屏幕上显现的真的就是周睿吗？
和妻子老早就说好，不管男孩或女孩，都叫单名“睿”。睿者，智慧也。我们都还算读书人，读书人终究还是比较重视智慧的。况且，冀望子女比自己更具智慧也十分合情合理啊。
怀孕百科说要多跟胎儿说话，不过没明确说明该讲些什么？这让人有点困惑，坦白说我向来没有对着肚皮谈笑风生的习惯。想起80年代的美国电影Three Men and a Baby中，男主角读体育新闻给婴儿听，他的道理是“只要放柔声调就行了，读什么都无所谓，反正婴儿听不懂。”
这听起来还蛮合逻辑的，于是随手拿起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来念。念了几句，拍拍肚皮，好不好听啊？over！一点反应也没有。原来妈妈睡着了！再轻轻拍一下肚皮，别吵到妈妈了，我们改天再继续，over！
不论是阿嫂、阿婶或阿婆，好像但凡生过孩子就都拥有了专家资格似的。肚子尖尖的，肯定是个男孩！肚子小小的，绝对是个男孩！过去只知道看腹部可以分辨螃蟹的性别，不知道还可以猜胎儿的性别，真是让人佩服得紧！后来医生证实是女婴，专家们还一直嘟嘟哝哝地怀疑医院的仪器是否故障了。
也不记得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总之胎动的现象带来了许多乐趣，女儿也经常因而充当仲裁者。“周睿，周睿，中午想吃小米粥就踢两下！”哈！真的就动了两下！“周睿，周睿，想吃荞麦面就踢两下！”没反应。嗯…，三次两胜比较公平，再来，“周睿，周睿，…”代言人出声了：“周睿说老爸老妈你们很烦呐！”
好吧，好吧，不然我们来看卡通片“樱桃小丸子”，好不好？代言人又发声了：“还小丸子咧！老爸，你out喽！不如去学玩facebook啦！”我又有点困惑了，这是不是代言人在假传“圣旨”呢？这么揣测是有原因的，妻子一直很想我们俩都各拍一张腹部的照片，然后放上面子书让大家猜：“周睿在哪里？”要当妈了还如此十三点，大概没药救了。
冰淇淋的免费券还有三个月才到期，周睿，等你出世后我们一起去吃冰淇淋，好不好？周睿连着踢了好几下！
24/12/2010 《南洋商报》《商余》版
附：这篇短文刊出时恰好周睿出世，真是绝佳的生日礼物！同时也得感谢编辑刘镒英小姐的成全。
有人认为生命的出现很神秘，我却始终觉得其实有点滑稽。
就算经过验孕棒的证实、B超扫描技术的显影，从外表看来，那85克的生命实体，实在长得很像一团肥油。85克是个什么概念？就一包快熟面吧。呵呵！屏幕上显现的真的就是周睿吗？
和妻子老早就说好，不管男孩或女孩，都叫单名“睿”。睿者，智慧也。我们都还算读书人，读书人终究还是比较重视智慧的。况且，冀望子女比自己更具智慧也十分合情合理啊。
怀孕百科说要多跟胎儿说话，不过没明确说明该讲些什么？这让人有点困惑，坦白说我向来没有对着肚皮谈笑风生的习惯。想起80年代的美国电影Three Men and a Baby中，男主角读体育新闻给婴儿听，他的道理是“只要放柔声调就行了，读什么都无所谓，反正婴儿听不懂。”
这听起来还蛮合逻辑的，于是随手拿起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来念。念了几句，拍拍肚皮，好不好听啊？over！一点反应也没有。原来妈妈睡着了！再轻轻拍一下肚皮，别吵到妈妈了，我们改天再继续，over！
不论是阿嫂、阿婶或阿婆，好像但凡生过孩子就都拥有了专家资格似的。肚子尖尖的，肯定是个男孩！肚子小小的，绝对是个男孩！过去只知道看腹部可以分辨螃蟹的性别，不知道还可以猜胎儿的性别，真是让人佩服得紧！后来医生证实是女婴，专家们还一直嘟嘟哝哝地怀疑医院的仪器是否故障了。
也不记得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总之胎动的现象带来了许多乐趣，女儿也经常因而充当仲裁者。“周睿，周睿，中午想吃小米粥就踢两下！”哈！真的就动了两下！“周睿，周睿，想吃荞麦面就踢两下！”没反应。嗯…，三次两胜比较公平，再来，“周睿，周睿，…”代言人出声了：“周睿说老爸老妈你们很烦呐！”
好吧，好吧，不然我们来看卡通片“樱桃小丸子”，好不好？代言人又发声了：“还小丸子咧！老爸，你out喽！不如去学玩facebook啦！”我又有点困惑了，这是不是代言人在假传“圣旨”呢？这么揣测是有原因的，妻子一直很想我们俩都各拍一张腹部的照片，然后放上面子书让大家猜：“周睿在哪里？”要当妈了还如此十三点，大概没药救了。
冰淇淋的免费券还有三个月才到期，周睿，等你出世后我们一起去吃冰淇淋，好不好？周睿连着踢了好几下！
24/12/2010 《南洋商报》《商余》版
附：这篇短文刊出时恰好周睿出世，真是绝佳的生日礼物！同时也得感谢编辑刘镒英小姐的成全。
《人生如戏》>>22/12/2010《共同生活》周嘉惠
《共同生活》>>>周嘉惠
当副首相公告天下在其心目中，自己是马来人优先于马来西亚人时，其实我是满腹狐疑的：副首相又会如何衡量自己的巫统党员与马来西亚人身份的顺序呢？这是个有趣的问题，可惜没人当场提出，因此无从得知副首相的答案。但是，这不防碍我们尝试往这个方向作点思考。
我国的种族关系在各方努力克制下，虽然四十年来没有发生大冲突，但整个大环境的氛围如何？其中冷暖和政府对外宣传的其乐融融画面，毕竟有它一定程度的出入，这一点大家心照不宣，自不必再画蛇添足。然而，我们还是很应该关心这一片天空底下的司法公正、权力均衡以及整个共同体的原则等，而不是对政府一再表演的花招盲目喝彩。
换句话说，我们希望见到的是伟大人物把表演化为实践能力的证明。举个简单的例子：2020年高收入的“高瞻远瞩”，绝对不及当下高消费的磨难来得切身与真实。当越来越多人睡醒了，为什么反而还要强迫大家继续做梦呢？
对我们这种多元种族国家而言，政府的任何行为、调节不同的集体生活和群体行动的任何政策，都应该指向同一个原则和观念：“共同生活”。这里也实际包含了一个涵盖构成我国全部问题的预设，并不单只限于族群关系。
外来者与原住民身份的划分，采用的是什么标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身份与利益分配挂钩，造成国民受到不公平待遇的感受。倘若国家的成立可以定调为认同“共同生活”的原则，那任何政策的制定与实践就绝对不容许任何族群被遗忘，任何族群都同样属于国家的中心。没有中心与边缘的界分，才是完整的“一个马来西亚”的落实。
或许是特别刺耳之故，总觉得近来种族歧视性的言论不绝于耳。不论是否出自公务员之口，亦不论是否发表于闭门会议，种族歧视言论真正显示的是我们共同生存的某些成员，其实并不愿意与受歧视的同胞共同生活。校长、主考官尚且接二连三公开发表种族歧视言论，教育显然已难以倚靠。
假如排他性是种无法根治的顽疾，我们是否至少应该阻止这种原始思维化为实际行动，最终破坏整个赖以共同生活的大环境？除了果断的立法惩罚破坏共同生活原则的行为，难道还有更好的方法？“内部处理”在此非但无法起到法律般的威慑作用，反而还会引起包庇的嫌疑，并非上策。
在全球化的今天，人民，尤其属于“人才”等级的人民，原就是一种介于向心力和离心力之间的结合。不论是有意抑或无心的“行政偏差”，都足以导致离心力强于向心力；人才的外流其实一点也不难理解。比较难理解的是，政府似乎还没有认识到问题的关键所在，或者根本不曾真心诚意想解决人才外流的问题，以致号召人才回流的工作始终事倍功半，假设还不算是徒劳无功的话。
假如作为国家领导人也不把国家居于最优先地位，别说有条件选择自我流放的人才了，连你我等普通百姓听在耳里，请问有谁对国家的未来更充满信心了呢？
延伸阅读：[法]雅克•朗西埃（Jacques Ranciere）著，姜宇辉译，《政治的边缘》。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
22/12/2010 《南洋商报》《言论》版
当副首相公告天下在其心目中，自己是马来人优先于马来西亚人时，其实我是满腹狐疑的：副首相又会如何衡量自己的巫统党员与马来西亚人身份的顺序呢？这是个有趣的问题，可惜没人当场提出，因此无从得知副首相的答案。但是，这不防碍我们尝试往这个方向作点思考。
我国的种族关系在各方努力克制下，虽然四十年来没有发生大冲突，但整个大环境的氛围如何？其中冷暖和政府对外宣传的其乐融融画面，毕竟有它一定程度的出入，这一点大家心照不宣，自不必再画蛇添足。然而，我们还是很应该关心这一片天空底下的司法公正、权力均衡以及整个共同体的原则等，而不是对政府一再表演的花招盲目喝彩。
换句话说，我们希望见到的是伟大人物把表演化为实践能力的证明。举个简单的例子：2020年高收入的“高瞻远瞩”，绝对不及当下高消费的磨难来得切身与真实。当越来越多人睡醒了，为什么反而还要强迫大家继续做梦呢？
对我们这种多元种族国家而言，政府的任何行为、调节不同的集体生活和群体行动的任何政策，都应该指向同一个原则和观念：“共同生活”。这里也实际包含了一个涵盖构成我国全部问题的预设，并不单只限于族群关系。
外来者与原住民身份的划分，采用的是什么标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身份与利益分配挂钩，造成国民受到不公平待遇的感受。倘若国家的成立可以定调为认同“共同生活”的原则，那任何政策的制定与实践就绝对不容许任何族群被遗忘，任何族群都同样属于国家的中心。没有中心与边缘的界分，才是完整的“一个马来西亚”的落实。
或许是特别刺耳之故，总觉得近来种族歧视性的言论不绝于耳。不论是否出自公务员之口，亦不论是否发表于闭门会议，种族歧视言论真正显示的是我们共同生存的某些成员，其实并不愿意与受歧视的同胞共同生活。校长、主考官尚且接二连三公开发表种族歧视言论，教育显然已难以倚靠。
假如排他性是种无法根治的顽疾，我们是否至少应该阻止这种原始思维化为实际行动，最终破坏整个赖以共同生活的大环境？除了果断的立法惩罚破坏共同生活原则的行为，难道还有更好的方法？“内部处理”在此非但无法起到法律般的威慑作用，反而还会引起包庇的嫌疑，并非上策。
在全球化的今天，人民，尤其属于“人才”等级的人民，原就是一种介于向心力和离心力之间的结合。不论是有意抑或无心的“行政偏差”，都足以导致离心力强于向心力；人才的外流其实一点也不难理解。比较难理解的是，政府似乎还没有认识到问题的关键所在，或者根本不曾真心诚意想解决人才外流的问题，以致号召人才回流的工作始终事倍功半，假设还不算是徒劳无功的话。
假如作为国家领导人也不把国家居于最优先地位，别说有条件选择自我流放的人才了，连你我等普通百姓听在耳里，请问有谁对国家的未来更充满信心了呢？
延伸阅读：[法]雅克•朗西埃（Jacques Ranciere）著，姜宇辉译，《政治的边缘》。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
22/12/2010 《南洋商报》《言论》版
《人生如戏》>>05/12/2010《原因与说词》周嘉惠
《原因与说词》>>>周嘉惠
先看一个笑话。
一位高龄九十的老先生请教医生，自己是否有希望活到一百岁？医生问老先生喝酒吗？“不喝。”抽烟吗？“不抽。”玩女人吗？“不玩。”医生很好奇：“那请问您为什么要活到一百岁呢？”
世界上事情的发生通常都会有或大或小的原因，虽然我们并不一定清楚其中的前因后果。笑话中的医生就弄不明白老先生想活到百岁的原因，在其心目中大概除了吃喝嫖赌，人生就没有什么更值得生存下去的理由了。这情况就有如北美洲发生的飓风和南美洲一只蝴蝶打饱呃之间可能的因果联系，确实不是人人都能够心领神会。
知不知道原因是一回事，但有些人会提出意想不到的说词。老先生想活到百岁可能是为了救国救民，尚未创作出一首令自己满意的诗歌，或其他私人理由。能不能取信予人且不管，反正横竖总都是一种说法。
说词可以有千百种，但真正的决定性原因绝不会多。千百种说词中可能有其中一种正是事情发生的原因，也可能连一种都没有，全只是一种说法而已，甚至胡说八道的可能性也是绝对存在的。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如何分辨真正的原因和随便说说？
首先，必须故意忽略说话者的身份，单纯的就事论事。其次，必须按下性子把话听完，不能因为对方有当听众是白痴的嫌疑，就半路丢鞋子后拂袖而去。末了，听完对方的话后，不妨多追问几个问题。对方愿不愿意回答实际上并不重要，只要问对问题，答案其实就已经呼之欲出了。
举个例说明。事件：建百层高楼是必要的；说法：高楼能够彰显国力，又能够吸引游客赚取外汇。提问：国力是靠一座“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高楼就能够彰显的吗？那为什么除了GDP、幸福指数、巨无霸指数等等指数之外，不见有高楼指数供大家参考？世界上什么样的游客都会有，但究竟有几人会冲着一幢高楼而前来撒钱？这支出和收入之间成不成比例？旅游部是否准备了确切的、给任何人都是同一份的数据以为核实（仅供旅游部长参考）？
再振振有词的演说，假如招架不了几个合理的问题，那么其作为原因的条件就难以成立。那真正的原因是什么？还是不知道！但起码我们知道大家被告知的那些冠冕堂皇说词，不是真正的原因。
建盖楼房的最原始动机，是为了躲风避雨。但是我们花了1亿装修的国会大厦，在一场中等降雨量之中，天花板漏下的水量居然连水桶都装不下。这可完全违反了建筑物的天职。
出门时明明是个大晴天，奈何突然飘来一阵雨，害人成为落汤鸡，那也许能归咎于“天意”。碰上千年一遇的暴风雨，屋顶漏水了，归咎于“天意”亦情有可原。屋漏偏逢连夜雨搞得四处是水，说是“天意”似乎也通。但在赤道季候风型气候的马来西亚，午后来一场雷阵雨完全是家常便饭。那至少外表看来还算得上金玉其面的国会大厦（工程部长说1亿是花在内部装修，毕竟是几十年的老房子了…。言下之意似乎很符合’败絮其中’的想象），在家常便饭的雨量中就形成室内瀑布的奇景，也叫着“天意”？这似乎已超越原因与说词的考虑范围。
尊贵的首相署部长大人是在说笑话吗？还是自己想成为笑话？我跟上述的医生一样，实在没弄明白。
05/12/2010 《南洋商报》《言论》版
先看一个笑话。
一位高龄九十的老先生请教医生，自己是否有希望活到一百岁？医生问老先生喝酒吗？“不喝。”抽烟吗？“不抽。”玩女人吗？“不玩。”医生很好奇：“那请问您为什么要活到一百岁呢？”
世界上事情的发生通常都会有或大或小的原因，虽然我们并不一定清楚其中的前因后果。笑话中的医生就弄不明白老先生想活到百岁的原因，在其心目中大概除了吃喝嫖赌，人生就没有什么更值得生存下去的理由了。这情况就有如北美洲发生的飓风和南美洲一只蝴蝶打饱呃之间可能的因果联系，确实不是人人都能够心领神会。
知不知道原因是一回事，但有些人会提出意想不到的说词。老先生想活到百岁可能是为了救国救民，尚未创作出一首令自己满意的诗歌，或其他私人理由。能不能取信予人且不管，反正横竖总都是一种说法。
说词可以有千百种，但真正的决定性原因绝不会多。千百种说词中可能有其中一种正是事情发生的原因，也可能连一种都没有，全只是一种说法而已，甚至胡说八道的可能性也是绝对存在的。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如何分辨真正的原因和随便说说？
首先，必须故意忽略说话者的身份，单纯的就事论事。其次，必须按下性子把话听完，不能因为对方有当听众是白痴的嫌疑，就半路丢鞋子后拂袖而去。末了，听完对方的话后，不妨多追问几个问题。对方愿不愿意回答实际上并不重要，只要问对问题，答案其实就已经呼之欲出了。
举个例说明。事件：建百层高楼是必要的；说法：高楼能够彰显国力，又能够吸引游客赚取外汇。提问：国力是靠一座“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高楼就能够彰显的吗？那为什么除了GDP、幸福指数、巨无霸指数等等指数之外，不见有高楼指数供大家参考？世界上什么样的游客都会有，但究竟有几人会冲着一幢高楼而前来撒钱？这支出和收入之间成不成比例？旅游部是否准备了确切的、给任何人都是同一份的数据以为核实（仅供旅游部长参考）？
再振振有词的演说，假如招架不了几个合理的问题，那么其作为原因的条件就难以成立。那真正的原因是什么？还是不知道！但起码我们知道大家被告知的那些冠冕堂皇说词，不是真正的原因。
建盖楼房的最原始动机，是为了躲风避雨。但是我们花了1亿装修的国会大厦，在一场中等降雨量之中，天花板漏下的水量居然连水桶都装不下。这可完全违反了建筑物的天职。
出门时明明是个大晴天，奈何突然飘来一阵雨，害人成为落汤鸡，那也许能归咎于“天意”。碰上千年一遇的暴风雨，屋顶漏水了，归咎于“天意”亦情有可原。屋漏偏逢连夜雨搞得四处是水，说是“天意”似乎也通。但在赤道季候风型气候的马来西亚，午后来一场雷阵雨完全是家常便饭。那至少外表看来还算得上金玉其面的国会大厦（工程部长说1亿是花在内部装修，毕竟是几十年的老房子了…。言下之意似乎很符合’败絮其中’的想象），在家常便饭的雨量中就形成室内瀑布的奇景，也叫着“天意”？这似乎已超越原因与说词的考虑范围。
尊贵的首相署部长大人是在说笑话吗？还是自己想成为笑话？我跟上述的医生一样，实在没弄明白。
05/12/2010 《南洋商报》《言论》版
Friday, November 12, 2010
《人生如戏》>>12/11/2010《关于字典与辩论》周嘉惠
《关于字典与辩论》>>>周嘉惠
近来的“皇”与“王”争论中，频频有人祭出字典（广义的，下同），让我联想到周星驰电影的一幕：在紧张时刻，周星驰大动作亮出自以为是必杀技的尚方宝剑，不料却是咸鱼一条！
字典是尚方宝剑？抑或是咸鱼？我们不妨来推敲一下。
曾经在某中学辩论赛，一本厚厚的《英国剑桥科学大字典》，令对方同学仿佛脸上连挨几记重拳，脚下又踩到狗屎，一时阵脚大乱，就此种下败因。胜方事后相告，世界上是否存在上述字典不得而知，反正比赛当时丢出的不是那本字典。
这里透露两个讯息：一、辩论赛是争胜利，不是真理。二、字典的权威性似乎常常被过分放大了。
字典的编纂人为字、词下“定义”，实际上不外就是在综合各种流行用法，同时将它释义为一般人较熟悉词汇中的词，如此而已。至于被解释的字或词，与编纂者的陈述之间，是否具有必要且充分的联系？我们通常不清楚、不关心，也没能力判断，反正现实中大家一向都抱着没有根据的信心在使用字典。一本好的工具书当然拥有很高的参考价值，但把编纂人的陈述奉为金科玉律，那倒是大可不必。
当字典纷纷被用作比赛中拿分的武器时，我们是否也该问一问，哪一本字典更权威？得分的标准是比厚度？比价钱？比哪本更古老？比哪本最新出版？比编纂者的名气？
“引经据典”没错是作学问的方法之一，但引的、据的通常不是字典，而是经典（字典也可能成为经典，但不是普遍情况）。只要牵涉到人，则不论字典、经典都可能出问题。经典与一般书籍的不同之处，在于即便发现了问题，暇依然不掩其辉。譬如柏拉图的《理想国》被无数人攻击过，却丝毫不减其整体价值。
字典、经典都难以代表真理，这一点应该不必质疑。宗教经典对信徒来说或就相当于真理，是尚方宝剑；但对非信徒而言，这些并不具普世意义的真理，只是咸鱼。若在非信徒面前拿着咸鱼幌来幌企图吓唬人，即使不算可笑，至少也相当滑稽。
柏拉图说过：“在真理面前，我们同样无知。”在无知的人群中，“真理越辩越明”充其量只是理想；尤其在辩论赛，实际上连这点理想也不必奢望，大家唯一目标就是争取胜利而已。（曾有法国代表在大专辩论赛中发言：“对方同学，你们说得实在太对了…”那确实有为真理而辩的意味，惟法国队很早就被淘汰出局。）
在“皇”与“王”的争论中，一如既往地充斥着“我对你错”、“我赢你输”的敌对氛围。在下《对理性讨论的期许》（12/10/2010）一文的良好祝愿，显然是人微言轻，尚需努力。
在此我希望表现一下这个努力。建议参与上述争论的各路人马，不妨虚心请教：“你的意见似乎很有道理，但会不会在某一种情况下有错？”假如对方自认为绝对不可能错，那我们也就不必继续跟上帝争论了。假如对方在被提醒后，懂得自我反省，那么讨论的理性成份肯定会增加，编辑也毋庸再担心讨论过程中温度升得太高。
当然，大家也应该同时摸着良心自问同样的问题。
12/11/2010 《南洋商报》《南言》版
近来的“皇”与“王”争论中，频频有人祭出字典（广义的，下同），让我联想到周星驰电影的一幕：在紧张时刻，周星驰大动作亮出自以为是必杀技的尚方宝剑，不料却是咸鱼一条！
字典是尚方宝剑？抑或是咸鱼？我们不妨来推敲一下。
曾经在某中学辩论赛，一本厚厚的《英国剑桥科学大字典》，令对方同学仿佛脸上连挨几记重拳，脚下又踩到狗屎，一时阵脚大乱，就此种下败因。胜方事后相告，世界上是否存在上述字典不得而知，反正比赛当时丢出的不是那本字典。
这里透露两个讯息：一、辩论赛是争胜利，不是真理。二、字典的权威性似乎常常被过分放大了。
字典的编纂人为字、词下“定义”，实际上不外就是在综合各种流行用法，同时将它释义为一般人较熟悉词汇中的词，如此而已。至于被解释的字或词，与编纂者的陈述之间，是否具有必要且充分的联系？我们通常不清楚、不关心，也没能力判断，反正现实中大家一向都抱着没有根据的信心在使用字典。一本好的工具书当然拥有很高的参考价值，但把编纂人的陈述奉为金科玉律，那倒是大可不必。
当字典纷纷被用作比赛中拿分的武器时，我们是否也该问一问，哪一本字典更权威？得分的标准是比厚度？比价钱？比哪本更古老？比哪本最新出版？比编纂者的名气？
“引经据典”没错是作学问的方法之一，但引的、据的通常不是字典，而是经典（字典也可能成为经典，但不是普遍情况）。只要牵涉到人，则不论字典、经典都可能出问题。经典与一般书籍的不同之处，在于即便发现了问题，暇依然不掩其辉。譬如柏拉图的《理想国》被无数人攻击过，却丝毫不减其整体价值。
字典、经典都难以代表真理，这一点应该不必质疑。宗教经典对信徒来说或就相当于真理，是尚方宝剑；但对非信徒而言，这些并不具普世意义的真理，只是咸鱼。若在非信徒面前拿着咸鱼幌来幌企图吓唬人，即使不算可笑，至少也相当滑稽。
柏拉图说过：“在真理面前，我们同样无知。”在无知的人群中，“真理越辩越明”充其量只是理想；尤其在辩论赛，实际上连这点理想也不必奢望，大家唯一目标就是争取胜利而已。（曾有法国代表在大专辩论赛中发言：“对方同学，你们说得实在太对了…”那确实有为真理而辩的意味，惟法国队很早就被淘汰出局。）
在“皇”与“王”的争论中，一如既往地充斥着“我对你错”、“我赢你输”的敌对氛围。在下《对理性讨论的期许》（12/10/2010）一文的良好祝愿，显然是人微言轻，尚需努力。
在此我希望表现一下这个努力。建议参与上述争论的各路人马，不妨虚心请教：“你的意见似乎很有道理，但会不会在某一种情况下有错？”假如对方自认为绝对不可能错，那我们也就不必继续跟上帝争论了。假如对方在被提醒后，懂得自我反省，那么讨论的理性成份肯定会增加，编辑也毋庸再担心讨论过程中温度升得太高。
当然，大家也应该同时摸着良心自问同样的问题。
12/11/2010 《南洋商报》《南言》版
Saturday, October 30, 2010
《人生如戏》>>30/10/2010《身为华人这件事》周嘉惠
《身为华人这件事》>>>周嘉惠
在吃喜筵时，不论端上桌的是山珍海味还是粗茶淡饭，通常我们的反应只有喜欢或不喜欢两种选择。假设饭桌上有人因为端上的是一道XX菜，因此而觉得十分“光荣”与“骄傲”，并站起来大声表达了这种心意，同桌的“桌友”们恐怕会不由自主地缩成一团，同时随手悄悄拿起筷子、盘子之类挡在胸前以防万一。
不论是一道什么样的菜都好，它摆在眼前就只是纯粹一种客观事实存在而已。这道菜不是专程为某个人准备的，出席喜筵的人一般不会到厨房大展身手，所以这道菜按常理说也不会存在着什么值得骄傲的“个人功绩”可言。因此，假如有人因为这道XX菜而表示“骄傲”与“光荣”，那是过度诠释了一道菜的延伸意义，一般人都会觉得他有毛病。
本文关心的当然不是XX菜引发的潜在喜筵危机思考，我感到好奇的其实是另一个现象，不知道读者们有多少人曾经认真考虑过这个问题：身为华人，自己到底是采用什么态度来看待这件事？
身为华人这件事，跟吃喜筵时餐桌上端上一道XX菜，对我个人而言，在逻辑上是没什么分别的。成不成为华人，完全不由自己决定。既然没有选择权，就不必付道德责任，即无所谓对与错。连对错都谈不上了，为什么却会感到光荣与骄傲呢？这不是很奇怪的事吗？反过来说，万一我们“不小心”投错胎，成了非华人，那是不是要深感羞愧了呢？应该不必吧？
真正让我感兴趣的就是这一点，到底是什么因素导致某些人，对自己的华人身份那么兴奋？是内分泌失调吗？是被煽动吗？到底是什么？
好吧，就算我们可以简单地归咎那一股浓得化不开的“民族感情”，果真“偶然”地导致感性淹没了理性，那也罢了。然而，更让人难以消化的是，原本要感到光荣或骄傲是个人的事，但动不动就以一网打尽的“马来西亚华社”之名代为发言，那可不太好吧？了不起就是与三五好友在咖啡档喷口水所得的一些意见，干什么要全体6百万华社成员陪你壮声势？个人意见就是个人意见，请别往脸上贴金自封为代言人，否则这跟土权会主席的行径差多少？
除了身为华人，附带的“华教”课题似乎也很教某些超级热爱华教的人一提起就兴奋莫名。我国的华文教育在政府的打压之下，“越冷越开花”，成为台海两岸以外最成功的范例。这其中自然有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但让人难以释怀的是，“华教”已经成为一种紧箍咒，让某些人动不动就祭出来吓唬教育工作者：“你这么做，对得起华教吗？”。所谓“这么做”，包括诸如进修课程、转业、产检等等。
余伟源10月14日的文章诠释得最为一针见血：“恋华教情结”。有些人真是热爱华教热爱出病来了！想当圣人自己当去，没人拦着你，但请别威胁所有人陪你一起伟大。需知道，不少人八字一早就注定了不适合当圣人，勉强是不会有幸福的。
在此必须说明，我是故意曲解余君大作的题目；个人总觉得当热情发展到了病态程度的时候，似乎已不再是太值得津津乐道的事了。我对邱家金教授个人并不感兴趣，但对他所引发争论的现象却颇有兴趣，曾经在今年2月下旬连续借《南言》版发表了几篇文章探讨，有兴趣的话不妨一看。若找不到旧报纸，我的部落格中还留有存货可供参考。旧话题在这里就不多说了。
麦翔的《’开放’声中的华教》（10月16日）阅后不禁感觉有点困惑，此君到底是余伟源所谓的汪精卫同路人？还是确实热爱华教，却因考虑不周而显得是努力在帮倒忙？台湾、韩国、越南的后来居上，可以归咎于我国政府采取的单元化教育吗？确定吗？那请问，台湾、韩国、越南的教育是多元？还是单元？够了，再追问下去就嫌有失厚道了。
我充分理解感性比理性更显得浪漫且不伤脑筋，但我们是否可以对自己的身份、文化认同，表现得更心平气和一些？除了感性，是否可以再多添几分知性与理性？是不太浪漫，我知道，但如此一来却绝对会更经得起考验！
30/10/2010 《南洋商报》《南言》版
在吃喜筵时，不论端上桌的是山珍海味还是粗茶淡饭，通常我们的反应只有喜欢或不喜欢两种选择。假设饭桌上有人因为端上的是一道XX菜，因此而觉得十分“光荣”与“骄傲”，并站起来大声表达了这种心意，同桌的“桌友”们恐怕会不由自主地缩成一团，同时随手悄悄拿起筷子、盘子之类挡在胸前以防万一。
不论是一道什么样的菜都好，它摆在眼前就只是纯粹一种客观事实存在而已。这道菜不是专程为某个人准备的，出席喜筵的人一般不会到厨房大展身手，所以这道菜按常理说也不会存在着什么值得骄傲的“个人功绩”可言。因此，假如有人因为这道XX菜而表示“骄傲”与“光荣”，那是过度诠释了一道菜的延伸意义，一般人都会觉得他有毛病。
本文关心的当然不是XX菜引发的潜在喜筵危机思考，我感到好奇的其实是另一个现象，不知道读者们有多少人曾经认真考虑过这个问题：身为华人，自己到底是采用什么态度来看待这件事？
身为华人这件事，跟吃喜筵时餐桌上端上一道XX菜，对我个人而言，在逻辑上是没什么分别的。成不成为华人，完全不由自己决定。既然没有选择权，就不必付道德责任，即无所谓对与错。连对错都谈不上了，为什么却会感到光荣与骄傲呢？这不是很奇怪的事吗？反过来说，万一我们“不小心”投错胎，成了非华人，那是不是要深感羞愧了呢？应该不必吧？
真正让我感兴趣的就是这一点，到底是什么因素导致某些人，对自己的华人身份那么兴奋？是内分泌失调吗？是被煽动吗？到底是什么？
好吧，就算我们可以简单地归咎那一股浓得化不开的“民族感情”，果真“偶然”地导致感性淹没了理性，那也罢了。然而，更让人难以消化的是，原本要感到光荣或骄傲是个人的事，但动不动就以一网打尽的“马来西亚华社”之名代为发言，那可不太好吧？了不起就是与三五好友在咖啡档喷口水所得的一些意见，干什么要全体6百万华社成员陪你壮声势？个人意见就是个人意见，请别往脸上贴金自封为代言人，否则这跟土权会主席的行径差多少？
除了身为华人，附带的“华教”课题似乎也很教某些超级热爱华教的人一提起就兴奋莫名。我国的华文教育在政府的打压之下，“越冷越开花”，成为台海两岸以外最成功的范例。这其中自然有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但让人难以释怀的是，“华教”已经成为一种紧箍咒，让某些人动不动就祭出来吓唬教育工作者：“你这么做，对得起华教吗？”。所谓“这么做”，包括诸如进修课程、转业、产检等等。
余伟源10月14日的文章诠释得最为一针见血：“恋华教情结”。有些人真是热爱华教热爱出病来了！想当圣人自己当去，没人拦着你，但请别威胁所有人陪你一起伟大。需知道，不少人八字一早就注定了不适合当圣人，勉强是不会有幸福的。
在此必须说明，我是故意曲解余君大作的题目；个人总觉得当热情发展到了病态程度的时候，似乎已不再是太值得津津乐道的事了。我对邱家金教授个人并不感兴趣，但对他所引发争论的现象却颇有兴趣，曾经在今年2月下旬连续借《南言》版发表了几篇文章探讨，有兴趣的话不妨一看。若找不到旧报纸，我的部落格中还留有存货可供参考。旧话题在这里就不多说了。
麦翔的《’开放’声中的华教》（10月16日）阅后不禁感觉有点困惑，此君到底是余伟源所谓的汪精卫同路人？还是确实热爱华教，却因考虑不周而显得是努力在帮倒忙？台湾、韩国、越南的后来居上，可以归咎于我国政府采取的单元化教育吗？确定吗？那请问，台湾、韩国、越南的教育是多元？还是单元？够了，再追问下去就嫌有失厚道了。
我充分理解感性比理性更显得浪漫且不伤脑筋，但我们是否可以对自己的身份、文化认同，表现得更心平气和一些？除了感性，是否可以再多添几分知性与理性？是不太浪漫，我知道，但如此一来却绝对会更经得起考验！
30/10/2010 《南洋商报》《南言》版
Monday, October 11, 2010
《人生如戏》>>12/10/2010《对理性讨论的期许》周嘉惠
《对理性讨论的期许》>>>周嘉惠
最近我个人也有份参与的一场纸上论争，主要参与者都纷纷挂上免战牌，看样子是后继无力，该告一段落了。这一场声势不算浩大的论争，是否让读者更清楚认识到赞成与反对宽赦杨伟光的两种对立的观点？其实很值得怀疑。甚至几位作者本身是否从中获益，因一场讨论而扩大了自己的视野？也很值得怀疑。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实在看不出其中有太多理性的讨论，很多时候只是一味在维护自己的立场，以及猛往不同意见者身上贴标签，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说是企图妖魔化对方。
