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就是刑法》>>>晚探明
根据我的理解，《刑法真义》全文就是要表达“刑法就是教育”的概念。当然我可能是完全误会了，但是假设我的理解是没错的，那么《刑法不是教育》这个题目就是直接了当地表达我对这个概念的不认同，没有什么好高深的，不用想太多。
我不是很确定张金发先生《刑法是不是教育？》一文，是有意抬杠而故意顾左右言他呢？还是因为我的表达能力不好，让他产生了误会？我真诚希望答案是后者，那么则敬请原谅，容我借此把自己的意思尽可能再表达得清楚一些。
教育跟刑法怎么会是同一回事呢？刑法固然可以起到一定的教育作用，但它绝对不可能等同于教育。我们单纯用逻辑来考虑就好，A等于B，B自然等于A，同理假如“刑法是教育”说得通，那“教育是刑法”也说得通吗？不完全通吧？既然不完全通，那就代表二者也许有相近的作用，但不能等同视之。有交集不等于全等，这是基本数学观念。
张先生问大学法律系学生修的课是什么？言下之意，仿佛这就把刑法跟教育画上等号了？那换一个问题来思考，大学工程系学生修的课是什么？请别告诉我工程就是教育。工程系修的课是工程，法律系修的课自然不会是教育。
在我的认知里，教育的其中一个最主要目的就是要我们认识是非黑白，当教育的这个目的因为不论何种原因失败了（问题可能出在教育制度、教育者、被教育者、现实环境等的任何一环），刑法才派上用场。两者存在着这种先后关系，“不教而诛”的干法基本上已经不容于文明社会了。
刑法不可能改变人心（这是我的个人偏见，恳请举出反例来改变我的想法），但它至少可以改变社会秩序。马新二地人民在新柔海峡两岸以全然不同的态度面对法律以“避刑责”，就是最好的证明。因为不改变人心，实际上刑法真正起的是威慑作用，不是教育作用。
张先生还在期待刑法的教育作用发酵，但很多人实在已经受够了本地败坏的治安，我们要的是社会秩序！我们要的是免于恐惧的基本人权！坊间声援的呼声此起彼落是没错，但也请不要完全漠视那沉默的声音！随便在身旁打听一下大家对这事件的看法，你会听到不同的声音的。
刑法假如要取得一定的威慑效果，前提就是执法必须要做到“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般的公平才行。刑法当然不是一定“要犯人受死刑才能凸显执法者的公信力”，但是我的问题是，难道犯了死罪而要犯人不受死刑才叫凸显执法者的公信力？那还说什么“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不是你的意思？好，没问题，请继续看下去。
初犯与惯犯应该有区别，重犯与轻犯也应该有区别，这点我认同。假设法律上有一项类似“可被判坐牢不少过一天至不超过两年”的刑法，在这个原则下，初犯或轻犯假如罪成而被判坐牢“一天”，我想是没有问题的。但假如罪成而因为犯罪人是初犯或轻犯，法庭宣布完全不用坐牢，可以马上回家，那就已经失去了原则，不能够接受。
企业界女强人被杀，其中一名嫌犯才19岁。假设他最后杀人罪成立被判死刑，但是却表现得“有意悔改”，那我们应该怎么处理？因为他才“第一次”杀人被捉、19岁、有意悔改，就轻判以让他有“重生的机会”？杀人与贩毒不一样？不一样在害人的方式吗？另一名嫌犯45岁，假如他上有80老母，下有儿女成群，杀人更有种种崇高的说词，而且也表现得“有意悔改”，万一最后罪名成立，又该怎么办？也许在扣“读死书”的帽子之前，我们应该自问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到底是不是打算回到包青天的时代？
我清楚说过了，我个人并非要杨伟光非死不可才甘心。但是，目前贩毒的刑责是“死刑”，没有其他诠释。所以我的观点是，假如不想失去法律的原则，那就必须依法行事，那么死刑就不能变成其他的惩罚方式。当然，根据媒体报道，新加坡总统有赦免死囚的权力，假如他也运用了这个权力，那就不失原则了。
我想，我们可能已经到了一个历史阶段，需要考虑废除死刑。我个人相信的是“正常”的法律（不包括那个以3个英文字母为名的法律），但并不迷信死刑。假如有一天国会决定通过废除死刑，那是依法行事，至少我是乐见其成的。
2/10/2010 《南洋商报》《南言》版
附：与报上所刊略有出入，这是原版。
Friday, October 01, 2010
Sunday, September 26, 2010
27/9/2010《伟光，加油！》方嫩
《伟光，加油！》>>>方嫩
晚探明先生在《南言》发表之《刑法不是教育》，扼述了自己认为刑法可解决任何一件事情，且认为法律只是旨在维护社会安宁，因而否决了周惠嘉先生的《俄狄浦斯王，苏格拉底与杨伟光》和张金发先生的《刑法的真义》。
本人并不苛同晚兄的看法。晚兄认为若不依法行事的先例一开（指赦免杨伟光），只怕潘朵拉的盒子再也关不回去，届时群魔乱舞，谁能来负责？杨伟光若真的被赦免，怎样保证他不会走回头路？那我劝他甭“杞人忧天”了。兴许他真的不知啥是法律不外人请呗。
杨伟光，一个生长在支离破碎的贫穷青年，自小辍学，以应付家庭日渐沉重的负担，进而接触了毒品，让自己踏上了不归路。古人有云：“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一个人在世上难免会犯错，难道探明兄就未曾犯过错吗？法律存在的意义虽即是为了防止罪案的发生，但法律只是咱们人类所设的死板板规则。假使我们不墨守成规，不纯粹以法律的角度看待某事，却能以更开明，更开阔的角度看待，则能从中体会到“人性本善”，而不是“人性本恶”。一个人生下来，难道就会愿意做坏事吗？心里的邪念，正是因客观环境影响而逐渐萌生，伟光也只是个刚踏入社会的年轻人，思想未成熟，就好像一张刚沾染颜料的白纸一样，入世未深，以致贩卖毒品，铸成大错。
我们虽与杨伟光素不相识，但是没有不对其感到同情的。一个人犯错，即要对自己行为负责，伟光贩毒，也理应接受惩罚，但是罪不至死。难道死刑真的有权决定伟光的人生吗？伟光已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忏悔，希望获得普罗大众的三宽，即宽恕，宽厚与宽宏。通过伟光所写的忏悔信，我们可以从语句中得知伟光从佛教中而领略到感悟，以及对家庭和社会之愧疚，希望能在有生之年帮助像他一样的青年，悬崖勒马，脱离毒海。因此杨伟光乃是为知错能改，善莫大焉的年轻人，社会阶层应给予重生机会杨伟光，让他有机会从错误中学习，再站起来！
大马华社并不是冷酷无情的，都响应隆雪华堂之“支持杨伟光签名运动”，现已筹集十万多个签名，希望伟光能避免绞刑之苦，得到重生的机会。法治，对减低罪案率有着有效的作用，惟笔者认为死刑仍存有瑕疵，应重新检讨，必须顾虑罪犯的生活背景和犯案动机。从残酷化的死刑与人性之间找出平衡点，而不是随意用死刑惩治罪犯。
好与坏，只是一时之差，掌握好与坏只在于自己和自身能否不受客观环境所拘泥，惟出淤泥而不染，方能远离不当的行为。我们可以以杨伟光这件事作为借镜，让自己不会误入歧途和做坏事。我相信在全马乃至全世界，兴许有许多的杨伟光，只是我们没常给予留意罢了！最后，虽然他仍需为其罪行付出坐牢的沉重代价，笔者愿杨伟光能守得云开见月明，能得到新加坡总统纳登的赦免与宽恕其死罪。加油，伟光！
27/9/2010 《南洋商报》《南言》版
P/s. 请问方嫩看懂先前的文章了吗？晚探明什么时候“否决”了我的文章？马来西亚华社600万成员，有590万没有对此事表态，怎么会有人认为六十分之一就可以代表全体华社？小时候没学好算术？
晚探明先生在《南言》发表之《刑法不是教育》，扼述了自己认为刑法可解决任何一件事情，且认为法律只是旨在维护社会安宁，因而否决了周惠嘉先生的《俄狄浦斯王，苏格拉底与杨伟光》和张金发先生的《刑法的真义》。
本人并不苛同晚兄的看法。晚兄认为若不依法行事的先例一开（指赦免杨伟光），只怕潘朵拉的盒子再也关不回去，届时群魔乱舞，谁能来负责？杨伟光若真的被赦免，怎样保证他不会走回头路？那我劝他甭“杞人忧天”了。兴许他真的不知啥是法律不外人请呗。
杨伟光，一个生长在支离破碎的贫穷青年，自小辍学，以应付家庭日渐沉重的负担，进而接触了毒品，让自己踏上了不归路。古人有云：“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一个人在世上难免会犯错，难道探明兄就未曾犯过错吗？法律存在的意义虽即是为了防止罪案的发生，但法律只是咱们人类所设的死板板规则。假使我们不墨守成规，不纯粹以法律的角度看待某事，却能以更开明，更开阔的角度看待，则能从中体会到“人性本善”，而不是“人性本恶”。一个人生下来，难道就会愿意做坏事吗？心里的邪念，正是因客观环境影响而逐渐萌生，伟光也只是个刚踏入社会的年轻人，思想未成熟，就好像一张刚沾染颜料的白纸一样，入世未深，以致贩卖毒品，铸成大错。
我们虽与杨伟光素不相识，但是没有不对其感到同情的。一个人犯错，即要对自己行为负责，伟光贩毒，也理应接受惩罚，但是罪不至死。难道死刑真的有权决定伟光的人生吗？伟光已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忏悔，希望获得普罗大众的三宽，即宽恕，宽厚与宽宏。通过伟光所写的忏悔信，我们可以从语句中得知伟光从佛教中而领略到感悟，以及对家庭和社会之愧疚，希望能在有生之年帮助像他一样的青年，悬崖勒马，脱离毒海。因此杨伟光乃是为知错能改，善莫大焉的年轻人，社会阶层应给予重生机会杨伟光，让他有机会从错误中学习，再站起来！
大马华社并不是冷酷无情的，都响应隆雪华堂之“支持杨伟光签名运动”，现已筹集十万多个签名，希望伟光能避免绞刑之苦，得到重生的机会。法治，对减低罪案率有着有效的作用，惟笔者认为死刑仍存有瑕疵，应重新检讨，必须顾虑罪犯的生活背景和犯案动机。从残酷化的死刑与人性之间找出平衡点，而不是随意用死刑惩治罪犯。
好与坏，只是一时之差，掌握好与坏只在于自己和自身能否不受客观环境所拘泥，惟出淤泥而不染，方能远离不当的行为。我们可以以杨伟光这件事作为借镜，让自己不会误入歧途和做坏事。我相信在全马乃至全世界，兴许有许多的杨伟光，只是我们没常给予留意罢了！最后，虽然他仍需为其罪行付出坐牢的沉重代价，笔者愿杨伟光能守得云开见月明，能得到新加坡总统纳登的赦免与宽恕其死罪。加油，伟光！
27/9/2010 《南洋商报》《南言》版
P/s. 请问方嫩看懂先前的文章了吗？晚探明什么时候“否决”了我的文章？马来西亚华社600万成员，有590万没有对此事表态，怎么会有人认为六十分之一就可以代表全体华社？小时候没学好算术？
《人生如戏》>>27/9/2010《是保树？还是保林？》周嘉惠
《是保树？还是保林？》>>>周嘉惠
借古论今的文章，假如不是为了讽刺的目的，则极可能即代表着作者还没失去理想、对现状尚未死心。实际上假如真的绝望了，只怕连文章都懒得写，哪还会费劲去讽刺些什么呢？
现实往往是令人沮丧的，写作人保留一点理想以为慰藉，也无可厚非吧？只顾及形而下的日常生计，不留一丁点形而上的理想，结果就是今天社会的恶形恶状。反之，只对形而上的理想念念不忘，无视形而下的生活所需，结果徒让人感受到一身不合时宜的酸味。假如感觉我的文字带有酸气，还请晚探明君（〈刑法不是教育〉，24/9/2010）与读者们，对本人身上余毒未清的不合时宜宽容一些。
是的，还是保持中庸之道比较好，理想不失现实，现实不忘理想。但这种境界往往只是滞留在“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的状况中，奈何？
言归正传，我何尝不知道时间紧急？但我认为时间再紧急也不能放弃法律的尊严，用孔子的话来说，就是不可“穷斯滥”。做人做事一旦“穷斯滥”，其他方面就“其行不远”，多说亦无谓。是一棵树重要？还是一片树林重要？这是目前观点的分歧所在。个人是认为树林比树更重要，惟我不要求别人支持这种观点，仅供参考而已。
死刑很不人道？那为什么早不提出废除死刑？总之，现在提出废除死刑的建议，可能救不了今天的杨伟光，可是一旦死刑废除，就不会有未来的杨伟光继续被送上刑台。所以，同情杨伟光的群众应该即刻组织起来向政府提议废除死刑，是否来得及救杨伟光不得而知，但这起码是具有亡羊补牢的意义的。我国人民对死囚问题从来都不曾表现得那么关心过，何以现在突然一反常态？这一点也值得大家去想一想。
无论如何，死刑从一开始就不是为杨伟光个人设下的，死刑也不会是为杨伟光个人废除的。这完全是个制度问题，假如这个制度今天被普遍认为不再适用，那确实是值得认真探讨废除死刑的可行性的。至于废除死刑后，所有杀人放火、无恶不作的亡命之徒都将靠我们缴的税钱在牢里度过余生，大家又是否吞得下这口气？此乃余话，这里就不多谈了。
刑法是法律的一部分，不论法律或教育都是大课题，分开也不见得一定谈得清楚，混着谈则很容易不知怎地就弄成一锅粥。一个经典的例子大家应该记忆犹新，怡保市长不久前把爱国教育与刑法混为一谈，说什么商家不挂国旗就不让在怡保做生意，结果只让人联想到法西斯。
教育让人明是非，并对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可能碰上的诱惑起到一定的提醒作用，但教育难以保证让人不犯错。最近的律师涉嫌杀人烧尸案，可以作为一个最好的注解，高学历、律师，还有什么疑问吗？亚里斯多德真的分析得很精彩，在此再重复一次，亚氏认为人们犯错的原因是：（一）欲望；（二）愚蠢；（三）缺乏健全的预见和信念。
至于那一面倒的声援，我觉得还可以多说几句。杨伟光后援会协调员饶兆颖律师为了协调工作而公开电话号码，结果除了声援的电话，同时也接到许许多多抗议的电话。另一种呼声的力度大不大？没人发起连署，没有统计数字，所以难说。但是，任何事都有两面，这倒是毋庸质疑的，我们是否也很应该努力去聆听那声量没有被特意调高的声音？这是我认为声音大不必然等于正义的其中一个主要原因。
明知道暗流汹涌却佯装不知道，那是迟早要吃亏的。报馆刊登评论稿，是否就是希望评论者发挥这个“暗流探测器”的作用呢？我经常作如是想。
然而，在这个课题上我要表达的都已经表达了，就此打住吧。
27/9/2010 《南洋商报》《南言》版
借古论今的文章，假如不是为了讽刺的目的，则极可能即代表着作者还没失去理想、对现状尚未死心。实际上假如真的绝望了，只怕连文章都懒得写，哪还会费劲去讽刺些什么呢？
现实往往是令人沮丧的，写作人保留一点理想以为慰藉，也无可厚非吧？只顾及形而下的日常生计，不留一丁点形而上的理想，结果就是今天社会的恶形恶状。反之，只对形而上的理想念念不忘，无视形而下的生活所需，结果徒让人感受到一身不合时宜的酸味。假如感觉我的文字带有酸气，还请晚探明君（〈刑法不是教育〉，24/9/2010）与读者们，对本人身上余毒未清的不合时宜宽容一些。
是的，还是保持中庸之道比较好，理想不失现实，现实不忘理想。但这种境界往往只是滞留在“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的状况中，奈何？
言归正传，我何尝不知道时间紧急？但我认为时间再紧急也不能放弃法律的尊严，用孔子的话来说，就是不可“穷斯滥”。做人做事一旦“穷斯滥”，其他方面就“其行不远”，多说亦无谓。是一棵树重要？还是一片树林重要？这是目前观点的分歧所在。个人是认为树林比树更重要，惟我不要求别人支持这种观点，仅供参考而已。
死刑很不人道？那为什么早不提出废除死刑？总之，现在提出废除死刑的建议，可能救不了今天的杨伟光，可是一旦死刑废除，就不会有未来的杨伟光继续被送上刑台。所以，同情杨伟光的群众应该即刻组织起来向政府提议废除死刑，是否来得及救杨伟光不得而知，但这起码是具有亡羊补牢的意义的。我国人民对死囚问题从来都不曾表现得那么关心过，何以现在突然一反常态？这一点也值得大家去想一想。
无论如何，死刑从一开始就不是为杨伟光个人设下的，死刑也不会是为杨伟光个人废除的。这完全是个制度问题，假如这个制度今天被普遍认为不再适用，那确实是值得认真探讨废除死刑的可行性的。至于废除死刑后，所有杀人放火、无恶不作的亡命之徒都将靠我们缴的税钱在牢里度过余生，大家又是否吞得下这口气？此乃余话，这里就不多谈了。
刑法是法律的一部分，不论法律或教育都是大课题，分开也不见得一定谈得清楚，混着谈则很容易不知怎地就弄成一锅粥。一个经典的例子大家应该记忆犹新，怡保市长不久前把爱国教育与刑法混为一谈，说什么商家不挂国旗就不让在怡保做生意，结果只让人联想到法西斯。
教育让人明是非，并对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可能碰上的诱惑起到一定的提醒作用，但教育难以保证让人不犯错。最近的律师涉嫌杀人烧尸案，可以作为一个最好的注解，高学历、律师，还有什么疑问吗？亚里斯多德真的分析得很精彩，在此再重复一次，亚氏认为人们犯错的原因是：（一）欲望；（二）愚蠢；（三）缺乏健全的预见和信念。
至于那一面倒的声援，我觉得还可以多说几句。杨伟光后援会协调员饶兆颖律师为了协调工作而公开电话号码，结果除了声援的电话，同时也接到许许多多抗议的电话。另一种呼声的力度大不大？没人发起连署，没有统计数字，所以难说。但是，任何事都有两面，这倒是毋庸质疑的，我们是否也很应该努力去聆听那声量没有被特意调高的声音？这是我认为声音大不必然等于正义的其中一个主要原因。
明知道暗流汹涌却佯装不知道，那是迟早要吃亏的。报馆刊登评论稿，是否就是希望评论者发挥这个“暗流探测器”的作用呢？我经常作如是想。
然而，在这个课题上我要表达的都已经表达了，就此打住吧。
27/9/2010 《南洋商报》《南言》版
Saturday, September 25, 2010
25/9/2010《刑法是不是教育？》张金发
《刑法是不是教育？》>>>张金发
晚探明以“刑法不是教育”一文来回应本人之“刑法真义”，感谢他的捧场，拙作之言论如有不妥之处，欢迎点评。
深思晚君的文稿：“刑法不是教育”作为题目，让人似懂非懂。请问大学里，法律系学生修的课是什么？
或许咱们先厘清“刑法是不是教育？”这一个观念，晚君的题目显而易见是否决，小弟才疏学浅，刚好有点不认同。
基本原点问题：为什么有刑法的订立？长篇大论不需说，小弟认为法律的订定无非是确立一些基本行为，以便让民众有所依循，它不只作为道德准绳，从法定条文中也可以分析是非黑白对错，只要人人遵守，社会国家的秩序就不致紊乱政纲！
刑法同样是法律条文，只要生活在社区中，人人都必需要了解何种行为是对，何种行为是错的，一旦犯法，自然要受到法律的制裁，故而有所谓“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之说！
刑法学未必需要人人精通，但是人人都会在学校上课时得到这种教育的机会。师长会告诉我们何者为对何者为错，相信晚君同样有这种经历。因此，刑法怎可能与教育区分清楚？
再说，刑法的订定无非就是要让人人遵循法律条文，如没受过基本法律常识教育者，他岂能分辨是非黑白对错，又怎知杀人者死的道理？因此人人都应该有受过基本刑事法律教育才正常。
刑法的真义，并非一定要犯人受死刑才能凸显执法者的公信力！相反的，可协助死刑的一些变通方式，如缓刑、终身监禁等。刑法，是不得已而用之，并非只有这一个方策而已！
其次，杨伟光因为运毒入境新加坡被捕，被判处死刑，坊间呼吁新加宽赦杨的死罪，改判轻罚，让有意悔改之年青人得以重生的机会。这个呼吁并非“坏事”。晚君所谓“有谁可以保证他从此就不会走回老路？”这种说法俨如在问“娶个老婆包生子，万一生个女儿怎么办？”滑稽也！正如这一刻是平常人，谁可以保证你下一刻不会是杀人犯？”杀人者死，平常人下一刻可能是杀人者，也该死！这种逻辑是不通的。
刑法，是不得已才用。明定的法律条文是纲纪，犯罪的情境必需考量在内，才是执行刑法最高的真义。并非一律依书直判，这是读死书而已。
最后，今年3月19日，小弟的一篇文章“死刑与人权观念”刊登在商报的南言版，开宗明义地便说出：“虽说法律不外人情，但我是个鼓励严刑峻罚者。我相信如果没有律法的制约，人人都会以自我为中心，届时没有是非没有黑白，没有道德准绳，社会的秩序将危在旦夕！”，“人权与司法不是用以保护加害人，而是保护受害者，这就是法律存在的实质意义。”
日前，“刑法真义”一文中，“法律对付屡劝不听的惯犯，理当改以重刑，如果立意悔过之犯案者，为何仍然执意死刑对待？法律严明固然重要，人命又岂是草木所能比拟？一部法律学到老，活学活用才能无悔于天下，体认刑法的真义，比严守死硬的法律条文来得更加有人性和有人权。”
新加坡采取严刑峻罚施政并没有错，唯惯犯与初犯面对刑法的量刑，小弟认为多少都有一些差别。当然，司法界的看法会如何，或许自有他们的一套见解。
遵循刑法，重点在教育，立身处世应认清是非善恶，而不是消极避刑责。在国内是好人，在国外变破坏分子，那是什么教育所致？
25/9/2010 《南洋商报》《南言》版《我思我见》专栏
晚探明以“刑法不是教育”一文来回应本人之“刑法真义”，感谢他的捧场，拙作之言论如有不妥之处，欢迎点评。
深思晚君的文稿：“刑法不是教育”作为题目，让人似懂非懂。请问大学里，法律系学生修的课是什么？
或许咱们先厘清“刑法是不是教育？”这一个观念，晚君的题目显而易见是否决，小弟才疏学浅，刚好有点不认同。
基本原点问题：为什么有刑法的订立？长篇大论不需说，小弟认为法律的订定无非是确立一些基本行为，以便让民众有所依循，它不只作为道德准绳，从法定条文中也可以分析是非黑白对错，只要人人遵守，社会国家的秩序就不致紊乱政纲！
刑法同样是法律条文，只要生活在社区中，人人都必需要了解何种行为是对，何种行为是错的，一旦犯法，自然要受到法律的制裁，故而有所谓“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之说！
刑法学未必需要人人精通，但是人人都会在学校上课时得到这种教育的机会。师长会告诉我们何者为对何者为错，相信晚君同样有这种经历。因此，刑法怎可能与教育区分清楚？
再说，刑法的订定无非就是要让人人遵循法律条文，如没受过基本法律常识教育者，他岂能分辨是非黑白对错，又怎知杀人者死的道理？因此人人都应该有受过基本刑事法律教育才正常。
刑法的真义，并非一定要犯人受死刑才能凸显执法者的公信力！相反的，可协助死刑的一些变通方式，如缓刑、终身监禁等。刑法，是不得已而用之，并非只有这一个方策而已！
其次，杨伟光因为运毒入境新加坡被捕，被判处死刑，坊间呼吁新加宽赦杨的死罪，改判轻罚，让有意悔改之年青人得以重生的机会。这个呼吁并非“坏事”。晚君所谓“有谁可以保证他从此就不会走回老路？”这种说法俨如在问“娶个老婆包生子，万一生个女儿怎么办？”滑稽也！正如这一刻是平常人，谁可以保证你下一刻不会是杀人犯？”杀人者死，平常人下一刻可能是杀人者，也该死！这种逻辑是不通的。
刑法，是不得已才用。明定的法律条文是纲纪，犯罪的情境必需考量在内，才是执行刑法最高的真义。并非一律依书直判，这是读死书而已。
最后，今年3月19日，小弟的一篇文章“死刑与人权观念”刊登在商报的南言版，开宗明义地便说出：“虽说法律不外人情，但我是个鼓励严刑峻罚者。我相信如果没有律法的制约，人人都会以自我为中心，届时没有是非没有黑白，没有道德准绳，社会的秩序将危在旦夕！”，“人权与司法不是用以保护加害人，而是保护受害者，这就是法律存在的实质意义。”
日前，“刑法真义”一文中，“法律对付屡劝不听的惯犯，理当改以重刑，如果立意悔过之犯案者，为何仍然执意死刑对待？法律严明固然重要，人命又岂是草木所能比拟？一部法律学到老，活学活用才能无悔于天下，体认刑法的真义，比严守死硬的法律条文来得更加有人性和有人权。”
新加坡采取严刑峻罚施政并没有错，唯惯犯与初犯面对刑法的量刑，小弟认为多少都有一些差别。当然，司法界的看法会如何，或许自有他们的一套见解。
遵循刑法，重点在教育，立身处世应认清是非善恶，而不是消极避刑责。在国内是好人，在国外变破坏分子，那是什么教育所致？
25/9/2010 《南洋商报》《南言》版《我思我见》专栏
Thursday, September 23, 2010
24/9/2010《刑法不是教育》晚探明
《刑法不是教育》>>>晚探明
《南言》版连着两天有专栏作者谈论杨伟光的事件，周嘉惠先生的《俄狄浦斯王、苏格拉底与杨伟光》（21/9/2010）与张金发先生的《刑法真义》（22/9/2010）同样都是采用借古论今的手法。
根据我的理解，周嘉惠先生借一把古希腊的余光，尝试说明恶法亦法，如果不按规矩处理，那就准备面对社会可能紊乱的后果。苏格拉底当年就是为了保全雅典的法律制度，而宁可牺牲自己的性命。虽然周先生认为如果法律有缺陷，就应该及时修正，但他似乎忽略了现在杨伟光的情况有若急惊风，恐怕等不及国会三读修法这位慢郎中？那该怎么办呢？
张金发先生则借唐太宗的故事，希望提醒新加坡政府去“体认刑法的真义”。张先生在文章中表达的部分观点，我是不认同的。
首先，杨伟光这位“有意悔改的年青人”，假如真的逃过此一劫，请问有谁可以保证他从此就不会走回老路？克林顿总统当政时亦主张“three strikes”的做法，意即第三次犯罪既判重刑。这对犯罪者当然是仁慈的，但请问第二位、第三位被害人的不幸遭遇是不是嫌太无辜了？
张先生说法律的目的是希望“各人的生命、财产、名誉等得到应有的保障”，而且是基本人权。所以，法律赋予我们的应该是大家免于恐惧的基本人权？还是保护加害人的基本人权？假如两者只得选其一，应该怎么选？就算两者都不放弃，何者应该优先考虑？张先生似乎忽视受害人的权益了。贩毒者死，这是新马二国都有的法律规定，就因为当年的立法者认为贩卖毒品不仅仅不是鸡毛蒜皮，而且危害既深且大！