对一件事情，每个人拥有各自不同的立场，这其实很正常，但根本不是重点。我们更应该关心的是立场后面的一些基本依据。从表面看，譬如方嫩《伟光，加油！》的依据是“法律不外乎人情”、“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晚探明的道理则是“刑法就该依法行事”等。更深一层看，张金发、方嫩、川中明月诸君似乎相信“好死不如赖活”，在监牢中干蹲着比一了百了的死刑仁慈。而本人与晚探明的深层思维，则可以诠释为坚信法律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好人，触犯法律的坏人则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去。
这些依据是否成立？作者其实不用为担心读者会如何反应而焦虑。理性的读者看了自然懂得作出自己的判断。对于没有理性而立场坚定的读者，则根本不需要知道立场后面的道理，反正他们只想选边站，然后站在自己所认同的阵线上摇旗呐喊，向另一方丢泥巴。至于那些只懂得说“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一群，貌似中立，实际上恐怕是既没有分析能力，也没有想过要有立场、全然漠不关心，或那等看报只看娱乐版却自认为超脱尘世的人等等，我们最好不加以考虑，以免对自己身体造成不必要的内伤。
对的“我方”可能百分百对吗？错的“敌方”可能百分百错吗？摸着良心来考虑的话，答案绝对是否定的。因此，假如一心一意抱着“我对你错”、“我赢你输”的敌对态度来参与，到底这场讨论的意义何在？一场混战下来，既没从中看清自己思维的不足，也没看见不同意见者所考虑的精彩之处，就这么使力地向对方乱丢泥巴、乱扣帽子、乱贴标签，然后拍马调头呼啸而去，难道这么做会很有成就感吗？
以我国的国情而论，理性原本就是国民十分缺乏的养分之一。某些群众选择有脑不用，虽然令人感觉遗憾，但那毕竟是个人权力，不容干涉。然而，对于呈现在报上的文字论争，我觉得大家应该要多用点心，对人对己都是提升。
退休《言论》版编辑萧松先生，曾经跟我说过，他小时候因为家贫，经常在放学后步行半小时去借报纸看。看什么？追看报上的笔战！据萧先生说，那时候的笔战可以一篇文章动辄一大版，而且作者引经据典，逻辑清晰，十分精彩。吾生也晚，那种让人思之神往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
回到上述的论争，参与者的立场鲜明，应该不至产生误会（晚探明点出我文章中的不足之处，并不代表’否决’了整篇文章。假如方嫩君眼光独到，见我所不能见，那倒真是愿闻其详）。参与者立场背后的理由，也不是那么难以掺透，硬把不认同解读为不能理解，那是门缝看人了。
把立场、道理摆出来，再抛开偏见、平心静气聆听一下不同立场者的论述，这才是讨论的架式。假如自己没把意思表达清楚，就尝试换个方式再说一遍；假如对方没把意思表达清楚，就请对方尝试换个方式再说一遍。对方逻辑上说不过去的地方，可以指出；对方指出自己逻辑说不过去的地方，不妨参考。其实，这也就是所谓的“理性的讨论”了。
理性讨论的一个先决条件是，别指望不同意见者一旦听了自己的宏论后就“大彻大悟”，进而发生180度的倒戈相向。讨论和传教是两回事，人家不认同就算了，如同青菜豆腐各有所好，犯得着气急败坏吗？即使是想传教，气急败坏也成就不了什么的。
在此我并没有更进一步阐释上述课题的意愿，该说的都说了。我想表达的只是个人对于提高评论文章素质的一点期许，愿与大家共勉，如此而已。
对于川中明月大作中提到的“绞刑直播”例子，忍不住又想来充当一回“魔鬼的辩护士”，故意挑刺。在晚饭时间直播绞刑，真能够“引导人们更进一步反思死刑的意义何在”吗？我认为不行，那种直播顶多只能引导人们得出反对死刑的结论。反过来说，假如能够把一个变态杀人犯的绞刑，跟被这名杀人犯谋杀的被害人死前的录影同时播放，我认为，只有经过这种较全面的，而不是片面的考虑后，或更能做到“引导人们更进一步反思死刑的意义何在”。君以为然否？
12/10/2010 《南洋商报》《南言》版
最近我个人也有份参与的一场纸上论争，主要参与者都纷纷挂上免战牌，看样子是后继无力，该告一段落了。这一场声势不算浩大的论争，是否让读者更清楚认识到赞成与反对宽赦杨伟光的两种对立的观点？其实很值得怀疑。甚至几位作者本身是否从中获益，因一场讨论而扩大了自己的视野？也很值得怀疑。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实在看不出其中有太多理性的讨论，很多时候只是一味在维护自己的立场，以及猛往不同意见者身上贴标签，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说是企图妖魔化对方。
对一件事情，每个人拥有各自不同的立场，这其实很正常，但根本不是重点。我们更应该关心的是立场后面的一些基本依据。从表面看，譬如方嫩《伟光，加油！》的依据是“法律不外乎人情”、“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晚探明的道理则是“刑法就该依法行事”等。更深一层看，张金发、方嫩、川中明月诸君似乎相信“好死不如赖活”，在监牢中干蹲着比一了百了的死刑仁慈。而本人与晚探明的深层思维，则可以诠释为坚信法律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好人，触犯法律的坏人则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去。
这些依据是否成立？作者其实不用为担心读者会如何反应而焦虑。理性的读者看了自然懂得作出自己的判断。对于没有理性而立场坚定的读者，则根本不需要知道立场后面的道理，反正他们只想选边站，然后站在自己所认同的阵线上摇旗呐喊，向另一方丢泥巴。至于那些只懂得说“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一群，貌似中立，实际上恐怕是既没有分析能力，也没有想过要有立场、全然漠不关心，或那等看报只看娱乐版却自认为超脱尘世的人等等，我们最好不加以考虑，以免对自己身体造成不必要的内伤。
对的“我方”可能百分百对吗？错的“敌方”可能百分百错吗？摸着良心来考虑的话，答案绝对是否定的。因此，假如一心一意抱着“我对你错”、“我赢你输”的敌对态度来参与，到底这场讨论的意义何在？一场混战下来，既没从中看清自己思维的不足，也没看见不同意见者所考虑的精彩之处，就这么使力地向对方乱丢泥巴、乱扣帽子、乱贴标签，然后拍马调头呼啸而去，难道这么做会很有成就感吗？
以我国的国情而论，理性原本就是国民十分缺乏的养分之一。某些群众选择有脑不用，虽然令人感觉遗憾，但那毕竟是个人权力，不容干涉。然而，对于呈现在报上的文字论争，我觉得大家应该要多用点心，对人对己都是提升。
退休《言论》版编辑萧松先生，曾经跟我说过，他小时候因为家贫，经常在放学后步行半小时去借报纸看。看什么？追看报上的笔战！据萧先生说，那时候的笔战可以一篇文章动辄一大版，而且作者引经据典，逻辑清晰，十分精彩。吾生也晚，那种让人思之神往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
回到上述的论争，参与者的立场鲜明，应该不至产生误会（晚探明点出我文章中的不足之处，并不代表’否决’了整篇文章。假如方嫩君眼光独到，见我所不能见，那倒真是愿闻其详）。参与者立场背后的理由，也不是那么难以掺透，硬把不认同解读为不能理解，那是门缝看人了。
把立场、道理摆出来，再抛开偏见、平心静气聆听一下不同立场者的论述，这才是讨论的架式。假如自己没把意思表达清楚，就尝试换个方式再说一遍；假如对方没把意思表达清楚，就请对方尝试换个方式再说一遍。对方逻辑上说不过去的地方，可以指出；对方指出自己逻辑说不过去的地方，不妨参考。其实，这也就是所谓的“理性的讨论”了。
理性讨论的一个先决条件是，别指望不同意见者一旦听了自己的宏论后就“大彻大悟”，进而发生180度的倒戈相向。讨论和传教是两回事，人家不认同就算了，如同青菜豆腐各有所好，犯得着气急败坏吗？即使是想传教，气急败坏也成就不了什么的。
在此我并没有更进一步阐释上述课题的意愿，该说的都说了。我想表达的只是个人对于提高评论文章素质的一点期许，愿与大家共勉，如此而已。
对于川中明月大作中提到的“绞刑直播”例子，忍不住又想来充当一回“魔鬼的辩护士”，故意挑刺。在晚饭时间直播绞刑，真能够“引导人们更进一步反思死刑的意义何在”吗？我认为不行，那种直播顶多只能引导人们得出反对死刑的结论。反过来说，假如能够把一个变态杀人犯的绞刑，跟被这名杀人犯谋杀的被害人死前的录影同时播放，我认为，只有经过这种较全面的，而不是片面的考虑后，或更能做到“引导人们更进一步反思死刑的意义何在”。君以为然否？
12/10/2010 《南洋商报》《南言》版
Thursday, October 07, 2010
08/10/2010 《再谈刑法真义》张金发
《再谈刑法真义》>>>张金发
为何要订立刑法？它的订立有何意义？刑法与任何一种法律条文一样，人活在世上，只要你不是离群独居，那就得受到种种法律的约束，这是普世认同的社会契约。
法律的形成，起因于人权。为了维护基本人权，历经数千年才以累积的生活经验所需，促成了法律条文的订立，要人人自我制约，以便保护自我，进一步保护周边的亲友、社区、国家．．．．。
所以，每个人自出生开始，在漫长成长的过程中，每每被教育何种作为是可以做，何种作为不能做，是非黑白对错一一被告知。为什么要如此？无非是教导每个人只能做对的事，做合乎情理法的事；不法的事切莫去触犯，否则会遭到法律的“对付”。
因此，只要人人遵守法律，法律条文即如同虚设。所以，本人在“刑法是不是教育？”一文回应晚探明君所谈“刑法不是教育”的撰文中提及，刑法是不得已才用，并非一定依书照本宣科。活用法律条文才是真正让法律条文显示出更全面的人性化、合乎时势。
如今，在人权泛滥的先进国已废除死刑的条文，以便更加彰显人权。当然，这种作法未必合乎各国借镜，本人也不认同这种作风。理论依然是为了维护人权。
人不能只看到“人权”而致力要挽救犯法者的性命，而是要看清犯法者的犯法情境再定夺。人权固然要维护，但是受害者的人权更加应该保护，加害者的人权理当先审慎判断。非执行死刑不可，那就只好依法判例，能酌情轻判，则可“网开一面”，毕竟法律的订立并非要致人于死地，而是为了让人人有法有循，行为不致于“行差踏错”！同时，刑法的真意原本就不是要人人伏法，而是要人人“合法”生活于人群当中而已！
野蛮的社会，以暴易暴，实为不得已之事。随着人类生活已进入资讯发达的年代，无国界的网络世界里头，人类文明的历史已跨入另一个境界。但是，个人的从小教育，一样是要循循善诱，何种行为的对错等问题，一样要透过教育，别无他法！
不犯法，则不需惧法，也不需避法！法律的设立无非是提供人群一种生活指标，你不喜欢的话，可以选择与世隔绝。
因此，初犯者应当酌情判决，是否有伪装证供，法官自会有所定夺，旁人何需代议；重犯者是不知悔改，明知故犯者，那种人不需酌情，不需量刑也，依例判刑即可！毕竟，刑法是以明文订立，触法就得依法宣判，否则无法可依，则人人无纲纪可循。但初犯者面对死刑那就应该酌情，才合乎情理法。
刑法，是用以“教训”一再触犯法律者，尤其甚者是重大罪刑者，判国祸国者，古代通常都以极刑──凌迟处死，更进一步可以宣判诛灭九族，缘坐或连坐法的重大刑责。如今，诛灭九族，缘坐或连坐法的重大刑责已消失在文明的人间。
学校也会设定一些校规条文作奖惩，有功则奖，有过则罚。甚至三次小过视为一大过，三个大过则被视为顽劣学生而勒令退学。为什么？只因他一再不遵守“游戏规则”，一而再触犯校规嘛！学校尚且有再三的判处，国法之刑责，又岂容“轻易”动用死刑作惩戒？
为何“新加坡总统有赦免死囚的权力”？新加坡以严刑峻法称誉天下，为何留下这一条特殊“权力”？难道新加坡总统的权力可以超越司法？非也，法律原则不外乎情理法三者中打转，缺一皆不完美。我想特殊案例在法律边缘下，让总统来开恩，是保留法律的公正，另一重意义则是维护了法律的真谛！也说明死刑之责不是随便动用！一部刑法，不是要人人惧怕，而是要人人懂得什么是合乎“法”，非法勿干。教育意义大过刑责，刑责是不得已才使用。
晚君“刑法就是刑法”一文再度反驳小弟的意见，但反覆再三细读该文，只有一句话让我注目的，其他都不需多谈，这句话即是“刑法不可能改变人心，但它至少可以改变社会秩序。”
晚君自己已经说得很明白：“刑法不可能改变人心”，这岂不印证小弟的言论吗？能改变人心的又是什么？小弟才智迟钝，只知道是“教育”！刑法真正的意义所在就是“教育”。刑法是不得已才使用的手段，教育才是彻底改变人心的根本！
“刑法是教育”或“教育是刑法”并非小弟的说词，更何况“刑法等同教育”的滑稽说法！我想应是晚君的《刑法不是教育》一文，小弟以《刑法是不是教育？》反辩所导致误解，以致于偏离。请留意，小弟的题目是疑问句，不似晚君的确认句。故而才引起小弟的反问。
刑法是要透过教育来学习，才能让人知悉法律的相关知识；工程系所念的是有关工程的课程，靠得依然是教育来学习；但刑法学与工程学绝不等同教育，但与教育是相辅相成。请勿曲解小弟的文句。
如果本文“再谈刑法真义”还无法让晚君理解，小弟也无意再回应辩驳，犹如周嘉惠兄的一句话：到此为止！
08/10/2010 《南洋商报》《南言》版《我思我见》专栏
为何要订立刑法？它的订立有何意义？刑法与任何一种法律条文一样，人活在世上，只要你不是离群独居，那就得受到种种法律的约束，这是普世认同的社会契约。
法律的形成，起因于人权。为了维护基本人权，历经数千年才以累积的生活经验所需，促成了法律条文的订立，要人人自我制约，以便保护自我，进一步保护周边的亲友、社区、国家．．．．。
所以，每个人自出生开始，在漫长成长的过程中，每每被教育何种作为是可以做，何种作为不能做，是非黑白对错一一被告知。为什么要如此？无非是教导每个人只能做对的事，做合乎情理法的事；不法的事切莫去触犯，否则会遭到法律的“对付”。
因此，只要人人遵守法律，法律条文即如同虚设。所以，本人在“刑法是不是教育？”一文回应晚探明君所谈“刑法不是教育”的撰文中提及，刑法是不得已才用，并非一定依书照本宣科。活用法律条文才是真正让法律条文显示出更全面的人性化、合乎时势。
如今，在人权泛滥的先进国已废除死刑的条文，以便更加彰显人权。当然，这种作法未必合乎各国借镜，本人也不认同这种作风。理论依然是为了维护人权。
人不能只看到“人权”而致力要挽救犯法者的性命，而是要看清犯法者的犯法情境再定夺。人权固然要维护，但是受害者的人权更加应该保护，加害者的人权理当先审慎判断。非执行死刑不可，那就只好依法判例，能酌情轻判，则可“网开一面”，毕竟法律的订立并非要致人于死地，而是为了让人人有法有循，行为不致于“行差踏错”！同时，刑法的真意原本就不是要人人伏法，而是要人人“合法”生活于人群当中而已！
野蛮的社会，以暴易暴，实为不得已之事。随着人类生活已进入资讯发达的年代，无国界的网络世界里头，人类文明的历史已跨入另一个境界。但是，个人的从小教育，一样是要循循善诱，何种行为的对错等问题，一样要透过教育，别无他法！
不犯法，则不需惧法，也不需避法！法律的设立无非是提供人群一种生活指标，你不喜欢的话，可以选择与世隔绝。
因此，初犯者应当酌情判决，是否有伪装证供，法官自会有所定夺，旁人何需代议；重犯者是不知悔改，明知故犯者，那种人不需酌情，不需量刑也，依例判刑即可！毕竟，刑法是以明文订立，触法就得依法宣判，否则无法可依，则人人无纲纪可循。但初犯者面对死刑那就应该酌情，才合乎情理法。
刑法，是用以“教训”一再触犯法律者，尤其甚者是重大罪刑者，判国祸国者，古代通常都以极刑──凌迟处死，更进一步可以宣判诛灭九族，缘坐或连坐法的重大刑责。如今，诛灭九族，缘坐或连坐法的重大刑责已消失在文明的人间。
学校也会设定一些校规条文作奖惩，有功则奖，有过则罚。甚至三次小过视为一大过，三个大过则被视为顽劣学生而勒令退学。为什么？只因他一再不遵守“游戏规则”，一而再触犯校规嘛！学校尚且有再三的判处，国法之刑责，又岂容“轻易”动用死刑作惩戒？
为何“新加坡总统有赦免死囚的权力”？新加坡以严刑峻法称誉天下，为何留下这一条特殊“权力”？难道新加坡总统的权力可以超越司法？非也，法律原则不外乎情理法三者中打转，缺一皆不完美。我想特殊案例在法律边缘下，让总统来开恩，是保留法律的公正，另一重意义则是维护了法律的真谛！也说明死刑之责不是随便动用！一部刑法，不是要人人惧怕，而是要人人懂得什么是合乎“法”，非法勿干。教育意义大过刑责，刑责是不得已才使用。
晚君“刑法就是刑法”一文再度反驳小弟的意见，但反覆再三细读该文，只有一句话让我注目的，其他都不需多谈，这句话即是“刑法不可能改变人心，但它至少可以改变社会秩序。”
晚君自己已经说得很明白：“刑法不可能改变人心”，这岂不印证小弟的言论吗？能改变人心的又是什么？小弟才智迟钝，只知道是“教育”！刑法真正的意义所在就是“教育”。刑法是不得已才使用的手段，教育才是彻底改变人心的根本！
“刑法是教育”或“教育是刑法”并非小弟的说词，更何况“刑法等同教育”的滑稽说法！我想应是晚君的《刑法不是教育》一文，小弟以《刑法是不是教育？》反辩所导致误解，以致于偏离。请留意，小弟的题目是疑问句，不似晚君的确认句。故而才引起小弟的反问。
刑法是要透过教育来学习，才能让人知悉法律的相关知识；工程系所念的是有关工程的课程，靠得依然是教育来学习；但刑法学与工程学绝不等同教育，但与教育是相辅相成。请勿曲解小弟的文句。
如果本文“再谈刑法真义”还无法让晚君理解，小弟也无意再回应辩驳，犹如周嘉惠兄的一句话：到此为止！
08/10/2010 《南洋商报》《南言》版《我思我见》专栏
Tuesday, October 05, 2010
《人生如戏》>>06/10/2010《启蒙运动没有到来》周嘉惠
《启蒙运动没有到来》>>>周嘉惠
约二十年前，一位中学同学告知其退学的决定，我劝她考虑清楚，而她直言自己“从不做后悔的事”；只记得，当时心里猛的一揪，唯不知道原因。最近，另一位朋友告诉我其在“头脑极度清醒”下的一个宣言，刹那唤起沉静了二十载的记忆，心里同样感觉到猛的一揪，但今次倒是明白为什么有这种反应了。
两位朋友愿意把个人的一些重大决定告知，那是看得起我，假设他们斩钉截铁的猛话并非言不由衷，那他们似乎要的不是意见的反馈，而只是希望寻求赞同的鼓励。可是，发现了当局者思想上的盲点，却又无从对两人的一意孤行找到劝告的空隙；作为朋友而爱莫能助，终究是令人深感痛心的憾事。
做人有自信当然是好的，但满足于浅薄的自我认识哪算得上是自信？膨胀的自我简直太狂妄了，“从不后悔”？“头脑极度清醒”？充其量就是一种直觉而已，对于直觉怎么能够如此相信到十足呢？古希腊七贤人之一的巴比米德认为感觉世界仅仅是一种欺骗。直觉跟错觉到底怎么区分？真是只有天晓得！喝醉酒的人认为自己没醉，不正反映了这么个道理吗？没有根据的感觉世界，难道不就极可能是自我欺骗的一种？当然，任何人都有犯错的权利，问题是我们实在没有不经大脑就去犯错的道理，虽然我们绝大多数时候犯错都可以归咎于大脑的怠惰。然而，这不是常规，而是悲哀。
每一种未经反思的意见都会设想，事物确实就像它们对我们的感觉和思想所呈现出来的一样。自信与自欺仅一线之隔，是以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强调：“未经检验的生活是不值得活的。”我们思考事情未必能够面面俱到，所以生活信仰是需要经过检验的，但苏格拉底用逻辑证实了他人的无知，却唤醒不了蒙尘的智慧，甚至最后还被500人议会判了死刑。
启蒙运动是个令人向往的时代，或者更恰当的说，启蒙运动是个令知识分子向往的时代。那个时空让知识分子感觉自己的存在是还有点意义的；由英国的牛顿、洛克点起的火种，却在法国燃起熊熊烈火，最后又蔓延到欧洲其他国家以及美国大陆。认真去研究的话，启蒙运动是有点复杂的，但简单的说，它给后人留下的整体印象还是很清晰的：理性。
我国的社会群众有理性几许？或者这样看好了，假如我们有更多容纳理性的胸襟，而少一些直觉、情绪或条件反射，种族主义是嚣张不起来的；华团头头们努力内斗、内耗以达到自我消灭的目的时，不会有勤王大军积极前往作毫无意义的“展示力量”动作；不会有太多“相信我”的废话，也不会有太多“绝对相信你”的胡扯。不论信仰什么宗教都好，我们都必需坚定的确信，造物者给我们脑袋，绝不可能纯粹是出于无聊而已。
在这一片没有太多理性分析能力可言的土地上，太多人为自己的小聪明沾沾自喜，却有几人为智慧的缺席表现了丝毫的忡忡忧心？或许，那场两百年前在欧洲红红火火的启蒙运动，跟我们果真完全没有关系。如何去拿捏生命中理性与感性之间该有的份量？也许人世间并没有一套既方便又实用的现成方程式。可是，过之与不及都是问题，这点倒是大家都一早明白的，不必置疑。
面对那许多“从不后悔”、“头脑极度清醒”类型的热情洋溢，只觉得太无可奈何；可以确信的是，现实不会因为热情而宽待任何人。是的，君子行其所是、居其所安，终究不能要求别人以我之是为是。但是每逢回首故人往事，伤怀一番总是难免的。再看看社会乱象，既深感自己无力拨乱反正，又觉得实在是愧对启蒙时代的前辈们啊！
06/10/2010 《南洋商报》《南言》版
约二十年前，一位中学同学告知其退学的决定，我劝她考虑清楚，而她直言自己“从不做后悔的事”；只记得，当时心里猛的一揪，唯不知道原因。最近，另一位朋友告诉我其在“头脑极度清醒”下的一个宣言，刹那唤起沉静了二十载的记忆，心里同样感觉到猛的一揪，但今次倒是明白为什么有这种反应了。
两位朋友愿意把个人的一些重大决定告知，那是看得起我，假设他们斩钉截铁的猛话并非言不由衷，那他们似乎要的不是意见的反馈，而只是希望寻求赞同的鼓励。可是，发现了当局者思想上的盲点，却又无从对两人的一意孤行找到劝告的空隙；作为朋友而爱莫能助，终究是令人深感痛心的憾事。
做人有自信当然是好的，但满足于浅薄的自我认识哪算得上是自信？膨胀的自我简直太狂妄了，“从不后悔”？“头脑极度清醒”？充其量就是一种直觉而已，对于直觉怎么能够如此相信到十足呢？古希腊七贤人之一的巴比米德认为感觉世界仅仅是一种欺骗。直觉跟错觉到底怎么区分？真是只有天晓得！喝醉酒的人认为自己没醉，不正反映了这么个道理吗？没有根据的感觉世界，难道不就极可能是自我欺骗的一种？当然，任何人都有犯错的权利，问题是我们实在没有不经大脑就去犯错的道理，虽然我们绝大多数时候犯错都可以归咎于大脑的怠惰。然而，这不是常规，而是悲哀。
每一种未经反思的意见都会设想，事物确实就像它们对我们的感觉和思想所呈现出来的一样。自信与自欺仅一线之隔，是以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强调：“未经检验的生活是不值得活的。”我们思考事情未必能够面面俱到，所以生活信仰是需要经过检验的，但苏格拉底用逻辑证实了他人的无知，却唤醒不了蒙尘的智慧，甚至最后还被500人议会判了死刑。
启蒙运动是个令人向往的时代，或者更恰当的说，启蒙运动是个令知识分子向往的时代。那个时空让知识分子感觉自己的存在是还有点意义的；由英国的牛顿、洛克点起的火种，却在法国燃起熊熊烈火，最后又蔓延到欧洲其他国家以及美国大陆。认真去研究的话，启蒙运动是有点复杂的，但简单的说，它给后人留下的整体印象还是很清晰的：理性。
我国的社会群众有理性几许？或者这样看好了，假如我们有更多容纳理性的胸襟，而少一些直觉、情绪或条件反射，种族主义是嚣张不起来的；华团头头们努力内斗、内耗以达到自我消灭的目的时，不会有勤王大军积极前往作毫无意义的“展示力量”动作；不会有太多“相信我”的废话，也不会有太多“绝对相信你”的胡扯。不论信仰什么宗教都好，我们都必需坚定的确信，造物者给我们脑袋，绝不可能纯粹是出于无聊而已。
在这一片没有太多理性分析能力可言的土地上，太多人为自己的小聪明沾沾自喜，却有几人为智慧的缺席表现了丝毫的忡忡忧心？或许，那场两百年前在欧洲红红火火的启蒙运动，跟我们果真完全没有关系。如何去拿捏生命中理性与感性之间该有的份量？也许人世间并没有一套既方便又实用的现成方程式。可是，过之与不及都是问题，这点倒是大家都一早明白的，不必置疑。
面对那许多“从不后悔”、“头脑极度清醒”类型的热情洋溢，只觉得太无可奈何；可以确信的是，现实不会因为热情而宽待任何人。是的，君子行其所是、居其所安，终究不能要求别人以我之是为是。但是每逢回首故人往事，伤怀一番总是难免的。再看看社会乱象，既深感自己无力拨乱反正，又觉得实在是愧对启蒙时代的前辈们啊！
06/10/2010 《南洋商报》《南言》版
Saturday, October 02, 2010
2/10/2010 《公道仍在政府手里》川中明月
《公道仍在政府手里》>>>川中明月
对年少无知、误入歧途的大马少年杨伟光运毒被逮捕，新加坡该不该对其动用死刑一案，近期在《南言》版引起热烈讨论。有周君、张君以借古论今形式来分析死刑的不公和缺陷，还有晚君回应了以上二者，认为废除死刑亦是个问题，仿佛放过“群鬼”即一发不可收拾。
据我个人了解，社会上绝大多数的人们都在声援杨伟光，他是个底层社会出生的孩子，错误选择当毒贩的跑腿而被新加坡当局捕获，和那些借新加坡为踏板运毒的外籍人士那样，新加坡政府一点也不领情，直接对他判处绞刑。
然而，杨的死刑期获得了延长期限，人权分子纷纷寻求机会解救这孩子，国人们也参与了杨伟光的后援会，宗教组织、华堂等皆呼吁新加坡政府宽恕他所犯下的罪过，给予他重新做人的机会。
阅读了周君回应晚君的文章提到，后援会“除了声援的电话，同时也接到许许多多抗议的电话”。晚君的看法若说太过残酷无情，那么这些发表抗议的人们岂不都是一群残忍的人？
正如周君所说，任何事都有两面，一边是赞成对所有贩毒者动用死刑，认为毒品是这些犯罪者引进的，罪有应得；另一方则认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正如杨伟光的案子，对于一个初犯、无知的青少年而言，实在太严酷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正义该属于哪一方？
吾不熟古希腊，以史为鉴也已用过，惟有以反对死刑的意大利学者、作家艾柯（Umberto Eco）的只字片语作为范例了。在《米涅瓦火柴盒》这本集子里收录了一篇名为〈晚安时刻，绞刑直播〉，作家以其擅长的幽默手法叙述绞刑的残酷，是在罪犯临死的痛苦前录制成片子，在晚餐时间播放给众人“观赏”，让人们知晓死刑的实况，自行判断绞刑的对错。
当然，电视直播绞刑纯属虚构。艾柯写道：“它是一个关乎生命价值和正义的问题。所以我们不能自欺欺人。如果你支持死刑，你就必须面对犯人抽搐、哭号、踢腾、呻吟、咳嗽着把自己的灵魂交还给上帝的场景”。
有幸的是，作者的故乡意大利和大多数欧洲国家一样，是死刑已废除的国家。虽不得同日而语，却蕴含着警惕性作用，引导人们更进一步反思死刑的意义何在。
杨伟光在狱中皈依了佛教，许多人对其借宗教之光以示痛改前非而无比感动，一个真心改过的年轻人应当有个重新做人的机会，“潘多拉的箱子”若是罪孽，亦有被救赎的希望。
有些人引佛理说不应该杀生，星云法师则认为“如是因，招感如是果”，死刑属因果报应。
此外，杨是否得以获得减刑，不是靠“佛面”，而是以“铁面”称着的新加坡法律为依据。公道虽自在人心，刑罚却不由得百姓做主，奈何、奈何！
2/10/2010 《南洋商报》《南言》版
对年少无知、误入歧途的大马少年杨伟光运毒被逮捕，新加坡该不该对其动用死刑一案，近期在《南言》版引起热烈讨论。有周君、张君以借古论今形式来分析死刑的不公和缺陷，还有晚君回应了以上二者，认为废除死刑亦是个问题，仿佛放过“群鬼”即一发不可收拾。
据我个人了解，社会上绝大多数的人们都在声援杨伟光，他是个底层社会出生的孩子，错误选择当毒贩的跑腿而被新加坡当局捕获，和那些借新加坡为踏板运毒的外籍人士那样，新加坡政府一点也不领情，直接对他判处绞刑。
然而，杨的死刑期获得了延长期限，人权分子纷纷寻求机会解救这孩子，国人们也参与了杨伟光的后援会，宗教组织、华堂等皆呼吁新加坡政府宽恕他所犯下的罪过，给予他重新做人的机会。
阅读了周君回应晚君的文章提到，后援会“除了声援的电话，同时也接到许许多多抗议的电话”。晚君的看法若说太过残酷无情，那么这些发表抗议的人们岂不都是一群残忍的人？
正如周君所说，任何事都有两面，一边是赞成对所有贩毒者动用死刑，认为毒品是这些犯罪者引进的，罪有应得；另一方则认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正如杨伟光的案子，对于一个初犯、无知的青少年而言，实在太严酷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正义该属于哪一方？
吾不熟古希腊，以史为鉴也已用过，惟有以反对死刑的意大利学者、作家艾柯（Umberto Eco）的只字片语作为范例了。在《米涅瓦火柴盒》这本集子里收录了一篇名为〈晚安时刻，绞刑直播〉，作家以其擅长的幽默手法叙述绞刑的残酷，是在罪犯临死的痛苦前录制成片子，在晚餐时间播放给众人“观赏”，让人们知晓死刑的实况，自行判断绞刑的对错。
当然，电视直播绞刑纯属虚构。艾柯写道：“它是一个关乎生命价值和正义的问题。所以我们不能自欺欺人。如果你支持死刑，你就必须面对犯人抽搐、哭号、踢腾、呻吟、咳嗽着把自己的灵魂交还给上帝的场景”。
有幸的是，作者的故乡意大利和大多数欧洲国家一样，是死刑已废除的国家。虽不得同日而语，却蕴含着警惕性作用，引导人们更进一步反思死刑的意义何在。
杨伟光在狱中皈依了佛教，许多人对其借宗教之光以示痛改前非而无比感动，一个真心改过的年轻人应当有个重新做人的机会，“潘多拉的箱子”若是罪孽，亦有被救赎的希望。
有些人引佛理说不应该杀生，星云法师则认为“如是因，招感如是果”，死刑属因果报应。
此外，杨是否得以获得减刑，不是靠“佛面”，而是以“铁面”称着的新加坡法律为依据。公道虽自在人心，刑罚却不由得百姓做主，奈何、奈何！
2/10/2010 《南洋商报》《南言》版
Friday, October 01, 2010
2/10/2010 《刑法就是刑法》晚探明
《刑法就是刑法》>>>晚探明
根据我的理解，《刑法真义》全文就是要表达“刑法就是教育”的概念。当然我可能是完全误会了，但是假设我的理解是没错的，那么《刑法不是教育》这个题目就是直接了当地表达我对这个概念的不认同，没有什么好高深的，不用想太多。
我不是很确定张金发先生《刑法是不是教育？》一文，是有意抬杠而故意顾左右言他呢？还是因为我的表达能力不好，让他产生了误会？我真诚希望答案是后者，那么则敬请原谅，容我借此把自己的意思尽可能再表达得清楚一些。
教育跟刑法怎么会是同一回事呢？刑法固然可以起到一定的教育作用，但它绝对不可能等同于教育。我们单纯用逻辑来考虑就好，A等于B，B自然等于A，同理假如“刑法是教育”说得通，那“教育是刑法”也说得通吗？不完全通吧？既然不完全通，那就代表二者也许有相近的作用，但不能等同视之。有交集不等于全等，这是基本数学观念。
张先生问大学法律系学生修的课是什么？言下之意，仿佛这就把刑法跟教育画上等号了？那换一个问题来思考，大学工程系学生修的课是什么？请别告诉我工程就是教育。工程系修的课是工程，法律系修的课自然不会是教育。
在我的认知里，教育的其中一个最主要目的就是要我们认识是非黑白，当教育的这个目的因为不论何种原因失败了（问题可能出在教育制度、教育者、被教育者、现实环境等的任何一环），刑法才派上用场。两者存在着这种先后关系，“不教而诛”的干法基本上已经不容于文明社会了。
刑法不可能改变人心（这是我的个人偏见，恳请举出反例来改变我的想法），但它至少可以改变社会秩序。马新二地人民在新柔海峡两岸以全然不同的态度面对法律以“避刑责”，就是最好的证明。因为不改变人心，实际上刑法真正起的是威慑作用，不是教育作用。
张先生还在期待刑法的教育作用发酵，但很多人实在已经受够了本地败坏的治安，我们要的是社会秩序！我们要的是免于恐惧的基本人权！坊间声援的呼声此起彼落是没错，但也请不要完全漠视那沉默的声音！随便在身旁打听一下大家对这事件的看法，你会听到不同的声音的。
刑法假如要取得一定的威慑效果，前提就是执法必须要做到“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般的公平才行。刑法当然不是一定“要犯人受死刑才能凸显执法者的公信力”，但是我的问题是，难道犯了死罪而要犯人不受死刑才叫凸显执法者的公信力？那还说什么“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不是你的意思？好，没问题，请继续看下去。
初犯与惯犯应该有区别，重犯与轻犯也应该有区别，这点我认同。假设法律上有一项类似“可被判坐牢不少过一天至不超过两年”的刑法，在这个原则下，初犯或轻犯假如罪成而被判坐牢“一天”，我想是没有问题的。但假如罪成而因为犯罪人是初犯或轻犯，法庭宣布完全不用坐牢，可以马上回家，那就已经失去了原则，不能够接受。
企业界女强人被杀，其中一名嫌犯才19岁。假设他最后杀人罪成立被判死刑，但是却表现得“有意悔改”，那我们应该怎么处理？因为他才“第一次”杀人被捉、19岁、有意悔改，就轻判以让他有“重生的机会”？杀人与贩毒不一样？不一样在害人的方式吗？另一名嫌犯45岁，假如他上有80老母，下有儿女成群，杀人更有种种崇高的说词，而且也表现得“有意悔改”，万一最后罪名成立，又该怎么办？也许在扣“读死书”的帽子之前，我们应该自问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到底是不是打算回到包青天的时代？
我清楚说过了，我个人并非要杨伟光非死不可才甘心。但是，目前贩毒的刑责是“死刑”，没有其他诠释。所以我的观点是，假如不想失去法律的原则，那就必须依法行事，那么死刑就不能变成其他的惩罚方式。当然，根据媒体报道，新加坡总统有赦免死囚的权力，假如他也运用了这个权力，那就不失原则了。
我想，我们可能已经到了一个历史阶段，需要考虑废除死刑。我个人相信的是“正常”的法律（不包括那个以3个英文字母为名的法律），但并不迷信死刑。假如有一天国会决定通过废除死刑，那是依法行事，至少我是乐见其成的。
2/10/2010 《南洋商报》《南言》版
附：与报上所刊略有出入，这是原版。
根据我的理解，《刑法真义》全文就是要表达“刑法就是教育”的概念。当然我可能是完全误会了，但是假设我的理解是没错的，那么《刑法不是教育》这个题目就是直接了当地表达我对这个概念的不认同，没有什么好高深的，不用想太多。
我不是很确定张金发先生《刑法是不是教育？》一文，是有意抬杠而故意顾左右言他呢？还是因为我的表达能力不好，让他产生了误会？我真诚希望答案是后者，那么则敬请原谅，容我借此把自己的意思尽可能再表达得清楚一些。
教育跟刑法怎么会是同一回事呢？刑法固然可以起到一定的教育作用，但它绝对不可能等同于教育。我们单纯用逻辑来考虑就好，A等于B，B自然等于A，同理假如“刑法是教育”说得通，那“教育是刑法”也说得通吗？不完全通吧？既然不完全通，那就代表二者也许有相近的作用，但不能等同视之。有交集不等于全等，这是基本数学观念。
张先生问大学法律系学生修的课是什么？言下之意，仿佛这就把刑法跟教育画上等号了？那换一个问题来思考，大学工程系学生修的课是什么？请别告诉我工程就是教育。工程系修的课是工程，法律系修的课自然不会是教育。
在我的认知里，教育的其中一个最主要目的就是要我们认识是非黑白，当教育的这个目的因为不论何种原因失败了（问题可能出在教育制度、教育者、被教育者、现实环境等的任何一环），刑法才派上用场。两者存在着这种先后关系，“不教而诛”的干法基本上已经不容于文明社会了。
刑法不可能改变人心（这是我的个人偏见，恳请举出反例来改变我的想法），但它至少可以改变社会秩序。马新二地人民在新柔海峡两岸以全然不同的态度面对法律以“避刑责”，就是最好的证明。因为不改变人心，实际上刑法真正起的是威慑作用，不是教育作用。
张先生还在期待刑法的教育作用发酵，但很多人实在已经受够了本地败坏的治安，我们要的是社会秩序！我们要的是免于恐惧的基本人权！坊间声援的呼声此起彼落是没错，但也请不要完全漠视那沉默的声音！随便在身旁打听一下大家对这事件的看法，你会听到不同的声音的。
刑法假如要取得一定的威慑效果，前提就是执法必须要做到“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般的公平才行。刑法当然不是一定“要犯人受死刑才能凸显执法者的公信力”，但是我的问题是，难道犯了死罪而要犯人不受死刑才叫凸显执法者的公信力？那还说什么“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不是你的意思？好，没问题，请继续看下去。
初犯与惯犯应该有区别，重犯与轻犯也应该有区别，这点我认同。假设法律上有一项类似“可被判坐牢不少过一天至不超过两年”的刑法，在这个原则下，初犯或轻犯假如罪成而被判坐牢“一天”，我想是没有问题的。但假如罪成而因为犯罪人是初犯或轻犯，法庭宣布完全不用坐牢，可以马上回家，那就已经失去了原则，不能够接受。
企业界女强人被杀，其中一名嫌犯才19岁。假设他最后杀人罪成立被判死刑，但是却表现得“有意悔改”，那我们应该怎么处理？因为他才“第一次”杀人被捉、19岁、有意悔改，就轻判以让他有“重生的机会”？杀人与贩毒不一样？不一样在害人的方式吗？另一名嫌犯45岁，假如他上有80老母，下有儿女成群，杀人更有种种崇高的说词，而且也表现得“有意悔改”，万一最后罪名成立，又该怎么办？也许在扣“读死书”的帽子之前，我们应该自问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到底是不是打算回到包青天的时代？
我清楚说过了，我个人并非要杨伟光非死不可才甘心。但是，目前贩毒的刑责是“死刑”，没有其他诠释。所以我的观点是，假如不想失去法律的原则，那就必须依法行事，那么死刑就不能变成其他的惩罚方式。当然，根据媒体报道，新加坡总统有赦免死囚的权力，假如他也运用了这个权力，那就不失原则了。
我想，我们可能已经到了一个历史阶段，需要考虑废除死刑。我个人相信的是“正常”的法律（不包括那个以3个英文字母为名的法律），但并不迷信死刑。假如有一天国会决定通过废除死刑，那是依法行事，至少我是乐见其成的。
2/10/2010 《南洋商报》《南言》版
附：与报上所刊略有出入，这是原版。
Sunday, September 26, 2010
27/9/2010《伟光，加油！》方嫩
《伟光，加油！》>>>方嫩
晚探明先生在《南言》发表之《刑法不是教育》，扼述了自己认为刑法可解决任何一件事情，且认为法律只是旨在维护社会安宁，因而否决了周惠嘉先生的《俄狄浦斯王，苏格拉底与杨伟光》和张金发先生的《刑法的真义》。
本人并不苛同晚兄的看法。晚兄认为若不依法行事的先例一开（指赦免杨伟光），只怕潘朵拉的盒子再也关不回去，届时群魔乱舞，谁能来负责？杨伟光若真的被赦免，怎样保证他不会走回头路？那我劝他甭“杞人忧天”了。兴许他真的不知啥是法律不外人请呗。
杨伟光，一个生长在支离破碎的贫穷青年，自小辍学，以应付家庭日渐沉重的负担，进而接触了毒品，让自己踏上了不归路。古人有云：“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一个人在世上难免会犯错，难道探明兄就未曾犯过错吗？法律存在的意义虽即是为了防止罪案的发生，但法律只是咱们人类所设的死板板规则。假使我们不墨守成规，不纯粹以法律的角度看待某事，却能以更开明，更开阔的角度看待，则能从中体会到“人性本善”，而不是“人性本恶”。一个人生下来，难道就会愿意做坏事吗？心里的邪念，正是因客观环境影响而逐渐萌生，伟光也只是个刚踏入社会的年轻人，思想未成熟，就好像一张刚沾染颜料的白纸一样，入世未深，以致贩卖毒品，铸成大错。
我们虽与杨伟光素不相识，但是没有不对其感到同情的。一个人犯错，即要对自己行为负责，伟光贩毒，也理应接受惩罚，但是罪不至死。难道死刑真的有权决定伟光的人生吗？伟光已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忏悔，希望获得普罗大众的三宽，即宽恕，宽厚与宽宏。通过伟光所写的忏悔信，我们可以从语句中得知伟光从佛教中而领略到感悟，以及对家庭和社会之愧疚，希望能在有生之年帮助像他一样的青年，悬崖勒马，脱离毒海。因此杨伟光乃是为知错能改，善莫大焉的年轻人，社会阶层应给予重生机会杨伟光，让他有机会从错误中学习，再站起来！
大马华社并不是冷酷无情的，都响应隆雪华堂之“支持杨伟光签名运动”，现已筹集十万多个签名，希望伟光能避免绞刑之苦，得到重生的机会。法治，对减低罪案率有着有效的作用，惟笔者认为死刑仍存有瑕疵，应重新检讨，必须顾虑罪犯的生活背景和犯案动机。从残酷化的死刑与人性之间找出平衡点，而不是随意用死刑惩治罪犯。
好与坏，只是一时之差，掌握好与坏只在于自己和自身能否不受客观环境所拘泥，惟出淤泥而不染，方能远离不当的行为。我们可以以杨伟光这件事作为借镜，让自己不会误入歧途和做坏事。我相信在全马乃至全世界，兴许有许多的杨伟光，只是我们没常给予留意罢了！最后，虽然他仍需为其罪行付出坐牢的沉重代价，笔者愿杨伟光能守得云开见月明，能得到新加坡总统纳登的赦免与宽恕其死罪。加油，伟光！
27/9/2010 《南洋商报》《南言》版
P/s. 请问方嫩看懂先前的文章了吗？晚探明什么时候“否决”了我的文章？马来西亚华社600万成员，有590万没有对此事表态，怎么会有人认为六十分之一就可以代表全体华社？小时候没学好算术？
晚探明先生在《南言》发表之《刑法不是教育》，扼述了自己认为刑法可解决任何一件事情，且认为法律只是旨在维护社会安宁，因而否决了周惠嘉先生的《俄狄浦斯王，苏格拉底与杨伟光》和张金发先生的《刑法的真义》。
本人并不苛同晚兄的看法。晚兄认为若不依法行事的先例一开（指赦免杨伟光），只怕潘朵拉的盒子再也关不回去，届时群魔乱舞，谁能来负责？杨伟光若真的被赦免，怎样保证他不会走回头路？那我劝他甭“杞人忧天”了。兴许他真的不知啥是法律不外人请呗。
杨伟光，一个生长在支离破碎的贫穷青年，自小辍学，以应付家庭日渐沉重的负担，进而接触了毒品，让自己踏上了不归路。古人有云：“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一个人在世上难免会犯错，难道探明兄就未曾犯过错吗？法律存在的意义虽即是为了防止罪案的发生，但法律只是咱们人类所设的死板板规则。假使我们不墨守成规，不纯粹以法律的角度看待某事，却能以更开明，更开阔的角度看待，则能从中体会到“人性本善”，而不是“人性本恶”。一个人生下来，难道就会愿意做坏事吗？心里的邪念，正是因客观环境影响而逐渐萌生，伟光也只是个刚踏入社会的年轻人，思想未成熟，就好像一张刚沾染颜料的白纸一样，入世未深，以致贩卖毒品，铸成大错。
我们虽与杨伟光素不相识，但是没有不对其感到同情的。一个人犯错，即要对自己行为负责，伟光贩毒，也理应接受惩罚，但是罪不至死。难道死刑真的有权决定伟光的人生吗？伟光已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忏悔，希望获得普罗大众的三宽，即宽恕，宽厚与宽宏。通过伟光所写的忏悔信，我们可以从语句中得知伟光从佛教中而领略到感悟，以及对家庭和社会之愧疚，希望能在有生之年帮助像他一样的青年，悬崖勒马，脱离毒海。因此杨伟光乃是为知错能改，善莫大焉的年轻人，社会阶层应给予重生机会杨伟光，让他有机会从错误中学习，再站起来！
大马华社并不是冷酷无情的，都响应隆雪华堂之“支持杨伟光签名运动”，现已筹集十万多个签名，希望伟光能避免绞刑之苦，得到重生的机会。法治，对减低罪案率有着有效的作用，惟笔者认为死刑仍存有瑕疵，应重新检讨，必须顾虑罪犯的生活背景和犯案动机。从残酷化的死刑与人性之间找出平衡点，而不是随意用死刑惩治罪犯。
好与坏，只是一时之差，掌握好与坏只在于自己和自身能否不受客观环境所拘泥，惟出淤泥而不染，方能远离不当的行为。我们可以以杨伟光这件事作为借镜，让自己不会误入歧途和做坏事。我相信在全马乃至全世界，兴许有许多的杨伟光，只是我们没常给予留意罢了！最后，虽然他仍需为其罪行付出坐牢的沉重代价，笔者愿杨伟光能守得云开见月明，能得到新加坡总统纳登的赦免与宽恕其死罪。加油，伟光！
27/9/2010 《南洋商报》《南言》版
P/s. 请问方嫩看懂先前的文章了吗？晚探明什么时候“否决”了我的文章？马来西亚华社600万成员，有590万没有对此事表态，怎么会有人认为六十分之一就可以代表全体华社？小时候没学好算术？
《人生如戏》>>27/9/2010《是保树？还是保林？》周嘉惠
《是保树？还是保林？》>>>周嘉惠
借古论今的文章，假如不是为了讽刺的目的，则极可能即代表着作者还没失去理想、对现状尚未死心。实际上假如真的绝望了，只怕连文章都懒得写，哪还会费劲去讽刺些什么呢？
现实往往是令人沮丧的，写作人保留一点理想以为慰藉，也无可厚非吧？只顾及形而下的日常生计，不留一丁点形而上的理想，结果就是今天社会的恶形恶状。反之，只对形而上的理想念念不忘，无视形而下的生活所需，结果徒让人感受到一身不合时宜的酸味。假如感觉我的文字带有酸气，还请晚探明君（〈刑法不是教育〉，24/9/2010）与读者们，对本人身上余毒未清的不合时宜宽容一些。
是的，还是保持中庸之道比较好，理想不失现实，现实不忘理想。但这种境界往往只是滞留在“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的状况中，奈何？
言归正传，我何尝不知道时间紧急？但我认为时间再紧急也不能放弃法律的尊严，用孔子的话来说，就是不可“穷斯滥”。做人做事一旦“穷斯滥”，其他方面就“其行不远”，多说亦无谓。是一棵树重要？还是一片树林重要？这是目前观点的分歧所在。个人是认为树林比树更重要，惟我不要求别人支持这种观点，仅供参考而已。
死刑很不人道？那为什么早不提出废除死刑？总之，现在提出废除死刑的建议，可能救不了今天的杨伟光，可是一旦死刑废除，就不会有未来的杨伟光继续被送上刑台。所以，同情杨伟光的群众应该即刻组织起来向政府提议废除死刑，是否来得及救杨伟光不得而知，但这起码是具有亡羊补牢的意义的。我国人民对死囚问题从来都不曾表现得那么关心过，何以现在突然一反常态？这一点也值得大家去想一想。
无论如何，死刑从一开始就不是为杨伟光个人设下的，死刑也不会是为杨伟光个人废除的。这完全是个制度问题，假如这个制度今天被普遍认为不再适用，那确实是值得认真探讨废除死刑的可行性的。至于废除死刑后，所有杀人放火、无恶不作的亡命之徒都将靠我们缴的税钱在牢里度过余生，大家又是否吞得下这口气？此乃余话，这里就不多谈了。
刑法是法律的一部分，不论法律或教育都是大课题，分开也不见得一定谈得清楚，混着谈则很容易不知怎地就弄成一锅粥。一个经典的例子大家应该记忆犹新，怡保市长不久前把爱国教育与刑法混为一谈，说什么商家不挂国旗就不让在怡保做生意，结果只让人联想到法西斯。
教育让人明是非，并对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可能碰上的诱惑起到一定的提醒作用，但教育难以保证让人不犯错。最近的律师涉嫌杀人烧尸案，可以作为一个最好的注解，高学历、律师，还有什么疑问吗？亚里斯多德真的分析得很精彩，在此再重复一次，亚氏认为人们犯错的原因是：（一）欲望；（二）愚蠢；（三）缺乏健全的预见和信念。
至于那一面倒的声援，我觉得还可以多说几句。杨伟光后援会协调员饶兆颖律师为了协调工作而公开电话号码，结果除了声援的电话，同时也接到许许多多抗议的电话。另一种呼声的力度大不大？没人发起连署，没有统计数字，所以难说。但是，任何事都有两面，这倒是毋庸质疑的，我们是否也很应该努力去聆听那声量没有被特意调高的声音？这是我认为声音大不必然等于正义的其中一个主要原因。
明知道暗流汹涌却佯装不知道，那是迟早要吃亏的。报馆刊登评论稿，是否就是希望评论者发挥这个“暗流探测器”的作用呢？我经常作如是想。
然而，在这个课题上我要表达的都已经表达了，就此打住吧。
27/9/2010 《南洋商报》《南言》版
借古论今的文章，假如不是为了讽刺的目的，则极可能即代表着作者还没失去理想、对现状尚未死心。实际上假如真的绝望了，只怕连文章都懒得写，哪还会费劲去讽刺些什么呢？
现实往往是令人沮丧的，写作人保留一点理想以为慰藉，也无可厚非吧？只顾及形而下的日常生计，不留一丁点形而上的理想，结果就是今天社会的恶形恶状。反之，只对形而上的理想念念不忘，无视形而下的生活所需，结果徒让人感受到一身不合时宜的酸味。假如感觉我的文字带有酸气，还请晚探明君（〈刑法不是教育〉，24/9/2010）与读者们，对本人身上余毒未清的不合时宜宽容一些。
是的，还是保持中庸之道比较好，理想不失现实，现实不忘理想。但这种境界往往只是滞留在“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的状况中，奈何？
言归正传，我何尝不知道时间紧急？但我认为时间再紧急也不能放弃法律的尊严，用孔子的话来说，就是不可“穷斯滥”。做人做事一旦“穷斯滥”，其他方面就“其行不远”，多说亦无谓。是一棵树重要？还是一片树林重要？这是目前观点的分歧所在。个人是认为树林比树更重要，惟我不要求别人支持这种观点，仅供参考而已。
死刑很不人道？那为什么早不提出废除死刑？总之，现在提出废除死刑的建议，可能救不了今天的杨伟光，可是一旦死刑废除，就不会有未来的杨伟光继续被送上刑台。所以，同情杨伟光的群众应该即刻组织起来向政府提议废除死刑，是否来得及救杨伟光不得而知，但这起码是具有亡羊补牢的意义的。我国人民对死囚问题从来都不曾表现得那么关心过，何以现在突然一反常态？这一点也值得大家去想一想。
无论如何，死刑从一开始就不是为杨伟光个人设下的，死刑也不会是为杨伟光个人废除的。这完全是个制度问题，假如这个制度今天被普遍认为不再适用，那确实是值得认真探讨废除死刑的可行性的。至于废除死刑后，所有杀人放火、无恶不作的亡命之徒都将靠我们缴的税钱在牢里度过余生，大家又是否吞得下这口气？此乃余话，这里就不多谈了。
刑法是法律的一部分，不论法律或教育都是大课题，分开也不见得一定谈得清楚，混着谈则很容易不知怎地就弄成一锅粥。一个经典的例子大家应该记忆犹新，怡保市长不久前把爱国教育与刑法混为一谈，说什么商家不挂国旗就不让在怡保做生意，结果只让人联想到法西斯。
教育让人明是非，并对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可能碰上的诱惑起到一定的提醒作用，但教育难以保证让人不犯错。最近的律师涉嫌杀人烧尸案，可以作为一个最好的注解，高学历、律师，还有什么疑问吗？亚里斯多德真的分析得很精彩，在此再重复一次，亚氏认为人们犯错的原因是：（一）欲望；（二）愚蠢；（三）缺乏健全的预见和信念。
至于那一面倒的声援，我觉得还可以多说几句。杨伟光后援会协调员饶兆颖律师为了协调工作而公开电话号码，结果除了声援的电话，同时也接到许许多多抗议的电话。另一种呼声的力度大不大？没人发起连署，没有统计数字，所以难说。但是，任何事都有两面，这倒是毋庸质疑的，我们是否也很应该努力去聆听那声量没有被特意调高的声音？这是我认为声音大不必然等于正义的其中一个主要原因。
明知道暗流汹涌却佯装不知道，那是迟早要吃亏的。报馆刊登评论稿，是否就是希望评论者发挥这个“暗流探测器”的作用呢？我经常作如是想。
然而，在这个课题上我要表达的都已经表达了，就此打住吧。
27/9/2010 《南洋商报》《南言》版
Saturday, September 25, 2010
25/9/2010《刑法是不是教育？》张金发
《刑法是不是教育？》>>>张金发
晚探明以“刑法不是教育”一文来回应本人之“刑法真义”，感谢他的捧场，拙作之言论如有不妥之处，欢迎点评。
深思晚君的文稿：“刑法不是教育”作为题目，让人似懂非懂。请问大学里，法律系学生修的课是什么？
或许咱们先厘清“刑法是不是教育？”这一个观念，晚君的题目显而易见是否决，小弟才疏学浅，刚好有点不认同。
基本原点问题：为什么有刑法的订立？长篇大论不需说，小弟认为法律的订定无非是确立一些基本行为，以便让民众有所依循，它不只作为道德准绳，从法定条文中也可以分析是非黑白对错，只要人人遵守，社会国家的秩序就不致紊乱政纲！
刑法同样是法律条文，只要生活在社区中，人人都必需要了解何种行为是对，何种行为是错的，一旦犯法，自然要受到法律的制裁，故而有所谓“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之说！
刑法学未必需要人人精通，但是人人都会在学校上课时得到这种教育的机会。师长会告诉我们何者为对何者为错，相信晚君同样有这种经历。因此，刑法怎可能与教育区分清楚？
再说，刑法的订定无非就是要让人人遵循法律条文，如没受过基本法律常识教育者，他岂能分辨是非黑白对错，又怎知杀人者死的道理？因此人人都应该有受过基本刑事法律教育才正常。
刑法的真义，并非一定要犯人受死刑才能凸显执法者的公信力！相反的，可协助死刑的一些变通方式，如缓刑、终身监禁等。刑法，是不得已而用之，并非只有这一个方策而已！
其次，杨伟光因为运毒入境新加坡被捕，被判处死刑，坊间呼吁新加宽赦杨的死罪，改判轻罚，让有意悔改之年青人得以重生的机会。这个呼吁并非“坏事”。晚君所谓“有谁可以保证他从此就不会走回老路？”这种说法俨如在问“娶个老婆包生子，万一生个女儿怎么办？”滑稽也！正如这一刻是平常人，谁可以保证你下一刻不会是杀人犯？”杀人者死，平常人下一刻可能是杀人者，也该死！这种逻辑是不通的。
刑法，是不得已才用。明定的法律条文是纲纪，犯罪的情境必需考量在内，才是执行刑法最高的真义。并非一律依书直判，这是读死书而已。
最后，今年3月19日，小弟的一篇文章“死刑与人权观念”刊登在商报的南言版，开宗明义地便说出：“虽说法律不外人情，但我是个鼓励严刑峻罚者。我相信如果没有律法的制约，人人都会以自我为中心，届时没有是非没有黑白，没有道德准绳，社会的秩序将危在旦夕！”，“人权与司法不是用以保护加害人，而是保护受害者，这就是法律存在的实质意义。”
日前，“刑法真义”一文中，“法律对付屡劝不听的惯犯，理当改以重刑，如果立意悔过之犯案者，为何仍然执意死刑对待？法律严明固然重要，人命又岂是草木所能比拟？一部法律学到老，活学活用才能无悔于天下，体认刑法的真义，比严守死硬的法律条文来得更加有人性和有人权。”
新加坡采取严刑峻罚施政并没有错，唯惯犯与初犯面对刑法的量刑，小弟认为多少都有一些差别。当然，司法界的看法会如何，或许自有他们的一套见解。
遵循刑法，重点在教育，立身处世应认清是非善恶，而不是消极避刑责。在国内是好人，在国外变破坏分子，那是什么教育所致？
25/9/2010 《南洋商报》《南言》版《我思我见》专栏
晚探明以“刑法不是教育”一文来回应本人之“刑法真义”，感谢他的捧场，拙作之言论如有不妥之处，欢迎点评。
深思晚君的文稿：“刑法不是教育”作为题目，让人似懂非懂。请问大学里，法律系学生修的课是什么？
或许咱们先厘清“刑法是不是教育？”这一个观念，晚君的题目显而易见是否决，小弟才疏学浅，刚好有点不认同。
基本原点问题：为什么有刑法的订立？长篇大论不需说，小弟认为法律的订定无非是确立一些基本行为，以便让民众有所依循，它不只作为道德准绳，从法定条文中也可以分析是非黑白对错，只要人人遵守，社会国家的秩序就不致紊乱政纲！
刑法同样是法律条文，只要生活在社区中，人人都必需要了解何种行为是对，何种行为是错的，一旦犯法，自然要受到法律的制裁，故而有所谓“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之说！
刑法学未必需要人人精通，但是人人都会在学校上课时得到这种教育的机会。师长会告诉我们何者为对何者为错，相信晚君同样有这种经历。因此，刑法怎可能与教育区分清楚？
再说，刑法的订定无非就是要让人人遵循法律条文，如没受过基本法律常识教育者，他岂能分辨是非黑白对错，又怎知杀人者死的道理？因此人人都应该有受过基本刑事法律教育才正常。
刑法的真义，并非一定要犯人受死刑才能凸显执法者的公信力！相反的，可协助死刑的一些变通方式，如缓刑、终身监禁等。刑法，是不得已而用之，并非只有这一个方策而已！
其次，杨伟光因为运毒入境新加坡被捕，被判处死刑，坊间呼吁新加宽赦杨的死罪，改判轻罚，让有意悔改之年青人得以重生的机会。这个呼吁并非“坏事”。晚君所谓“有谁可以保证他从此就不会走回老路？”这种说法俨如在问“娶个老婆包生子，万一生个女儿怎么办？”滑稽也！正如这一刻是平常人，谁可以保证你下一刻不会是杀人犯？”杀人者死，平常人下一刻可能是杀人者，也该死！这种逻辑是不通的。
刑法，是不得已才用。明定的法律条文是纲纪，犯罪的情境必需考量在内，才是执行刑法最高的真义。并非一律依书直判，这是读死书而已。
最后，今年3月19日，小弟的一篇文章“死刑与人权观念”刊登在商报的南言版，开宗明义地便说出：“虽说法律不外人情，但我是个鼓励严刑峻罚者。我相信如果没有律法的制约，人人都会以自我为中心，届时没有是非没有黑白，没有道德准绳，社会的秩序将危在旦夕！”，“人权与司法不是用以保护加害人，而是保护受害者，这就是法律存在的实质意义。”
日前，“刑法真义”一文中，“法律对付屡劝不听的惯犯，理当改以重刑，如果立意悔过之犯案者，为何仍然执意死刑对待？法律严明固然重要，人命又岂是草木所能比拟？一部法律学到老，活学活用才能无悔于天下，体认刑法的真义，比严守死硬的法律条文来得更加有人性和有人权。”
新加坡采取严刑峻罚施政并没有错，唯惯犯与初犯面对刑法的量刑，小弟认为多少都有一些差别。当然，司法界的看法会如何，或许自有他们的一套见解。
遵循刑法，重点在教育，立身处世应认清是非善恶，而不是消极避刑责。在国内是好人，在国外变破坏分子，那是什么教育所致？
25/9/2010 《南洋商报》《南言》版《我思我见》专栏
Thursday, September 23, 2010
24/9/2010《刑法不是教育》晚探明
《刑法不是教育》>>>晚探明
《南言》版连着两天有专栏作者谈论杨伟光的事件，周嘉惠先生的《俄狄浦斯王、苏格拉底与杨伟光》（21/9/2010）与张金发先生的《刑法真义》（22/9/2010）同样都是采用借古论今的手法。
根据我的理解，周嘉惠先生借一把古希腊的余光，尝试说明恶法亦法，如果不按规矩处理，那就准备面对社会可能紊乱的后果。苏格拉底当年就是为了保全雅典的法律制度，而宁可牺牲自己的性命。虽然周先生认为如果法律有缺陷，就应该及时修正，但他似乎忽略了现在杨伟光的情况有若急惊风，恐怕等不及国会三读修法这位慢郎中？那该怎么办呢？
张金发先生则借唐太宗的故事，希望提醒新加坡政府去“体认刑法的真义”。张先生在文章中表达的部分观点，我是不认同的。
首先，杨伟光这位“有意悔改的年青人”，假如真的逃过此一劫，请问有谁可以保证他从此就不会走回老路？克林顿总统当政时亦主张“three strikes”的做法，意即第三次犯罪既判重刑。这对犯罪者当然是仁慈的，但请问第二位、第三位被害人的不幸遭遇是不是嫌太无辜了？
张先生说法律的目的是希望“各人的生命、财产、名誉等得到应有的保障”，而且是基本人权。所以，法律赋予我们的应该是大家免于恐惧的基本人权？还是保护加害人的基本人权？假如两者只得选其一，应该怎么选？就算两者都不放弃，何者应该优先考虑？张先生似乎忽视受害人的权益了。贩毒者死，这是新马二国都有的法律规定，就因为当年的立法者认为贩卖毒品不仅仅不是鸡毛蒜皮，而且危害既深且大！
我个人有种感觉，许多国人对新加坡似乎总有那么一点心理不平衡。张先生指称，新国人民守法只为了避刑责，而对其行为的态度并没有改善，所以才有到我国境内“飞车”为乐、随地乱丢垃圾的行为。愚认为，刑法的目的是阻遏犯罪而已，不在改变人心。摆在眼前的情况是，新国人民在国内奉公守法，一到我国就乱来；我国人民在国内乱来，一到新国马上变得奉公守法。人心不变，浑蛋还是浑蛋，但你认为哪一种环境会让人感觉生活得更舒服一些？新加坡的严刑峻法错了吗？
我跟杨伟光无怨无仇，并不是在主张他非死不可。但是，法律好比是社会的游戏规则，游戏规则是不可能为每一个社会成员量身订做的。不依法行事的先例一开，只怕潘朵拉的盒子再也关不回去，届时群魔乱舞，谁来负责？周先生不见得就是纯粹在杞人忧天啊！
24/9/2010 《南洋商报》《南言》版
《南言》版连着两天有专栏作者谈论杨伟光的事件，周嘉惠先生的《俄狄浦斯王、苏格拉底与杨伟光》（21/9/2010）与张金发先生的《刑法真义》（22/9/2010）同样都是采用借古论今的手法。
根据我的理解，周嘉惠先生借一把古希腊的余光，尝试说明恶法亦法，如果不按规矩处理，那就准备面对社会可能紊乱的后果。苏格拉底当年就是为了保全雅典的法律制度，而宁可牺牲自己的性命。虽然周先生认为如果法律有缺陷，就应该及时修正，但他似乎忽略了现在杨伟光的情况有若急惊风，恐怕等不及国会三读修法这位慢郎中？那该怎么办呢？
张金发先生则借唐太宗的故事，希望提醒新加坡政府去“体认刑法的真义”。张先生在文章中表达的部分观点，我是不认同的。
首先，杨伟光这位“有意悔改的年青人”，假如真的逃过此一劫，请问有谁可以保证他从此就不会走回老路？克林顿总统当政时亦主张“three strikes”的做法，意即第三次犯罪既判重刑。这对犯罪者当然是仁慈的，但请问第二位、第三位被害人的不幸遭遇是不是嫌太无辜了？
张先生说法律的目的是希望“各人的生命、财产、名誉等得到应有的保障”，而且是基本人权。所以，法律赋予我们的应该是大家免于恐惧的基本人权？还是保护加害人的基本人权？假如两者只得选其一，应该怎么选？就算两者都不放弃，何者应该优先考虑？张先生似乎忽视受害人的权益了。贩毒者死，这是新马二国都有的法律规定，就因为当年的立法者认为贩卖毒品不仅仅不是鸡毛蒜皮，而且危害既深且大！
我个人有种感觉，许多国人对新加坡似乎总有那么一点心理不平衡。张先生指称，新国人民守法只为了避刑责，而对其行为的态度并没有改善，所以才有到我国境内“飞车”为乐、随地乱丢垃圾的行为。愚认为，刑法的目的是阻遏犯罪而已，不在改变人心。摆在眼前的情况是，新国人民在国内奉公守法，一到我国就乱来；我国人民在国内乱来，一到新国马上变得奉公守法。人心不变，浑蛋还是浑蛋，但你认为哪一种环境会让人感觉生活得更舒服一些？新加坡的严刑峻法错了吗？
我跟杨伟光无怨无仇，并不是在主张他非死不可。但是，法律好比是社会的游戏规则，游戏规则是不可能为每一个社会成员量身订做的。不依法行事的先例一开，只怕潘朵拉的盒子再也关不回去，届时群魔乱舞，谁来负责？周先生不见得就是纯粹在杞人忧天啊！
24/9/2010 《南洋商报》《南言》版
22/9/2010《刑法真义》张金发
《刑法真义》>>>张金发
现年22岁的沙巴人杨伟光在2007年因为运毒入境新加坡被捕，被判处死刑。他本定于去年12月问吊，但杨之律师拉维成功入禀法庭，暂缓死刑，并且针对新国驳回杨伟光宽赦申请的决定，提出司法审核。
大马坊间对这案件的声援此起彼落，几乎一致呼吁新国能宽赦杨的死罪，改判轻罚，让有意悔改之年青人得以重生的机会。
杨之运毒案件，从新加坡刑法上看，要脱罪似乎是不可能之事，新国以严刑峻法闻名于世，他们的人民生活在新加坡奉公守法，社会井然有序。不过，当他们离开新加坡时，是否同样的行为操守？一些事实显示，新国人民一旦开车离开新国进入大马领域，他们多以“飞车“为乐。
新加坡城市以清洁整齐同样闻名天下，他们的行为在新国可说是可圈可点，但是，他们却把大马领土当作垃圾场，随地乱丢垃圾，这与他们在新加坡的行为根本南辕北辙。因此，新加坡实施严刑峻法并没有让民众体认刑法的真义，新国人民只有避刑责，而对行为的态度没有从根本彻底改善。