我个人有种感觉，许多国人对新加坡似乎总有那么一点心理不平衡。张先生指称，新国人民守法只为了避刑责，而对其行为的态度并没有改善，所以才有到我国境内“飞车”为乐、随地乱丢垃圾的行为。愚认为，刑法的目的是阻遏犯罪而已，不在改变人心。摆在眼前的情况是，新国人民在国内奉公守法，一到我国就乱来；我国人民在国内乱来，一到新国马上变得奉公守法。人心不变，浑蛋还是浑蛋，但你认为哪一种环境会让人感觉生活得更舒服一些？新加坡的严刑峻法错了吗？
我跟杨伟光无怨无仇，并不是在主张他非死不可。但是，法律好比是社会的游戏规则，游戏规则是不可能为每一个社会成员量身订做的。不依法行事的先例一开，只怕潘朵拉的盒子再也关不回去，届时群魔乱舞，谁来负责？周先生不见得就是纯粹在杞人忧天啊！
24/9/2010 《南洋商报》《南言》版
《南言》版连着两天有专栏作者谈论杨伟光的事件，周嘉惠先生的《俄狄浦斯王、苏格拉底与杨伟光》（21/9/2010）与张金发先生的《刑法真义》（22/9/2010）同样都是采用借古论今的手法。
根据我的理解，周嘉惠先生借一把古希腊的余光，尝试说明恶法亦法，如果不按规矩处理，那就准备面对社会可能紊乱的后果。苏格拉底当年就是为了保全雅典的法律制度，而宁可牺牲自己的性命。虽然周先生认为如果法律有缺陷，就应该及时修正，但他似乎忽略了现在杨伟光的情况有若急惊风，恐怕等不及国会三读修法这位慢郎中？那该怎么办呢？
张金发先生则借唐太宗的故事，希望提醒新加坡政府去“体认刑法的真义”。张先生在文章中表达的部分观点，我是不认同的。
首先，杨伟光这位“有意悔改的年青人”，假如真的逃过此一劫，请问有谁可以保证他从此就不会走回老路？克林顿总统当政时亦主张“three strikes”的做法，意即第三次犯罪既判重刑。这对犯罪者当然是仁慈的，但请问第二位、第三位被害人的不幸遭遇是不是嫌太无辜了？
张先生说法律的目的是希望“各人的生命、财产、名誉等得到应有的保障”，而且是基本人权。所以，法律赋予我们的应该是大家免于恐惧的基本人权？还是保护加害人的基本人权？假如两者只得选其一，应该怎么选？就算两者都不放弃，何者应该优先考虑？张先生似乎忽视受害人的权益了。贩毒者死，这是新马二国都有的法律规定，就因为当年的立法者认为贩卖毒品不仅仅不是鸡毛蒜皮，而且危害既深且大！
我个人有种感觉，许多国人对新加坡似乎总有那么一点心理不平衡。张先生指称，新国人民守法只为了避刑责，而对其行为的态度并没有改善，所以才有到我国境内“飞车”为乐、随地乱丢垃圾的行为。愚认为，刑法的目的是阻遏犯罪而已，不在改变人心。摆在眼前的情况是，新国人民在国内奉公守法，一到我国就乱来；我国人民在国内乱来，一到新国马上变得奉公守法。人心不变，浑蛋还是浑蛋，但你认为哪一种环境会让人感觉生活得更舒服一些？新加坡的严刑峻法错了吗？
我跟杨伟光无怨无仇，并不是在主张他非死不可。但是，法律好比是社会的游戏规则，游戏规则是不可能为每一个社会成员量身订做的。不依法行事的先例一开，只怕潘朵拉的盒子再也关不回去，届时群魔乱舞，谁来负责？周先生不见得就是纯粹在杞人忧天啊！
24/9/2010 《南洋商报》《南言》版
22/9/2010《刑法真义》张金发
《刑法真义》>>>张金发
现年22岁的沙巴人杨伟光在2007年因为运毒入境新加坡被捕，被判处死刑。他本定于去年12月问吊，但杨之律师拉维成功入禀法庭，暂缓死刑，并且针对新国驳回杨伟光宽赦申请的决定，提出司法审核。
大马坊间对这案件的声援此起彼落，几乎一致呼吁新国能宽赦杨的死罪，改判轻罚，让有意悔改之年青人得以重生的机会。
杨之运毒案件，从新加坡刑法上看，要脱罪似乎是不可能之事，新国以严刑峻法闻名于世，他们的人民生活在新加坡奉公守法，社会井然有序。不过，当他们离开新加坡时，是否同样的行为操守？一些事实显示，新国人民一旦开车离开新国进入大马领域，他们多以“飞车“为乐。
新加坡城市以清洁整齐同样闻名天下，他们的行为在新国可说是可圈可点，但是，他们却把大马领土当作垃圾场，随地乱丢垃圾，这与他们在新加坡的行为根本南辕北辙。因此，新加坡实施严刑峻法并没有让民众体认刑法的真义，新国人民只有避刑责，而对行为的态度没有从根本彻底改善。
这让我回想起《旧唐书。刑法志》记载着一则涉及“唐律”中有关“十恶”的处罚内容，和“缘坐与连坐”的发展变化。
故事大致如下：唐朝贞观年间，有位同州（今之陕西大荔）人房强，弟弟在岷州作统军，因为谋反而伏诛，按当时的律法，房强应依律适用“缘坐法”被处死。
唐太宗录囚（皇帝亲自视察监狱中在押囚犯，以防止冤狱的制度）时得知此案实情，怜悯其将死，因而由此动容。于是乎对大臣说：“因风俗教化未能博施，所以如今仍然需要刑典。这不是百姓的过错，怎么能因此滥杀无辜，实施重刑呢？这岂不是更显得君主不德。 ”
他思索的是，因风俗教化未能博施，如果对人用刑，他反思己身，认为是君主（自己）的德行不彰，才遭致他人甘冒犯下“十恶不赦”的刑法。
唐太宗进一步再说：“用刑之道，应当视情节之轻重，再加之以刑罚。怎可不察其缘由而一概加以诛罚呢？这违反了恤刑而重人命的原则。 ”
这里提出了一个重要的信息：“恤刑”与“重视人命”。
刑法，是一条条生冷无情的条文，基本上都是为了各人的生命、财产、名誉等得到应有的保障，实为基本人权。所谓情理法，无律法就难以统一规划各种行为准则，也不能订定刑罚轻重，然而，法再严也应考虑人情世故。诚如唐太宗所说，当视犯者之状况若何再作定夺，故未参与谋反或大逆罪之人，却因他人犯罪而受牵连，岂不冤哉？古代中国有幸遇上明君，因唐太宗悲天悯人的德行，从此自古传承下来的法定死刑观念得以除去大半。
唐太宗审核该死刑案件时，出于“德礼”与“恤刑”的考虑，认为房强之弟固然该判以死刑之罪，但是房强不应受“缘坐法”定罪同处死刑。这个案件在当时并非大案，但却引发了一项重要的法律变革，体现了司法制度不断走向文明的进步当中。
法律对付屡劝不听的惯犯，理当改以重刑，如果一意悔过之犯案者，为何仍然执意死刑对待？法律严明固然重要，人命又岂是草木所能比拟？一部法律学到老，活学活用才能无悔于天下，体认刑法的真义，比严守死硬的法律条文来得更加有人性和有人权。
22/9/2010 《南洋商报》《南言》版《我思我见》专栏
现年22岁的沙巴人杨伟光在2007年因为运毒入境新加坡被捕，被判处死刑。他本定于去年12月问吊，但杨之律师拉维成功入禀法庭，暂缓死刑，并且针对新国驳回杨伟光宽赦申请的决定，提出司法审核。
大马坊间对这案件的声援此起彼落，几乎一致呼吁新国能宽赦杨的死罪，改判轻罚，让有意悔改之年青人得以重生的机会。
杨之运毒案件，从新加坡刑法上看，要脱罪似乎是不可能之事，新国以严刑峻法闻名于世，他们的人民生活在新加坡奉公守法，社会井然有序。不过，当他们离开新加坡时，是否同样的行为操守？一些事实显示，新国人民一旦开车离开新国进入大马领域，他们多以“飞车“为乐。
新加坡城市以清洁整齐同样闻名天下，他们的行为在新国可说是可圈可点，但是，他们却把大马领土当作垃圾场，随地乱丢垃圾，这与他们在新加坡的行为根本南辕北辙。因此，新加坡实施严刑峻法并没有让民众体认刑法的真义，新国人民只有避刑责，而对行为的态度没有从根本彻底改善。
这让我回想起《旧唐书。刑法志》记载着一则涉及“唐律”中有关“十恶”的处罚内容，和“缘坐与连坐”的发展变化。
故事大致如下：唐朝贞观年间，有位同州（今之陕西大荔）人房强，弟弟在岷州作统军，因为谋反而伏诛，按当时的律法，房强应依律适用“缘坐法”被处死。
唐太宗录囚（皇帝亲自视察监狱中在押囚犯，以防止冤狱的制度）时得知此案实情，怜悯其将死，因而由此动容。于是乎对大臣说：“因风俗教化未能博施，所以如今仍然需要刑典。这不是百姓的过错，怎么能因此滥杀无辜，实施重刑呢？这岂不是更显得君主不德。 ”
他思索的是，因风俗教化未能博施，如果对人用刑，他反思己身，认为是君主（自己）的德行不彰，才遭致他人甘冒犯下“十恶不赦”的刑法。
唐太宗进一步再说：“用刑之道，应当视情节之轻重，再加之以刑罚。怎可不察其缘由而一概加以诛罚呢？这违反了恤刑而重人命的原则。 ”
这里提出了一个重要的信息：“恤刑”与“重视人命”。
刑法，是一条条生冷无情的条文，基本上都是为了各人的生命、财产、名誉等得到应有的保障，实为基本人权。所谓情理法，无律法就难以统一规划各种行为准则，也不能订定刑罚轻重，然而，法再严也应考虑人情世故。诚如唐太宗所说，当视犯者之状况若何再作定夺，故未参与谋反或大逆罪之人，却因他人犯罪而受牵连，岂不冤哉？古代中国有幸遇上明君，因唐太宗悲天悯人的德行，从此自古传承下来的法定死刑观念得以除去大半。
唐太宗审核该死刑案件时，出于“德礼”与“恤刑”的考虑，认为房强之弟固然该判以死刑之罪，但是房强不应受“缘坐法”定罪同处死刑。这个案件在当时并非大案，但却引发了一项重要的法律变革，体现了司法制度不断走向文明的进步当中。
法律对付屡劝不听的惯犯，理当改以重刑，如果一意悔过之犯案者，为何仍然执意死刑对待？法律严明固然重要，人命又岂是草木所能比拟？一部法律学到老，活学活用才能无悔于天下，体认刑法的真义，比严守死硬的法律条文来得更加有人性和有人权。
22/9/2010 《南洋商报》《南言》版《我思我见》专栏
Monday, September 20, 2010
《人生如戏》>>21/09/2010《俄狄浦斯王、苏格拉底与杨伟光》周嘉惠
《俄狄浦斯王、苏格拉底与杨伟光》>>>周嘉惠
古希腊哲人柏拉图在《法律篇》中指出（863－864页），导致我们犯错的原因有三：1.欲望，2.愚蠢，3.缺乏健全的预见和信念。
假如报章的报道是没有偏差的，那么杨伟光犯罪的原因，可说十分吻合柏拉图在2千3百年前所作的分析。杨伟光在新加坡因贩毒罪而被判死刑一事，也让我联想起古希腊流传的民间故事“俄狄浦斯王”。
俄狄浦斯王的完整故事许多人可能并记不清楚，但提及故事中的“弑父娶母”情节、“早上四只脚、中午两只脚、晚上三只脚”的谜语，相信倒是有助于唤起记忆。
俄狄浦斯的弑父娶母完全是无心之失，他甚至为了躲避这个可怕的预言而逃离家庭，但要发生的悲剧，终究还是发生了（古希腊的命运悲剧并不是在提倡或反映宿命论，这点往后有机会再谈）。误杀生父在法庭上或许尚有申诉的余地，乱伦的事实却是无论如何都无从辩护的，这种事情根本就已超越了动机的考量范围。
杨伟光贩毒的动机或许只是单纯地希望改善家境，但这貌似善良的出发点，却掩盖不了丑陋的事实：他的犯罪行为或已间接、甚至直接地导致了许多家庭家破人亡。
对一个有良知的人来说，无心之失并不会减低内心的罪恶感；俄狄浦斯王无法忍受自己所犯下的滔天大罪，觉得唯有完全自绝于人类社会，良心上才说得过去，结果自瞽双目，随后自我流放。为什么不省事些直接选择自杀呢？因为在阴间还有死去的父母，自杀后他又该如何去面对他们？
提及俄狄浦斯王的故事，并不是因为我个人觉得应该鼓励杨伟光自残，或再也别踏进马来西亚国土。事实上，惩罚显然是必不可免的，但除了死刑之外，在考虑到各种因素后，是否还能有更恰当的惩罚才是现今讨论的重点所在。当下的舆论大多也仅仅属于是其所是，非其所非，似乎没有达致什么客观的共识，而法院的判决最后仍可能被新加坡总统的特赦所改变。
我们需要理解，法律不一定完美，但它毕竟是维持社会秩序的手段，一面倒的声音不见得就代表着正义；苏格拉底就是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被判处死刑的，而那个判决明显是很有问题的。
当苏格拉底被按上莫名其妙的罪名判处死刑，在法律与个人的生死之间，苏格拉底宁可牺牲自己的生命，以维护法律制度的完整（无独有偶，苏格拉底的徒孙亚里士多德也一度面对相似的遭遇，但他则宣称不能够让雅典再次犯下杀害哲学家的错误，于是逃离出境）。虽然，我们不能奢望一般人拥有类似苏格拉底或俄狄浦斯王的情操，但同时我们也不应该指望法律因为杨伟光或任何特定人士“法外开恩”、打折扣。
假如发现法律本身有缺陷，那就应该及时修正，而不是因为被告很可怜、很无知、家世很显赫、后台很强硬，以及种种合理或不合理的原因而放弃法律的尊严，否则社会极可能因此发生紊乱。杨伟光现今假如对社会还有什么特殊意义的贡献，就是他提供了这个修正的契机。
新加坡政府肯定是清楚听到新柔海峡隔岸群众的呼声了，但要如何处理自有他们的现实考量，最后的决定无论是什么，我们都应该尊重。不管我们个人的主观意愿再如何强烈，还是得接受一个现实：罪不至死的，不一定就不死；罪该万死的，不一定就死。
至于杨伟光个人最后的命运如何，只能说，就看他自己的造化了。
21/09/2010 《南洋商报》《南言》版
古希腊哲人柏拉图在《法律篇》中指出（863－864页），导致我们犯错的原因有三：1.欲望，2.愚蠢，3.缺乏健全的预见和信念。
假如报章的报道是没有偏差的，那么杨伟光犯罪的原因，可说十分吻合柏拉图在2千3百年前所作的分析。杨伟光在新加坡因贩毒罪而被判死刑一事，也让我联想起古希腊流传的民间故事“俄狄浦斯王”。
俄狄浦斯王的完整故事许多人可能并记不清楚，但提及故事中的“弑父娶母”情节、“早上四只脚、中午两只脚、晚上三只脚”的谜语，相信倒是有助于唤起记忆。