这让我回想起《旧唐书。刑法志》记载着一则涉及“唐律”中有关“十恶”的处罚内容，和“缘坐与连坐”的发展变化。
故事大致如下：唐朝贞观年间，有位同州（今之陕西大荔）人房强，弟弟在岷州作统军，因为谋反而伏诛，按当时的律法，房强应依律适用“缘坐法”被处死。
唐太宗录囚（皇帝亲自视察监狱中在押囚犯，以防止冤狱的制度）时得知此案实情，怜悯其将死，因而由此动容。于是乎对大臣说：“因风俗教化未能博施，所以如今仍然需要刑典。这不是百姓的过错，怎么能因此滥杀无辜，实施重刑呢？这岂不是更显得君主不德。 ”
他思索的是，因风俗教化未能博施，如果对人用刑，他反思己身，认为是君主（自己）的德行不彰，才遭致他人甘冒犯下“十恶不赦”的刑法。
唐太宗进一步再说：“用刑之道，应当视情节之轻重，再加之以刑罚。怎可不察其缘由而一概加以诛罚呢？这违反了恤刑而重人命的原则。 ”
这里提出了一个重要的信息：“恤刑”与“重视人命”。
刑法，是一条条生冷无情的条文，基本上都是为了各人的生命、财产、名誉等得到应有的保障，实为基本人权。所谓情理法，无律法就难以统一规划各种行为准则，也不能订定刑罚轻重，然而，法再严也应考虑人情世故。诚如唐太宗所说，当视犯者之状况若何再作定夺，故未参与谋反或大逆罪之人，却因他人犯罪而受牵连，岂不冤哉？古代中国有幸遇上明君，因唐太宗悲天悯人的德行，从此自古传承下来的法定死刑观念得以除去大半。
唐太宗审核该死刑案件时，出于“德礼”与“恤刑”的考虑，认为房强之弟固然该判以死刑之罪，但是房强不应受“缘坐法”定罪同处死刑。这个案件在当时并非大案，但却引发了一项重要的法律变革，体现了司法制度不断走向文明的进步当中。
法律对付屡劝不听的惯犯，理当改以重刑，如果一意悔过之犯案者，为何仍然执意死刑对待？法律严明固然重要，人命又岂是草木所能比拟？一部法律学到老，活学活用才能无悔于天下，体认刑法的真义，比严守死硬的法律条文来得更加有人性和有人权。
22/9/2010 《南洋商报》《南言》版《我思我见》专栏
现年22岁的沙巴人杨伟光在2007年因为运毒入境新加坡被捕，被判处死刑。他本定于去年12月问吊，但杨之律师拉维成功入禀法庭，暂缓死刑，并且针对新国驳回杨伟光宽赦申请的决定，提出司法审核。
大马坊间对这案件的声援此起彼落，几乎一致呼吁新国能宽赦杨的死罪，改判轻罚，让有意悔改之年青人得以重生的机会。
杨之运毒案件，从新加坡刑法上看，要脱罪似乎是不可能之事，新国以严刑峻法闻名于世，他们的人民生活在新加坡奉公守法，社会井然有序。不过，当他们离开新加坡时，是否同样的行为操守？一些事实显示，新国人民一旦开车离开新国进入大马领域，他们多以“飞车“为乐。
新加坡城市以清洁整齐同样闻名天下，他们的行为在新国可说是可圈可点，但是，他们却把大马领土当作垃圾场，随地乱丢垃圾，这与他们在新加坡的行为根本南辕北辙。因此，新加坡实施严刑峻法并没有让民众体认刑法的真义，新国人民只有避刑责，而对行为的态度没有从根本彻底改善。
这让我回想起《旧唐书。刑法志》记载着一则涉及“唐律”中有关“十恶”的处罚内容，和“缘坐与连坐”的发展变化。
故事大致如下：唐朝贞观年间，有位同州（今之陕西大荔）人房强，弟弟在岷州作统军，因为谋反而伏诛，按当时的律法，房强应依律适用“缘坐法”被处死。
唐太宗录囚（皇帝亲自视察监狱中在押囚犯，以防止冤狱的制度）时得知此案实情，怜悯其将死，因而由此动容。于是乎对大臣说：“因风俗教化未能博施，所以如今仍然需要刑典。这不是百姓的过错，怎么能因此滥杀无辜，实施重刑呢？这岂不是更显得君主不德。 ”
他思索的是，因风俗教化未能博施，如果对人用刑，他反思己身，认为是君主（自己）的德行不彰，才遭致他人甘冒犯下“十恶不赦”的刑法。
唐太宗进一步再说：“用刑之道，应当视情节之轻重，再加之以刑罚。怎可不察其缘由而一概加以诛罚呢？这违反了恤刑而重人命的原则。 ”
这里提出了一个重要的信息：“恤刑”与“重视人命”。
刑法，是一条条生冷无情的条文，基本上都是为了各人的生命、财产、名誉等得到应有的保障，实为基本人权。所谓情理法，无律法就难以统一规划各种行为准则，也不能订定刑罚轻重，然而，法再严也应考虑人情世故。诚如唐太宗所说，当视犯者之状况若何再作定夺，故未参与谋反或大逆罪之人，却因他人犯罪而受牵连，岂不冤哉？古代中国有幸遇上明君，因唐太宗悲天悯人的德行，从此自古传承下来的法定死刑观念得以除去大半。
唐太宗审核该死刑案件时，出于“德礼”与“恤刑”的考虑，认为房强之弟固然该判以死刑之罪，但是房强不应受“缘坐法”定罪同处死刑。这个案件在当时并非大案，但却引发了一项重要的法律变革，体现了司法制度不断走向文明的进步当中。
法律对付屡劝不听的惯犯，理当改以重刑，如果一意悔过之犯案者，为何仍然执意死刑对待？法律严明固然重要，人命又岂是草木所能比拟？一部法律学到老，活学活用才能无悔于天下，体认刑法的真义，比严守死硬的法律条文来得更加有人性和有人权。
22/9/2010 《南洋商报》《南言》版《我思我见》专栏
Monday, September 20, 2010
《人生如戏》>>21/09/2010《俄狄浦斯王、苏格拉底与杨伟光》周嘉惠
《俄狄浦斯王、苏格拉底与杨伟光》>>>周嘉惠
古希腊哲人柏拉图在《法律篇》中指出（863－864页），导致我们犯错的原因有三：1.欲望，2.愚蠢，3.缺乏健全的预见和信念。
假如报章的报道是没有偏差的，那么杨伟光犯罪的原因，可说十分吻合柏拉图在2千3百年前所作的分析。杨伟光在新加坡因贩毒罪而被判死刑一事，也让我联想起古希腊流传的民间故事“俄狄浦斯王”。
俄狄浦斯王的完整故事许多人可能并记不清楚，但提及故事中的“弑父娶母”情节、“早上四只脚、中午两只脚、晚上三只脚”的谜语，相信倒是有助于唤起记忆。
俄狄浦斯的弑父娶母完全是无心之失，他甚至为了躲避这个可怕的预言而逃离家庭，但要发生的悲剧，终究还是发生了（古希腊的命运悲剧并不是在提倡或反映宿命论，这点往后有机会再谈）。误杀生父在法庭上或许尚有申诉的余地，乱伦的事实却是无论如何都无从辩护的，这种事情根本就已超越了动机的考量范围。
杨伟光贩毒的动机或许只是单纯地希望改善家境，但这貌似善良的出发点，却掩盖不了丑陋的事实：他的犯罪行为或已间接、甚至直接地导致了许多家庭家破人亡。
对一个有良知的人来说，无心之失并不会减低内心的罪恶感；俄狄浦斯王无法忍受自己所犯下的滔天大罪，觉得唯有完全自绝于人类社会，良心上才说得过去，结果自瞽双目，随后自我流放。为什么不省事些直接选择自杀呢？因为在阴间还有死去的父母，自杀后他又该如何去面对他们？
提及俄狄浦斯王的故事，并不是因为我个人觉得应该鼓励杨伟光自残，或再也别踏进马来西亚国土。事实上，惩罚显然是必不可免的，但除了死刑之外，在考虑到各种因素后，是否还能有更恰当的惩罚才是现今讨论的重点所在。当下的舆论大多也仅仅属于是其所是，非其所非，似乎没有达致什么客观的共识，而法院的判决最后仍可能被新加坡总统的特赦所改变。
我们需要理解，法律不一定完美，但它毕竟是维持社会秩序的手段，一面倒的声音不见得就代表着正义；苏格拉底就是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被判处死刑的，而那个判决明显是很有问题的。
当苏格拉底被按上莫名其妙的罪名判处死刑，在法律与个人的生死之间，苏格拉底宁可牺牲自己的生命，以维护法律制度的完整（无独有偶，苏格拉底的徒孙亚里士多德也一度面对相似的遭遇，但他则宣称不能够让雅典再次犯下杀害哲学家的错误，于是逃离出境）。虽然，我们不能奢望一般人拥有类似苏格拉底或俄狄浦斯王的情操，但同时我们也不应该指望法律因为杨伟光或任何特定人士“法外开恩”、打折扣。
假如发现法律本身有缺陷，那就应该及时修正，而不是因为被告很可怜、很无知、家世很显赫、后台很强硬，以及种种合理或不合理的原因而放弃法律的尊严，否则社会极可能因此发生紊乱。杨伟光现今假如对社会还有什么特殊意义的贡献，就是他提供了这个修正的契机。
新加坡政府肯定是清楚听到新柔海峡隔岸群众的呼声了，但要如何处理自有他们的现实考量，最后的决定无论是什么，我们都应该尊重。不管我们个人的主观意愿再如何强烈，还是得接受一个现实：罪不至死的，不一定就不死；罪该万死的，不一定就死。
至于杨伟光个人最后的命运如何，只能说，就看他自己的造化了。
21/09/2010 《南洋商报》《南言》版
古希腊哲人柏拉图在《法律篇》中指出（863－864页），导致我们犯错的原因有三：1.欲望，2.愚蠢，3.缺乏健全的预见和信念。
假如报章的报道是没有偏差的，那么杨伟光犯罪的原因，可说十分吻合柏拉图在2千3百年前所作的分析。杨伟光在新加坡因贩毒罪而被判死刑一事，也让我联想起古希腊流传的民间故事“俄狄浦斯王”。
俄狄浦斯王的完整故事许多人可能并记不清楚，但提及故事中的“弑父娶母”情节、“早上四只脚、中午两只脚、晚上三只脚”的谜语，相信倒是有助于唤起记忆。
俄狄浦斯的弑父娶母完全是无心之失，他甚至为了躲避这个可怕的预言而逃离家庭，但要发生的悲剧，终究还是发生了（古希腊的命运悲剧并不是在提倡或反映宿命论，这点往后有机会再谈）。误杀生父在法庭上或许尚有申诉的余地，乱伦的事实却是无论如何都无从辩护的，这种事情根本就已超越了动机的考量范围。
杨伟光贩毒的动机或许只是单纯地希望改善家境，但这貌似善良的出发点，却掩盖不了丑陋的事实：他的犯罪行为或已间接、甚至直接地导致了许多家庭家破人亡。
对一个有良知的人来说，无心之失并不会减低内心的罪恶感；俄狄浦斯王无法忍受自己所犯下的滔天大罪，觉得唯有完全自绝于人类社会，良心上才说得过去，结果自瞽双目，随后自我流放。为什么不省事些直接选择自杀呢？因为在阴间还有死去的父母，自杀后他又该如何去面对他们？
提及俄狄浦斯王的故事，并不是因为我个人觉得应该鼓励杨伟光自残，或再也别踏进马来西亚国土。事实上，惩罚显然是必不可免的，但除了死刑之外，在考虑到各种因素后，是否还能有更恰当的惩罚才是现今讨论的重点所在。当下的舆论大多也仅仅属于是其所是，非其所非，似乎没有达致什么客观的共识，而法院的判决最后仍可能被新加坡总统的特赦所改变。
我们需要理解，法律不一定完美，但它毕竟是维持社会秩序的手段，一面倒的声音不见得就代表着正义；苏格拉底就是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被判处死刑的，而那个判决明显是很有问题的。
当苏格拉底被按上莫名其妙的罪名判处死刑，在法律与个人的生死之间，苏格拉底宁可牺牲自己的生命，以维护法律制度的完整（无独有偶，苏格拉底的徒孙亚里士多德也一度面对相似的遭遇，但他则宣称不能够让雅典再次犯下杀害哲学家的错误，于是逃离出境）。虽然，我们不能奢望一般人拥有类似苏格拉底或俄狄浦斯王的情操，但同时我们也不应该指望法律因为杨伟光或任何特定人士“法外开恩”、打折扣。
假如发现法律本身有缺陷，那就应该及时修正，而不是因为被告很可怜、很无知、家世很显赫、后台很强硬，以及种种合理或不合理的原因而放弃法律的尊严，否则社会极可能因此发生紊乱。杨伟光现今假如对社会还有什么特殊意义的贡献，就是他提供了这个修正的契机。
新加坡政府肯定是清楚听到新柔海峡隔岸群众的呼声了，但要如何处理自有他们的现实考量，最后的决定无论是什么，我们都应该尊重。不管我们个人的主观意愿再如何强烈，还是得接受一个现实：罪不至死的，不一定就不死；罪该万死的，不一定就死。
至于杨伟光个人最后的命运如何，只能说，就看他自己的造化了。
21/09/2010 《南洋商报》《南言》版
Friday, August 27, 2010
《人生如戏》>>27/08/2010《品格》周嘉惠
《品格》>>>周嘉惠
怡保市长：国庆不挂国旗，就是不爱国。商家不爱国，就不允许在怡保做生意。
Patrick Teoh: Niamah!
最近读了一本2005年出版的书《国家的品格》，作者是日本的数学教授藤原正彦。作者有感于日本人在二次世界大战后对自己的国家失去了信心，同时对当下社会沉迷于金钱游戏，以致道德普遍沦丧的乱象，感到忧心忡忡。作者大声疾呼应该重新建立“国家的品格”，否则不足于力挽狂澜。这本书在日本出版后，半年内即狂销二百万册，平均一天一万册。
在全球化的今天，沉迷于金钱游戏、道德沦丧等等问题已不是什么新鲜事，我们每天也在面对着。然而，可能由于我不是日本人之故，也可能我个人的神经末梢久经修炼，已百毒不侵，读了这本书后实际上并感受不到太大的心灵冲击。不过，这本书还是引发了我一个疑问，我们似乎比日本多了一个很根本的问题：什么是我们失去的国家品格？这一点很重要，假如我们甚至不能确定、确实地回答这个问题，那等于在一片混乱之中没有方向。那么，我们只好继续混乱下去。
我想，文化与品格，放在国家层面来说，总该是有点关联的吧？否则台上的伟大人物何以动不动就声嘶力竭地疾呼这个、那个不是我们的文化？怎么样的文化，就会产生怎么样的品格要求，是不是这样呢？
譬如说，伟大人物认为抗议游行不是我们的文化，可是近来这种事情还真的是时有所闻。当一个不符合我们文化的行为竟然发生了，我们是不是该检讨一下，为什么会这样？到底是对文化的认知出问题？还是行为出问题？
我个人参加过2007年11月10日在首都的游行，而且还挨了几颗催泪弹。至今不明白的是，一伙人穿上黄色衣服站在大街上，至少当时在我所站的位置附近范围内，大家既不吵又没闹，这样的行为究竟与国家文化产生什么冲突？印象中伟大人物不曾有过令人信服的说明。
当天下午三点钟镇暴警察在10公尺外举起盾牌准备冲撞时，我心中其实是十分平静的，但心里却也同时怀着一个很大的问号，不解决国民心中的不满，只一味的压制，这是国家的文化吗？这样的国家会有品格吗？管理者不允许随地吐痰，却努力制造一个乌烟瘴气的环境，让大家时刻憋着满腔的浓痰。试问，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道理？
国家其实是个很抽象的概念，国家就是一面国旗吗？就是地图上画的那个轮廓吗？就是台上那些教人直想要他们闭嘴的伟大人物吗？似乎是，也似乎不是，隐隐然我们谁都可以察觉到，问题其实没怡保市长想的那么简单。不论有心人如何企图模糊其界限，国家和政府终究不是同一回事。抽象的国家自己不会书写历史，只是让事件随着时间一件一件在这片土地上展开。然而，执政54年的政府却拥有权力按自己心意书写国家的历史。
一旦由不尊重史实者掌握了话语权，历史实际上已失去承载记忆的功用。没有受认可的集体记忆就不会有受认可的集体文化、传统可言，为所欲为后剩下的假如不是胡说八道，充其量也只是自说自话。这也是为什么伟大人物在宣扬什么是我们的文化时，呈现出来的永远是一副可笑的嘴脸。
时至今日连随地乱丢垃圾都已经成为国民的生活习惯，很明显的，其他方面更是等而下之，恶形恶状。人一旦活到了无耻的境界，那已是到了极至，倒真是让人无从要求了。譬如近来作为技术官僚的中学校长，公开在周会建议华裔学生“回中国”，气愤？人家还振振有词自认为言之有理呢！等着瞧，类似好戏还会陆续上演的。自己看开点吧，技术官僚原就不讲究德高望重。所以对个人来说，假如还未完全绝望，目前我们只能以不随地吐痰作为判断品格高下的标准。根据个人观察所得，我国有63％国民属于品格高尚的。
至于国家层面的追求，在艳星被推选为老大独当一面，贪官污吏、小拿破仑横行，种族主义高涨的现实中，我们当下的问题其实不在如何重建国家的品格；我们面对更大的挑战是，这需要大家扪心问一问：到底什么才是我们国家的品格？界定了标准，我们才可能把握住方向啊！
难不成，竟有谁打算继续由得人家笑话，我们就是喜欢生活在一个“没品”的空间？
27/08/2010 《南洋商报》《南言》版
怡保市长：国庆不挂国旗，就是不爱国。商家不爱国，就不允许在怡保做生意。
Patrick Teoh: Niamah!
最近读了一本2005年出版的书《国家的品格》，作者是日本的数学教授藤原正彦。作者有感于日本人在二次世界大战后对自己的国家失去了信心，同时对当下社会沉迷于金钱游戏，以致道德普遍沦丧的乱象，感到忧心忡忡。作者大声疾呼应该重新建立“国家的品格”，否则不足于力挽狂澜。这本书在日本出版后，半年内即狂销二百万册，平均一天一万册。
在全球化的今天，沉迷于金钱游戏、道德沦丧等等问题已不是什么新鲜事，我们每天也在面对着。然而，可能由于我不是日本人之故，也可能我个人的神经末梢久经修炼，已百毒不侵，读了这本书后实际上并感受不到太大的心灵冲击。不过，这本书还是引发了我一个疑问，我们似乎比日本多了一个很根本的问题：什么是我们失去的国家品格？这一点很重要，假如我们甚至不能确定、确实地回答这个问题，那等于在一片混乱之中没有方向。那么，我们只好继续混乱下去。
我想，文化与品格，放在国家层面来说，总该是有点关联的吧？否则台上的伟大人物何以动不动就声嘶力竭地疾呼这个、那个不是我们的文化？怎么样的文化，就会产生怎么样的品格要求，是不是这样呢？
譬如说，伟大人物认为抗议游行不是我们的文化，可是近来这种事情还真的是时有所闻。当一个不符合我们文化的行为竟然发生了，我们是不是该检讨一下，为什么会这样？到底是对文化的认知出问题？还是行为出问题？
我个人参加过2007年11月10日在首都的游行，而且还挨了几颗催泪弹。至今不明白的是，一伙人穿上黄色衣服站在大街上，至少当时在我所站的位置附近范围内，大家既不吵又没闹，这样的行为究竟与国家文化产生什么冲突？印象中伟大人物不曾有过令人信服的说明。
当天下午三点钟镇暴警察在10公尺外举起盾牌准备冲撞时，我心中其实是十分平静的，但心里却也同时怀着一个很大的问号，不解决国民心中的不满，只一味的压制，这是国家的文化吗？这样的国家会有品格吗？管理者不允许随地吐痰，却努力制造一个乌烟瘴气的环境，让大家时刻憋着满腔的浓痰。试问，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道理？
国家其实是个很抽象的概念，国家就是一面国旗吗？就是地图上画的那个轮廓吗？就是台上那些教人直想要他们闭嘴的伟大人物吗？似乎是，也似乎不是，隐隐然我们谁都可以察觉到，问题其实没怡保市长想的那么简单。不论有心人如何企图模糊其界限，国家和政府终究不是同一回事。抽象的国家自己不会书写历史，只是让事件随着时间一件一件在这片土地上展开。然而，执政54年的政府却拥有权力按自己心意书写国家的历史。
一旦由不尊重史实者掌握了话语权，历史实际上已失去承载记忆的功用。没有受认可的集体记忆就不会有受认可的集体文化、传统可言，为所欲为后剩下的假如不是胡说八道，充其量也只是自说自话。这也是为什么伟大人物在宣扬什么是我们的文化时，呈现出来的永远是一副可笑的嘴脸。
时至今日连随地乱丢垃圾都已经成为国民的生活习惯，很明显的，其他方面更是等而下之，恶形恶状。人一旦活到了无耻的境界，那已是到了极至，倒真是让人无从要求了。譬如近来作为技术官僚的中学校长，公开在周会建议华裔学生“回中国”，气愤？人家还振振有词自认为言之有理呢！等着瞧，类似好戏还会陆续上演的。自己看开点吧，技术官僚原就不讲究德高望重。所以对个人来说，假如还未完全绝望，目前我们只能以不随地吐痰作为判断品格高下的标准。根据个人观察所得，我国有63％国民属于品格高尚的。
至于国家层面的追求，在艳星被推选为老大独当一面，贪官污吏、小拿破仑横行，种族主义高涨的现实中，我们当下的问题其实不在如何重建国家的品格；我们面对更大的挑战是，这需要大家扪心问一问：到底什么才是我们国家的品格？界定了标准，我们才可能把握住方向啊！
难不成，竟有谁打算继续由得人家笑话，我们就是喜欢生活在一个“没品”的空间？
27/08/2010 《南洋商报》《南言》版
Friday, August 06, 2010
《人生如戏》>>07/08/2010《不知有国家》周嘉惠
《不知有国家》>>>周嘉惠
梁启超批评中国的传统史学只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只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只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只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饮冰室全集•新史学》）。
我感叹，不知有国家者，又岂只是梁任公当年所指责的衮衮诸公？平时就出没在我们左右的男男女女，心中不知有国家的，实是大有人在。
其中一类最常见于华社。这类人的思维很简单、思考很直线，经常抱着近乎感恩的态度发表伟论：“幸好’他们’这样，否则我们那里还能够找吃？”这样的论调不知听过多少回，经商者、打工族都这么说。
“我们”在社会上的立足，依靠的难道就是“他们”的不争气？这好比在田径比赛中侥幸得奖，全赖对手刚好集体摔断腿；即使如此，好意思心存感恩？假如“我们”纯粹是靠捡便宜在过日子，而且大家都很感激受到如此“厚爱”，那就不好再对“他们”老抱着拐杖不放表示愤愤不平。不是吗？坐轮椅的人干嘛去嘲笑别人拄拐杖？比矮子高一公分，实在也没什么好炫耀的。半斤笑八两，显示的只是自己很久没照镜子。
若心中有国家，绝不至于见到家中出现一片烂泥，居然还会为如此这般的处境深感万幸的。当对待自己不特别热情的后母，生下的孩子有所欠缺，自己却为少一个对手争财产而心中暗爽。用最通常的人情事故来评论，你说，这家伙会是个好东西吗？
不经大脑的人云亦云原就教人嫌弃，而有这么没出息的思想还四处张扬，更是让人厌恶。除了政客，许多国人是不是都很应该好好学一学闭嘴的艺术？根据医学研究，其实不说话真的不会变哑巴，为什么老在说些没营养的话让人不舒服呢？真缺德！
另一类不知有国家者，更是彻头彻尾的自私自利之徒。
贪官污吏固然公认是国家体制中的蛀虫，但蛀虫绝不限于体制内，这点是绝对可以肯定的。上行下效或许是根源之一，但他们存在的谱系，我们犯不着太关心。蛀虫就是蛀虫，不论在体制内，还是体制外都同样是祸害，认清楚这一点蛀虫本质是很重要的。
这类人的逻辑是这样的：政府这么腐败，你不吃，“他们”也会吃掉（’他们’指的是体制内蛀虫）。你“清高”不吃，是否因为在支持蛀虫集团？
等等！人家“吃”是腐败，你“吃”就是反腐败？把下三滥的行为合理化成如此一副正义不可侵犯的模样，那岂不是既当了婊子，加上意图逼良入伙为娼，然后还想讨贞节牌坊？世界上有这么浪漫的事？
跟体制内蛀虫竞争做坏事，似乎是目前体制外蛀虫的终极梦想。男盗女娼我都可以理解，但实在无法忍受男盗女娼看了港剧，还来学丁蟹扮悲壮。理解蛀虫犹可，惟绝不同情蛀虫。蛀虫啊蛀虫，请少到人面前装“口爱”！
啊！我们的国家啊！怎么就养活了这许多没心肝的家伙！
画蛇添足多加一句。这年头究竟还有多少人记得梁启超是何方神圣？心中真的没谱。洪祖秋的大作《民主制度和选举法》（14/7/2010），开头第一句就是“众所周知，民主制度源于雅典人在公元前507年…”。个人认为，洪君未免乐观过度。随便找十位大学生来考，假如有超过一位知道这个“常识”，我们就可以为我国的教育开香槟大事庆祝了！
07/08/2010 《南洋商报》《言论》版
附：《人生如戏》原是《南言》版的专栏，但今天这篇东西被刊载在《言论》版。
梁启超批评中国的传统史学只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只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只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只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饮冰室全集•新史学》）。
我感叹，不知有国家者，又岂只是梁任公当年所指责的衮衮诸公？平时就出没在我们左右的男男女女，心中不知有国家的，实是大有人在。
其中一类最常见于华社。这类人的思维很简单、思考很直线，经常抱着近乎感恩的态度发表伟论：“幸好’他们’这样，否则我们那里还能够找吃？”这样的论调不知听过多少回，经商者、打工族都这么说。
“我们”在社会上的立足，依靠的难道就是“他们”的不争气？这好比在田径比赛中侥幸得奖，全赖对手刚好集体摔断腿；即使如此，好意思心存感恩？假如“我们”纯粹是靠捡便宜在过日子，而且大家都很感激受到如此“厚爱”，那就不好再对“他们”老抱着拐杖不放表示愤愤不平。不是吗？坐轮椅的人干嘛去嘲笑别人拄拐杖？比矮子高一公分，实在也没什么好炫耀的。半斤笑八两，显示的只是自己很久没照镜子。
若心中有国家，绝不至于见到家中出现一片烂泥，居然还会为如此这般的处境深感万幸的。当对待自己不特别热情的后母，生下的孩子有所欠缺，自己却为少一个对手争财产而心中暗爽。用最通常的人情事故来评论，你说，这家伙会是个好东西吗？
不经大脑的人云亦云原就教人嫌弃，而有这么没出息的思想还四处张扬，更是让人厌恶。除了政客，许多国人是不是都很应该好好学一学闭嘴的艺术？根据医学研究，其实不说话真的不会变哑巴，为什么老在说些没营养的话让人不舒服呢？真缺德！
另一类不知有国家者，更是彻头彻尾的自私自利之徒。
贪官污吏固然公认是国家体制中的蛀虫，但蛀虫绝不限于体制内，这点是绝对可以肯定的。上行下效或许是根源之一，但他们存在的谱系，我们犯不着太关心。蛀虫就是蛀虫，不论在体制内，还是体制外都同样是祸害，认清楚这一点蛀虫本质是很重要的。
这类人的逻辑是这样的：政府这么腐败，你不吃，“他们”也会吃掉（’他们’指的是体制内蛀虫）。你“清高”不吃，是否因为在支持蛀虫集团？
等等！人家“吃”是腐败，你“吃”就是反腐败？把下三滥的行为合理化成如此一副正义不可侵犯的模样，那岂不是既当了婊子，加上意图逼良入伙为娼，然后还想讨贞节牌坊？世界上有这么浪漫的事？
跟体制内蛀虫竞争做坏事，似乎是目前体制外蛀虫的终极梦想。男盗女娼我都可以理解，但实在无法忍受男盗女娼看了港剧，还来学丁蟹扮悲壮。理解蛀虫犹可，惟绝不同情蛀虫。蛀虫啊蛀虫，请少到人面前装“口爱”！
啊！我们的国家啊！怎么就养活了这许多没心肝的家伙！
画蛇添足多加一句。这年头究竟还有多少人记得梁启超是何方神圣？心中真的没谱。洪祖秋的大作《民主制度和选举法》（14/7/2010），开头第一句就是“众所周知，民主制度源于雅典人在公元前507年…”。个人认为，洪君未免乐观过度。随便找十位大学生来考，假如有超过一位知道这个“常识”，我们就可以为我国的教育开香槟大事庆祝了！
07/08/2010 《南洋商报》《言论》版
附：《人生如戏》原是《南言》版的专栏，但今天这篇东西被刊载在《言论》版。
Saturday, July 03, 2010
《人生如戏》>>03/07/2010《人道主义和安乐死》周嘉惠
《人道主义和安乐死》>>>周嘉惠
通常当学生表示希望跟老师作“正面的交流”时（《回应<当人道主义不再人道>》，28/6/2010），身为老师者似乎只能以亚理斯多德的名句“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嘉勉之，而不该加以阻拦。虽然，陈泉慧固不是亚理斯多德，我亦非柏拉图，所以不必以“热爱真理”来为脸上贴金，但在这年头理性的交流确实还是可贵的；它和古希腊追求真理的精神有程度上的不同，本质却是相近的。
近年国内不时有各种“疑似”贪污的丑闻被揭发，然而往往在报上热闹一阵之后就不了了之。说“疑似”原因有二，第一固然是因为没人需要为丑闻负责，或需要负责的人其职位实在低得太不匹配，教人心生疑窦；第二则是因为吃相过于难看，明明就是张牙舞爪的魑魅魍魉，却硬要人相信其实是白雪公主的双胞胎姐妹，而且披起牙医袍十分纯洁可爱！真不知道是说话的人智商有问题？还是说话的人以为听话的人智商都有问题？总之有没有人贪污并不是令我们起疑的关键，但有关方面的调查结果却总是一片朦胧，无以名之，故曰“疑似”。
种种鲸吞蚕食的“疑似”丑闻不断涌现，让我不禁开始怀疑某些人是否认为国家是不会灭亡的？海地大地震的消息传出后，种种讯息接踵而来，顿时有若醍醐灌顶，原来就算再烂的国家在今时今日还真的是亡不了的！“亡国而有余”的警语仿佛成了掉在地上的五分钱，大家似乎都在假装没这么一回事。
海地发生大地震，哀鸿遍野，国际社会应该施予援手吗？当然是应该的。但是国际社会的援救能够做到什么程度呢？再说，天地不仁，哪天又有大灾难在别处发生时，现实还允许国际社会继续对海地惦记多久？长贫难救是不争的事实，况且“救急不救穷”原就是慈善的本意。海地的重建，就算最后侥幸有恢复原状的一天，意即回到百分之八十失业率、百分之八十文盲率的情况，难道那竟是个值得庆祝的日子？
假设有这么一个超级大国，甘冒天下之大不韪，趁机把一个类似今天海地状况的国家灭了。纳入自己的版图之后，逐渐把这片土地的就业率、识字率都提升到百分之八十以上，而且人人丰衣足食、安居乐业。这么一比较，我的意思就很明白了。
你不得不问一问自己，国家的目的是什么？政府的目的是什么？倘若丧失了这些目的，那么国家存在的意义是什么？政府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假如这是一个选择题，你会怎么选择？继续当一个没指望的国民？还是宁可当一个未来有希望的“亡国奴”？自我放逐跟当亡国奴有多大距离？自我放逐是否就等于一株悲惨的“失根的兰花”？噢！对了，自我放逐的其中一种现代说法是“移民”。
全世界只有荷兰和比利时的法律明文允许安乐死，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个人认为安乐死是符合人道主义的。确实，我们无法断定什么程度的痛楚才是“无法忍受”的，但也正因为如此，为什么要强迫病人去忍受连我们都无法断定他们是否已达到了“无法忍受”的痛楚呢？难道我们比病人本身对他们所承受的痛楚更有发言权？大家何以站在局外人的立场，却那么振振有词地完全抹煞病人自我解脱的权力？未来可能的医学突破，对当下的痛楚却是毫无意义可言的，难道不是如此吗？
相对于杀人，安乐死或许和自杀更为靠近，虽然两者之间不能轻易画上等号。对于某些宗教的信徒，自杀无异是一种要打下十八层地狱的罪恶行为。但安乐死并不是简单意义的自杀，再说在讨论这个课题时，我们是否也应该包含其他信仰范围的考虑，譬如说人本主义？当然我并不主张出于一时负气的安乐死，一时负气的举止只能是自杀，安乐死绝对不是一时负气的决定。
安乐死的前提是目前的医药对病情无能为力，病人痛苦不堪，而且在可预见的未来情况不会改善。当然，一套完整且考虑周详的程序也是首先必备的；所谓周详，指的是包括诸如心理、宗教、哲学、医学、法律等方方面面的考量。不论是生命的延续，还是生命的结束，不论是自己的生命，还是别人的生命，生命都是必须严肃对待的。
伦理的选择肯定是痛苦的选择。今天或许选择的时刻尚未到来，但很多课题总是值得我们多作思考的。
古希腊人认为真理、智慧都是属于神的范畴，人只能做到接近真理、爱智慧。我的个人意见肯定不是真理，谁都可以质疑，任何讨论、交流都是欢迎的。在没有分数可加的情况下，同学在离开校门后还愿意和过去的老师进行理性交流，那确实是接近真理、爱智慧的表现了，十分难得，值得表扬！
以上是我对陈泉慧同学所提问题的答复。
03/07/2010 《南洋商报》《南言》版
通常当学生表示希望跟老师作“正面的交流”时（《回应<当人道主义不再人道>》，28/6/2010），身为老师者似乎只能以亚理斯多德的名句“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嘉勉之，而不该加以阻拦。虽然，陈泉慧固不是亚理斯多德，我亦非柏拉图，所以不必以“热爱真理”来为脸上贴金，但在这年头理性的交流确实还是可贵的；它和古希腊追求真理的精神有程度上的不同，本质却是相近的。
近年国内不时有各种“疑似”贪污的丑闻被揭发，然而往往在报上热闹一阵之后就不了了之。说“疑似”原因有二，第一固然是因为没人需要为丑闻负责，或需要负责的人其职位实在低得太不匹配，教人心生疑窦；第二则是因为吃相过于难看，明明就是张牙舞爪的魑魅魍魉，却硬要人相信其实是白雪公主的双胞胎姐妹，而且披起牙医袍十分纯洁可爱！真不知道是说话的人智商有问题？还是说话的人以为听话的人智商都有问题？总之有没有人贪污并不是令我们起疑的关键，但有关方面的调查结果却总是一片朦胧，无以名之，故曰“疑似”。
种种鲸吞蚕食的“疑似”丑闻不断涌现，让我不禁开始怀疑某些人是否认为国家是不会灭亡的？海地大地震的消息传出后，种种讯息接踵而来，顿时有若醍醐灌顶，原来就算再烂的国家在今时今日还真的是亡不了的！“亡国而有余”的警语仿佛成了掉在地上的五分钱，大家似乎都在假装没这么一回事。
海地发生大地震，哀鸿遍野，国际社会应该施予援手吗？当然是应该的。但是国际社会的援救能够做到什么程度呢？再说，天地不仁，哪天又有大灾难在别处发生时，现实还允许国际社会继续对海地惦记多久？长贫难救是不争的事实，况且“救急不救穷”原就是慈善的本意。海地的重建，就算最后侥幸有恢复原状的一天，意即回到百分之八十失业率、百分之八十文盲率的情况，难道那竟是个值得庆祝的日子？
假设有这么一个超级大国，甘冒天下之大不韪，趁机把一个类似今天海地状况的国家灭了。纳入自己的版图之后，逐渐把这片土地的就业率、识字率都提升到百分之八十以上，而且人人丰衣足食、安居乐业。这么一比较，我的意思就很明白了。
你不得不问一问自己，国家的目的是什么？政府的目的是什么？倘若丧失了这些目的，那么国家存在的意义是什么？政府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假如这是一个选择题，你会怎么选择？继续当一个没指望的国民？还是宁可当一个未来有希望的“亡国奴”？自我放逐跟当亡国奴有多大距离？自我放逐是否就等于一株悲惨的“失根的兰花”？噢！对了，自我放逐的其中一种现代说法是“移民”。
全世界只有荷兰和比利时的法律明文允许安乐死，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个人认为安乐死是符合人道主义的。确实，我们无法断定什么程度的痛楚才是“无法忍受”的，但也正因为如此，为什么要强迫病人去忍受连我们都无法断定他们是否已达到了“无法忍受”的痛楚呢？难道我们比病人本身对他们所承受的痛楚更有发言权？大家何以站在局外人的立场，却那么振振有词地完全抹煞病人自我解脱的权力？未来可能的医学突破，对当下的痛楚却是毫无意义可言的，难道不是如此吗？
相对于杀人，安乐死或许和自杀更为靠近，虽然两者之间不能轻易画上等号。对于某些宗教的信徒，自杀无异是一种要打下十八层地狱的罪恶行为。但安乐死并不是简单意义的自杀，再说在讨论这个课题时，我们是否也应该包含其他信仰范围的考虑，譬如说人本主义？当然我并不主张出于一时负气的安乐死，一时负气的举止只能是自杀，安乐死绝对不是一时负气的决定。
安乐死的前提是目前的医药对病情无能为力，病人痛苦不堪，而且在可预见的未来情况不会改善。当然，一套完整且考虑周详的程序也是首先必备的；所谓周详，指的是包括诸如心理、宗教、哲学、医学、法律等方方面面的考量。不论是生命的延续，还是生命的结束，不论是自己的生命，还是别人的生命，生命都是必须严肃对待的。
伦理的选择肯定是痛苦的选择。今天或许选择的时刻尚未到来，但很多课题总是值得我们多作思考的。
古希腊人认为真理、智慧都是属于神的范畴，人只能做到接近真理、爱智慧。我的个人意见肯定不是真理，谁都可以质疑，任何讨论、交流都是欢迎的。在没有分数可加的情况下，同学在离开校门后还愿意和过去的老师进行理性交流，那确实是接近真理、爱智慧的表现了，十分难得，值得表扬！
以上是我对陈泉慧同学所提问题的答复。
03/07/2010 《南洋商报》《南言》版
Wednesday, June 30, 2010
28/6/2010 《回应<当人道主义不再人道>》陈泉慧
《回应<当人道主义不再人道>》>>>陈泉慧
周嘉惠先生于６月18日在《南言》版《人生如戏》的专栏题为：《 当人道主义不再人道》。 周君曾经在我念高中时当过我的数学和英语教师，教学认真。
俗语说“一日为师，终生为师”。拜读周老师的文章后，学生有一些疑问和意见，谨以此文作回应，盼和周老师再作正面的交流。
文章指出海地的失业率高达百分之八十，这样的不幸，是“亡国而有余”的。但是海地却至今未亡，原因是因为联合国不让她亡。
在周老师眼中看来，这是不人道的，因为海地的子民即使避过了天灾，未来还是没有希望的。
周老师言下之意，难道是指凡是像海地这类不幸的国家，都应该任其自生自灭，以符合大自然“弱肉强食”，物竞天择’的道理？联合国或国际社会应该任其饱受天灾肆虐而不施予援手？
弱肉强食固然是真理，可是，当被“强食”的对象是人类时，眼睁睁看着数以千万计的人类灭亡，这难道就是人道主义？
文章并列举绝症病人被拒安乐死的自由来支持现代人道主义不人道的地方。
说“凡是头脑清醒的人，只要仍有一线希望，只要病痛的折磨不是那么无法忍受，他会主张结束自己的生命以求解脱吗？”
换言之，在周老师眼里看来，安乐死是符合人道主义的。当一个人要求结束自己的生命之时，一定是因为他无法忍受病魔带来的痛楚，所以我们应该让病人保持最后的尊严，让他选择安乐死。
但是我们都知道，每个人对痛楚的忍受程度都不一样，求生意志的坚定程度更是因人而异。我们该如何判断，什么样的痛苦程度，才是“无法忍受”的呢？
病人在患病期间，大多是意志较为消沉的，这段期间所可以承受的压力会比没生病时少得多。所以，我们凭什么去衡量一个人是不是还是头脑很清醒呢？加上医学上对不同的病症屡有新突破，怎么可以轻易说出安乐死一词！
当然，我必须承认，文章最后所指出发生在我国的大小丑闻，我百分之百赞成，是“亡国而有余的”。
大马人，自求多福吧 ！
28/06/2010 《南洋商报》《言论》版
附：专栏上所谓的“自由撰稿人”身份，实际上就等于是“不告诉你”的意思。但在这篇文章刊出后，那是有点老底被掀的味道。过去只是客串性质兼过一年课，居然到今天还被人叫“老师”；这在当初是想不到的。
周嘉惠先生于６月18日在《南言》版《人生如戏》的专栏题为：《 当人道主义不再人道》。 周君曾经在我念高中时当过我的数学和英语教师，教学认真。
俗语说“一日为师，终生为师”。拜读周老师的文章后，学生有一些疑问和意见，谨以此文作回应，盼和周老师再作正面的交流。
文章指出海地的失业率高达百分之八十，这样的不幸，是“亡国而有余”的。但是海地却至今未亡，原因是因为联合国不让她亡。
在周老师眼中看来，这是不人道的，因为海地的子民即使避过了天灾，未来还是没有希望的。
周老师言下之意，难道是指凡是像海地这类不幸的国家，都应该任其自生自灭，以符合大自然“弱肉强食”，物竞天择’的道理？联合国或国际社会应该任其饱受天灾肆虐而不施予援手？
弱肉强食固然是真理，可是，当被“强食”的对象是人类时，眼睁睁看着数以千万计的人类灭亡，这难道就是人道主义？
文章并列举绝症病人被拒安乐死的自由来支持现代人道主义不人道的地方。
说“凡是头脑清醒的人，只要仍有一线希望，只要病痛的折磨不是那么无法忍受，他会主张结束自己的生命以求解脱吗？”
换言之，在周老师眼里看来，安乐死是符合人道主义的。当一个人要求结束自己的生命之时，一定是因为他无法忍受病魔带来的痛楚，所以我们应该让病人保持最后的尊严，让他选择安乐死。
但是我们都知道，每个人对痛楚的忍受程度都不一样，求生意志的坚定程度更是因人而异。我们该如何判断，什么样的痛苦程度，才是“无法忍受”的呢？
病人在患病期间，大多是意志较为消沉的，这段期间所可以承受的压力会比没生病时少得多。所以，我们凭什么去衡量一个人是不是还是头脑很清醒呢？加上医学上对不同的病症屡有新突破，怎么可以轻易说出安乐死一词！
当然，我必须承认，文章最后所指出发生在我国的大小丑闻，我百分之百赞成，是“亡国而有余的”。
大马人，自求多福吧 ！
28/06/2010 《南洋商报》《言论》版
附：专栏上所谓的“自由撰稿人”身份，实际上就等于是“不告诉你”的意思。但在这篇文章刊出后，那是有点老底被掀的味道。过去只是客串性质兼过一年课，居然到今天还被人叫“老师”；这在当初是想不到的。
Friday, June 25, 2010
《人生如戏》>>26/06/2010《部长跟谁在过不去？》周嘉惠
《部长跟谁在过不去？》>>>周嘉惠
不久前国内贸易、合作社及消费部长（右图）跟杂货商联合会杠上。为了解决走私统制品的问题，该部坚持贩卖白糖、面粉、食油这三种统制品必须申请执照，杂货商则宁可不卖也坚持不从命，闹得不可开交。后来，事情就像许多人的预测般，“顺利落幕”，“和气收场”，喜气洋洋得就像什么事都不曾发生过一样。
有一种说法，和谐社会所彰显的态度就是：“服从多数人，尊重少数人，宽容个别人。”话是不错，但我个人则反对为了表面的和谐，而放弃追究问题的根源。宽容是原谅，但不是忘记，更不是失忆。这就好比下棋不能把胜利寄望在对手适时的暂时性失明或失智，社会和谐也不可能指望大家永久的集体性失忆。遮遮掩掩只会导致猜忌，所以事情总得搞清楚，老表演自欺欺人的一团和气可不是达致和谐的办法。
政府津贴白糖、面粉、食油这三种日常用品，为的是让国人受益，而不是让邻国的人民受益，尤其不是让边境的邻国商人可以借两地价差赚取更多的利润；我国还没富到可以无节制地去“益街坊”的程度。从这一点看，统制品走私确实是个应该尽早解决的问题。
打击走私的方法绝对不止一种。为了与邻国民间的亲善关系故，只携带一公斤、两公斤统制品出境作为手信或“纪念品”，在情在理都可以接受。然而，走私贩的胃口肯定要大得多，否则就不叫走私贩了。政府可以定下个人携带统制品出境的顶额，超额就罚款或充公。当然，前提是关卡的海关官大爷们愿意配合，不混淆个人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先后关系。我想，这应该是任何尚未失去理智的人都会首先想到的方法吧？
显然，当官的想出的办法自是与众不同、非同凡响，即推出零售执照的规定来防范走私。这是不是个可行的办法，不是本文关心的重点。我感兴趣的是，双方针锋相对时所抱态度的背后，到底是个什么心理？
杂货商的工作繁杂，并且不是一个可以取得暴利的行业，而是以积少成多的方式在赚辛苦钱。在各大霸级商场的夹攻下，传统杂货商苟延残喘之余，心情原就美不到哪里去，一旦碰上国内贸易、合作社及消费部的新花样，加上部长大人那句“没钱赚就别卖”的最后一根稻草，于是闹出罢卖的风波。罢卖是一种敌视的行为，敌视是因为愤怒，而愤怒是因为觉得受到冒犯。当一个人发怒时，他会企图让对方痛苦，其目的实际上是希望冒犯者感受到自己的痛苦。罢卖就是这种希望下的行动结果。
另一边厢，部长大人久坐冷气办公室，或许有点不知民间疾苦，又为了摆官威说了些未经大脑的话，不料却因此惹来一群刁民的对抗，心情指数自然也高不到哪里去。当怒气不是对某一个人，而是对某一种人发作时，产生的效果就不是敌视，而是憎恨了。愤怒往往意在造成痛苦，憎恨则意在造成灾祸；愤怒的人希望对方感受到自己的愤怒，而憎恨的人根本不在乎对方如何感觉，他想的只是如何毁掉对方的存在。
在副首相插手斡旋之前，部长大人对杂货商所表现的强硬态度显示的究竟是愤怒？还是憎恨？大家不妨翻出旧报纸，回忆一下事情的发展经过，然后自行下判断。
当我们的目标是解决走私问题时，部长大人摆出这么大的架式，到底是在跟谁过不去呢？我真的很好奇！
延伸阅读：关于敌视与憎恨区别的分析，可参考亚理斯多德所著《修辞学》，1382a的1至19行。
26/06/2010 《南洋商报》《南言》版
Monday, June 21, 2010
《人生如戏》>>18/06/2010《当人道主义不再人道》周嘉惠
《当人道主义不再人道》>>>周嘉惠
今年一月海地发生大地震，一时将全世界的注意力都吸引到这个位于加勒比海北部的国家。假如不是因为这一场地震，媒体恐怕不会如此热心纷纷对海地作出各种各样的简介，那我只怕永远想不到有这么一个国家，虽然已知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居然会有高达百分之八十的失业率。而且，那还是大地震发生前的统计数字。
百分之八十的失业率是个什么概念？其实一点都不复杂，也就是意味在这个国家，十个人之中有八个是没有工作的。假如不幸生在地球的这一个角落，到底会是一种怎么样的悲哀呢？
这情况，不禁让我联想起中学时代历史老师的一句口头禅。陈木梅老师讲史到激动处，往往大骂一句“亡国而有余！”，把同学们吓得胆战心惊。百分之八十的失业率、百分之八十的文盲率，相当符合“亡国而有余”的条件了吧？问题是，说海地亡国而有余，可是她怎么就不亡呢？思前想后偶有一得，或许是基于“人道主义”之故，联合国不允许让她亡。
假如果真亡国了，不论是被外国并吞或以其他方式瓦解，只要不灭种，对于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而言，会不会是一种解脱呢？他们的未来是否会更有指望呢？摆在眼前的事实是，即使躲过了地震的灾难，这些人民仍然得继续忍受生活于水火之中的煎熬。更可怕的是，他们未来的希望在哪里？
这就好比病人身患绝症，时刻都在忍受病魔的折磨，他者却基于人道主义的原因，宁可让病人慢慢被折磨得毫无尊严地死去，也坚持反对安乐死。凡是头脑清醒的人，只要仍有一线希望，只要病痛的折磨不是那么无法忍受，他会主张结束自己的生命以求解脱吗？不会的，毕竟那是违反了人类与生具来的求生意志的行径。然而，人道主义有时候恰恰就是表现得那么没有人情味，甚至可以说得上是不人道的。这很值得我们重新审思对人道主义的推崇。
我必须承认，个人对海地人民的同情，实不及对马来西亚人民未来的担忧来得强烈。在历史上，这片土地曾经被葡萄牙、荷兰、英国、日本统治过。不知道是否正因为有丰富的亡国经验而不以为意？还是认定联合国今天绝不会让成员国亡国？若非如此，国内这许多“亡国而有余”事情，到底是怎么可能发生的？
政府部门以百倍、千倍于市价买东西的丑闻，年复一年的被揭发，依然年复一年的发生；反贪污委员会到底打算向国民发放什么样的讯息？潜水艇漏水、战斗机引擎失窃，官方的说词真的很让人民服气吗？林甘干预司法事件，说它动摇国本亦不为过，可是整件事就这么不了了之，算了？随便举几个例，哪一项不是“亡国而有余”的？面对这一大堆丑闻，我们的祖国究竟凭的是什么，还不时摆出一副气定神闲，过分自信的二世祖姿态？希望这不是一种彻底自暴自弃后的伪装。
陈老师早已作古，再不会借古讽今，破口大骂了。然而，我们估计都还得再熬一段日子才去报到，岂能没有一点危机意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啊！在劳烦国际友人为我们祷告之前，大家还是诚心为自己祈祷吧；当灾祸降临时、当人道主义不人道时，那是不分黑皮肤、黄皮肤的，但愿我们不至于有朝一日需要过上海地人民般的日子。这片土地虽然罕有天灾，但风水还是不佳，人祸可真的严重得教人担心！
18/06/2010 《南洋商报》《南言》版
附：这篇文章本来想以《亡国而有余》为题目，后来觉得还是别太伤感情比较好。
今年一月海地发生大地震，一时将全世界的注意力都吸引到这个位于加勒比海北部的国家。假如不是因为这一场地震，媒体恐怕不会如此热心纷纷对海地作出各种各样的简介，那我只怕永远想不到有这么一个国家，虽然已知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居然会有高达百分之八十的失业率。而且，那还是大地震发生前的统计数字。
百分之八十的失业率是个什么概念？其实一点都不复杂，也就是意味在这个国家，十个人之中有八个是没有工作的。假如不幸生在地球的这一个角落，到底会是一种怎么样的悲哀呢？
这情况，不禁让我联想起中学时代历史老师的一句口头禅。陈木梅老师讲史到激动处，往往大骂一句“亡国而有余！”，把同学们吓得胆战心惊。百分之八十的失业率、百分之八十的文盲率，相当符合“亡国而有余”的条件了吧？问题是，说海地亡国而有余，可是她怎么就不亡呢？思前想后偶有一得，或许是基于“人道主义”之故，联合国不允许让她亡。
假如果真亡国了，不论是被外国并吞或以其他方式瓦解，只要不灭种，对于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而言，会不会是一种解脱呢？他们的未来是否会更有指望呢？摆在眼前的事实是，即使躲过了地震的灾难，这些人民仍然得继续忍受生活于水火之中的煎熬。更可怕的是，他们未来的希望在哪里？
这就好比病人身患绝症，时刻都在忍受病魔的折磨，他者却基于人道主义的原因，宁可让病人慢慢被折磨得毫无尊严地死去，也坚持反对安乐死。凡是头脑清醒的人，只要仍有一线希望，只要病痛的折磨不是那么无法忍受，他会主张结束自己的生命以求解脱吗？不会的，毕竟那是违反了人类与生具来的求生意志的行径。然而，人道主义有时候恰恰就是表现得那么没有人情味，甚至可以说得上是不人道的。这很值得我们重新审思对人道主义的推崇。
我必须承认，个人对海地人民的同情，实不及对马来西亚人民未来的担忧来得强烈。在历史上，这片土地曾经被葡萄牙、荷兰、英国、日本统治过。不知道是否正因为有丰富的亡国经验而不以为意？还是认定联合国今天绝不会让成员国亡国？若非如此，国内这许多“亡国而有余”事情，到底是怎么可能发生的？
政府部门以百倍、千倍于市价买东西的丑闻，年复一年的被揭发，依然年复一年的发生；反贪污委员会到底打算向国民发放什么样的讯息？潜水艇漏水、战斗机引擎失窃，官方的说词真的很让人民服气吗？林甘干预司法事件，说它动摇国本亦不为过，可是整件事就这么不了了之，算了？随便举几个例，哪一项不是“亡国而有余”的？面对这一大堆丑闻，我们的祖国究竟凭的是什么，还不时摆出一副气定神闲，过分自信的二世祖姿态？希望这不是一种彻底自暴自弃后的伪装。
陈老师早已作古，再不会借古讽今，破口大骂了。然而，我们估计都还得再熬一段日子才去报到，岂能没有一点危机意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啊！在劳烦国际友人为我们祷告之前，大家还是诚心为自己祈祷吧；当灾祸降临时、当人道主义不人道时，那是不分黑皮肤、黄皮肤的，但愿我们不至于有朝一日需要过上海地人民般的日子。这片土地虽然罕有天灾，但风水还是不佳，人祸可真的严重得教人担心！
18/06/2010 《南洋商报》《南言》版
附：这篇文章本来想以《亡国而有余》为题目，后来觉得还是别太伤感情比较好。
Monday, June 14, 2010
《人生如戏》>>08/05/2010《今日勾践》周嘉惠
《今日勾践》>>>周嘉惠
首相兑现乌雪补选的承诺，补选后马上就发了一张面值3百万的拨款支票给叻思华小董事部。那张叻思华小董事长与首相一起拿着模型支票在布城的合影，出现在许多报章的头版，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报章上董事长黄泽桂拿着3百万的支票笑得合不拢嘴，看了真叫人感到心酸。
所有认识华文的马来西亚华人，或虽不认识华文然而却认同华文教育的华社成员，都基本理解华文教育在这片土地上成长的艰辛。因为独中的存在而显得血统不纯、身份尴尬的国民型中学，虽然“本是同根生”，却被严重边缘化，甚至“缺席华教史”（安焕然语）；那是另一个问题，在此且按下不表。基本上由目前约1300间的华小、60加1间的独中、北中南三间华文高教学院所组成的华文教育系统，在经费上已成为我国华社摆脱不了的沉重包袱。
我们为支持华教而掏出或多或少的捐款，简直可以视为是一种“不识时务”的罚款。华社这众所周知的“第二份所得税”跟缴给国家的第一份所得税一样让人心痛，但依然源源不绝，实为我国一特有的景观。每年各种为了筹华教经费而办的义卖、千人宴、十大歌星演唱等活动此起彼落，都是我们再熟悉不过的场面，在某种意义上也称得上是华社的“集体记忆”。
在大都市要筹个几百万的华教经费，难度不是没有，但还是相对容易办到的。但在比较偏僻的地区，因为人口的稀少，要筹几百万可就难上加难了。
有八十年历史的叻思华小，因为白蚁侵蚀，加上校舍过于陈旧，被迫需要迁校。问题是，当地华社如何去筹集这笔庞大的建校基金？这显然是让该校董事部大为头痛的事。千人宴要办多少场？要如何卖票？要如何申请捐款免税？在晚宴中董事部成员应该献唱《龙的传人》？《我的中国心》？还是什么其他歌曲才能更有效地鼓吹捐款？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乌雪补选降临了。一笔3百万的拨款有如天降甘霖，许多问题都不再成为问题。
这本来是件很美好的事，但政客趁机消费当地华社却让人觉得恶心。这笔国阵候选人胜选才会落实的有条件拨款，实在让人心寒；“诚意”绝不会是一边胡萝卜、一边棍子的选择。马屁部队随后的歌功颂德，赔了尊严还卖乖，尤为人所不齿。
叻思华小董事长确实有千万个理由因为这笔3百万的拨款而“喜笑颜开”。没有人会解决了问题还不开心的，何况这笔款项原就是作为纳税人的我们交给政府处理的钱，拿来作为迁校并没有什么不妥的地方。董事长“喜笑颜开”的背后，是否暗藏着忍辱负重的心结？我们不知道。过去勾践在拍夫差马屁的时候，应该也是“喜笑颜开”的。
假如是靠钱让选民屈服，而不是以人格、政策、理念令人民心服，那就不要再问华人到底要什么？因为华人要的东西你没有！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显然还有很多人没弄懂呢。
08/05/2010 《南洋商报》《南言》版
首相兑现乌雪补选的承诺，补选后马上就发了一张面值3百万的拨款支票给叻思华小董事部。那张叻思华小董事长与首相一起拿着模型支票在布城的合影，出现在许多报章的头版，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报章上董事长黄泽桂拿着3百万的支票笑得合不拢嘴，看了真叫人感到心酸。
所有认识华文的马来西亚华人，或虽不认识华文然而却认同华文教育的华社成员，都基本理解华文教育在这片土地上成长的艰辛。因为独中的存在而显得血统不纯、身份尴尬的国民型中学，虽然“本是同根生”，却被严重边缘化，甚至“缺席华教史”（安焕然语）；那是另一个问题，在此且按下不表。基本上由目前约1300间的华小、60加1间的独中、北中南三间华文高教学院所组成的华文教育系统，在经费上已成为我国华社摆脱不了的沉重包袱。
我们为支持华教而掏出或多或少的捐款，简直可以视为是一种“不识时务”的罚款。华社这众所周知的“第二份所得税”跟缴给国家的第一份所得税一样让人心痛，但依然源源不绝，实为我国一特有的景观。每年各种为了筹华教经费而办的义卖、千人宴、十大歌星演唱等活动此起彼落，都是我们再熟悉不过的场面，在某种意义上也称得上是华社的“集体记忆”。
在大都市要筹个几百万的华教经费，难度不是没有，但还是相对容易办到的。但在比较偏僻的地区，因为人口的稀少，要筹几百万可就难上加难了。
有八十年历史的叻思华小，因为白蚁侵蚀，加上校舍过于陈旧，被迫需要迁校。问题是，当地华社如何去筹集这笔庞大的建校基金？这显然是让该校董事部大为头痛的事。千人宴要办多少场？要如何卖票？要如何申请捐款免税？在晚宴中董事部成员应该献唱《龙的传人》？《我的中国心》？还是什么其他歌曲才能更有效地鼓吹捐款？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乌雪补选降临了。一笔3百万的拨款有如天降甘霖，许多问题都不再成为问题。
这本来是件很美好的事，但政客趁机消费当地华社却让人觉得恶心。这笔国阵候选人胜选才会落实的有条件拨款，实在让人心寒；“诚意”绝不会是一边胡萝卜、一边棍子的选择。马屁部队随后的歌功颂德，赔了尊严还卖乖，尤为人所不齿。
叻思华小董事长确实有千万个理由因为这笔3百万的拨款而“喜笑颜开”。没有人会解决了问题还不开心的，何况这笔款项原就是作为纳税人的我们交给政府处理的钱，拿来作为迁校并没有什么不妥的地方。董事长“喜笑颜开”的背后，是否暗藏着忍辱负重的心结？我们不知道。过去勾践在拍夫差马屁的时候，应该也是“喜笑颜开”的。
假如是靠钱让选民屈服，而不是以人格、政策、理念令人民心服，那就不要再问华人到底要什么？因为华人要的东西你没有！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显然还有很多人没弄懂呢。
08/05/2010 《南洋商报》《南言》版
Sunday, May 02, 2010
《人生如戏》>>24/04/2010《修养的提升》周嘉惠
《修养的提升》>>>周嘉惠
最近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自己好像越来越有修养了！火气明显的降低，谈吐也减少了火药味。思前想后，觉得最大的原因很可能与我国的大环境有关。
譬如说，大概是十年前吧？当时每每在公路上见到从挂着新加坡车牌的轿车里抛出垃圾，心里总是不得不怒骂新加坡教育的失败；这些丑陋的新加坡人，一过长堤就实行“大解放”，马上脱下循规蹈矩的画皮，露出胡作非为的面目，彷如进入无人之境，真是没有公德心到了极点。后来逐渐发现，从挂马来西亚车牌的轿车所抛出的垃圾量，好像实在也为数不少。那该怎么看这件事？
一、我能够质问垃圾虫们这是他们母亲所教导的行为吗？当然不行！欠揍吗？为了保护国家形象，我们身为国民者都有绝对义务协助减少路霸逞凶的事件发生，这跟那些明明选票已经清楚请他老兄趁早收拾包袱回家看古龙小说，但仍然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政客的逻辑一模一样。向领袖学习，怎么可能会错？二、我能够像骂新加坡教育失败般的痛骂国产教育失败吗？当然更不行了！同样制度下的产物，怎能够掴自己耳光呢？
同样的事，既然对国产垃圾虫骂不出口，又有什么颜面去骂新加坡垃圾虫？渐渐的，自己似乎患上斯得哥尔摩综合症，对各路垃圾虫居然产生了“同情的理解”，任你们怎么随手丢垃圾也无动于衷了。
实际上，个人的同理心不见得真有什么长进，但修养方面确确实实是提升了。过去，收到市政府给的违规停车罚单除了随手撕掉之外，还要骂上市政府几句。今天，我已经学会把罚单拿去卖给收旧报纸的小商人，而且都不再骂市政府了。有什么可骂的呢？不允许地方选举，又不是市政府的错，一天复一天这么名不正、言不顺的过日子，人家心理可能也很不舒服的呢。
之前马华三路人马争总会长，场面难看不堪。有读者问，为什么不发表些意见呢？仔细想想吧，当时报上那些连篇累牍的评论文章，有哪一篇不是废话？人家忙着争权好为人民服务，谁有空理你的高见啊？坦白讲，对那三路人马，个人是一路也看不上眼，其实也真的无话可说。何况人家还自称是代表华人的组织，我知道后忙着打听如何才能脱离华人的身份以自清，实在没太多闲情瞎凑热闹。同样道理，为了大家开心及安心，乌雪补选还是以假装不知道有这种事发生的冷处理为上。
新闻、通讯及文化部委任国际巨星杨紫琼为首位华裔阅读大使，希望通过巨星的影响力以提高阅读风气。这当然是件值得赞赏的大好事，虽然我始终还是认定书香社会距离我们比火星还远，但假如当真能够把距离拉近到跟“火星一样远”，应该也算达致KPI指标，可以交差了。杨紫琼自称为了工作上的需要以及个人兴趣的缘故，每月阅读10至15本书，一年至少阅读百本书。
突然记起朱德庸的一则漫画：一个人为了提高自己的气质，蹲在一公尺外痴痴“看着”地上的一本书。我想，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看书”。据某位漫画店老板的说法，他有不少顾客一星期可以看十本以上！同样的，一辈子除了卫斯理以外什么都不看的人我也认识过，但这算是进修，还是堕落？大家可以自行下判断。杨紫琼说“她鼓励公众阅读任何种类的书籍”，但我觉得是不是应该对“书籍”以及“阅读”先下个大家都能够接受的定义呢？
陶渊明有名句：“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对于当下发生的许多事，我却是倒胃口得连最后一丁点想跟人辩的欲望也失去了。何等的修养！何等的境界啊！
24/04/2010 《南洋商报》《南言》版
附：这实际是2.0版，当时因为“风声紧”，所以倒数第2、3段必须抽起。以下是原文：
乌雪补选旋即举行投票，国阵高唱还我河山来，政治糖果猛往当地倾倒，奇怪的是同时又有这么多“倒米”的话语出现，真让人搞不清楚葫芦里卖的到底是什么药？譬如，国阵候选人声称不知道对手被自己的党团人身攻击，而且绝口不谈国家大事，专心竞选；这种既不关心对手，也不关心国家大事的候选人，不禁教人怀疑，他当真是准备要去当国会议员的吗？
副首相与旅游部长对劳勿武吉公满的山埃受灾户陈情的态度，似乎一致认定这些人智商奇低，都受到了在野党的误导，其实所有亲身经历的不幸都只是幻觉而已。没错，大家都清楚这次是乌雪，不是劳勿在进行补选，可是…，话是可以这么说的吗？首相甫从外国回来就赶往乌雪辅选，说了很多没太多养分的话，但最让人印象深刻的，莫过于宣称对在野党连他们的内裤也知道得一清二楚了。不清楚我们是应该表示羡慕好呢？还是应该表示嫉妒好？
最近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自己好像越来越有修养了！火气明显的降低，谈吐也减少了火药味。思前想后，觉得最大的原因很可能与我国的大环境有关。
譬如说，大概是十年前吧？当时每每在公路上见到从挂着新加坡车牌的轿车里抛出垃圾，心里总是不得不怒骂新加坡教育的失败；这些丑陋的新加坡人，一过长堤就实行“大解放”，马上脱下循规蹈矩的画皮，露出胡作非为的面目，彷如进入无人之境，真是没有公德心到了极点。后来逐渐发现，从挂马来西亚车牌的轿车所抛出的垃圾量，好像实在也为数不少。那该怎么看这件事？
一、我能够质问垃圾虫们这是他们母亲所教导的行为吗？当然不行！欠揍吗？为了保护国家形象，我们身为国民者都有绝对义务协助减少路霸逞凶的事件发生，这跟那些明明选票已经清楚请他老兄趁早收拾包袱回家看古龙小说，但仍然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政客的逻辑一模一样。向领袖学习，怎么可能会错？二、我能够像骂新加坡教育失败般的痛骂国产教育失败吗？当然更不行了！同样制度下的产物，怎能够掴自己耳光呢？
同样的事，既然对国产垃圾虫骂不出口，又有什么颜面去骂新加坡垃圾虫？渐渐的，自己似乎患上斯得哥尔摩综合症，对各路垃圾虫居然产生了“同情的理解”，任你们怎么随手丢垃圾也无动于衷了。
实际上，个人的同理心不见得真有什么长进，但修养方面确确实实是提升了。过去，收到市政府给的违规停车罚单除了随手撕掉之外，还要骂上市政府几句。今天，我已经学会把罚单拿去卖给收旧报纸的小商人，而且都不再骂市政府了。有什么可骂的呢？不允许地方选举，又不是市政府的错，一天复一天这么名不正、言不顺的过日子，人家心理可能也很不舒服的呢。
之前马华三路人马争总会长，场面难看不堪。有读者问，为什么不发表些意见呢？仔细想想吧，当时报上那些连篇累牍的评论文章，有哪一篇不是废话？人家忙着争权好为人民服务，谁有空理你的高见啊？坦白讲，对那三路人马，个人是一路也看不上眼，其实也真的无话可说。何况人家还自称是代表华人的组织，我知道后忙着打听如何才能脱离华人的身份以自清，实在没太多闲情瞎凑热闹。同样道理，为了大家开心及安心，乌雪补选还是以假装不知道有这种事发生的冷处理为上。
新闻、通讯及文化部委任国际巨星杨紫琼为首位华裔阅读大使，希望通过巨星的影响力以提高阅读风气。这当然是件值得赞赏的大好事，虽然我始终还是认定书香社会距离我们比火星还远，但假如当真能够把距离拉近到跟“火星一样远”，应该也算达致KPI指标，可以交差了。杨紫琼自称为了工作上的需要以及个人兴趣的缘故，每月阅读10至15本书，一年至少阅读百本书。