俄狄浦斯的弑父娶母完全是无心之失，他甚至为了躲避这个可怕的预言而逃离家庭，但要发生的悲剧，终究还是发生了（古希腊的命运悲剧并不是在提倡或反映宿命论，这点往后有机会再谈）。误杀生父在法庭上或许尚有申诉的余地，乱伦的事实却是无论如何都无从辩护的，这种事情根本就已超越了动机的考量范围。
杨伟光贩毒的动机或许只是单纯地希望改善家境，但这貌似善良的出发点，却掩盖不了丑陋的事实：他的犯罪行为或已间接、甚至直接地导致了许多家庭家破人亡。
对一个有良知的人来说，无心之失并不会减低内心的罪恶感；俄狄浦斯王无法忍受自己所犯下的滔天大罪，觉得唯有完全自绝于人类社会，良心上才说得过去，结果自瞽双目，随后自我流放。为什么不省事些直接选择自杀呢？因为在阴间还有死去的父母，自杀后他又该如何去面对他们？
提及俄狄浦斯王的故事，并不是因为我个人觉得应该鼓励杨伟光自残，或再也别踏进马来西亚国土。事实上，惩罚显然是必不可免的，但除了死刑之外，在考虑到各种因素后，是否还能有更恰当的惩罚才是现今讨论的重点所在。当下的舆论大多也仅仅属于是其所是，非其所非，似乎没有达致什么客观的共识，而法院的判决最后仍可能被新加坡总统的特赦所改变。
我们需要理解，法律不一定完美，但它毕竟是维持社会秩序的手段，一面倒的声音不见得就代表着正义；苏格拉底就是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被判处死刑的，而那个判决明显是很有问题的。
当苏格拉底被按上莫名其妙的罪名判处死刑，在法律与个人的生死之间，苏格拉底宁可牺牲自己的生命，以维护法律制度的完整（无独有偶，苏格拉底的徒孙亚里士多德也一度面对相似的遭遇，但他则宣称不能够让雅典再次犯下杀害哲学家的错误，于是逃离出境）。虽然，我们不能奢望一般人拥有类似苏格拉底或俄狄浦斯王的情操，但同时我们也不应该指望法律因为杨伟光或任何特定人士“法外开恩”、打折扣。
假如发现法律本身有缺陷，那就应该及时修正，而不是因为被告很可怜、很无知、家世很显赫、后台很强硬，以及种种合理或不合理的原因而放弃法律的尊严，否则社会极可能因此发生紊乱。杨伟光现今假如对社会还有什么特殊意义的贡献，就是他提供了这个修正的契机。
新加坡政府肯定是清楚听到新柔海峡隔岸群众的呼声了，但要如何处理自有他们的现实考量，最后的决定无论是什么，我们都应该尊重。不管我们个人的主观意愿再如何强烈，还是得接受一个现实：罪不至死的，不一定就不死；罪该万死的，不一定就死。
至于杨伟光个人最后的命运如何，只能说，就看他自己的造化了。
21/09/2010 《南洋商报》《南言》版
Friday, August 27, 2010
《人生如戏》>>27/08/2010《品格》周嘉惠
《品格》>>>周嘉惠
怡保市长：国庆不挂国旗，就是不爱国。商家不爱国，就不允许在怡保做生意。
Patrick Teoh: Niamah!
最近读了一本2005年出版的书《国家的品格》，作者是日本的数学教授藤原正彦。作者有感于日本人在二次世界大战后对自己的国家失去了信心，同时对当下社会沉迷于金钱游戏，以致道德普遍沦丧的乱象，感到忧心忡忡。作者大声疾呼应该重新建立“国家的品格”，否则不足于力挽狂澜。这本书在日本出版后，半年内即狂销二百万册，平均一天一万册。
在全球化的今天，沉迷于金钱游戏、道德沦丧等等问题已不是什么新鲜事，我们每天也在面对着。然而，可能由于我不是日本人之故，也可能我个人的神经末梢久经修炼，已百毒不侵，读了这本书后实际上并感受不到太大的心灵冲击。不过，这本书还是引发了我一个疑问，我们似乎比日本多了一个很根本的问题：什么是我们失去的国家品格？这一点很重要，假如我们甚至不能确定、确实地回答这个问题，那等于在一片混乱之中没有方向。那么，我们只好继续混乱下去。
我想，文化与品格，放在国家层面来说，总该是有点关联的吧？否则台上的伟大人物何以动不动就声嘶力竭地疾呼这个、那个不是我们的文化？怎么样的文化，就会产生怎么样的品格要求，是不是这样呢？
譬如说，伟大人物认为抗议游行不是我们的文化，可是近来这种事情还真的是时有所闻。当一个不符合我们文化的行为竟然发生了，我们是不是该检讨一下，为什么会这样？到底是对文化的认知出问题？还是行为出问题？
我个人参加过2007年11月10日在首都的游行，而且还挨了几颗催泪弹。至今不明白的是，一伙人穿上黄色衣服站在大街上，至少当时在我所站的位置附近范围内，大家既不吵又没闹，这样的行为究竟与国家文化产生什么冲突？印象中伟大人物不曾有过令人信服的说明。
当天下午三点钟镇暴警察在10公尺外举起盾牌准备冲撞时，我心中其实是十分平静的，但心里却也同时怀着一个很大的问号，不解决国民心中的不满，只一味的压制，这是国家的文化吗？这样的国家会有品格吗？管理者不允许随地吐痰，却努力制造一个乌烟瘴气的环境，让大家时刻憋着满腔的浓痰。试问，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道理？
国家其实是个很抽象的概念，国家就是一面国旗吗？就是地图上画的那个轮廓吗？就是台上那些教人直想要他们闭嘴的伟大人物吗？似乎是，也似乎不是，隐隐然我们谁都可以察觉到，问题其实没怡保市长想的那么简单。不论有心人如何企图模糊其界限，国家和政府终究不是同一回事。抽象的国家自己不会书写历史，只是让事件随着时间一件一件在这片土地上展开。然而，执政54年的政府却拥有权力按自己心意书写国家的历史。
一旦由不尊重史实者掌握了话语权，历史实际上已失去承载记忆的功用。没有受认可的集体记忆就不会有受认可的集体文化、传统可言，为所欲为后剩下的假如不是胡说八道，充其量也只是自说自话。这也是为什么伟大人物在宣扬什么是我们的文化时，呈现出来的永远是一副可笑的嘴脸。
时至今日连随地乱丢垃圾都已经成为国民的生活习惯，很明显的，其他方面更是等而下之，恶形恶状。人一旦活到了无耻的境界，那已是到了极至，倒真是让人无从要求了。譬如近来作为技术官僚的中学校长，公开在周会建议华裔学生“回中国”，气愤？人家还振振有词自认为言之有理呢！等着瞧，类似好戏还会陆续上演的。自己看开点吧，技术官僚原就不讲究德高望重。所以对个人来说，假如还未完全绝望，目前我们只能以不随地吐痰作为判断品格高下的标准。根据个人观察所得，我国有63％国民属于品格高尚的。
至于国家层面的追求，在艳星被推选为老大独当一面，贪官污吏、小拿破仑横行，种族主义高涨的现实中，我们当下的问题其实不在如何重建国家的品格；我们面对更大的挑战是，这需要大家扪心问一问：到底什么才是我们国家的品格？界定了标准，我们才可能把握住方向啊！
难不成，竟有谁打算继续由得人家笑话，我们就是喜欢生活在一个“没品”的空间？
27/08/2010 《南洋商报》《南言》版
怡保市长：国庆不挂国旗，就是不爱国。商家不爱国，就不允许在怡保做生意。
Patrick Teoh: Niamah!
最近读了一本2005年出版的书《国家的品格》，作者是日本的数学教授藤原正彦。作者有感于日本人在二次世界大战后对自己的国家失去了信心，同时对当下社会沉迷于金钱游戏，以致道德普遍沦丧的乱象，感到忧心忡忡。作者大声疾呼应该重新建立“国家的品格”，否则不足于力挽狂澜。这本书在日本出版后，半年内即狂销二百万册，平均一天一万册。
在全球化的今天，沉迷于金钱游戏、道德沦丧等等问题已不是什么新鲜事，我们每天也在面对着。然而，可能由于我不是日本人之故，也可能我个人的神经末梢久经修炼，已百毒不侵，读了这本书后实际上并感受不到太大的心灵冲击。不过，这本书还是引发了我一个疑问，我们似乎比日本多了一个很根本的问题：什么是我们失去的国家品格？这一点很重要，假如我们甚至不能确定、确实地回答这个问题，那等于在一片混乱之中没有方向。那么，我们只好继续混乱下去。
我想，文化与品格，放在国家层面来说，总该是有点关联的吧？否则台上的伟大人物何以动不动就声嘶力竭地疾呼这个、那个不是我们的文化？怎么样的文化，就会产生怎么样的品格要求，是不是这样呢？
譬如说，伟大人物认为抗议游行不是我们的文化，可是近来这种事情还真的是时有所闻。当一个不符合我们文化的行为竟然发生了，我们是不是该检讨一下，为什么会这样？到底是对文化的认知出问题？还是行为出问题？
我个人参加过2007年11月10日在首都的游行，而且还挨了几颗催泪弹。至今不明白的是，一伙人穿上黄色衣服站在大街上，至少当时在我所站的位置附近范围内，大家既不吵又没闹，这样的行为究竟与国家文化产生什么冲突？印象中伟大人物不曾有过令人信服的说明。
当天下午三点钟镇暴警察在10公尺外举起盾牌准备冲撞时，我心中其实是十分平静的，但心里却也同时怀着一个很大的问号，不解决国民心中的不满，只一味的压制，这是国家的文化吗？这样的国家会有品格吗？管理者不允许随地吐痰，却努力制造一个乌烟瘴气的环境，让大家时刻憋着满腔的浓痰。试问，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道理？
国家其实是个很抽象的概念，国家就是一面国旗吗？就是地图上画的那个轮廓吗？就是台上那些教人直想要他们闭嘴的伟大人物吗？似乎是，也似乎不是，隐隐然我们谁都可以察觉到，问题其实没怡保市长想的那么简单。不论有心人如何企图模糊其界限，国家和政府终究不是同一回事。抽象的国家自己不会书写历史，只是让事件随着时间一件一件在这片土地上展开。然而，执政54年的政府却拥有权力按自己心意书写国家的历史。
一旦由不尊重史实者掌握了话语权，历史实际上已失去承载记忆的功用。没有受认可的集体记忆就不会有受认可的集体文化、传统可言，为所欲为后剩下的假如不是胡说八道，充其量也只是自说自话。这也是为什么伟大人物在宣扬什么是我们的文化时，呈现出来的永远是一副可笑的嘴脸。
时至今日连随地乱丢垃圾都已经成为国民的生活习惯，很明显的，其他方面更是等而下之，恶形恶状。人一旦活到了无耻的境界，那已是到了极至，倒真是让人无从要求了。譬如近来作为技术官僚的中学校长，公开在周会建议华裔学生“回中国”，气愤？人家还振振有词自认为言之有理呢！等着瞧，类似好戏还会陆续上演的。自己看开点吧，技术官僚原就不讲究德高望重。所以对个人来说，假如还未完全绝望，目前我们只能以不随地吐痰作为判断品格高下的标准。根据个人观察所得，我国有63％国民属于品格高尚的。
至于国家层面的追求，在艳星被推选为老大独当一面，贪官污吏、小拿破仑横行，种族主义高涨的现实中，我们当下的问题其实不在如何重建国家的品格；我们面对更大的挑战是，这需要大家扪心问一问：到底什么才是我们国家的品格？界定了标准，我们才可能把握住方向啊！
难不成，竟有谁打算继续由得人家笑话，我们就是喜欢生活在一个“没品”的空间？
27/08/2010 《南洋商报》《南言》版
Friday, August 06, 2010
《人生如戏》>>07/08/2010《不知有国家》周嘉惠
《不知有国家》>>>周嘉惠
梁启超批评中国的传统史学只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只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只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只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饮冰室全集•新史学》）。
我感叹，不知有国家者，又岂只是梁任公当年所指责的衮衮诸公？平时就出没在我们左右的男男女女，心中不知有国家的，实是大有人在。
其中一类最常见于华社。这类人的思维很简单、思考很直线，经常抱着近乎感恩的态度发表伟论：“幸好’他们’这样，否则我们那里还能够找吃？”这样的论调不知听过多少回，经商者、打工族都这么说。
“我们”在社会上的立足，依靠的难道就是“他们”的不争气？这好比在田径比赛中侥幸得奖，全赖对手刚好集体摔断腿；即使如此，好意思心存感恩？假如“我们”纯粹是靠捡便宜在过日子，而且大家都很感激受到如此“厚爱”，那就不好再对“他们”老抱着拐杖不放表示愤愤不平。不是吗？坐轮椅的人干嘛去嘲笑别人拄拐杖？比矮子高一公分，实在也没什么好炫耀的。半斤笑八两，显示的只是自己很久没照镜子。
若心中有国家，绝不至于见到家中出现一片烂泥，居然还会为如此这般的处境深感万幸的。当对待自己不特别热情的后母，生下的孩子有所欠缺，自己却为少一个对手争财产而心中暗爽。用最通常的人情事故来评论，你说，这家伙会是个好东西吗？
不经大脑的人云亦云原就教人嫌弃，而有这么没出息的思想还四处张扬，更是让人厌恶。除了政客，许多国人是不是都很应该好好学一学闭嘴的艺术？根据医学研究，其实不说话真的不会变哑巴，为什么老在说些没营养的话让人不舒服呢？真缺德！
另一类不知有国家者，更是彻头彻尾的自私自利之徒。
贪官污吏固然公认是国家体制中的蛀虫，但蛀虫绝不限于体制内，这点是绝对可以肯定的。上行下效或许是根源之一，但他们存在的谱系，我们犯不着太关心。蛀虫就是蛀虫，不论在体制内，还是体制外都同样是祸害，认清楚这一点蛀虫本质是很重要的。