突然记起朱德庸的一则漫画：一个人为了提高自己的气质，蹲在一公尺外痴痴“看着”地上的一本书。我想，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看书”。据某位漫画店老板的说法，他有不少顾客一星期可以看十本以上！同样的，一辈子除了卫斯理以外什么都不看的人我也认识过，但这算是进修，还是堕落？大家可以自行下判断。杨紫琼说“她鼓励公众阅读任何种类的书籍”，但我觉得是不是应该对“书籍”以及“阅读”先下个大家都能够接受的定义呢？
陶渊明有名句：“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对于当下发生的许多事，我却是倒胃口得连最后一丁点想跟人辩的欲望也失去了。何等的修养！何等的境界啊！
24/04/2010 《南洋商报》《南言》版
附：这实际是2.0版，当时因为“风声紧”，所以倒数第2、3段必须抽起。以下是原文：
乌雪补选旋即举行投票，国阵高唱还我河山来，政治糖果猛往当地倾倒，奇怪的是同时又有这么多“倒米”的话语出现，真让人搞不清楚葫芦里卖的到底是什么药？譬如，国阵候选人声称不知道对手被自己的党团人身攻击，而且绝口不谈国家大事，专心竞选；这种既不关心对手，也不关心国家大事的候选人，不禁教人怀疑，他当真是准备要去当国会议员的吗？
副首相与旅游部长对劳勿武吉公满的山埃受灾户陈情的态度，似乎一致认定这些人智商奇低，都受到了在野党的误导，其实所有亲身经历的不幸都只是幻觉而已。没错，大家都清楚这次是乌雪，不是劳勿在进行补选，可是…，话是可以这么说的吗？首相甫从外国回来就赶往乌雪辅选，说了很多没太多养分的话，但最让人印象深刻的，莫过于宣称对在野党连他们的内裤也知道得一清二楚了。不清楚我们是应该表示羡慕好呢？还是应该表示嫉妒好？
Saturday, March 27, 2010
《人生如戏》>>27/03/2010《"马华，我爱你！"》周嘉惠
《"马华，我爱你！"》>>>周嘉惠
假如在这时候还来谈“无政府主义”似乎有点不合时宜，虽然“无政府”被标签成混乱、虚无、道德沦丧的同义词，确实是有点冤枉的。在我个人的认知中，无政府主义者对于生活的追求是主动的，不像今天一般的老百姓那样，顶多只是消极且被动地在咖啡店骂政府的娘，骂生活的娘，骂老板的娘。
我觉得，在报上写评论文章的人就很具有点无政府主义者的主动精神。当然，敲敲键盘或摇摇笔杆就能换取一定的稿费、名声，以及达到消磨时间的目的，或许也能算是写作额外的附加价值。
对大多数在报上写文章的人来说，投稿的最主要推动力，恐怕不是来自于稿费、名誉，或消磨时间。按照几位同样有投稿经验的朋友的说法，以及个人的推敲所得，我猜想，为了满足传达个人意见的欲望，应该才是最主要的原因。
然而，今天社会上的冷漠，除了表现在远亲、近邻同样不值得期待，在报章言论版面上讨论的稀少更是一个明显的标志。这往往让写作人不自禁地感觉纳闷，怎么自己费了老大的劲儿写出的成果，居然就像是在对着墙壁自言自语呢？
传达意见只是表象，交流意见才是核心。达不到交流目的的写作，终归满足不了一般写作人“传达个人意见”的欲望。狗吠火车其实盼的也是火车偶尔会传来“嘟”的一声“回响”，何况是人？
为了达到交流的目的，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写作人，不时主动地以敏感的课题，或挑衅的语句，企图刺激读者的神经线。目的其实很简单，无非是希望能够唤起共鸣，即使没有共鸣也希望有人会忍不住拍马而上，交流一下意见。可惜很多时候还是对牛弹琴般的毫无反应，偶尔有反应了，却又几乎无一例外的根本不理会对方的逻辑与立场，一心只是想到要“赢”，完全达不到交流的目的。数年前曾经因为文章中一句尼采的话引来回应，可惜对方摆出的姿态就是“我对你错”，“我赢你输”；我这个人并没有太强烈的胜负心，既然无意交流，那就别浪费大家的时间，要赢就让你赢吧。那篇文章“让你赢”的意见被编辑删改得烟消云灭、不露痕迹，恐怕最后大家都不知所云，什么目的也没达到。白白浪费了时间精力，十分遗憾。
不久前，一位在电子报上写文章的朋友，发表了一篇题目为《华人的问题》（http://www.merdekareview.com/news/n/12585.html）的文章，信心满满地以为这下子捅了马蜂窝，总得被乱箭射成刺猬了吧？不料却连一则回应都没有。朋友十分泄气，问我现今的读者到底是冷漠？还是麻木？是否该写篇《马华，我爱你！》才会有反应？对于他的疑问，坦白说，我真的没有任何可靠的答案可以提供。
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假如这家伙果真写了这么恶心的文章，我第一个就绝对不回应他！
27/03/2010 《南洋商报》《南言》版
附：真是凑巧，《华人的问题》有人回应了，可惜又是个条件反射式的回应。本想去插几句话，但《独立在线》规定得先注册才允许留言，还是算了吧。
假如在这时候还来谈“无政府主义”似乎有点不合时宜，虽然“无政府”被标签成混乱、虚无、道德沦丧的同义词，确实是有点冤枉的。在我个人的认知中，无政府主义者对于生活的追求是主动的，不像今天一般的老百姓那样，顶多只是消极且被动地在咖啡店骂政府的娘，骂生活的娘，骂老板的娘。
我觉得，在报上写评论文章的人就很具有点无政府主义者的主动精神。当然，敲敲键盘或摇摇笔杆就能换取一定的稿费、名声，以及达到消磨时间的目的，或许也能算是写作额外的附加价值。
对大多数在报上写文章的人来说，投稿的最主要推动力，恐怕不是来自于稿费、名誉，或消磨时间。按照几位同样有投稿经验的朋友的说法，以及个人的推敲所得，我猜想，为了满足传达个人意见的欲望，应该才是最主要的原因。
然而，今天社会上的冷漠，除了表现在远亲、近邻同样不值得期待，在报章言论版面上讨论的稀少更是一个明显的标志。这往往让写作人不自禁地感觉纳闷，怎么自己费了老大的劲儿写出的成果，居然就像是在对着墙壁自言自语呢？
传达意见只是表象，交流意见才是核心。达不到交流目的的写作，终归满足不了一般写作人“传达个人意见”的欲望。狗吠火车其实盼的也是火车偶尔会传来“嘟”的一声“回响”，何况是人？
为了达到交流的目的，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写作人，不时主动地以敏感的课题，或挑衅的语句，企图刺激读者的神经线。目的其实很简单，无非是希望能够唤起共鸣，即使没有共鸣也希望有人会忍不住拍马而上，交流一下意见。可惜很多时候还是对牛弹琴般的毫无反应，偶尔有反应了，却又几乎无一例外的根本不理会对方的逻辑与立场，一心只是想到要“赢”，完全达不到交流的目的。数年前曾经因为文章中一句尼采的话引来回应，可惜对方摆出的姿态就是“我对你错”，“我赢你输”；我这个人并没有太强烈的胜负心，既然无意交流，那就别浪费大家的时间，要赢就让你赢吧。那篇文章“让你赢”的意见被编辑删改得烟消云灭、不露痕迹，恐怕最后大家都不知所云，什么目的也没达到。白白浪费了时间精力，十分遗憾。
不久前，一位在电子报上写文章的朋友，发表了一篇题目为《华人的问题》（http://www.merdekareview.com/news/n/12585.html）的文章，信心满满地以为这下子捅了马蜂窝，总得被乱箭射成刺猬了吧？不料却连一则回应都没有。朋友十分泄气，问我现今的读者到底是冷漠？还是麻木？是否该写篇《马华，我爱你！》才会有反应？对于他的疑问，坦白说，我真的没有任何可靠的答案可以提供。
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假如这家伙果真写了这么恶心的文章，我第一个就绝对不回应他！
27/03/2010 《南洋商报》《南言》版
附：真是凑巧，《华人的问题》有人回应了，可惜又是个条件反射式的回应。本想去插几句话，但《独立在线》规定得先注册才允许留言，还是算了吧。
Sunday, March 07, 2010
《人生如戏》>>26/02/2010《我们还可以期待知识分子吗？》周嘉惠
沈观仰老师
《我们还可以期待知识分子吗？》>>>周嘉惠
今日的专业人士无法代替传统知识分子，因为他们关注的不再是以“人”作为中心的世界，而更倾向于一种自我中心的、或非人的世界。当工业社会分工带来齐一化，加上科学的日益理性化和神圣化，难免带来种种教条主义与经验论的弊端，乃至以为所有科学的成就和人类的进步都应归功于理性，并企图以此来压制对立的思想和主张。启蒙时代以来，这种独尊科学的风气，导致诸神的隐退，而科学以外的真理，不论是以诗歌、神话或宗教做出的诠释，一概被消音。这种单元的局面并不利于我们与世界的对话。邱家金教授主张的单元文化爱国论，与此种风气有其异曲同工之“不妙”；不知学历史出身的邱教授在学界饱受科学教条的边缘化之后，何以还对单元文化的霸道表现得如此麻木不仁？
假如今天知识分子还没有绝种，现代社会似乎至少也已成功地将知识分子推向绝种的边缘，以致有类似雅各比（Russell Jacoby）发出的“最后的知识分子”的呼声。传统知识分子所关心的彼岸世界，成了现代性无法即时消费的奢侈品，而凡是不能马上消费或消化的不论具体还是抽象的物品、概念、文化，在今天都注定难以引起广泛的兴趣。在教育普及后，知识分子的知识背景也不再足以建立起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先知、伟大导师、甚至救世主般的威望；而且，就有如科学哲学家波普尔（Karl Popper）常强调的，科学知识是具有“可错性”的，但其他方面的知识不也是如此吗？知识确实不是真理，但它可以帮助我们更接近真理，否则我们只能继续受缚于自身的狭隘与无知。
今天我们比过去更明白知识分子不是先知、伟大导师或救世主，而且我们也不再要求有先知、伟大导师或救世主的打救或承诺。但是，假如我们对世界仍有一些追求与盼望，那还有谁是值得我们期待的？除了传统知识分子，还有谁是既有知识，又有德性，对世界抱有价值信念、终极关怀等普世精神的，加上具备自我反思、自我批判能力的呢？现代社会造成的精神危机让传统知识分子退出舞台中心，但偶尔听见一些微弱但铿锵有力的呼声，虽然不造成太大的影响，至少证明了人的良知不死。知识分子的少见或许只属于暂时性的现象，我们应该要有信心知识分子并没有绝种；就像曾于1898年被认为已经绝种，却在1948年又被重新发现的纽西兰泰卡鸡（Takahe）一样，我们期待着知识分子的卷土重来、东山再起。
无论如何，知识分子的乌托邦理想，总是一个值得期待兑现的承诺。柏拉图洞穴中的黑影也不全然就是幻像而已；再说，有影子表示光明就在不远处，未来还是乐观的。吾师徐岱教授认为，作为知识分子需要具备三个必要条件：1.良好的知识，2.对“善”的真诚关注，3. 持久的毅力。要满足这三个条件并不是天方夜谭，只要愿意，很多人都有这个潜能。
依愚见，邱家金教授爱说什么都应该有他的自由，任何人的发言权我们都理应给予尊重。与此同时，我们也不必为一些不中听的话太生气，尤其不必因为这些不中听的话是由一位教授说出来就生气。不就是教授而已嘛，又不是什么三头六臂的神仙，似乎不值得过于大惊小怪。我国的华文教育仍有改善的空间是个事实，有意见不妨提出供大家讨论，但华文教育岂会因为某个人说了几句不中听的话就崩溃了吗？当然不会的，我国华文教育什么时候变得如此脆弱了呢？同样道理，当伟大人物赞扬华文教育的成就，那也不值得我们洋洋得意、信以为真。我们要关注的焦点在于言论的实质内容，而不是发言人的立场，更无关发言人的社会地位；只有具备这样的态度才算得上实事求是，讨论方不至于动不动就陷入互丢泥巴的苦战之中。
姑且不论沈观仰先生对我个人这一句“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的评语到底有几分道理，但是坦白说，自己对知识分子确实还是有所期待的。你们又怎么看呢？
26/02/2010 《南洋商报》《南言》版
专栏《人生如戏》>>25/02/2010《社会型知识分子》周嘉惠
《社会型知识分子》>>>周嘉惠
上世纪80年英国文化界发动了“反知识分子”浪潮，保罗•约翰逊（Paul Johnson）的畅销书《知识分子》是很有代表性的。书中对卢梭、雪莱、易卜生、托尔斯泰、海明威、布莱希特、罗素、萨特、威尔逊、高兰茨、赫尔曼、乔姆斯基等广义的知识分子提出尖锐批评，指责他们为五斗米折腰，背叛了自己的良知。知识分子的警句亦被讥讽为“一种未经检验的、精神失常的思想，一种纯粹的夸张。”
当知识分子从自己的专业学科转向公众事物，约翰逊认为他们经常是表现得“愤愤不平而又语无伦次的”，而且“在许多梦想太平盛世的知识分子的生活中，似乎有着一个不祥的更年期、理智的断经期，这也许可以称之为理性的逃亡。”
确实，善的观念与善的行为、善的实践之间尚有一段距离。法国大革命时期兴起的雅各宾主义就是一个典型，博格斯（Carl Boggs）在《知识分子与现代性的危机》指出，这些狂热分子认为自己“概念中最主要的是知识分子作为社会变革的普罗米修斯式的代理人或者作为稳定和秩序的代理人的观念。”雅各宾们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忽视群众智慧与传统智慧，而往往“置‘实践理性’（practical reason）的原则于不顾，开始建立一个注定会走向其对立面的乌托邦――不负责任地摧毁深藏于几百年智慧之中的价值观。”其动机是善良的，目标也是值得称许的，但一旦违背了传统理性，大家就很需要对他们的作为再重新评估。
班达认为知识分子的作用“不是去改变世界，而是忠实于理想”，而知识分子对公正、真理、理性的观念都具有非实践性的特征。实践需要激情，而即使是出于善的激情，也不等同于善的观念，因此一旦激发出实践激情，就必定会失去知识分子的价值。那是不是意味着有行动冲动的知识分子都应该乖乖留在书斋中“坐着论道”？很明显，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忍受置身度外的压抑的。
萨义德所推崇的业余者心态，就是在解答知识分子应该以哪一种方式参与或涉入社会活动，日后方才不必蒙受背叛与幻灭之苦，同时不蒙受公开认错和忏悔之苦。虽然知识分子是以自己的信念和适当的识别来行事，但这并不保证了任何值得期许的成果。知识分子首先必须意识到自己毕竟只是凡人一名，不可自恋地认为“自己、自己的观点、自己的正直、自己表明的立场是最重要的。”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与参与和支持任何团体或运动并不起冲突，但过分的热忱可能导致宗教式的狂热，并因而失去知识分子应有的冷静，以及入乎其内、出乎其外的道德制高点，最终导致约翰逊所谓的“理性的逃亡”。
知识分子必须始终跟生活、群众与社会维持一种“若即若离”的接触，因为知识分子的信念与判断“来自工作，来自与他人、其他知识分子、基层运动、延续的历史、一套真正生活的联系感。”（萨义德语）过于热情固然不可，过于疏离也不行，脱离群众生活、不食人间烟火又怎么可能产生真诚的关切？既然我们都生活在世界之中，那一切就必须回归到这世界之中，尼采笔下的查拉图斯拉就决定下山，回到大地去思考世界；从世界之外捡到的现成缺乏感同身受的真实，只会让人觉得隔靴搔痒。换言之，知识分子应该与世界相濡以沫，但却需要自我边缘化、自我放逐，以维持一定的清醒，否则将无法担当起作为价值评估者、指导者和人类良知的担纲者的责任。
对于知识分子作为社会一份子的价值所在，科塞指出：“知识分子只有保持批判能力，与日常事务保持距离，并养成对终极价值而不是眼前价值的关注，才能够最充分地尽职于社会。”知识分子并不应该拒绝实际行动，但是他们必须牢记《知识分子的鸦片》所提醒的：“永远不忘对手的论证、未来的不确定、自己朋友的过错和战士之间隐藏的博爱。”
这显然是对知识分子提出了很高的标准，但又有谁曾经说过，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是好担当的呢？
延伸阅读：[法]朱利安•班达（Julien Benda）著，佘碧平译：《知识分子的背叛》La Trahison des Clercs。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25/02/2010 《南洋商报》《南言》版
上世纪80年英国文化界发动了“反知识分子”浪潮，保罗•约翰逊（Paul Johnson）的畅销书《知识分子》是很有代表性的。书中对卢梭、雪莱、易卜生、托尔斯泰、海明威、布莱希特、罗素、萨特、威尔逊、高兰茨、赫尔曼、乔姆斯基等广义的知识分子提出尖锐批评，指责他们为五斗米折腰，背叛了自己的良知。知识分子的警句亦被讥讽为“一种未经检验的、精神失常的思想，一种纯粹的夸张。”
当知识分子从自己的专业学科转向公众事物，约翰逊认为他们经常是表现得“愤愤不平而又语无伦次的”，而且“在许多梦想太平盛世的知识分子的生活中，似乎有着一个不祥的更年期、理智的断经期，这也许可以称之为理性的逃亡。”
确实，善的观念与善的行为、善的实践之间尚有一段距离。法国大革命时期兴起的雅各宾主义就是一个典型，博格斯（Carl Boggs）在《知识分子与现代性的危机》指出，这些狂热分子认为自己“概念中最主要的是知识分子作为社会变革的普罗米修斯式的代理人或者作为稳定和秩序的代理人的观念。”雅各宾们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忽视群众智慧与传统智慧，而往往“置‘实践理性’（practical reason）的原则于不顾，开始建立一个注定会走向其对立面的乌托邦――不负责任地摧毁深藏于几百年智慧之中的价值观。”其动机是善良的，目标也是值得称许的，但一旦违背了传统理性，大家就很需要对他们的作为再重新评估。
班达认为知识分子的作用“不是去改变世界，而是忠实于理想”，而知识分子对公正、真理、理性的观念都具有非实践性的特征。实践需要激情，而即使是出于善的激情，也不等同于善的观念，因此一旦激发出实践激情，就必定会失去知识分子的价值。那是不是意味着有行动冲动的知识分子都应该乖乖留在书斋中“坐着论道”？很明显，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忍受置身度外的压抑的。
萨义德所推崇的业余者心态，就是在解答知识分子应该以哪一种方式参与或涉入社会活动，日后方才不必蒙受背叛与幻灭之苦，同时不蒙受公开认错和忏悔之苦。虽然知识分子是以自己的信念和适当的识别来行事，但这并不保证了任何值得期许的成果。知识分子首先必须意识到自己毕竟只是凡人一名，不可自恋地认为“自己、自己的观点、自己的正直、自己表明的立场是最重要的。”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与参与和支持任何团体或运动并不起冲突，但过分的热忱可能导致宗教式的狂热，并因而失去知识分子应有的冷静，以及入乎其内、出乎其外的道德制高点，最终导致约翰逊所谓的“理性的逃亡”。
知识分子必须始终跟生活、群众与社会维持一种“若即若离”的接触，因为知识分子的信念与判断“来自工作，来自与他人、其他知识分子、基层运动、延续的历史、一套真正生活的联系感。”（萨义德语）过于热情固然不可，过于疏离也不行，脱离群众生活、不食人间烟火又怎么可能产生真诚的关切？既然我们都生活在世界之中，那一切就必须回归到这世界之中，尼采笔下的查拉图斯拉就决定下山，回到大地去思考世界；从世界之外捡到的现成缺乏感同身受的真实，只会让人觉得隔靴搔痒。换言之，知识分子应该与世界相濡以沫，但却需要自我边缘化、自我放逐，以维持一定的清醒，否则将无法担当起作为价值评估者、指导者和人类良知的担纲者的责任。
对于知识分子作为社会一份子的价值所在，科塞指出：“知识分子只有保持批判能力，与日常事务保持距离，并养成对终极价值而不是眼前价值的关注，才能够最充分地尽职于社会。”知识分子并不应该拒绝实际行动，但是他们必须牢记《知识分子的鸦片》所提醒的：“永远不忘对手的论证、未来的不确定、自己朋友的过错和战士之间隐藏的博爱。”
这显然是对知识分子提出了很高的标准，但又有谁曾经说过，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是好担当的呢？
延伸阅读：[法]朱利安•班达（Julien Benda）著，佘碧平译：《知识分子的背叛》La Trahison des Clercs。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25/02/2010 《南洋商报》《南言》版
专栏《人生如戏》>>23、24/02/2010《书斋里的知识分子》周嘉惠
《书斋里的知识分子》>>>周嘉惠
大学这个大型书斋，固然是知识的生产工厂（胡适早在北京大学任教时代就发过如此怨言）、国家劳动力的训练中心，却也同时是知识分子的摇篮。因此，从大学出发来检验萨义德“知识分子不是专业人士”的宣言显然是合宜的。
“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是一种书斋环境内的理想，但在现实中大学却蜗居了不少不食人间烟火的书呆子，甚至连书都读不好、教不好的“学府怪客”。假如这些人被指责是“伪知识分子”，那也许还是有点冤枉的。如前所述，“知识分子”不是一种可以自我标榜的身份，名片上可以印上博士、博士生导师、教授等等名衔，但至今还没见过把“知识分子”印上名片的。假如有朝一日不幸果真见到这种名片，那递名片者绝对是心怀鬼胎、意图不轨的，必须提高警惕。
西方并没有像亚洲般对高等学府那么的充满幻想，学者也不背负着过多的社会期望。如萨义德这类行动、理论兼备的学者出现在西方的著名大学，实际上份属一种偶然现象多于必然现象。在萨义德之后，试问西方世界中这类学者的代表还有几人？其“可遇不可求”的现象就很好地说明了它的偶然性特质。
即使排除“学府怪客”不论，在大学里的学者也并非人人全都是胸怀大志、热情激昂的一群，他们可能不过是像香港特首曾荫权宣称的那样，纯粹只想“打好尼份工”。谁有这个义务去满足其他人的想象与期望呢？他们一心只想“打好尼份工”，这和在社会上“混口饭吃”的市井小民心态无二，什么价值信念、普世精神、终极关怀，可能想都没想过，或者只是如英国作家奥威尔婉转责备的：顶多“只是一个’关心的’旅游者”。假如对他们心存知识分子的幻想，那除了是强人所难，也许更多表现的其实是我们主观的自作多情与一厢情愿。
科塞在著作《理念人》更毫不客气地指出：“并不是所有这些持有博士学位的教授都可以被认为是知识分子，这不仅因为许多人的活动和专业工作很容易显示出他们狭隘的知识眼界，而且还因为他们也不把自己看做知识分子。”有人把“知识分子”的称号视为荣誉，但也肯定有人根本不曾在乎过，甚至把它当成一种毫无意义的虚名。
大学里的学者如果抱的只是一种打工心态，持平而论，他们确实也有如此自主权。那就难怪在这书斋里，“他们中的许多人注定成为实用知识的零售商而不是思想观念的生产者。”（科塞语）了解到这样的现实，虽然难免会感觉有点失落，但我们应该尊重某些学者做出这样的选择。
远者如马克思、达尔文、叔本华，近者如我国的拉惹柏特拉等都不是学院中人，但他们也分别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可见知识分子并不是高等学府的“特产”。然而，大学这个摇篮还是可以产生知识分子的，只要大学中“自由”的条件尚存，知识分子的机会之门就仍然敞开着。以中国的大学为例，问题是“自由”真的存在吗（为什么不以我国的大学为例？请大家自由发挥想象力。）？把研究成果和金钱挂钩、论文的发表等同“计工分”、学术与学风江河日下（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竟把Chiang Kai-Shek蒋介石误当成’常凯申’！），这种时代乱像不代表着自由，绝对不是。如此摇篮里能培育出真正的知识分子吗？那是难以想象的事。
班达在《知识分子的背叛》早已提出警告：“一旦所有社会成员都被局限在世俗劳役之中，那么这个社会必然会急剧走向堕落。”今日中国面对的许多问题，至少部分原因应该可以追溯到学者、知识分子都被大学制度“局限在世俗劳役之中”。有关当局应该意识到，如果没有良好的教育为后盾，没有知识分子适时地在大家自我感觉良好之际提出警告，再伟大的经济成就，充其量也只是虚肿一场而已。然而回过头来看，我国既没有太伟大的经济成就，但却又不见得太把学者当一回事（最近高教部长怒批马大校长予人深刻印象），说真话的公共良心更是经常要让亲朋戚友担心什么时候会被内安法令找上门，这难免给人一种不想在国际社会中混下去的心寒感觉。
没有人可以靠着“知识分子”的光环来进行光合作用而生活下去，职业对大多数人来说都还是必须品。我们必须兼顾现实与理想，但在不合理的制度下能够怎么办呢？萨义德建议抱着业余者的心态进行反思，“不再做被认为是该做的事，而是问为什么做这件事。”知识分子首先必须是个人，不是傀儡，而追问“为什么”会是个好的起点。
在这狼的时代里，不论是在书斋之内还是之外，我们确实都更应该多学习一点人的精神。这原本就是作为一个人的最基本责任啊！
延伸阅读：[美]刘易斯•科塞（Lewis Coser）著，郭方等译：《理念人》Men of Ideas。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
23、24/02/2010 《南洋商报》《南言》版
附：文章太长，被分成两天刊出。
大学这个大型书斋，固然是知识的生产工厂（胡适早在北京大学任教时代就发过如此怨言）、国家劳动力的训练中心，却也同时是知识分子的摇篮。因此，从大学出发来检验萨义德“知识分子不是专业人士”的宣言显然是合宜的。
“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是一种书斋环境内的理想，但在现实中大学却蜗居了不少不食人间烟火的书呆子，甚至连书都读不好、教不好的“学府怪客”。假如这些人被指责是“伪知识分子”，那也许还是有点冤枉的。如前所述，“知识分子”不是一种可以自我标榜的身份，名片上可以印上博士、博士生导师、教授等等名衔，但至今还没见过把“知识分子”印上名片的。假如有朝一日不幸果真见到这种名片，那递名片者绝对是心怀鬼胎、意图不轨的，必须提高警惕。
西方并没有像亚洲般对高等学府那么的充满幻想，学者也不背负着过多的社会期望。如萨义德这类行动、理论兼备的学者出现在西方的著名大学，实际上份属一种偶然现象多于必然现象。在萨义德之后，试问西方世界中这类学者的代表还有几人？其“可遇不可求”的现象就很好地说明了它的偶然性特质。
即使排除“学府怪客”不论，在大学里的学者也并非人人全都是胸怀大志、热情激昂的一群，他们可能不过是像香港特首曾荫权宣称的那样，纯粹只想“打好尼份工”。谁有这个义务去满足其他人的想象与期望呢？他们一心只想“打好尼份工”，这和在社会上“混口饭吃”的市井小民心态无二，什么价值信念、普世精神、终极关怀，可能想都没想过，或者只是如英国作家奥威尔婉转责备的：顶多“只是一个’关心的’旅游者”。假如对他们心存知识分子的幻想，那除了是强人所难，也许更多表现的其实是我们主观的自作多情与一厢情愿。
科塞在著作《理念人》更毫不客气地指出：“并不是所有这些持有博士学位的教授都可以被认为是知识分子，这不仅因为许多人的活动和专业工作很容易显示出他们狭隘的知识眼界，而且还因为他们也不把自己看做知识分子。”有人把“知识分子”的称号视为荣誉，但也肯定有人根本不曾在乎过，甚至把它当成一种毫无意义的虚名。
大学里的学者如果抱的只是一种打工心态，持平而论，他们确实也有如此自主权。那就难怪在这书斋里，“他们中的许多人注定成为实用知识的零售商而不是思想观念的生产者。”（科塞语）了解到这样的现实，虽然难免会感觉有点失落，但我们应该尊重某些学者做出这样的选择。
远者如马克思、达尔文、叔本华，近者如我国的拉惹柏特拉等都不是学院中人，但他们也分别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可见知识分子并不是高等学府的“特产”。然而，大学这个摇篮还是可以产生知识分子的，只要大学中“自由”的条件尚存，知识分子的机会之门就仍然敞开着。以中国的大学为例，问题是“自由”真的存在吗（为什么不以我国的大学为例？请大家自由发挥想象力。）？把研究成果和金钱挂钩、论文的发表等同“计工分”、学术与学风江河日下（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竟把Chiang Kai-Shek蒋介石误当成’常凯申’！），这种时代乱像不代表着自由，绝对不是。如此摇篮里能培育出真正的知识分子吗？那是难以想象的事。
班达在《知识分子的背叛》早已提出警告：“一旦所有社会成员都被局限在世俗劳役之中，那么这个社会必然会急剧走向堕落。”今日中国面对的许多问题，至少部分原因应该可以追溯到学者、知识分子都被大学制度“局限在世俗劳役之中”。有关当局应该意识到，如果没有良好的教育为后盾，没有知识分子适时地在大家自我感觉良好之际提出警告，再伟大的经济成就，充其量也只是虚肿一场而已。然而回过头来看，我国既没有太伟大的经济成就，但却又不见得太把学者当一回事（最近高教部长怒批马大校长予人深刻印象），说真话的公共良心更是经常要让亲朋戚友担心什么时候会被内安法令找上门，这难免给人一种不想在国际社会中混下去的心寒感觉。
没有人可以靠着“知识分子”的光环来进行光合作用而生活下去，职业对大多数人来说都还是必须品。我们必须兼顾现实与理想，但在不合理的制度下能够怎么办呢？萨义德建议抱着业余者的心态进行反思，“不再做被认为是该做的事，而是问为什么做这件事。”知识分子首先必须是个人，不是傀儡，而追问“为什么”会是个好的起点。
在这狼的时代里，不论是在书斋之内还是之外，我们确实都更应该多学习一点人的精神。这原本就是作为一个人的最基本责任啊！
延伸阅读：[美]刘易斯•科塞（Lewis Coser）著，郭方等译：《理念人》Men of Ideas。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
23、24/02/2010 《南洋商报》《南言》版
附：文章太长，被分成两天刊出。
专栏《人生如戏》>>22/02/2010《知识分子与专业人士》周嘉惠
萨义德
缘起：不久前因为我国著名历史学者邱家金教授提出的一些言论，在华社掀起轩然大波。据个人浅见，这主要关系到大家对邱教授社会定位的认知与期盼出现落差之故。在此无意对邱教授言论再加以置喙，只是希望对“知识分子”的定位进行一个探讨。在厘清学者并不等同于知识分子后，相信许多人就会对邱教授的言论顿感心平气和。“知识分子”是个耳熟能详的名词，但什么是知识分子呢？这里将以四篇短文表述我个人的看法。
《知识分子与专业人士》>>>周嘉惠
从古至今，由西到中，不论是文人、爱智者、智者、学者、知识分子或专业人士，将这些称谓串连起来的核心就是“知识”。孔子强调“智、仁、勇”，亚里斯多德在《尼各马科伦理学》也有“智慧是一种德性”（1105）的说法，智慧是知识的升华，由此亦可见“知识”向来就是被高度重视的一个元素。但是，上述各种同样都是具有知识的人，给予我们的印象却大不相同。知识分子的光环让人投以怀疑的眼神已不是昨天才发生的事，但是似乎也唯有“知识分子”过去高大形象的消退，最让人耿耿于怀。原因并不难理解，因为知识分子除了知识以外，还拥有一些其他重要的素质，譬如德性。再说，专业人士的出现，无疑也模糊了知识分子的面容。
所谓“知识分子”，从一开始就不是一种可以自我标榜的身份，而是安置在他人身上的一种标签。鲍曼（Zygmunt Bauman）在《立法者与诠释者》一书中给知识分子下的定义值得我们参考，他认为知识分子和知识之间的密切关系，因而“赋予知识分子角色一种权利（和责任）：他们超越了各种不同的帮派利益和世俗的宗教主义，以理性代言人的名义，向全体国民说话。这种密切关系还把唯一的正确性和道德威望赋予了他们，只有作为理性的代言人，才能被赋予这种正确性和权威性。”