这类人的逻辑是这样的：政府这么腐败，你不吃，“他们”也会吃掉（’他们’指的是体制内蛀虫）。你“清高”不吃，是否因为在支持蛀虫集团？
等等！人家“吃”是腐败，你“吃”就是反腐败？把下三滥的行为合理化成如此一副正义不可侵犯的模样，那岂不是既当了婊子，加上意图逼良入伙为娼，然后还想讨贞节牌坊？世界上有这么浪漫的事？
跟体制内蛀虫竞争做坏事，似乎是目前体制外蛀虫的终极梦想。男盗女娼我都可以理解，但实在无法忍受男盗女娼看了港剧，还来学丁蟹扮悲壮。理解蛀虫犹可，惟绝不同情蛀虫。蛀虫啊蛀虫，请少到人面前装“口爱”！
啊！我们的国家啊！怎么就养活了这许多没心肝的家伙！
画蛇添足多加一句。这年头究竟还有多少人记得梁启超是何方神圣？心中真的没谱。洪祖秋的大作《民主制度和选举法》（14/7/2010），开头第一句就是“众所周知，民主制度源于雅典人在公元前507年…”。个人认为，洪君未免乐观过度。随便找十位大学生来考，假如有超过一位知道这个“常识”，我们就可以为我国的教育开香槟大事庆祝了！
07/08/2010 《南洋商报》《言论》版
附：《人生如戏》原是《南言》版的专栏，但今天这篇东西被刊载在《言论》版。
梁启超批评中国的传统史学只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只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只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只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饮冰室全集•新史学》）。
我感叹，不知有国家者，又岂只是梁任公当年所指责的衮衮诸公？平时就出没在我们左右的男男女女，心中不知有国家的，实是大有人在。
其中一类最常见于华社。这类人的思维很简单、思考很直线，经常抱着近乎感恩的态度发表伟论：“幸好’他们’这样，否则我们那里还能够找吃？”这样的论调不知听过多少回，经商者、打工族都这么说。
“我们”在社会上的立足，依靠的难道就是“他们”的不争气？这好比在田径比赛中侥幸得奖，全赖对手刚好集体摔断腿；即使如此，好意思心存感恩？假如“我们”纯粹是靠捡便宜在过日子，而且大家都很感激受到如此“厚爱”，那就不好再对“他们”老抱着拐杖不放表示愤愤不平。不是吗？坐轮椅的人干嘛去嘲笑别人拄拐杖？比矮子高一公分，实在也没什么好炫耀的。半斤笑八两，显示的只是自己很久没照镜子。
若心中有国家，绝不至于见到家中出现一片烂泥，居然还会为如此这般的处境深感万幸的。当对待自己不特别热情的后母，生下的孩子有所欠缺，自己却为少一个对手争财产而心中暗爽。用最通常的人情事故来评论，你说，这家伙会是个好东西吗？
不经大脑的人云亦云原就教人嫌弃，而有这么没出息的思想还四处张扬，更是让人厌恶。除了政客，许多国人是不是都很应该好好学一学闭嘴的艺术？根据医学研究，其实不说话真的不会变哑巴，为什么老在说些没营养的话让人不舒服呢？真缺德！
另一类不知有国家者，更是彻头彻尾的自私自利之徒。
贪官污吏固然公认是国家体制中的蛀虫，但蛀虫绝不限于体制内，这点是绝对可以肯定的。上行下效或许是根源之一，但他们存在的谱系，我们犯不着太关心。蛀虫就是蛀虫，不论在体制内，还是体制外都同样是祸害，认清楚这一点蛀虫本质是很重要的。
这类人的逻辑是这样的：政府这么腐败，你不吃，“他们”也会吃掉（’他们’指的是体制内蛀虫）。你“清高”不吃，是否因为在支持蛀虫集团？
等等！人家“吃”是腐败，你“吃”就是反腐败？把下三滥的行为合理化成如此一副正义不可侵犯的模样，那岂不是既当了婊子，加上意图逼良入伙为娼，然后还想讨贞节牌坊？世界上有这么浪漫的事？
跟体制内蛀虫竞争做坏事，似乎是目前体制外蛀虫的终极梦想。男盗女娼我都可以理解，但实在无法忍受男盗女娼看了港剧，还来学丁蟹扮悲壮。理解蛀虫犹可，惟绝不同情蛀虫。蛀虫啊蛀虫，请少到人面前装“口爱”！
啊！我们的国家啊！怎么就养活了这许多没心肝的家伙！
画蛇添足多加一句。这年头究竟还有多少人记得梁启超是何方神圣？心中真的没谱。洪祖秋的大作《民主制度和选举法》（14/7/2010），开头第一句就是“众所周知，民主制度源于雅典人在公元前507年…”。个人认为，洪君未免乐观过度。随便找十位大学生来考，假如有超过一位知道这个“常识”，我们就可以为我国的教育开香槟大事庆祝了！
07/08/2010 《南洋商报》《言论》版
附：《人生如戏》原是《南言》版的专栏，但今天这篇东西被刊载在《言论》版。
Saturday, July 03, 2010
《人生如戏》>>03/07/2010《人道主义和安乐死》周嘉惠
《人道主义和安乐死》>>>周嘉惠
通常当学生表示希望跟老师作“正面的交流”时（《回应<当人道主义不再人道>》，28/6/2010），身为老师者似乎只能以亚理斯多德的名句“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嘉勉之，而不该加以阻拦。虽然，陈泉慧固不是亚理斯多德，我亦非柏拉图，所以不必以“热爱真理”来为脸上贴金，但在这年头理性的交流确实还是可贵的；它和古希腊追求真理的精神有程度上的不同，本质却是相近的。
近年国内不时有各种“疑似”贪污的丑闻被揭发，然而往往在报上热闹一阵之后就不了了之。说“疑似”原因有二，第一固然是因为没人需要为丑闻负责，或需要负责的人其职位实在低得太不匹配，教人心生疑窦；第二则是因为吃相过于难看，明明就是张牙舞爪的魑魅魍魉，却硬要人相信其实是白雪公主的双胞胎姐妹，而且披起牙医袍十分纯洁可爱！真不知道是说话的人智商有问题？还是说话的人以为听话的人智商都有问题？总之有没有人贪污并不是令我们起疑的关键，但有关方面的调查结果却总是一片朦胧，无以名之，故曰“疑似”。
种种鲸吞蚕食的“疑似”丑闻不断涌现，让我不禁开始怀疑某些人是否认为国家是不会灭亡的？海地大地震的消息传出后，种种讯息接踵而来，顿时有若醍醐灌顶，原来就算再烂的国家在今时今日还真的是亡不了的！“亡国而有余”的警语仿佛成了掉在地上的五分钱，大家似乎都在假装没这么一回事。
海地发生大地震，哀鸿遍野，国际社会应该施予援手吗？当然是应该的。但是国际社会的援救能够做到什么程度呢？再说，天地不仁，哪天又有大灾难在别处发生时，现实还允许国际社会继续对海地惦记多久？长贫难救是不争的事实，况且“救急不救穷”原就是慈善的本意。海地的重建，就算最后侥幸有恢复原状的一天，意即回到百分之八十失业率、百分之八十文盲率的情况，难道那竟是个值得庆祝的日子？
假设有这么一个超级大国，甘冒天下之大不韪，趁机把一个类似今天海地状况的国家灭了。纳入自己的版图之后，逐渐把这片土地的就业率、识字率都提升到百分之八十以上，而且人人丰衣足食、安居乐业。这么一比较，我的意思就很明白了。
你不得不问一问自己，国家的目的是什么？政府的目的是什么？倘若丧失了这些目的，那么国家存在的意义是什么？政府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假如这是一个选择题，你会怎么选择？继续当一个没指望的国民？还是宁可当一个未来有希望的“亡国奴”？自我放逐跟当亡国奴有多大距离？自我放逐是否就等于一株悲惨的“失根的兰花”？噢！对了，自我放逐的其中一种现代说法是“移民”。
全世界只有荷兰和比利时的法律明文允许安乐死，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个人认为安乐死是符合人道主义的。确实，我们无法断定什么程度的痛楚才是“无法忍受”的，但也正因为如此，为什么要强迫病人去忍受连我们都无法断定他们是否已达到了“无法忍受”的痛楚呢？难道我们比病人本身对他们所承受的痛楚更有发言权？大家何以站在局外人的立场，却那么振振有词地完全抹煞病人自我解脱的权力？未来可能的医学突破，对当下的痛楚却是毫无意义可言的，难道不是如此吗？
相对于杀人，安乐死或许和自杀更为靠近，虽然两者之间不能轻易画上等号。对于某些宗教的信徒，自杀无异是一种要打下十八层地狱的罪恶行为。但安乐死并不是简单意义的自杀，再说在讨论这个课题时，我们是否也应该包含其他信仰范围的考虑，譬如说人本主义？当然我并不主张出于一时负气的安乐死，一时负气的举止只能是自杀，安乐死绝对不是一时负气的决定。
安乐死的前提是目前的医药对病情无能为力，病人痛苦不堪，而且在可预见的未来情况不会改善。当然，一套完整且考虑周详的程序也是首先必备的；所谓周详，指的是包括诸如心理、宗教、哲学、医学、法律等方方面面的考量。不论是生命的延续，还是生命的结束，不论是自己的生命，还是别人的生命，生命都是必须严肃对待的。
伦理的选择肯定是痛苦的选择。今天或许选择的时刻尚未到来，但很多课题总是值得我们多作思考的。
古希腊人认为真理、智慧都是属于神的范畴，人只能做到接近真理、爱智慧。我的个人意见肯定不是真理，谁都可以质疑，任何讨论、交流都是欢迎的。在没有分数可加的情况下，同学在离开校门后还愿意和过去的老师进行理性交流，那确实是接近真理、爱智慧的表现了，十分难得，值得表扬！
以上是我对陈泉慧同学所提问题的答复。
03/07/2010 《南洋商报》《南言》版
通常当学生表示希望跟老师作“正面的交流”时（《回应<当人道主义不再人道>》，28/6/2010），身为老师者似乎只能以亚理斯多德的名句“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嘉勉之，而不该加以阻拦。虽然，陈泉慧固不是亚理斯多德，我亦非柏拉图，所以不必以“热爱真理”来为脸上贴金，但在这年头理性的交流确实还是可贵的；它和古希腊追求真理的精神有程度上的不同，本质却是相近的。
近年国内不时有各种“疑似”贪污的丑闻被揭发，然而往往在报上热闹一阵之后就不了了之。说“疑似”原因有二，第一固然是因为没人需要为丑闻负责，或需要负责的人其职位实在低得太不匹配，教人心生疑窦；第二则是因为吃相过于难看，明明就是张牙舞爪的魑魅魍魉，却硬要人相信其实是白雪公主的双胞胎姐妹，而且披起牙医袍十分纯洁可爱！真不知道是说话的人智商有问题？还是说话的人以为听话的人智商都有问题？总之有没有人贪污并不是令我们起疑的关键，但有关方面的调查结果却总是一片朦胧，无以名之，故曰“疑似”。
种种鲸吞蚕食的“疑似”丑闻不断涌现，让我不禁开始怀疑某些人是否认为国家是不会灭亡的？海地大地震的消息传出后，种种讯息接踵而来，顿时有若醍醐灌顶，原来就算再烂的国家在今时今日还真的是亡不了的！“亡国而有余”的警语仿佛成了掉在地上的五分钱，大家似乎都在假装没这么一回事。
海地发生大地震，哀鸿遍野，国际社会应该施予援手吗？当然是应该的。但是国际社会的援救能够做到什么程度呢？再说，天地不仁，哪天又有大灾难在别处发生时，现实还允许国际社会继续对海地惦记多久？长贫难救是不争的事实，况且“救急不救穷”原就是慈善的本意。海地的重建，就算最后侥幸有恢复原状的一天，意即回到百分之八十失业率、百分之八十文盲率的情况，难道那竟是个值得庆祝的日子？
假设有这么一个超级大国，甘冒天下之大不韪，趁机把一个类似今天海地状况的国家灭了。纳入自己的版图之后，逐渐把这片土地的就业率、识字率都提升到百分之八十以上，而且人人丰衣足食、安居乐业。这么一比较，我的意思就很明白了。
你不得不问一问自己，国家的目的是什么？政府的目的是什么？倘若丧失了这些目的，那么国家存在的意义是什么？政府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假如这是一个选择题，你会怎么选择？继续当一个没指望的国民？还是宁可当一个未来有希望的“亡国奴”？自我放逐跟当亡国奴有多大距离？自我放逐是否就等于一株悲惨的“失根的兰花”？噢！对了，自我放逐的其中一种现代说法是“移民”。
全世界只有荷兰和比利时的法律明文允许安乐死，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个人认为安乐死是符合人道主义的。确实，我们无法断定什么程度的痛楚才是“无法忍受”的，但也正因为如此，为什么要强迫病人去忍受连我们都无法断定他们是否已达到了“无法忍受”的痛楚呢？难道我们比病人本身对他们所承受的痛楚更有发言权？大家何以站在局外人的立场，却那么振振有词地完全抹煞病人自我解脱的权力？未来可能的医学突破，对当下的痛楚却是毫无意义可言的，难道不是如此吗？
相对于杀人，安乐死或许和自杀更为靠近，虽然两者之间不能轻易画上等号。对于某些宗教的信徒，自杀无异是一种要打下十八层地狱的罪恶行为。但安乐死并不是简单意义的自杀，再说在讨论这个课题时，我们是否也应该包含其他信仰范围的考虑，譬如说人本主义？当然我并不主张出于一时负气的安乐死，一时负气的举止只能是自杀，安乐死绝对不是一时负气的决定。
安乐死的前提是目前的医药对病情无能为力，病人痛苦不堪，而且在可预见的未来情况不会改善。当然，一套完整且考虑周详的程序也是首先必备的；所谓周详，指的是包括诸如心理、宗教、哲学、医学、法律等方方面面的考量。不论是生命的延续，还是生命的结束，不论是自己的生命，还是别人的生命，生命都是必须严肃对待的。
伦理的选择肯定是痛苦的选择。今天或许选择的时刻尚未到来，但很多课题总是值得我们多作思考的。
古希腊人认为真理、智慧都是属于神的范畴，人只能做到接近真理、爱智慧。我的个人意见肯定不是真理，谁都可以质疑，任何讨论、交流都是欢迎的。在没有分数可加的情况下，同学在离开校门后还愿意和过去的老师进行理性交流，那确实是接近真理、爱智慧的表现了，十分难得，值得表扬！
以上是我对陈泉慧同学所提问题的答复。
03/07/2010 《南洋商报》《南言》版
Wednesday, June 30, 2010
28/6/2010 《回应<当人道主义不再人道>》陈泉慧
《回应<当人道主义不再人道>》>>>陈泉慧
周嘉惠先生于６月18日在《南言》版《人生如戏》的专栏题为：《 当人道主义不再人道》。 周君曾经在我念高中时当过我的数学和英语教师，教学认真。
俗语说“一日为师，终生为师”。拜读周老师的文章后，学生有一些疑问和意见，谨以此文作回应，盼和周老师再作正面的交流。
文章指出海地的失业率高达百分之八十，这样的不幸，是“亡国而有余”的。但是海地却至今未亡，原因是因为联合国不让她亡。
在周老师眼中看来，这是不人道的，因为海地的子民即使避过了天灾，未来还是没有希望的。
周老师言下之意，难道是指凡是像海地这类不幸的国家，都应该任其自生自灭，以符合大自然“弱肉强食”，物竞天择’的道理？联合国或国际社会应该任其饱受天灾肆虐而不施予援手？
弱肉强食固然是真理，可是，当被“强食”的对象是人类时，眼睁睁看着数以千万计的人类灭亡，这难道就是人道主义？
文章并列举绝症病人被拒安乐死的自由来支持现代人道主义不人道的地方。
说“凡是头脑清醒的人，只要仍有一线希望，只要病痛的折磨不是那么无法忍受，他会主张结束自己的生命以求解脱吗？”
换言之，在周老师眼里看来，安乐死是符合人道主义的。当一个人要求结束自己的生命之时，一定是因为他无法忍受病魔带来的痛楚，所以我们应该让病人保持最后的尊严，让他选择安乐死。
但是我们都知道，每个人对痛楚的忍受程度都不一样，求生意志的坚定程度更是因人而异。我们该如何判断，什么样的痛苦程度，才是“无法忍受”的呢？
病人在患病期间，大多是意志较为消沉的，这段期间所可以承受的压力会比没生病时少得多。所以，我们凭什么去衡量一个人是不是还是头脑很清醒呢？加上医学上对不同的病症屡有新突破，怎么可以轻易说出安乐死一词！
当然，我必须承认，文章最后所指出发生在我国的大小丑闻，我百分之百赞成，是“亡国而有余的”。
大马人，自求多福吧 ！
28/06/2010 《南洋商报》《言论》版
附：专栏上所谓的“自由撰稿人”身份，实际上就等于是“不告诉你”的意思。但在这篇文章刊出后，那是有点老底被掀的味道。过去只是客串性质兼过一年课，居然到今天还被人叫“老师”；这在当初是想不到的。
周嘉惠先生于６月18日在《南言》版《人生如戏》的专栏题为：《 当人道主义不再人道》。 周君曾经在我念高中时当过我的数学和英语教师，教学认真。
俗语说“一日为师，终生为师”。拜读周老师的文章后，学生有一些疑问和意见，谨以此文作回应，盼和周老师再作正面的交流。
文章指出海地的失业率高达百分之八十，这样的不幸，是“亡国而有余”的。但是海地却至今未亡，原因是因为联合国不让她亡。
在周老师眼中看来，这是不人道的，因为海地的子民即使避过了天灾，未来还是没有希望的。
周老师言下之意，难道是指凡是像海地这类不幸的国家，都应该任其自生自灭，以符合大自然“弱肉强食”，物竞天择’的道理？联合国或国际社会应该任其饱受天灾肆虐而不施予援手？
弱肉强食固然是真理，可是，当被“强食”的对象是人类时，眼睁睁看着数以千万计的人类灭亡，这难道就是人道主义？
文章并列举绝症病人被拒安乐死的自由来支持现代人道主义不人道的地方。
说“凡是头脑清醒的人，只要仍有一线希望，只要病痛的折磨不是那么无法忍受，他会主张结束自己的生命以求解脱吗？”
换言之，在周老师眼里看来，安乐死是符合人道主义的。当一个人要求结束自己的生命之时，一定是因为他无法忍受病魔带来的痛楚，所以我们应该让病人保持最后的尊严，让他选择安乐死。
但是我们都知道，每个人对痛楚的忍受程度都不一样，求生意志的坚定程度更是因人而异。我们该如何判断，什么样的痛苦程度，才是“无法忍受”的呢？
病人在患病期间，大多是意志较为消沉的，这段期间所可以承受的压力会比没生病时少得多。所以，我们凭什么去衡量一个人是不是还是头脑很清醒呢？加上医学上对不同的病症屡有新突破，怎么可以轻易说出安乐死一词！
当然，我必须承认，文章最后所指出发生在我国的大小丑闻，我百分之百赞成，是“亡国而有余的”。
大马人，自求多福吧 ！
28/06/2010 《南洋商报》《言论》版
附：专栏上所谓的“自由撰稿人”身份，实际上就等于是“不告诉你”的意思。但在这篇文章刊出后，那是有点老底被掀的味道。过去只是客串性质兼过一年课，居然到今天还被人叫“老师”；这在当初是想不到的。
Friday, June 25, 2010
《人生如戏》>>26/06/2010《部长跟谁在过不去？》周嘉惠
《部长跟谁在过不去？》>>>周嘉惠
不久前国内贸易、合作社及消费部长（右图）跟杂货商联合会杠上。为了解决走私统制品的问题，该部坚持贩卖白糖、面粉、食油这三种统制品必须申请执照，杂货商则宁可不卖也坚持不从命，闹得不可开交。后来，事情就像许多人的预测般，“顺利落幕”，“和气收场”，喜气洋洋得就像什么事都不曾发生过一样。
有一种说法，和谐社会所彰显的态度就是：“服从多数人，尊重少数人，宽容个别人。”话是不错，但我个人则反对为了表面的和谐，而放弃追究问题的根源。宽容是原谅，但不是忘记，更不是失忆。这就好比下棋不能把胜利寄望在对手适时的暂时性失明或失智，社会和谐也不可能指望大家永久的集体性失忆。遮遮掩掩只会导致猜忌，所以事情总得搞清楚，老表演自欺欺人的一团和气可不是达致和谐的办法。
政府津贴白糖、面粉、食油这三种日常用品，为的是让国人受益，而不是让邻国的人民受益，尤其不是让边境的邻国商人可以借两地价差赚取更多的利润；我国还没富到可以无节制地去“益街坊”的程度。从这一点看，统制品走私确实是个应该尽早解决的问题。
打击走私的方法绝对不止一种。为了与邻国民间的亲善关系故，只携带一公斤、两公斤统制品出境作为手信或“纪念品”，在情在理都可以接受。然而，走私贩的胃口肯定要大得多，否则就不叫走私贩了。政府可以定下个人携带统制品出境的顶额，超额就罚款或充公。当然，前提是关卡的海关官大爷们愿意配合，不混淆个人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先后关系。我想，这应该是任何尚未失去理智的人都会首先想到的方法吧？
显然，当官的想出的办法自是与众不同、非同凡响，即推出零售执照的规定来防范走私。这是不是个可行的办法，不是本文关心的重点。我感兴趣的是，双方针锋相对时所抱态度的背后，到底是个什么心理？
杂货商的工作繁杂，并且不是一个可以取得暴利的行业，而是以积少成多的方式在赚辛苦钱。在各大霸级商场的夹攻下，传统杂货商苟延残喘之余，心情原就美不到哪里去，一旦碰上国内贸易、合作社及消费部的新花样，加上部长大人那句“没钱赚就别卖”的最后一根稻草，于是闹出罢卖的风波。罢卖是一种敌视的行为，敌视是因为愤怒，而愤怒是因为觉得受到冒犯。当一个人发怒时，他会企图让对方痛苦，其目的实际上是希望冒犯者感受到自己的痛苦。罢卖就是这种希望下的行动结果。
另一边厢，部长大人久坐冷气办公室，或许有点不知民间疾苦，又为了摆官威说了些未经大脑的话，不料却因此惹来一群刁民的对抗，心情指数自然也高不到哪里去。当怒气不是对某一个人，而是对某一种人发作时，产生的效果就不是敌视，而是憎恨了。愤怒往往意在造成痛苦，憎恨则意在造成灾祸；愤怒的人希望对方感受到自己的愤怒，而憎恨的人根本不在乎对方如何感觉，他想的只是如何毁掉对方的存在。
在副首相插手斡旋之前，部长大人对杂货商所表现的强硬态度显示的究竟是愤怒？还是憎恨？大家不妨翻出旧报纸，回忆一下事情的发展经过，然后自行下判断。
当我们的目标是解决走私问题时，部长大人摆出这么大的架式，到底是在跟谁过不去呢？我真的很好奇！
延伸阅读：关于敌视与憎恨区别的分析，可参考亚理斯多德所著《修辞学》，1382a的1至19行。
26/06/2010 《南洋商报》《南言》版
Monday, June 21, 2010
《人生如戏》>>18/06/2010《当人道主义不再人道》周嘉惠
《当人道主义不再人道》>>>周嘉惠
今年一月海地发生大地震，一时将全世界的注意力都吸引到这个位于加勒比海北部的国家。假如不是因为这一场地震，媒体恐怕不会如此热心纷纷对海地作出各种各样的简介，那我只怕永远想不到有这么一个国家，虽然已知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居然会有高达百分之八十的失业率。而且，那还是大地震发生前的统计数字。
百分之八十的失业率是个什么概念？其实一点都不复杂，也就是意味在这个国家，十个人之中有八个是没有工作的。假如不幸生在地球的这一个角落，到底会是一种怎么样的悲哀呢？
这情况，不禁让我联想起中学时代历史老师的一句口头禅。陈木梅老师讲史到激动处，往往大骂一句“亡国而有余！”，把同学们吓得胆战心惊。百分之八十的失业率、百分之八十的文盲率，相当符合“亡国而有余”的条件了吧？问题是，说海地亡国而有余，可是她怎么就不亡呢？思前想后偶有一得，或许是基于“人道主义”之故，联合国不允许让她亡。
假如果真亡国了，不论是被外国并吞或以其他方式瓦解，只要不灭种，对于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而言，会不会是一种解脱呢？他们的未来是否会更有指望呢？摆在眼前的事实是，即使躲过了地震的灾难，这些人民仍然得继续忍受生活于水火之中的煎熬。更可怕的是，他们未来的希望在哪里？
这就好比病人身患绝症，时刻都在忍受病魔的折磨，他者却基于人道主义的原因，宁可让病人慢慢被折磨得毫无尊严地死去，也坚持反对安乐死。凡是头脑清醒的人，只要仍有一线希望，只要病痛的折磨不是那么无法忍受，他会主张结束自己的生命以求解脱吗？不会的，毕竟那是违反了人类与生具来的求生意志的行径。然而，人道主义有时候恰恰就是表现得那么没有人情味，甚至可以说得上是不人道的。这很值得我们重新审思对人道主义的推崇。
我必须承认，个人对海地人民的同情，实不及对马来西亚人民未来的担忧来得强烈。在历史上，这片土地曾经被葡萄牙、荷兰、英国、日本统治过。不知道是否正因为有丰富的亡国经验而不以为意？还是认定联合国今天绝不会让成员国亡国？若非如此，国内这许多“亡国而有余”事情，到底是怎么可能发生的？
政府部门以百倍、千倍于市价买东西的丑闻，年复一年的被揭发，依然年复一年的发生；反贪污委员会到底打算向国民发放什么样的讯息？潜水艇漏水、战斗机引擎失窃，官方的说词真的很让人民服气吗？林甘干预司法事件，说它动摇国本亦不为过，可是整件事就这么不了了之，算了？随便举几个例，哪一项不是“亡国而有余”的？面对这一大堆丑闻，我们的祖国究竟凭的是什么，还不时摆出一副气定神闲，过分自信的二世祖姿态？希望这不是一种彻底自暴自弃后的伪装。
陈老师早已作古，再不会借古讽今，破口大骂了。然而，我们估计都还得再熬一段日子才去报到，岂能没有一点危机意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啊！在劳烦国际友人为我们祷告之前，大家还是诚心为自己祈祷吧；当灾祸降临时、当人道主义不人道时，那是不分黑皮肤、黄皮肤的，但愿我们不至于有朝一日需要过上海地人民般的日子。这片土地虽然罕有天灾，但风水还是不佳，人祸可真的严重得教人担心！
18/06/2010 《南洋商报》《南言》版
附：这篇文章本来想以《亡国而有余》为题目，后来觉得还是别太伤感情比较好。
今年一月海地发生大地震，一时将全世界的注意力都吸引到这个位于加勒比海北部的国家。假如不是因为这一场地震，媒体恐怕不会如此热心纷纷对海地作出各种各样的简介，那我只怕永远想不到有这么一个国家，虽然已知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居然会有高达百分之八十的失业率。而且，那还是大地震发生前的统计数字。
百分之八十的失业率是个什么概念？其实一点都不复杂，也就是意味在这个国家，十个人之中有八个是没有工作的。假如不幸生在地球的这一个角落，到底会是一种怎么样的悲哀呢？
这情况，不禁让我联想起中学时代历史老师的一句口头禅。陈木梅老师讲史到激动处，往往大骂一句“亡国而有余！”，把同学们吓得胆战心惊。百分之八十的失业率、百分之八十的文盲率，相当符合“亡国而有余”的条件了吧？问题是，说海地亡国而有余，可是她怎么就不亡呢？思前想后偶有一得，或许是基于“人道主义”之故，联合国不允许让她亡。