鲍曼在此处划定的“全体国民”显然是一个不必要的限制。知识分子说话的对象不应该只局限在某一个特定圈子，他需要具备的是更普世性的关怀。已故美国著名学者萨义德认为知识分子更应该“代表着穷人、下层社会、没有声音的人、无权无势的人”，同时主张“不管个别知识分子的政党隶属、国家背景、主要效忠对象为何，都要固守有关人类苦难和迫害的真理标准。” 就班达（Lewis Benda）的标准而言，知识分子最主要的价值，“举其荦荦大者，有公正、真理、理性。”
诚然，任何给予知识分子的定义，都不可能超越时空而成为永恒绝对的定义，否则即犯上了怀海特（Alfred N. Whitehead）所说的“完美字典的谬误”（the fallacy of the perfect dictionary）。实际上，更值得我们关心的问题是，正如我国民间学者沈观仰先生于2000年8月27日借《南洋商报》所提出的：在今天知识分子真的没落了吗？假如没落了，我们是否应该接着问：那么，知识分子还值得我们期待吗？
在现代社会中，传统知识分子似乎都被市场经济淹没了，取而代之的是技术专家治国型的专业人士。《知识分子与现代性的危机》一语道破，专业人士关心的是“技术作用而非批判作用，统治而非激进变革，组织效率而非意识形态的功能性，适应而非对立。”传统知识分子是文化创造人，专业人士则提供工具性知识；传统知识分子关心“应该是什么？”（ought）的伦理问题，专业人士则关心“是什么？”（is）的知识问题；传统知识分子重视事物的终极价值，专业人士重视的是事物的工具价值，或者可提供交易的价格。
自斯多葛派之后，二千年来知识分子都在贬斥现实主义激情、倡导超越性，然而，传统知识分子的普世精神、终极关怀并不具备经济价值，因而在现代社会似乎已失去了应有的空间。可是，萨义德直言：“知识分子不是专业人士。”人文关怀与经济价值原就不应该相提并论。当然，他指的是知识分子与专业人士之间完全不存在交集的极端情况，但在现实中两者往往却并不是两条平行线。
两者之间的关系确实有点模棱两可，常让人弄不清楚孰是珍珠孰是鱼目。大学教授可算是专业人士吗？怎么样的教授才攀得上知识分子的殿堂？这对我们的眼界的确是一种考验。在此不妨根据吾师徐岱教授在课上提出的建议，且把知识分子分成书斋型和社会型两大类来考虑。我将在接下来的篇章中尝试个别做思考。
延伸阅读：[美]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W. Said）著，单德兴译：《知识分子论》Representation of the Intellectual。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
22/02/2010 《南洋商报》《南言》版
附：原题为《知识分子还值得期待吗？》，文章一分为四，《南洋商报》连续五天刊出。
专栏《人生如戏》>>19/02/2010《你是马来西亚人，你快乐吗？》周嘉惠
《你是马来西亚人，你快乐吗？》>>>周嘉惠
香港政治经济风险评估顾问公司（PERC）于正月初公布一项针对我国的报告，直指我国政局正趋向不稳定。在忍耐了一个月后，副首相终于强烈反驳这项报告是“荒谬的”、“没有根据”、“胡说八道”、“不了解我国政治局势情况”、“另有议程”。副首相也认为，这些“坐在香港的某个角落的圆桌上拟定报告”的人应该亲自到马来西亚看看，这里并没有他们所指的政治不稳定和种族问题，人民都生活得很快乐。
看了报章上对副首相义正词严反驳的报道之后，突然有个问号出现在头上，马来西亚人民真的都生活得很快乐吗？我们都在快乐些什么呢？
去年外交部不是还告知国会，从2008年3月到2009年八月间，共有30万国民为了更好的教育、就业机会、商业机会移居海外吗？这说明了什么呢？是这些国民嫌在我国的生活不快乐吗？还是海外的生活更快乐呢？
大马工程师协会上个月底在芙蓉办了一场两天的训练课程，美其名为了“服务业外输”，实际是意识到前景黯淡，必须向外发展。工程师大概称得上是国家建设的第一线人员吧？假如连这些专业人士都觉得快混不下去，需要往外看了，那意味着什么还需要多说吗？一个停滞、空转的经济，真的会让人民感觉快乐吗？
假如记忆力还可以，请回想一下二十年前任何行业的起薪，然后摸着良心问：同等学历在相同行业的社会新鲜人，今天可以获得的起薪差别有多少？在这二十年间通货膨胀率又是多少？简直不成比例！当然，所谓的通货膨胀率不是指官方宣布的动人数字，那种数字的意义不大。简单一些，去比较一下这二十年来每个打工族日常吃的杂菜饭的价格变化吧，即使数学白痴也会感觉到头皮发紧。
PERC报告书中提到的种种坏消息，例如战斗机引擎失窃、司法廉正争议等，多数神经麻木的国民对于这种大课题可能并不以为意。但不妨问问四周的人，有哪一个家庭不曾有成员被偷、遭抢？当关系到切身的安全时，面对如此惊人的治安败坏程度，人民真的会快乐吗？
希望副首相能够抽出宝贵的时间，从布城的办公桌移步到平民百姓生活的人间世，好向大家解释一下，我们所不懂的，马来西亚人民到底都在快乐些什么呢？
19/02/2010 《南洋商报》《南言》版
附：原本投的是《言论》版，但编辑把文章放在专栏。
香港政治经济风险评估顾问公司（PERC）于正月初公布一项针对我国的报告，直指我国政局正趋向不稳定。在忍耐了一个月后，副首相终于强烈反驳这项报告是“荒谬的”、“没有根据”、“胡说八道”、“不了解我国政治局势情况”、“另有议程”。副首相也认为，这些“坐在香港的某个角落的圆桌上拟定报告”的人应该亲自到马来西亚看看，这里并没有他们所指的政治不稳定和种族问题，人民都生活得很快乐。
看了报章上对副首相义正词严反驳的报道之后，突然有个问号出现在头上，马来西亚人民真的都生活得很快乐吗？我们都在快乐些什么呢？
去年外交部不是还告知国会，从2008年3月到2009年八月间，共有30万国民为了更好的教育、就业机会、商业机会移居海外吗？这说明了什么呢？是这些国民嫌在我国的生活不快乐吗？还是海外的生活更快乐呢？
大马工程师协会上个月底在芙蓉办了一场两天的训练课程，美其名为了“服务业外输”，实际是意识到前景黯淡，必须向外发展。工程师大概称得上是国家建设的第一线人员吧？假如连这些专业人士都觉得快混不下去，需要往外看了，那意味着什么还需要多说吗？一个停滞、空转的经济，真的会让人民感觉快乐吗？
假如记忆力还可以，请回想一下二十年前任何行业的起薪，然后摸着良心问：同等学历在相同行业的社会新鲜人，今天可以获得的起薪差别有多少？在这二十年间通货膨胀率又是多少？简直不成比例！当然，所谓的通货膨胀率不是指官方宣布的动人数字，那种数字的意义不大。简单一些，去比较一下这二十年来每个打工族日常吃的杂菜饭的价格变化吧，即使数学白痴也会感觉到头皮发紧。
PERC报告书中提到的种种坏消息，例如战斗机引擎失窃、司法廉正争议等，多数神经麻木的国民对于这种大课题可能并不以为意。但不妨问问四周的人，有哪一个家庭不曾有成员被偷、遭抢？当关系到切身的安全时，面对如此惊人的治安败坏程度，人民真的会快乐吗？
希望副首相能够抽出宝贵的时间，从布城的办公桌移步到平民百姓生活的人间世，好向大家解释一下，我们所不懂的，马来西亚人民到底都在快乐些什么呢？
19/02/2010 《南洋商报》《南言》版
附：原本投的是《言论》版，但编辑把文章放在专栏。
Sunday, February 14, 2010
专栏《人生如戏》>>12/02/2010《知识与感觉》周嘉惠
《知识与感觉》>>>周嘉惠
古埃及绘画中的人像总是让人看后感觉有点怪怪的，但又说不出怪在哪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最近看了一本书《艺术发展史》，对此现象有很好的解释，于本人颇有醍醐灌顶、茅塞顿开之功效：原来古埃及艺术不是立足于艺术家在一个特定的时刻所能看到的东西，而是立足于他所知道的为一个人或一个场面所具有的东西。所以，在画人的时候，这些艺术家都会从最具有特性的角度去表现：侧面的头部，然后一只正面的眼睛被放在侧面的脸上。肩膀和胸膛是正面的，而胳膊和腿是侧面的。换言之，艺术家用清楚的轮廓线表现了自己对人体的知识。
艺术随着时间的脚步慢慢发展，待传到毕加索等现代艺术家，他们要表现的不再是自己对事物的知识，而是对事物的感觉。用画笔表述一只具体的手，远比表述对这一只手的感觉来得容易把握，也容易让人理解；毕加索的抽象画并不是乱涂鸦，只不过我们一般人没这个修养去欣赏大师对事物的感觉而已。
用最简短的话来说明，一部西方艺术发展史，实际上就是艺术家的表达从“所知”到“所感”的变化过程。这是作者贡布里希透过《艺术发展史》告诉读者的讯息。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关于艺术的故事暂且按下。
政府最近宣布国家要转型，而且说出了许多大家窝在心里已久，却又不敢道破的秘密，虽然如梦初醒，毕竟是句受用的人话。譬如长期受人民垢病的新经济政策，才在不久前还被政府耍得虎虎生风当撒手锏，现在居然承认这项政策不单只是非土著不满意，原来它也并没让土著满意。不论这个表白是被全球化的大势所逼，还是突然良心发现，终究很令人感动。可见生活在丛林世界的日子长了，做人的要求会衰减到几乎没有底线的地步，很容易受感动。
无论如何，政府终于承认一些事实，表示达官贵人还是跟我们生活在同一个星球上，并没有完全脱离现实。政府勇敢表达了其“所知”，这应该视为一个有积极意义的正面讯息。
但是，对于前首相特别事务官公开说我国华人都是婊子的后代、印度同胞都是乞丐的后人，然后当天晚上就被首相下令辞职谢罪，这件事透露的又是什么玄机呢？我必须说明上一句转述只是个人的诠释，他的原话据报道是指早年来马的“印裔是为了乞讨，华裔是为了卖身”。但我“感觉”项庄今回舞剑，意在说明我们这些“外来者”的血统不甚高贵。大家应该要明白，骂娘的打击目标从来都不是娘，而是身为子女者。
我在想，纳西尔当时在“促进一个马来西亚”研讨会上告诉我们的，是他的“所知”？还是他的“所感”？关于“知”的部分，遗憾的是我国著名爱国历史学者邱家金，似乎没有针对此事发挥专长，以提高大家对我们先人历史的认识。至于“感觉”的部分，那才是耐人寻味的重点，到底是什么导致纳西尔有这样奇怪的感觉呢？
在西方艺术史上，从所知到所感是一种进化。而在我国的生活现实中，政府能够承认一些大家心照不宣的事实固然也算是进步，但假如不真心诚意地去面对人民的感觉问题，那绝对是“其行不远”的。如果不拿出魄力做点实事，而只是虚幌两枪让大家喝彩一阵，那么“一个马来西亚”的口号，跟过去伟大人物提出的无数口号一样，不论多动听都好，终究只是一句口号而已。
延伸阅读：[英]贡布里希E.H. Gombrich：《艺术发展史》（The Story of Art），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6年。
12/02/2010 《南洋商报》《南言》版
古埃及绘画中的人像总是让人看后感觉有点怪怪的，但又说不出怪在哪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最近看了一本书《艺术发展史》，对此现象有很好的解释，于本人颇有醍醐灌顶、茅塞顿开之功效：原来古埃及艺术不是立足于艺术家在一个特定的时刻所能看到的东西，而是立足于他所知道的为一个人或一个场面所具有的东西。所以，在画人的时候，这些艺术家都会从最具有特性的角度去表现：侧面的头部，然后一只正面的眼睛被放在侧面的脸上。肩膀和胸膛是正面的，而胳膊和腿是侧面的。换言之，艺术家用清楚的轮廓线表现了自己对人体的知识。
艺术随着时间的脚步慢慢发展，待传到毕加索等现代艺术家，他们要表现的不再是自己对事物的知识，而是对事物的感觉。用画笔表述一只具体的手，远比表述对这一只手的感觉来得容易把握，也容易让人理解；毕加索的抽象画并不是乱涂鸦，只不过我们一般人没这个修养去欣赏大师对事物的感觉而已。
用最简短的话来说明，一部西方艺术发展史，实际上就是艺术家的表达从“所知”到“所感”的变化过程。这是作者贡布里希透过《艺术发展史》告诉读者的讯息。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关于艺术的故事暂且按下。
政府最近宣布国家要转型，而且说出了许多大家窝在心里已久，却又不敢道破的秘密，虽然如梦初醒，毕竟是句受用的人话。譬如长期受人民垢病的新经济政策，才在不久前还被政府耍得虎虎生风当撒手锏，现在居然承认这项政策不单只是非土著不满意，原来它也并没让土著满意。不论这个表白是被全球化的大势所逼，还是突然良心发现，终究很令人感动。可见生活在丛林世界的日子长了，做人的要求会衰减到几乎没有底线的地步，很容易受感动。
无论如何，政府终于承认一些事实，表示达官贵人还是跟我们生活在同一个星球上，并没有完全脱离现实。政府勇敢表达了其“所知”，这应该视为一个有积极意义的正面讯息。
但是，对于前首相特别事务官公开说我国华人都是婊子的后代、印度同胞都是乞丐的后人，然后当天晚上就被首相下令辞职谢罪，这件事透露的又是什么玄机呢？我必须说明上一句转述只是个人的诠释，他的原话据报道是指早年来马的“印裔是为了乞讨，华裔是为了卖身”。但我“感觉”项庄今回舞剑，意在说明我们这些“外来者”的血统不甚高贵。大家应该要明白，骂娘的打击目标从来都不是娘，而是身为子女者。
我在想，纳西尔当时在“促进一个马来西亚”研讨会上告诉我们的，是他的“所知”？还是他的“所感”？关于“知”的部分，遗憾的是我国著名爱国历史学者邱家金，似乎没有针对此事发挥专长，以提高大家对我们先人历史的认识。至于“感觉”的部分，那才是耐人寻味的重点，到底是什么导致纳西尔有这样奇怪的感觉呢？
在西方艺术史上，从所知到所感是一种进化。而在我国的生活现实中，政府能够承认一些大家心照不宣的事实固然也算是进步，但假如不真心诚意地去面对人民的感觉问题，那绝对是“其行不远”的。如果不拿出魄力做点实事，而只是虚幌两枪让大家喝彩一阵，那么“一个马来西亚”的口号，跟过去伟大人物提出的无数口号一样，不论多动听都好，终究只是一句口号而已。
延伸阅读：[英]贡布里希E.H. Gombrich：《艺术发展史》（The Story of Art），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6年。
12/02/2010 《南洋商报》《南言》版
Friday, January 29, 2010
专栏《人生如戏》>>16/01/2010《哲学的退隐？》周嘉惠
《哲学的退隐？》>>>周嘉惠
稍早前，吉隆坡的陈氏书院办了一门短期课程，那是由年轻学者薛承兴博士（一般人称呼他Tony）主讲的政治哲学课，据说反应相当热烈。当时我已远赴中国深造，错过了这个难得的文化盛筵。后来却在机缘巧合之下，在“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西湖”的人间天堂跟Tony会了面，正好印证古人说的那句名言：“有缘千里来相会”。
Tony虽然是新加坡人，但他认同“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道理，坚持新马一家的理念，所以来到吉隆坡一间高校任教，课余则开办上述的课程，也曾经为一群哲学爱好者导读海德格尔的哲学。Tony的学历十分富传奇性，他的学士、硕士学位都是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哲学系修读的，而博士学位则由欧洲研究院颁予。
位于瑞士的欧洲研究院，从1994年创校以来，只怕Tony是唯一来自新马的毕业生，这就难怪我们对这间国际顶尖学府感到陌生了。欧洲研究院跟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有直接的渊源，其创办人包括20世纪鼎鼎大名的欧陆哲学家德里达、里奥塔等，今天的讲师也都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嫡系传人，人人功力深厚、享誉学术界。
在这样一种氛围中，Tony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海德格尔的本体论与政治》，并于2009年一月在美国出版（http://www.amazon.com/Community-without-Identity-Ontology-Heidegger/dp/0981946208）。毕业后他先是在上海的一间高校英文系教学，过后来到吉隆坡教“国际关系”，却始终无缘在他最专长的哲学领域一展身手，跟学生谈海德格尔、谈德勒兹。
在杭州逗留的短短一天半之中，我们拜见了目前在中国艺术批评界手屈一指的沈语冰教授。我早前有幸修过沈老师的美学课，所以就趁机为双方见面穿针引线，结果大家畅谈了一个晚上，宾主尽欢而归。除此之外，在杭州天寒地冻的岁末，Tony与我也在啤酒的助兴下，谈了许多个人的计划，一舒胸中抱负。实际上对社会有所关怀，并不一定就是受到法兰克福学派影响的缘故，社会确实需要更多人愿意站出来充当公共良心，而群众也需要觉醒，否则国家的前景实是灰暗一片。在我们的认知中，哲学在这个环节足以起到恰如其分的作用。
以马来西亚的收入来供养新加坡家人的开销，如此收支是无法取得平衡的。无可奈何之下Tony已于今年元月返回新加坡，但是答应日后只要有此需求，他乐意本着“新马一家”的情怀，不时到马来西亚贡献他个人的哲学素养。
我常在想，对于国内近来发生的种种乱像，群众是否依然一如既往在茶室发一发牢骚后就满足地回家睡觉？某些政客寡廉鲜耻的嚣张伟论不断，难道真的还能在21世纪受到青睐吗？马来西亚的大专院校容不下哲学系，我个人始终觉得十分不可思议。那吉隆坡这座城市呢？我们提供了金碧辉煌的空间让政客张牙舞爪，何以却无法为哲学筑起一座简陋的平台？
我们可以不要之乎者也的学院派哲学，但是我们脑袋不应该就此满足于装满浆糊、失去思维能力的一片空白。哲学的退隐，是否有人曾经考虑过，意味的极可能是我们的思维出了大问题？一个思维出了问题的国家或城市，即使不视其为耻辱，那究竟又是一种怎么样的悲哀呢？只能期望的是，退隐不代表永远消失，而是为重新出发作准备。
来到21世纪，我们应当拒绝继续被台上伟大人物的似是而非言论牵着鼻子走。是的，我们确实需要具备一些基本的哲学思维、独立思考能力。在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之始，希望这不只是我个人，而且也是国人共同的愿望。
16/01/2010 《南洋商报》《南言》版
稍早前，吉隆坡的陈氏书院办了一门短期课程，那是由年轻学者薛承兴博士（一般人称呼他Tony）主讲的政治哲学课，据说反应相当热烈。当时我已远赴中国深造，错过了这个难得的文化盛筵。后来却在机缘巧合之下，在“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西湖”的人间天堂跟Tony会了面，正好印证古人说的那句名言：“有缘千里来相会”。
Tony虽然是新加坡人，但他认同“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道理，坚持新马一家的理念，所以来到吉隆坡一间高校任教，课余则开办上述的课程，也曾经为一群哲学爱好者导读海德格尔的哲学。Tony的学历十分富传奇性，他的学士、硕士学位都是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哲学系修读的，而博士学位则由欧洲研究院颁予。
位于瑞士的欧洲研究院，从1994年创校以来，只怕Tony是唯一来自新马的毕业生，这就难怪我们对这间国际顶尖学府感到陌生了。欧洲研究院跟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有直接的渊源，其创办人包括20世纪鼎鼎大名的欧陆哲学家德里达、里奥塔等，今天的讲师也都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嫡系传人，人人功力深厚、享誉学术界。
在这样一种氛围中，Tony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海德格尔的本体论与政治》，并于2009年一月在美国出版（http://www.amazon.com/Community-without-Identity-Ontology-Heidegger/dp/0981946208）。毕业后他先是在上海的一间高校英文系教学，过后来到吉隆坡教“国际关系”，却始终无缘在他最专长的哲学领域一展身手，跟学生谈海德格尔、谈德勒兹。
在杭州逗留的短短一天半之中，我们拜见了目前在中国艺术批评界手屈一指的沈语冰教授。我早前有幸修过沈老师的美学课，所以就趁机为双方见面穿针引线，结果大家畅谈了一个晚上，宾主尽欢而归。除此之外，在杭州天寒地冻的岁末，Tony与我也在啤酒的助兴下，谈了许多个人的计划，一舒胸中抱负。实际上对社会有所关怀，并不一定就是受到法兰克福学派影响的缘故，社会确实需要更多人愿意站出来充当公共良心，而群众也需要觉醒，否则国家的前景实是灰暗一片。在我们的认知中，哲学在这个环节足以起到恰如其分的作用。
以马来西亚的收入来供养新加坡家人的开销，如此收支是无法取得平衡的。无可奈何之下Tony已于今年元月返回新加坡，但是答应日后只要有此需求，他乐意本着“新马一家”的情怀，不时到马来西亚贡献他个人的哲学素养。
我常在想，对于国内近来发生的种种乱像，群众是否依然一如既往在茶室发一发牢骚后就满足地回家睡觉？某些政客寡廉鲜耻的嚣张伟论不断，难道真的还能在21世纪受到青睐吗？马来西亚的大专院校容不下哲学系，我个人始终觉得十分不可思议。那吉隆坡这座城市呢？我们提供了金碧辉煌的空间让政客张牙舞爪，何以却无法为哲学筑起一座简陋的平台？
我们可以不要之乎者也的学院派哲学，但是我们脑袋不应该就此满足于装满浆糊、失去思维能力的一片空白。哲学的退隐，是否有人曾经考虑过，意味的极可能是我们的思维出了大问题？一个思维出了问题的国家或城市，即使不视其为耻辱，那究竟又是一种怎么样的悲哀呢？只能期望的是，退隐不代表永远消失，而是为重新出发作准备。
来到21世纪，我们应当拒绝继续被台上伟大人物的似是而非言论牵着鼻子走。是的，我们确实需要具备一些基本的哲学思维、独立思考能力。在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之始，希望这不只是我个人，而且也是国人共同的愿望。
16/01/2010 《南洋商报》《南言》版
专栏《人生如戏》>>21/12/2009《戏剧时代读剧本》周嘉惠
《戏剧时代读剧本》>>>周嘉惠
近来国内有这么多戏剧性的事情发生，真让人大开眼界。不是吗？以马华党争为例，各派人马对人性的揭示，着实出手不凡，恐怕古希腊三大悲剧作家看了都会叹为观止；首相在最后一分钟赶回国会“拯救”2010年财政预算案，懒惰的议员或议员的懒惰差一点就导致政府倒台，惊险度实不输好莱坞大片；干训局课程引发的罗生门，只怕连《罗生门》作者芥川龙之介都要自叹不如。
这么富戏剧性的一年，依愚见，2009年在历史上称为“马来西亚戏剧年”应当是非常实至名归的，值得史家们认真考虑。至于赵明福离奇坠楼毙命案，因为二度解剖报告未能及时完成，日前再次宣告展延至明年1月7日续审。趁着这中场休息的空挡，一时兴起随手拿了部剧本来读，好消消心头闷气。不料仔细读下去，觉得还蛮有味道的。独乐乐不如众乐乐，读到好书自当推荐给更多人认识，以增添社会的书香气。
此剧本题目为《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作者达里奥•福（Dario Fo）是意大利著名戏剧作家、演员、话剧导演、作曲家，也擅长舞台美术、服装设计、歌唱、舞蹈、乐器。这位全才型的艺术家也是1997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写过70多部剧本，其中包括讽刺剧、独幕滑稽剧、荒诞剧等等，而他的时事讽刺剧最为脍灸人口。
1969年米兰火车站发生炸弹爆炸案，嫌疑犯是一名无政府主义者，在受审期间突然从扣留所楼上很离奇地坠到大街上死亡。达里奥•福随即在记者和律师的帮助下收集了大量资料，以这案件为背景，创作了《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此剧在意大利公演时连演300场，观众超过30万人，连舞台两侧和幕后都挤满观众。
剧中的主人翁是一名患有妄想症的疯子（但不是傻瓜），在警察局接受问话时偶然接触到一份无政府主义者意外死亡的案卷，他随即乔装成最高法院的代表来复审案件，在旁敲侧击之下，心中有鬼的警察局长和警长最后漏出口风，承认所谓的“意外死亡”，实际上是警方对嫌疑犯严刑逼供时失手将其打死，于是将尸首从窗口扔下，然后向外宣称他是畏罪自杀。
剧中有一名精明的女记者，怀疑跳楼自杀的人，应当都会把手伸直来保护自己，因为那是“身体着地的瞬间绝对本能和自然的姿势”，所以死者的手和胳膊理应出现骨折现象。而且，自杀者身体坠落的抛物线应该也有所鉴定。当然，1969年的意大利警方哪知道什么身体坠落的抛物线？何况对方是个一心寻死的人！警长如此辩解似乎认为一心寻死的人就不会按照人性本能的方式着地。
所有秩序和正义的信奉者都不应该出于老天真，而中了这名居心叵测的无政府主义者的圈套！他的死亡分明就是畏罪自杀，而且动机险恶，存心削弱公民们生活在一个好国家、一个较少非正义的公正国家里的良好感觉。按一般逻辑说，这么坏的人本来就该死，那么他是畏罪自杀还是意外死亡难道真的那么重要吗？但女记者依然咄咄逼人，好像还有第三种可能似的。
精明的女记者后来被不是傻瓜的疯子逗得团团转，最后得到共识：丑闻还是有其积极的社会功能的。因为丑闻可以让被压迫者宣泄情绪，以便释放和净化一切紧张不安，当是维护政权的绝妙手段。所以，在没有丑闻的时候，政府也需要不时制造出丑闻来。落幕前，疯子的一句对白最耐人寻味：“是的，我们被粪便淹没到了脖子，正因为如此，我们将昂首挺胸前进！”
我也清楚书香社会距离我们比火星还远，但还是“知其不可而为之”地推荐了一部剧本给大家，别的什么也没说！
21/12/2009 《南洋商报》《南言》版
近来国内有这么多戏剧性的事情发生，真让人大开眼界。不是吗？以马华党争为例，各派人马对人性的揭示，着实出手不凡，恐怕古希腊三大悲剧作家看了都会叹为观止；首相在最后一分钟赶回国会“拯救”2010年财政预算案，懒惰的议员或议员的懒惰差一点就导致政府倒台，惊险度实不输好莱坞大片；干训局课程引发的罗生门，只怕连《罗生门》作者芥川龙之介都要自叹不如。
这么富戏剧性的一年，依愚见，2009年在历史上称为“马来西亚戏剧年”应当是非常实至名归的，值得史家们认真考虑。至于赵明福离奇坠楼毙命案，因为二度解剖报告未能及时完成，日前再次宣告展延至明年1月7日续审。趁着这中场休息的空挡，一时兴起随手拿了部剧本来读，好消消心头闷气。不料仔细读下去，觉得还蛮有味道的。独乐乐不如众乐乐，读到好书自当推荐给更多人认识，以增添社会的书香气。
此剧本题目为《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作者达里奥•福（Dario Fo）是意大利著名戏剧作家、演员、话剧导演、作曲家，也擅长舞台美术、服装设计、歌唱、舞蹈、乐器。这位全才型的艺术家也是1997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写过70多部剧本，其中包括讽刺剧、独幕滑稽剧、荒诞剧等等，而他的时事讽刺剧最为脍灸人口。
1969年米兰火车站发生炸弹爆炸案，嫌疑犯是一名无政府主义者，在受审期间突然从扣留所楼上很离奇地坠到大街上死亡。达里奥•福随即在记者和律师的帮助下收集了大量资料，以这案件为背景，创作了《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此剧在意大利公演时连演300场，观众超过30万人，连舞台两侧和幕后都挤满观众。
剧中的主人翁是一名患有妄想症的疯子（但不是傻瓜），在警察局接受问话时偶然接触到一份无政府主义者意外死亡的案卷，他随即乔装成最高法院的代表来复审案件，在旁敲侧击之下，心中有鬼的警察局长和警长最后漏出口风，承认所谓的“意外死亡”，实际上是警方对嫌疑犯严刑逼供时失手将其打死，于是将尸首从窗口扔下，然后向外宣称他是畏罪自杀。
剧中有一名精明的女记者，怀疑跳楼自杀的人，应当都会把手伸直来保护自己，因为那是“身体着地的瞬间绝对本能和自然的姿势”，所以死者的手和胳膊理应出现骨折现象。而且，自杀者身体坠落的抛物线应该也有所鉴定。当然，1969年的意大利警方哪知道什么身体坠落的抛物线？何况对方是个一心寻死的人！警长如此辩解似乎认为一心寻死的人就不会按照人性本能的方式着地。
所有秩序和正义的信奉者都不应该出于老天真，而中了这名居心叵测的无政府主义者的圈套！他的死亡分明就是畏罪自杀，而且动机险恶，存心削弱公民们生活在一个好国家、一个较少非正义的公正国家里的良好感觉。按一般逻辑说，这么坏的人本来就该死，那么他是畏罪自杀还是意外死亡难道真的那么重要吗？但女记者依然咄咄逼人，好像还有第三种可能似的。
精明的女记者后来被不是傻瓜的疯子逗得团团转，最后得到共识：丑闻还是有其积极的社会功能的。因为丑闻可以让被压迫者宣泄情绪，以便释放和净化一切紧张不安，当是维护政权的绝妙手段。所以，在没有丑闻的时候，政府也需要不时制造出丑闻来。落幕前，疯子的一句对白最耐人寻味：“是的，我们被粪便淹没到了脖子，正因为如此，我们将昂首挺胸前进！”
我也清楚书香社会距离我们比火星还远，但还是“知其不可而为之”地推荐了一部剧本给大家，别的什么也没说！
21/12/2009 《南洋商报》《南言》版
Sunday, September 06, 2009
专栏《人生如戏》>>5/9/2009《是现实？还是扯淡？》周嘉惠
《是现实？还是扯淡？》>>>周嘉惠
赵明福验尸庭上第19证人，雪州反贪委员会执法助理阿斯拉夫，宣称自己是从电视剧《CSI》中学习到盘问证人的技巧，之前并未受过正统的技巧训练。反贪委员会主席则澄清电视剧不是他们的教材之一。在有或没有之间，居然也演变成罗生门，教人拍案叫绝，叹为观止。
这类罗生门，诱发了本人一种挥之不去的强烈预感，不论高兴与否，相信赵明福坠楼案最后的调查结果，恐怕会让大家像发现了自己的母亲是女性一样大吃一惊！我必须坦承自己并不会算命，所以从不要求任何人相信自己的推断，更何况这仅仅只是个预感而已；读者实有义务自行动脑筋稍微思考一下。
曾经有某君针对这案件前来推销阴谋论，其“分析”颇耸人听闻：赵明福的父亲是出租车司机，按常理推测，或许有一些尚未缴还的交通罚单，所得税也可能不清不楚。有关方面可以举着法律的大旗及一笔五百万的现金来向赵家摊牌，反正赵明福人不死也死了，某君断言，赵家必然会做出“明智”的选择。临别他还留下耐人寻味的一句话，坚称人都是现实的，而且任何人都是有一个“价钱”的。
很熟悉的论调，是不？
这是很典型的功利思维，把一个重要的问题“真相是什么？”，换成一个没有根据的猜测“你能够得到什么利益？你的动机是什么？”把一个严肃的问题往“利益”一推，就此关闭所有理性的讨论，也抹杀掉大家对发现真相的兴趣；科学哲学家波普尔认为这是一种偏见（见《我怎样看待哲学》），近来大红的哲学教授法兰克福则直斥那是“扯淡”！
上述的某君是在说谎吗？应该不是的。但这种对真实的价值缺乏关切的举止，却正符合了扯淡的本质。他是基于无聊、精力过剩或其他什么我并不关心的原因，而前来兜售其阴谋论不得而知，但对扯淡已具备免疫力的人发表伟论显然不是太聪明的事。