假如果真亡国了，不论是被外国并吞或以其他方式瓦解，只要不灭种，对于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而言，会不会是一种解脱呢？他们的未来是否会更有指望呢？摆在眼前的事实是，即使躲过了地震的灾难，这些人民仍然得继续忍受生活于水火之中的煎熬。更可怕的是，他们未来的希望在哪里？
这就好比病人身患绝症，时刻都在忍受病魔的折磨，他者却基于人道主义的原因，宁可让病人慢慢被折磨得毫无尊严地死去，也坚持反对安乐死。凡是头脑清醒的人，只要仍有一线希望，只要病痛的折磨不是那么无法忍受，他会主张结束自己的生命以求解脱吗？不会的，毕竟那是违反了人类与生具来的求生意志的行径。然而，人道主义有时候恰恰就是表现得那么没有人情味，甚至可以说得上是不人道的。这很值得我们重新审思对人道主义的推崇。
我必须承认，个人对海地人民的同情，实不及对马来西亚人民未来的担忧来得强烈。在历史上，这片土地曾经被葡萄牙、荷兰、英国、日本统治过。不知道是否正因为有丰富的亡国经验而不以为意？还是认定联合国今天绝不会让成员国亡国？若非如此，国内这许多“亡国而有余”事情，到底是怎么可能发生的？
政府部门以百倍、千倍于市价买东西的丑闻，年复一年的被揭发，依然年复一年的发生；反贪污委员会到底打算向国民发放什么样的讯息？潜水艇漏水、战斗机引擎失窃，官方的说词真的很让人民服气吗？林甘干预司法事件，说它动摇国本亦不为过，可是整件事就这么不了了之，算了？随便举几个例，哪一项不是“亡国而有余”的？面对这一大堆丑闻，我们的祖国究竟凭的是什么，还不时摆出一副气定神闲，过分自信的二世祖姿态？希望这不是一种彻底自暴自弃后的伪装。
陈老师早已作古，再不会借古讽今，破口大骂了。然而，我们估计都还得再熬一段日子才去报到，岂能没有一点危机意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啊！在劳烦国际友人为我们祷告之前，大家还是诚心为自己祈祷吧；当灾祸降临时、当人道主义不人道时，那是不分黑皮肤、黄皮肤的，但愿我们不至于有朝一日需要过上海地人民般的日子。这片土地虽然罕有天灾，但风水还是不佳，人祸可真的严重得教人担心！
18/06/2010 《南洋商报》《南言》版
附：这篇文章本来想以《亡国而有余》为题目，后来觉得还是别太伤感情比较好。
Monday, June 14, 2010
《人生如戏》>>08/05/2010《今日勾践》周嘉惠
《今日勾践》>>>周嘉惠
首相兑现乌雪补选的承诺，补选后马上就发了一张面值3百万的拨款支票给叻思华小董事部。那张叻思华小董事长与首相一起拿着模型支票在布城的合影，出现在许多报章的头版，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报章上董事长黄泽桂拿着3百万的支票笑得合不拢嘴，看了真叫人感到心酸。
所有认识华文的马来西亚华人，或虽不认识华文然而却认同华文教育的华社成员，都基本理解华文教育在这片土地上成长的艰辛。因为独中的存在而显得血统不纯、身份尴尬的国民型中学，虽然“本是同根生”，却被严重边缘化，甚至“缺席华教史”（安焕然语）；那是另一个问题，在此且按下不表。基本上由目前约1300间的华小、60加1间的独中、北中南三间华文高教学院所组成的华文教育系统，在经费上已成为我国华社摆脱不了的沉重包袱。
我们为支持华教而掏出或多或少的捐款，简直可以视为是一种“不识时务”的罚款。华社这众所周知的“第二份所得税”跟缴给国家的第一份所得税一样让人心痛，但依然源源不绝，实为我国一特有的景观。每年各种为了筹华教经费而办的义卖、千人宴、十大歌星演唱等活动此起彼落，都是我们再熟悉不过的场面，在某种意义上也称得上是华社的“集体记忆”。
在大都市要筹个几百万的华教经费，难度不是没有，但还是相对容易办到的。但在比较偏僻的地区，因为人口的稀少，要筹几百万可就难上加难了。
有八十年历史的叻思华小，因为白蚁侵蚀，加上校舍过于陈旧，被迫需要迁校。问题是，当地华社如何去筹集这笔庞大的建校基金？这显然是让该校董事部大为头痛的事。千人宴要办多少场？要如何卖票？要如何申请捐款免税？在晚宴中董事部成员应该献唱《龙的传人》？《我的中国心》？还是什么其他歌曲才能更有效地鼓吹捐款？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乌雪补选降临了。一笔3百万的拨款有如天降甘霖，许多问题都不再成为问题。
这本来是件很美好的事，但政客趁机消费当地华社却让人觉得恶心。这笔国阵候选人胜选才会落实的有条件拨款，实在让人心寒；“诚意”绝不会是一边胡萝卜、一边棍子的选择。马屁部队随后的歌功颂德，赔了尊严还卖乖，尤为人所不齿。
叻思华小董事长确实有千万个理由因为这笔3百万的拨款而“喜笑颜开”。没有人会解决了问题还不开心的，何况这笔款项原就是作为纳税人的我们交给政府处理的钱，拿来作为迁校并没有什么不妥的地方。董事长“喜笑颜开”的背后，是否暗藏着忍辱负重的心结？我们不知道。过去勾践在拍夫差马屁的时候，应该也是“喜笑颜开”的。
假如是靠钱让选民屈服，而不是以人格、政策、理念令人民心服，那就不要再问华人到底要什么？因为华人要的东西你没有！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显然还有很多人没弄懂呢。
08/05/2010 《南洋商报》《南言》版
首相兑现乌雪补选的承诺，补选后马上就发了一张面值3百万的拨款支票给叻思华小董事部。那张叻思华小董事长与首相一起拿着模型支票在布城的合影，出现在许多报章的头版，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报章上董事长黄泽桂拿着3百万的支票笑得合不拢嘴，看了真叫人感到心酸。
所有认识华文的马来西亚华人，或虽不认识华文然而却认同华文教育的华社成员，都基本理解华文教育在这片土地上成长的艰辛。因为独中的存在而显得血统不纯、身份尴尬的国民型中学，虽然“本是同根生”，却被严重边缘化，甚至“缺席华教史”（安焕然语）；那是另一个问题，在此且按下不表。基本上由目前约1300间的华小、60加1间的独中、北中南三间华文高教学院所组成的华文教育系统，在经费上已成为我国华社摆脱不了的沉重包袱。
我们为支持华教而掏出或多或少的捐款，简直可以视为是一种“不识时务”的罚款。华社这众所周知的“第二份所得税”跟缴给国家的第一份所得税一样让人心痛，但依然源源不绝，实为我国一特有的景观。每年各种为了筹华教经费而办的义卖、千人宴、十大歌星演唱等活动此起彼落，都是我们再熟悉不过的场面，在某种意义上也称得上是华社的“集体记忆”。
在大都市要筹个几百万的华教经费，难度不是没有，但还是相对容易办到的。但在比较偏僻的地区，因为人口的稀少，要筹几百万可就难上加难了。
有八十年历史的叻思华小，因为白蚁侵蚀，加上校舍过于陈旧，被迫需要迁校。问题是，当地华社如何去筹集这笔庞大的建校基金？这显然是让该校董事部大为头痛的事。千人宴要办多少场？要如何卖票？要如何申请捐款免税？在晚宴中董事部成员应该献唱《龙的传人》？《我的中国心》？还是什么其他歌曲才能更有效地鼓吹捐款？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乌雪补选降临了。一笔3百万的拨款有如天降甘霖，许多问题都不再成为问题。
这本来是件很美好的事，但政客趁机消费当地华社却让人觉得恶心。这笔国阵候选人胜选才会落实的有条件拨款，实在让人心寒；“诚意”绝不会是一边胡萝卜、一边棍子的选择。马屁部队随后的歌功颂德，赔了尊严还卖乖，尤为人所不齿。
叻思华小董事长确实有千万个理由因为这笔3百万的拨款而“喜笑颜开”。没有人会解决了问题还不开心的，何况这笔款项原就是作为纳税人的我们交给政府处理的钱，拿来作为迁校并没有什么不妥的地方。董事长“喜笑颜开”的背后，是否暗藏着忍辱负重的心结？我们不知道。过去勾践在拍夫差马屁的时候，应该也是“喜笑颜开”的。
假如是靠钱让选民屈服，而不是以人格、政策、理念令人民心服，那就不要再问华人到底要什么？因为华人要的东西你没有！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显然还有很多人没弄懂呢。
08/05/2010 《南洋商报》《南言》版
Sunday, May 02, 2010
《人生如戏》>>24/04/2010《修养的提升》周嘉惠
《修养的提升》>>>周嘉惠
最近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自己好像越来越有修养了！火气明显的降低，谈吐也减少了火药味。思前想后，觉得最大的原因很可能与我国的大环境有关。
譬如说，大概是十年前吧？当时每每在公路上见到从挂着新加坡车牌的轿车里抛出垃圾，心里总是不得不怒骂新加坡教育的失败；这些丑陋的新加坡人，一过长堤就实行“大解放”，马上脱下循规蹈矩的画皮，露出胡作非为的面目，彷如进入无人之境，真是没有公德心到了极点。后来逐渐发现，从挂马来西亚车牌的轿车所抛出的垃圾量，好像实在也为数不少。那该怎么看这件事？
一、我能够质问垃圾虫们这是他们母亲所教导的行为吗？当然不行！欠揍吗？为了保护国家形象，我们身为国民者都有绝对义务协助减少路霸逞凶的事件发生，这跟那些明明选票已经清楚请他老兄趁早收拾包袱回家看古龙小说，但仍然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政客的逻辑一模一样。向领袖学习，怎么可能会错？二、我能够像骂新加坡教育失败般的痛骂国产教育失败吗？当然更不行了！同样制度下的产物，怎能够掴自己耳光呢？
同样的事，既然对国产垃圾虫骂不出口，又有什么颜面去骂新加坡垃圾虫？渐渐的，自己似乎患上斯得哥尔摩综合症，对各路垃圾虫居然产生了“同情的理解”，任你们怎么随手丢垃圾也无动于衷了。
实际上，个人的同理心不见得真有什么长进，但修养方面确确实实是提升了。过去，收到市政府给的违规停车罚单除了随手撕掉之外，还要骂上市政府几句。今天，我已经学会把罚单拿去卖给收旧报纸的小商人，而且都不再骂市政府了。有什么可骂的呢？不允许地方选举，又不是市政府的错，一天复一天这么名不正、言不顺的过日子，人家心理可能也很不舒服的呢。
之前马华三路人马争总会长，场面难看不堪。有读者问，为什么不发表些意见呢？仔细想想吧，当时报上那些连篇累牍的评论文章，有哪一篇不是废话？人家忙着争权好为人民服务，谁有空理你的高见啊？坦白讲，对那三路人马，个人是一路也看不上眼，其实也真的无话可说。何况人家还自称是代表华人的组织，我知道后忙着打听如何才能脱离华人的身份以自清，实在没太多闲情瞎凑热闹。同样道理，为了大家开心及安心，乌雪补选还是以假装不知道有这种事发生的冷处理为上。
新闻、通讯及文化部委任国际巨星杨紫琼为首位华裔阅读大使，希望通过巨星的影响力以提高阅读风气。这当然是件值得赞赏的大好事，虽然我始终还是认定书香社会距离我们比火星还远，但假如当真能够把距离拉近到跟“火星一样远”，应该也算达致KPI指标，可以交差了。杨紫琼自称为了工作上的需要以及个人兴趣的缘故，每月阅读10至15本书，一年至少阅读百本书。
突然记起朱德庸的一则漫画：一个人为了提高自己的气质，蹲在一公尺外痴痴“看着”地上的一本书。我想，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看书”。据某位漫画店老板的说法，他有不少顾客一星期可以看十本以上！同样的，一辈子除了卫斯理以外什么都不看的人我也认识过，但这算是进修，还是堕落？大家可以自行下判断。杨紫琼说“她鼓励公众阅读任何种类的书籍”，但我觉得是不是应该对“书籍”以及“阅读”先下个大家都能够接受的定义呢？
陶渊明有名句：“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对于当下发生的许多事，我却是倒胃口得连最后一丁点想跟人辩的欲望也失去了。何等的修养！何等的境界啊！
24/04/2010 《南洋商报》《南言》版
附：这实际是2.0版，当时因为“风声紧”，所以倒数第2、3段必须抽起。以下是原文：
乌雪补选旋即举行投票，国阵高唱还我河山来，政治糖果猛往当地倾倒，奇怪的是同时又有这么多“倒米”的话语出现，真让人搞不清楚葫芦里卖的到底是什么药？譬如，国阵候选人声称不知道对手被自己的党团人身攻击，而且绝口不谈国家大事，专心竞选；这种既不关心对手，也不关心国家大事的候选人，不禁教人怀疑，他当真是准备要去当国会议员的吗？