例如反贪委员会主席也告诉我们，香港廉政公署1974年成立以来，已有10位被调查者因承受不了压力而选择跳楼，所以有人跳楼是无可奈何的事。不过，主席先生没有告诉我们的是，“被调查者跳楼”跟我们关心的“证人坠楼”之间关系如何？他是企图在两者之间划上等号吗？
面对层出不穷的企图操纵群众心理乃至欺骗的意图，我们必须提高警惕，随时擦亮双眼，拒绝被愚弄。过去“你做事，我放心”的信心，显然根据的是非理性的假设；过去种种譬如昨日死，算了。今天的我们必须认清一个现实，在台上表演的衮衮诸公，他们上台依靠的条件是个人德行的可能性极低。换言之，别对他们说的那一套那么有信心。
民主制度必然有投票，但投票不一定就代表是民主。假如除了选举期间，我们都不被当一回事，这样的民主难免会让人民感到疏离。打个比方，严格来说，吃KFC是不能算是吃西餐的，逻辑就是这么简单而已。所以，许多人宁可选择弃权；以上届选举为例，我国的合格选民只有约一半出来投票，而没有出来投票的一半，其中一半甚至没有登记成选民。虽然制度不尽理想，但在没有更好的取代制度产生之前，在此还是要吁请大家在选举时，投下你的一票；那不仅仅是一张纸条，而是你在这个制度下的全部影响！
这是我们对赵明福，乃至马来西亚整个国家的未来，所能够做到的一点影响。而且我相信，这并不是扯淡。
延伸阅读：《论扯淡》（On Bullshit），哈里•G.法兰克福著。作者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前哲学系主任。
5/9/2009 《南洋商报》《南言》版
赵明福验尸庭上第19证人，雪州反贪委员会执法助理阿斯拉夫，宣称自己是从电视剧《CSI》中学习到盘问证人的技巧，之前并未受过正统的技巧训练。反贪委员会主席则澄清电视剧不是他们的教材之一。在有或没有之间，居然也演变成罗生门，教人拍案叫绝，叹为观止。
这类罗生门，诱发了本人一种挥之不去的强烈预感，不论高兴与否，相信赵明福坠楼案最后的调查结果，恐怕会让大家像发现了自己的母亲是女性一样大吃一惊！我必须坦承自己并不会算命，所以从不要求任何人相信自己的推断，更何况这仅仅只是个预感而已；读者实有义务自行动脑筋稍微思考一下。
曾经有某君针对这案件前来推销阴谋论，其“分析”颇耸人听闻：赵明福的父亲是出租车司机，按常理推测，或许有一些尚未缴还的交通罚单，所得税也可能不清不楚。有关方面可以举着法律的大旗及一笔五百万的现金来向赵家摊牌，反正赵明福人不死也死了，某君断言，赵家必然会做出“明智”的选择。临别他还留下耐人寻味的一句话，坚称人都是现实的，而且任何人都是有一个“价钱”的。
很熟悉的论调，是不？
这是很典型的功利思维，把一个重要的问题“真相是什么？”，换成一个没有根据的猜测“你能够得到什么利益？你的动机是什么？”把一个严肃的问题往“利益”一推，就此关闭所有理性的讨论，也抹杀掉大家对发现真相的兴趣；科学哲学家波普尔认为这是一种偏见（见《我怎样看待哲学》），近来大红的哲学教授法兰克福则直斥那是“扯淡”！
上述的某君是在说谎吗？应该不是的。但这种对真实的价值缺乏关切的举止，却正符合了扯淡的本质。他是基于无聊、精力过剩或其他什么我并不关心的原因，而前来兜售其阴谋论不得而知，但对扯淡已具备免疫力的人发表伟论显然不是太聪明的事。
例如反贪委员会主席也告诉我们，香港廉政公署1974年成立以来，已有10位被调查者因承受不了压力而选择跳楼，所以有人跳楼是无可奈何的事。不过，主席先生没有告诉我们的是，“被调查者跳楼”跟我们关心的“证人坠楼”之间关系如何？他是企图在两者之间划上等号吗？
面对层出不穷的企图操纵群众心理乃至欺骗的意图，我们必须提高警惕，随时擦亮双眼，拒绝被愚弄。过去“你做事，我放心”的信心，显然根据的是非理性的假设；过去种种譬如昨日死，算了。今天的我们必须认清一个现实，在台上表演的衮衮诸公，他们上台依靠的条件是个人德行的可能性极低。换言之，别对他们说的那一套那么有信心。
民主制度必然有投票，但投票不一定就代表是民主。假如除了选举期间，我们都不被当一回事，这样的民主难免会让人民感到疏离。打个比方，严格来说，吃KFC是不能算是吃西餐的，逻辑就是这么简单而已。所以，许多人宁可选择弃权；以上届选举为例，我国的合格选民只有约一半出来投票，而没有出来投票的一半，其中一半甚至没有登记成选民。虽然制度不尽理想，但在没有更好的取代制度产生之前，在此还是要吁请大家在选举时，投下你的一票；那不仅仅是一张纸条，而是你在这个制度下的全部影响！
这是我们对赵明福，乃至马来西亚整个国家的未来，所能够做到的一点影响。而且我相信，这并不是扯淡。
延伸阅读：《论扯淡》（On Bullshit），哈里•G.法兰克福著。作者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前哲学系主任。
5/9/2009 《南洋商报》《南言》版
Thursday, July 30, 2009
专栏《人生如戏》>>30/7/2009《沉沦与自重》周嘉惠
《沉沦与自重》>>>周嘉惠
自赵明福坠楼悲剧的发生，我个人认为已经导致马来西亚处于徘徊在一个为前途抉择的历史时刻（见18/7/2009《南言》版：《历史的十字路口》）；政府可以借这个机会大刀阔斧地铲除体制内的牛鬼蛇神，也可以选择继续沉沦，直到万劫不复为止。
十余天过去了，政府确实是有些动作的，连皇家调查委员会也宣布将要成立。可是其中表现出的诚意到底有多少，其实颇令大家满腹狐疑。遗憾的是，一批包括了首相署部长、反贪污委员会主席、雪州警察总长等众高官，期间发表了许多十分不合时宜的说话，以致徒增国民的反感与怒气。
至于《每日新闻》报所刊登的煽动性文章，以及神秘的匿名部落格文章引起反贪污委员会注意，或因而对欧阳悍华及刘天球展开调查，尤其显得丧心病狂。有关部门对摆在眼前的拦路巨石视而不见，却对角落的鸡毛蒜皮兴趣勃勃、摩拳擦掌，这很明白是无助于提升其声望的选择性办案态度。但是为了向主子邀功，别说专业形象不顾，简直连面具都急吼吼地来不及戴上了，实在令人心寒齿冷。
以上种种迹象表明，沉沦是我们未来的路。
台湾检察官引用宋太宗告诫官员的名言“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责问陈水扁先生良心安在？然而，对豺子狼心还来谈什么良心，会不会显得“很傻、很天真”？跟首相会面半小时，对赵家而言，当然是一种心理安慰，但这是否会起到任何实质的作用？如此指望是否也属“很傻、很天真”？相信不久之后自有分晓，我们不妨冷眼旁观，暂且无需多言。
皇家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并不是一纸法庭判决书，它只是一个真相调查。实际上，调查报告出来后，未必就果真会有人头如林吉祥先生所愿的落地。举个大家记忆犹新的例子，干预司法的林甘事件，当事人在皇家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出来后，至今一样逍遥快活。那么，成立皇家调查委员会有什么用？
在感情上，我们当然希望杀尽害死赵明福的每一个“凶手”。但是，假如凶手不是张三李四这种会呼吸的个人，而是一个腐败无能的吃人制度呢？那我们该杀谁去？
首先，我们需要把一个完完整整的真相摊在阳光底下，好让全国人民仔细检视。确实，有关当局依然可以选择以不了了之的手法来处理调查结果，就有如林甘事件那样；然而，真相最后终究可以唤起人民的觉醒。只要有更多的国民觉醒了，选择当跳出热汤锅的青蛙，及时逃出失火的铁皮屋、拒绝再自欺欺人地继续做“快乐妓女”（Happy Whore），一个相对合理的制度有朝一日必定会落实。是的，我们追求的就是一个合理的制度，“合法”而“不合理”的制度就是吃人的制度，全部都要推翻！
这就是真相的重要性。
任何一个现代社会，永远也不允许失去是非黑白的价值观。因为，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够在沉沦之中，继续保持自重以抗衡之；只有如此，我们才有希望争取到和美国人一样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乌托邦不仅仅是个理想中的桃花源而已，更是需要我们努力不懈的国民义务！清楚认识到这一点，将是对赵明福、古甘等枉死国民一个虽然不尽人意，但还说得过去的交代了。
30/7/2009 《南洋商报》《南言》版
附：我个人认为马来西亚早已经沉沦了，不是编辑认为的“极可能”。Zainul Ariffin Isa以及那匿名文章作者的行为，怎是一句“难以接受”就能了得的呢？根本就是彻彻底底的“丧心病狂”！
自赵明福坠楼悲剧的发生，我个人认为已经导致马来西亚处于徘徊在一个为前途抉择的历史时刻（见18/7/2009《南言》版：《历史的十字路口》）；政府可以借这个机会大刀阔斧地铲除体制内的牛鬼蛇神，也可以选择继续沉沦，直到万劫不复为止。
十余天过去了，政府确实是有些动作的，连皇家调查委员会也宣布将要成立。可是其中表现出的诚意到底有多少，其实颇令大家满腹狐疑。遗憾的是，一批包括了首相署部长、反贪污委员会主席、雪州警察总长等众高官，期间发表了许多十分不合时宜的说话，以致徒增国民的反感与怒气。
至于《每日新闻》报所刊登的煽动性文章，以及神秘的匿名部落格文章引起反贪污委员会注意，或因而对欧阳悍华及刘天球展开调查，尤其显得丧心病狂。有关部门对摆在眼前的拦路巨石视而不见，却对角落的鸡毛蒜皮兴趣勃勃、摩拳擦掌，这很明白是无助于提升其声望的选择性办案态度。但是为了向主子邀功，别说专业形象不顾，简直连面具都急吼吼地来不及戴上了，实在令人心寒齿冷。
以上种种迹象表明，沉沦是我们未来的路。
台湾检察官引用宋太宗告诫官员的名言“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责问陈水扁先生良心安在？然而，对豺子狼心还来谈什么良心，会不会显得“很傻、很天真”？跟首相会面半小时，对赵家而言，当然是一种心理安慰，但这是否会起到任何实质的作用？如此指望是否也属“很傻、很天真”？相信不久之后自有分晓，我们不妨冷眼旁观，暂且无需多言。
皇家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并不是一纸法庭判决书，它只是一个真相调查。实际上，调查报告出来后，未必就果真会有人头如林吉祥先生所愿的落地。举个大家记忆犹新的例子，干预司法的林甘事件，当事人在皇家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出来后，至今一样逍遥快活。那么，成立皇家调查委员会有什么用？
在感情上，我们当然希望杀尽害死赵明福的每一个“凶手”。但是，假如凶手不是张三李四这种会呼吸的个人，而是一个腐败无能的吃人制度呢？那我们该杀谁去？
首先，我们需要把一个完完整整的真相摊在阳光底下，好让全国人民仔细检视。确实，有关当局依然可以选择以不了了之的手法来处理调查结果，就有如林甘事件那样；然而，真相最后终究可以唤起人民的觉醒。只要有更多的国民觉醒了，选择当跳出热汤锅的青蛙，及时逃出失火的铁皮屋、拒绝再自欺欺人地继续做“快乐妓女”（Happy Whore），一个相对合理的制度有朝一日必定会落实。是的，我们追求的就是一个合理的制度，“合法”而“不合理”的制度就是吃人的制度，全部都要推翻！
这就是真相的重要性。
任何一个现代社会，永远也不允许失去是非黑白的价值观。因为，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够在沉沦之中，继续保持自重以抗衡之；只有如此，我们才有希望争取到和美国人一样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乌托邦不仅仅是个理想中的桃花源而已，更是需要我们努力不懈的国民义务！清楚认识到这一点，将是对赵明福、古甘等枉死国民一个虽然不尽人意，但还说得过去的交代了。
30/7/2009 《南洋商报》《南言》版
附：我个人认为马来西亚早已经沉沦了，不是编辑认为的“极可能”。Zainul Ariffin Isa以及那匿名文章作者的行为，怎是一句“难以接受”就能了得的呢？根本就是彻彻底底的“丧心病狂”！
Wednesday, July 22, 2009
专栏《人生如戏》>>18/7/2009《历史的十字路口》周嘉惠
《历史的十字路口》>>>周嘉惠
当赵明福坠地的刹那，已毫无疑问地成为了马来西亚国民记忆的另一个关键时刻，我们将永远记得时间凝固的那一刻。对于赵明福离奇的骤逝，举国上下都感到无比震惊与悲愤，这是绝对不能允许不了了之的一件事。
反贪污委员会的效率、独立性、公正性、公信力如何，全国人民早已心中有数，根本无需多说。当前有关当局必须说明的是，赵明福甚至不是嫌犯，而只是到雪州反贪污委员会办公室“协助调查”，却需要在凌晨1点到3点45分接受官员的录取口供，这是正常程序？抑或有意的精神折磨？
不论你是否相信心理学的理论，但千万别小看现代心理学可以发挥的作用。1987年的茅草行动后，部分被内安法令扣留的台面上人物，从此销声匿迹，其威力可见一斑。同时被反贪污委员会盘问的加影市议员陈文华，也证实了这种心理学技巧的可怕。虽然赵明福事前毫无自杀的迹象与理由，但即使最后证实他的坠楼果然是自杀行为，反贪污委员会恐怕也是难逃其咎的。
也许是时候让我们询问，反贪污委员会官员的做法是否符合程序？假如是符合程序的，那么这种程序是否符合人道？警方扣留室近来发生的丑闻，谁能够保证不在反贪污委员会的办公室中发生？官员的滥权在我国早已不是新闻，有关当局是否应该彻底检讨一切程序，从此保证人们在暗室中的基本人身安全？
虽然我们不能排除牵涉在这一事件中的部分官员，仍存在某种程度的种族主义思维，但我们千万别再落入种族主义的简单思维中，否则国家永远都在兜圈圈，无法向前迈一步。这完全是一个制度的问题，根本不是种族对峙的问题，我们需要知道的是一个接受问话的年青人，怎么就不明不白的坠楼死了？我们需要检讨的是整个体制，尤其重要的是监督以及问责的制度。当这样的一件事发生在眼前时，谁该负责？该如何负责？应该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完全没有灰色地带存在的空间。
首相上任100天的喝采声，吉兰丹州马力勿来补选“几乎取胜”的光彩，全都在一夕间被这场悲剧一扫而空。对于这样一个制度上的烂摊子，执政逾半世纪的国阵政府无法摆脱责任，也欠所有国民及历史一个说法。选票的算计应该被摆脱，真相一定要大白于天下，马来西亚不能沦落到连是非黑白都失去。
在这一刻，马来西亚已经来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我们可能创造历史的新格局，我们也可能继续沉沦，一直到万劫不复的地步。我们期盼正义能够得到最后的伸张，但即使如此，一个大好青年生命的无辜牺牲，仍然是令我们感到悲愤万分的。
18/7/2009 《南洋商报》《南言》版
专栏《人生如戏》>>15/7/2009《快乐王子也流泪》周嘉惠
《快乐王子也流泪》>>>周嘉惠
今年5月23日，《南洋商报》全国版报道了加影3名印裔母女“离奇毙命”在家中的消息。根据报道，现场不见破门而入的迹象，没有留下毒药的瓶子，死者衣着整齐，尸身也没发现伤痕。邻居告诉记者说，死者们经常连吃饭的钱也没有，并且曾经有几天没饭吃的记录。邻居还透露，死者曾经告知家中苦况，但她“不以为意”。
这项消息，不见有追踪报道，似乎也没在社会上激起任何涟漪，就这样不了了之。反正既不像他杀，又不似自杀的一件社会新闻，按照后现代惯常的冷漠，这三条人命恐怕就有如“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般，连一声叹息的欲望都勾不起。
7月初，前任雪兰莪州务大臣基尔位于莎阿南7区的“皇宫”曝光。基尔很无辜地承认，皇宫是他花了350万令吉买来的超级廉价货，加上50万令吉装修费，总共只不过“区区”4百万令吉，加上又有银行贷款文件为证，简直比白雪公主还清白。基尔质问，难道他连买房子的权力都没有？还有天理吗？这无法不让人联想起另两个经典画面，一是过去“查宫”曝光时，老查那副无辜又委屈的尊容，二是港剧中丁蟹怒喊“人善人欺，天不欺！”时的悲愤神情。
大马反贪污委员会宣布将介入调查“基宫”事件；不知向来有成人之美惯例的善良证婚官，这次是否会阻止老娘出嫁？大家在失望无数次过后，仍然兴致勃勃地拭目以待。这种无可救药的乐观，诚然是我们最可爱的国民性之一。
有人可以用4百万令吉买下人家估计价值2千4百万令吉的超级豪宅，运气好到这么令人不好意思的地步，依然脸不红气不喘地受人民“拥戴”。有人全家饿死，还要等蛆虫爬出门外才被人发现，不知道却有哪一位忙着为人民服务的代议士，心中曾经，哪怕只是短短的刹那，为之一酸？
我们也不必去指控谁“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现实原就是这么残酷。
在现实生活中，死亡、孤独、恐惧是一般人无法超越的三样事物。不能超越主要是因为信念不足，失去信仰。当极端份子抱着炸弹袭击时，信仰（虽然是扭曲的）让他超越了死亡、孤独与恐惧，信仰让他以为上定了天堂。
残酷的现实所以逐渐变得格外丑陋，是因为我们久已信念不足、失去信仰，宁可自欺欺人地过日子，不再思考，任由同情心蒙尘。对于豺子狼心的下场，我们寄望的是制度？还是天谴？摸着良心说！明天会更好吗？看着电视里的包青天，挥不去心中大大的问号，可悲的马来西亚啊！
许多享受着慢慢加温的热水浴的青蛙、在失火的铁皮屋中酣睡的人们，是否应该被允许拥有继续醉生梦死当其“快乐妓女”（Happy Whore）的权力？退一万步思考，纵然堕落也称得上是基本人权，我想，表面上再快活的妓女，心灵深处只怕都是不快乐的。大家浑浑厄厄过日子，显示的是生活失去信仰、失去方向。麻木并不能叫后现代精神。所以，我在此呼吁，同胞们，起来！
首相夫人到华小高歌一曲就对于是支持华教了吗？首相到市中心逛一回才恍然大悟原来交通情况是那么恶劣，与现实脱节怎么也成了“亲民”？哪一个狗腿的伟大发明？笨蛋！被熬成鲜美田鸡汤还那么地感激涕零？做人最起码也该从汤锅跳出来，认清事实！高官惹不起？至少痛骂那帮不要脸的狗腿！
新首相上任100天，掌声如雷。可是，毫无疑问的，累积半世纪的孱弱不可能因为一时表面的虚肿而起到任何实质改变；现在就兴高采烈肯定是高兴得太早的，大家依然必须抱着我们那无可救药的乐观态度走着瞧。是的，擦亮眼睛走着瞧。
听听罐头掌声，想想现实中的残酷与丑陋，即使快乐王子也会流泪的，不是吗？
15/7/2009 《南洋商报》《南言》版
附：关于“狗腿”部分被删，难道狗腿不该骂？在赵明福事件中，类似Zainul Ariffin Isa之流的狗腿不该被痛骂？
Saturday, July 11, 2009
回覆丁家奴留言
回覆丁家奴留言>>https://www.blogger.com/comment.g?blogID=29498328&postID=6640195265494925770
1． 请问现在中国人重视什么，与我何关？中国人不重视什么，又与我何关？告诉我这些是认为我会很感兴趣？坦白说，本人丝毫也不感兴趣知道。
2． 虽然不是马克思主义信徒，但凭个人对中文、中医的浅薄认识，我也认为中文、中医是不科学的。请问，那又怎么样？那是否影响了中文、中医的存在价值？科学就代表了至高无上吗？阁下可以这么认为，但我不认同。假如您真的“大略都看过”我在《南洋商报》发表的文章，看得懂，而且还觉得不错，那应该很清楚我个人对科学至上这种无聊观念的立场。
3． 您的文章的失败不代表您个人的失败，不必如此妄自菲薄。
4． 拥有《说文解字》，跟买《危机下的中文》，其中有什么必然的因果关系吗？恕区区不才，请明确告知。是否稍微知道一点汉字的知识，就该去紧张“危机下的中文”？还是该先去认识一点汉字的知识，才来紧张什么“危机下的中文”？
5． 幹细胞是fucking a cell或a cell been fucked？假如不知道它就是stem cell，请问我该怎么理解？看到问题所在了吗？Stem cell跟繁体字、简体字并没什么关系。
6． 您热爱自己语言，要悲叹，绝对都是您的个人权力。但单从文章理解，恕我直言，您的“热爱”是缺乏逻辑/理性与知识基础的。当然，您也绝对有权力做这样的选择。
7． 文章是刊于7月9日，不是9月7日。
8． 大家素昧平生，我也不是存心跟谁过不去，假如果真有什么高见，那倒是大可以拿出来谈谈；若只是想找个人陪您悲秋，在下绝对不是个理想人选。
草草回覆，余不一一。
1． 请问现在中国人重视什么，与我何关？中国人不重视什么，又与我何关？告诉我这些是认为我会很感兴趣？坦白说，本人丝毫也不感兴趣知道。
2． 虽然不是马克思主义信徒，但凭个人对中文、中医的浅薄认识，我也认为中文、中医是不科学的。请问，那又怎么样？那是否影响了中文、中医的存在价值？科学就代表了至高无上吗？阁下可以这么认为，但我不认同。假如您真的“大略都看过”我在《南洋商报》发表的文章，看得懂，而且还觉得不错，那应该很清楚我个人对科学至上这种无聊观念的立场。
3． 您的文章的失败不代表您个人的失败，不必如此妄自菲薄。
4． 拥有《说文解字》，跟买《危机下的中文》，其中有什么必然的因果关系吗？恕区区不才，请明确告知。是否稍微知道一点汉字的知识，就该去紧张“危机下的中文”？还是该先去认识一点汉字的知识，才来紧张什么“危机下的中文”？
5． 幹细胞是fucking a cell或a cell been fucked？假如不知道它就是stem cell，请问我该怎么理解？看到问题所在了吗？Stem cell跟繁体字、简体字并没什么关系。
6． 您热爱自己语言，要悲叹，绝对都是您的个人权力。但单从文章理解，恕我直言，您的“热爱”是缺乏逻辑/理性与知识基础的。当然，您也绝对有权力做这样的选择。
7． 文章是刊于7月9日，不是9月7日。
8． 大家素昧平生，我也不是存心跟谁过不去，假如果真有什么高见，那倒是大可以拿出来谈谈；若只是想找个人陪您悲秋，在下绝对不是个理想人选。
草草回覆，余不一一。
Friday, July 10, 2009
《从逻辑与知识角度谈汉字繁简之辩》>>周嘉惠
《从逻辑与知识角度谈汉字繁简之辩》>>>周嘉惠
最近《言论》版再次掀起一场小小的汉字繁简之辩，本文是在下对蔡元评君6月16日、29日，黎翰辉君6月20日，以及丁家奴君6月23日的四篇相关大作的一个回应。
战国时代六国已有各自不同的俗体简化字使用，待秦朝建立后，六国文字与秦文不合的异体都被废除，而且从“大篆”到“小篆”，虽然“书同文”的目的在于统一文字，但文字亦有简化的现象。假如读“古代经典文献”要求的是百分百的原汁原味，那我们要看《道德经》、《论语》时，是否就应该去找以大篆印刷的版本，而不是繁体字版本？汉字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死物，它只不过是进化的脚步比较缓慢而已。繁体字相对简体字才显得比较“繁”、比较“古”，从汉字进化的角度来看，实际上它并不特别的古意盎然。
要“跟中华文化的古籍接轨”，更最重要的是文献印刷的内容正确无误，至于看不看得懂、要不要去看古代典籍，或许跟兴趣有关，或许跟文言文、白话文有关，却不能要求繁体字或简体字负上全责。虽然简体字有其不足之处，但“跟古籍接轨”实在不是打击简体字的最好理由。再说了，与其去操心“跟古籍接轨”的问题，还不如正视今天许多人连报纸都不看的现象。
至于说中国的年轻一代到香港和台湾，或台湾和香港的年轻一代到中国，就变成了半文盲。要对这种现象叹息当然是个人自由，但这就跟年长一辈说不清楚普通话一样，过渡现象而已，不用太伤感。中国大学生在赛场输给外国队，同样犯不着痛心疾首。韩国留学生队得了汉语言文字大赛的冠军，有谁会认为韩国的中文程度因此就世界第一？中国的学生在赛场比不过人家，难道就表示中国的中文程度不如韩国？我们可以这么简单的看问题吗？从分数至上的心理猛然看出中文在中国的危机，会不会稍嫌杞人忧天？
把繁体字跟满洲辫子并列固然想象力丰富，但把繁体字跟“港台两地的人都有坚忍不拔的性格”联系起来，想象力似乎也不遑多让。我们从中国南来的祖先，绝大多数不是略识之无，就是连之无也不识，但仍然凭他们“坚忍不拔的性格”为我们打下一片天。请问我们是否可以把这种性格归功予祖先们不识字的现象？对此，我就不赘言了。
假如能够撇开政治、个人感情认知等问题，而纯粹以汉字本身的结构来看简体字，我们对简体字的批判可能会更具有合理性。汉朝许慎编，清朝段玉栽注的《说文解字》是认识汉字结构与历史的必备字典。把今天的简体字对照《说文解字》，不难发现虽然不是全部，但与篆书相比之下，某一些简体字确实是失去了原本汉字结构上所表达的意义的。
这里可以举例说明，《说文解字》对“廣”的解释为：“殿之大屋。从广，黄声”，简体字把它的声韵丢掉了。“門”的解释是：“闻也。从二户。象形。凡门之属皆从门。”，简体字把它的象形字特征丢掉了。“義”的原意是“已之威义也。从我，从羊。”，简化后的“义”则根本成了一个单纯的符号而已。
反对简体字应该是反对简化过程中把某些汉字的特性抛弃，而不是食古不化。同样的，别一见到有人反对简体字，就认定是食古不化。条件反射从来都不是理性思考的方式。
或是为了书写效率，或是因为人的惰性使然，汉字的简化由来已久，并且是一直都自然而然地在发生着的现象。如果对汉字的发展变化有兴趣，还可以参考裘锡圭的《文字学概要》。汉字的演变有几千年历史，不是五十年前才开始的。但上个世纪中国的简体字，如吾友国权兄所言，却是一种强力意志下的产物；这种简化在性质上是不同的，而任何“硬硬来”的事情都难保不会有人持着怀疑的态度来看待。
我个人无论对繁体字或简体字都没有特别的好恶，也无意为任何一方摇旗呐喊。只是好奇，为马英九套帽子、为汉字添辫子，难道这些把戏会令自己的观点显得更有说服力吗？从一些个案就以偏概全地看出中国的中文危机，会不会太武断了些？页码遍布、新书推介似的一篇文章，究竟是新书作者，还是文章作者洞悉了中文的危机？我国的评论文章作者是否愿意对自己的作品有更高一些的要求？
除却逻辑与知识不论，对于一个没有人文修养、纯粹以功利角度考虑问题的人来说，文字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工具、一个符号，完全不存在其他意涵。夏虫不可与语冰，反正没有共同语言，鸡同鸭讲徒伤感情而已。还有什么好讨论的？大家何不省点力气，陪南北朝的沈昭略、王融一起吃蛤蜊去！
9/7/2009 《南洋商报》《言论》版
附：
原文题目被改，最后两段的一些“煽动”句子被删，或许编辑认为做人还是温柔敦厚的好。在此恢复原貌。
《南史•王融传》：因遇沈昭略，未相识。昭略屡顾盼，谓主人曰：“是何年少？”融殊不平，谓曰：“仆出於扶桑，入于旸谷，照耀天下，谁云不知！而卿此问！”昭略云：“不知许事，且食蛤蜊。”
最近《言论》版再次掀起一场小小的汉字繁简之辩，本文是在下对蔡元评君6月16日、29日，黎翰辉君6月20日，以及丁家奴君6月23日的四篇相关大作的一个回应。
战国时代六国已有各自不同的俗体简化字使用，待秦朝建立后，六国文字与秦文不合的异体都被废除，而且从“大篆”到“小篆”，虽然“书同文”的目的在于统一文字，但文字亦有简化的现象。假如读“古代经典文献”要求的是百分百的原汁原味，那我们要看《道德经》、《论语》时，是否就应该去找以大篆印刷的版本，而不是繁体字版本？汉字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死物，它只不过是进化的脚步比较缓慢而已。繁体字相对简体字才显得比较“繁”、比较“古”，从汉字进化的角度来看，实际上它并不特别的古意盎然。
要“跟中华文化的古籍接轨”，更最重要的是文献印刷的内容正确无误，至于看不看得懂、要不要去看古代典籍，或许跟兴趣有关，或许跟文言文、白话文有关，却不能要求繁体字或简体字负上全责。虽然简体字有其不足之处，但“跟古籍接轨”实在不是打击简体字的最好理由。再说了，与其去操心“跟古籍接轨”的问题，还不如正视今天许多人连报纸都不看的现象。
至于说中国的年轻一代到香港和台湾，或台湾和香港的年轻一代到中国，就变成了半文盲。要对这种现象叹息当然是个人自由，但这就跟年长一辈说不清楚普通话一样，过渡现象而已，不用太伤感。中国大学生在赛场输给外国队，同样犯不着痛心疾首。韩国留学生队得了汉语言文字大赛的冠军，有谁会认为韩国的中文程度因此就世界第一？中国的学生在赛场比不过人家，难道就表示中国的中文程度不如韩国？我们可以这么简单的看问题吗？从分数至上的心理猛然看出中文在中国的危机，会不会稍嫌杞人忧天？
把繁体字跟满洲辫子并列固然想象力丰富，但把繁体字跟“港台两地的人都有坚忍不拔的性格”联系起来，想象力似乎也不遑多让。我们从中国南来的祖先，绝大多数不是略识之无，就是连之无也不识，但仍然凭他们“坚忍不拔的性格”为我们打下一片天。请问我们是否可以把这种性格归功予祖先们不识字的现象？对此，我就不赘言了。
假如能够撇开政治、个人感情认知等问题，而纯粹以汉字本身的结构来看简体字，我们对简体字的批判可能会更具有合理性。汉朝许慎编，清朝段玉栽注的《说文解字》是认识汉字结构与历史的必备字典。把今天的简体字对照《说文解字》，不难发现虽然不是全部，但与篆书相比之下，某一些简体字确实是失去了原本汉字结构上所表达的意义的。
这里可以举例说明，《说文解字》对“廣”的解释为：“殿之大屋。从广，黄声”，简体字把它的声韵丢掉了。“門”的解释是：“闻也。从二户。象形。凡门之属皆从门。”，简体字把它的象形字特征丢掉了。“義”的原意是“已之威义也。从我，从羊。”，简化后的“义”则根本成了一个单纯的符号而已。
反对简体字应该是反对简化过程中把某些汉字的特性抛弃，而不是食古不化。同样的，别一见到有人反对简体字，就认定是食古不化。条件反射从来都不是理性思考的方式。
或是为了书写效率，或是因为人的惰性使然，汉字的简化由来已久，并且是一直都自然而然地在发生着的现象。如果对汉字的发展变化有兴趣，还可以参考裘锡圭的《文字学概要》。汉字的演变有几千年历史，不是五十年前才开始的。但上个世纪中国的简体字，如吾友国权兄所言，却是一种强力意志下的产物；这种简化在性质上是不同的，而任何“硬硬来”的事情都难保不会有人持着怀疑的态度来看待。
我个人无论对繁体字或简体字都没有特别的好恶，也无意为任何一方摇旗呐喊。只是好奇，为马英九套帽子、为汉字添辫子，难道这些把戏会令自己的观点显得更有说服力吗？从一些个案就以偏概全地看出中国的中文危机，会不会太武断了些？页码遍布、新书推介似的一篇文章，究竟是新书作者，还是文章作者洞悉了中文的危机？我国的评论文章作者是否愿意对自己的作品有更高一些的要求？
除却逻辑与知识不论，对于一个没有人文修养、纯粹以功利角度考虑问题的人来说，文字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工具、一个符号，完全不存在其他意涵。夏虫不可与语冰，反正没有共同语言，鸡同鸭讲徒伤感情而已。还有什么好讨论的？大家何不省点力气，陪南北朝的沈昭略、王融一起吃蛤蜊去！
9/7/2009 《南洋商报》《言论》版
附：
原文题目被改，最后两段的一些“煽动”句子被删，或许编辑认为做人还是温柔敦厚的好。在此恢复原貌。
《南史•王融传》：因遇沈昭略，未相识。昭略屡顾盼，谓主人曰：“是何年少？”融殊不平，谓曰：“仆出於扶桑，入于旸谷，照耀天下，谁云不知！而卿此问！”昭略云：“不知许事，且食蛤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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