副首相与旅游部长对劳勿武吉公满的山埃受灾户陈情的态度，似乎一致认定这些人智商奇低，都受到了在野党的误导，其实所有亲身经历的不幸都只是幻觉而已。没错，大家都清楚这次是乌雪，不是劳勿在进行补选，可是…，话是可以这么说的吗？首相甫从外国回来就赶往乌雪辅选，说了很多没太多养分的话，但最让人印象深刻的，莫过于宣称对在野党连他们的内裤也知道得一清二楚了。不清楚我们是应该表示羡慕好呢？还是应该表示嫉妒好？
最近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自己好像越来越有修养了！火气明显的降低，谈吐也减少了火药味。思前想后，觉得最大的原因很可能与我国的大环境有关。
譬如说，大概是十年前吧？当时每每在公路上见到从挂着新加坡车牌的轿车里抛出垃圾，心里总是不得不怒骂新加坡教育的失败；这些丑陋的新加坡人，一过长堤就实行“大解放”，马上脱下循规蹈矩的画皮，露出胡作非为的面目，彷如进入无人之境，真是没有公德心到了极点。后来逐渐发现，从挂马来西亚车牌的轿车所抛出的垃圾量，好像实在也为数不少。那该怎么看这件事？
一、我能够质问垃圾虫们这是他们母亲所教导的行为吗？当然不行！欠揍吗？为了保护国家形象，我们身为国民者都有绝对义务协助减少路霸逞凶的事件发生，这跟那些明明选票已经清楚请他老兄趁早收拾包袱回家看古龙小说，但仍然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政客的逻辑一模一样。向领袖学习，怎么可能会错？二、我能够像骂新加坡教育失败般的痛骂国产教育失败吗？当然更不行了！同样制度下的产物，怎能够掴自己耳光呢？
同样的事，既然对国产垃圾虫骂不出口，又有什么颜面去骂新加坡垃圾虫？渐渐的，自己似乎患上斯得哥尔摩综合症，对各路垃圾虫居然产生了“同情的理解”，任你们怎么随手丢垃圾也无动于衷了。
实际上，个人的同理心不见得真有什么长进，但修养方面确确实实是提升了。过去，收到市政府给的违规停车罚单除了随手撕掉之外，还要骂上市政府几句。今天，我已经学会把罚单拿去卖给收旧报纸的小商人，而且都不再骂市政府了。有什么可骂的呢？不允许地方选举，又不是市政府的错，一天复一天这么名不正、言不顺的过日子，人家心理可能也很不舒服的呢。
之前马华三路人马争总会长，场面难看不堪。有读者问，为什么不发表些意见呢？仔细想想吧，当时报上那些连篇累牍的评论文章，有哪一篇不是废话？人家忙着争权好为人民服务，谁有空理你的高见啊？坦白讲，对那三路人马，个人是一路也看不上眼，其实也真的无话可说。何况人家还自称是代表华人的组织，我知道后忙着打听如何才能脱离华人的身份以自清，实在没太多闲情瞎凑热闹。同样道理，为了大家开心及安心，乌雪补选还是以假装不知道有这种事发生的冷处理为上。
新闻、通讯及文化部委任国际巨星杨紫琼为首位华裔阅读大使，希望通过巨星的影响力以提高阅读风气。这当然是件值得赞赏的大好事，虽然我始终还是认定书香社会距离我们比火星还远，但假如当真能够把距离拉近到跟“火星一样远”，应该也算达致KPI指标，可以交差了。杨紫琼自称为了工作上的需要以及个人兴趣的缘故，每月阅读10至15本书，一年至少阅读百本书。
突然记起朱德庸的一则漫画：一个人为了提高自己的气质，蹲在一公尺外痴痴“看着”地上的一本书。我想，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看书”。据某位漫画店老板的说法，他有不少顾客一星期可以看十本以上！同样的，一辈子除了卫斯理以外什么都不看的人我也认识过，但这算是进修，还是堕落？大家可以自行下判断。杨紫琼说“她鼓励公众阅读任何种类的书籍”，但我觉得是不是应该对“书籍”以及“阅读”先下个大家都能够接受的定义呢？
陶渊明有名句：“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对于当下发生的许多事，我却是倒胃口得连最后一丁点想跟人辩的欲望也失去了。何等的修养！何等的境界啊！
24/04/2010 《南洋商报》《南言》版
附：这实际是2.0版，当时因为“风声紧”，所以倒数第2、3段必须抽起。以下是原文：
乌雪补选旋即举行投票，国阵高唱还我河山来，政治糖果猛往当地倾倒，奇怪的是同时又有这么多“倒米”的话语出现，真让人搞不清楚葫芦里卖的到底是什么药？譬如，国阵候选人声称不知道对手被自己的党团人身攻击，而且绝口不谈国家大事，专心竞选；这种既不关心对手，也不关心国家大事的候选人，不禁教人怀疑，他当真是准备要去当国会议员的吗？
副首相与旅游部长对劳勿武吉公满的山埃受灾户陈情的态度，似乎一致认定这些人智商奇低，都受到了在野党的误导，其实所有亲身经历的不幸都只是幻觉而已。没错，大家都清楚这次是乌雪，不是劳勿在进行补选，可是…，话是可以这么说的吗？首相甫从外国回来就赶往乌雪辅选，说了很多没太多养分的话，但最让人印象深刻的，莫过于宣称对在野党连他们的内裤也知道得一清二楚了。不清楚我们是应该表示羡慕好呢？还是应该表示嫉妒好？
Saturday, March 27, 2010
《人生如戏》>>27/03/2010《"马华，我爱你！"》周嘉惠
《"马华，我爱你！"》>>>周嘉惠
假如在这时候还来谈“无政府主义”似乎有点不合时宜，虽然“无政府”被标签成混乱、虚无、道德沦丧的同义词，确实是有点冤枉的。在我个人的认知中，无政府主义者对于生活的追求是主动的，不像今天一般的老百姓那样，顶多只是消极且被动地在咖啡店骂政府的娘，骂生活的娘，骂老板的娘。
我觉得，在报上写评论文章的人就很具有点无政府主义者的主动精神。当然，敲敲键盘或摇摇笔杆就能换取一定的稿费、名声，以及达到消磨时间的目的，或许也能算是写作额外的附加价值。
对大多数在报上写文章的人来说，投稿的最主要推动力，恐怕不是来自于稿费、名誉，或消磨时间。按照几位同样有投稿经验的朋友的说法，以及个人的推敲所得，我猜想，为了满足传达个人意见的欲望，应该才是最主要的原因。
然而，今天社会上的冷漠，除了表现在远亲、近邻同样不值得期待，在报章言论版面上讨论的稀少更是一个明显的标志。这往往让写作人不自禁地感觉纳闷，怎么自己费了老大的劲儿写出的成果，居然就像是在对着墙壁自言自语呢？
传达意见只是表象，交流意见才是核心。达不到交流目的的写作，终归满足不了一般写作人“传达个人意见”的欲望。狗吠火车其实盼的也是火车偶尔会传来“嘟”的一声“回响”，何况是人？
为了达到交流的目的，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写作人，不时主动地以敏感的课题，或挑衅的语句，企图刺激读者的神经线。目的其实很简单，无非是希望能够唤起共鸣，即使没有共鸣也希望有人会忍不住拍马而上，交流一下意见。可惜很多时候还是对牛弹琴般的毫无反应，偶尔有反应了，却又几乎无一例外的根本不理会对方的逻辑与立场，一心只是想到要“赢”，完全达不到交流的目的。数年前曾经因为文章中一句尼采的话引来回应，可惜对方摆出的姿态就是“我对你错”，“我赢你输”；我这个人并没有太强烈的胜负心，既然无意交流，那就别浪费大家的时间，要赢就让你赢吧。那篇文章“让你赢”的意见被编辑删改得烟消云灭、不露痕迹，恐怕最后大家都不知所云，什么目的也没达到。白白浪费了时间精力，十分遗憾。
不久前，一位在电子报上写文章的朋友，发表了一篇题目为《华人的问题》（http://www.merdekareview.com/news/n/12585.html）的文章，信心满满地以为这下子捅了马蜂窝，总得被乱箭射成刺猬了吧？不料却连一则回应都没有。朋友十分泄气，问我现今的读者到底是冷漠？还是麻木？是否该写篇《马华，我爱你！》才会有反应？对于他的疑问，坦白说，我真的没有任何可靠的答案可以提供。
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假如这家伙果真写了这么恶心的文章，我第一个就绝对不回应他！
27/03/2010 《南洋商报》《南言》版
附：真是凑巧，《华人的问题》有人回应了，可惜又是个条件反射式的回应。本想去插几句话，但《独立在线》规定得先注册才允许留言，还是算了吧。
假如在这时候还来谈“无政府主义”似乎有点不合时宜，虽然“无政府”被标签成混乱、虚无、道德沦丧的同义词，确实是有点冤枉的。在我个人的认知中，无政府主义者对于生活的追求是主动的，不像今天一般的老百姓那样，顶多只是消极且被动地在咖啡店骂政府的娘，骂生活的娘，骂老板的娘。
我觉得，在报上写评论文章的人就很具有点无政府主义者的主动精神。当然，敲敲键盘或摇摇笔杆就能换取一定的稿费、名声，以及达到消磨时间的目的，或许也能算是写作额外的附加价值。
对大多数在报上写文章的人来说，投稿的最主要推动力，恐怕不是来自于稿费、名誉，或消磨时间。按照几位同样有投稿经验的朋友的说法，以及个人的推敲所得，我猜想，为了满足传达个人意见的欲望，应该才是最主要的原因。
然而，今天社会上的冷漠，除了表现在远亲、近邻同样不值得期待，在报章言论版面上讨论的稀少更是一个明显的标志。这往往让写作人不自禁地感觉纳闷，怎么自己费了老大的劲儿写出的成果，居然就像是在对着墙壁自言自语呢？
传达意见只是表象，交流意见才是核心。达不到交流目的的写作，终归满足不了一般写作人“传达个人意见”的欲望。狗吠火车其实盼的也是火车偶尔会传来“嘟”的一声“回响”，何况是人？
为了达到交流的目的，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写作人，不时主动地以敏感的课题，或挑衅的语句，企图刺激读者的神经线。目的其实很简单，无非是希望能够唤起共鸣，即使没有共鸣也希望有人会忍不住拍马而上，交流一下意见。可惜很多时候还是对牛弹琴般的毫无反应，偶尔有反应了，却又几乎无一例外的根本不理会对方的逻辑与立场，一心只是想到要“赢”，完全达不到交流的目的。数年前曾经因为文章中一句尼采的话引来回应，可惜对方摆出的姿态就是“我对你错”，“我赢你输”；我这个人并没有太强烈的胜负心，既然无意交流，那就别浪费大家的时间，要赢就让你赢吧。那篇文章“让你赢”的意见被编辑删改得烟消云灭、不露痕迹，恐怕最后大家都不知所云，什么目的也没达到。白白浪费了时间精力，十分遗憾。
不久前，一位在电子报上写文章的朋友，发表了一篇题目为《华人的问题》（http://www.merdekareview.com/news/n/12585.html）的文章，信心满满地以为这下子捅了马蜂窝，总得被乱箭射成刺猬了吧？不料却连一则回应都没有。朋友十分泄气，问我现今的读者到底是冷漠？还是麻木？是否该写篇《马华，我爱你！》才会有反应？对于他的疑问，坦白说，我真的没有任何可靠的答案可以提供。
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假如这家伙果真写了这么恶心的文章，我第一个就绝对不回应他！
27/03/2010 《南洋商报》《南言》版
附：真是凑巧，《华人的问题》有人回应了，可惜又是个条件反射式的回应。本想去插几句话，但《独立在线》规定得先注册才允许留言，还是算了吧。
Sunday, March 07, 2010
《人生如戏》>>26/02/2010《我们还可以期待知识分子吗？》周嘉惠
沈观仰老师
《我们还可以期待知识分子吗？》>>>周嘉惠
今日的专业人士无法代替传统知识分子，因为他们关注的不再是以“人”作为中心的世界，而更倾向于一种自我中心的、或非人的世界。当工业社会分工带来齐一化，加上科学的日益理性化和神圣化，难免带来种种教条主义与经验论的弊端，乃至以为所有科学的成就和人类的进步都应归功于理性，并企图以此来压制对立的思想和主张。启蒙时代以来，这种独尊科学的风气，导致诸神的隐退，而科学以外的真理，不论是以诗歌、神话或宗教做出的诠释，一概被消音。这种单元的局面并不利于我们与世界的对话。邱家金教授主张的单元文化爱国论，与此种风气有其异曲同工之“不妙”；不知学历史出身的邱教授在学界饱受科学教条的边缘化之后，何以还对单元文化的霸道表现得如此麻木不仁？
假如今天知识分子还没有绝种，现代社会似乎至少也已成功地将知识分子推向绝种的边缘，以致有类似雅各比（Russell Jacoby）发出的“最后的知识分子”的呼声。传统知识分子所关心的彼岸世界，成了现代性无法即时消费的奢侈品，而凡是不能马上消费或消化的不论具体还是抽象的物品、概念、文化，在今天都注定难以引起广泛的兴趣。在教育普及后，知识分子的知识背景也不再足以建立起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先知、伟大导师、甚至救世主般的威望；而且，就有如科学哲学家波普尔（Karl Popper）常强调的，科学知识是具有“可错性”的，但其他方面的知识不也是如此吗？知识确实不是真理，但它可以帮助我们更接近真理，否则我们只能继续受缚于自身的狭隘与无知。
今天我们比过去更明白知识分子不是先知、伟大导师或救世主，而且我们也不再要求有先知、伟大导师或救世主的打救或承诺。但是，假如我们对世界仍有一些追求与盼望，那还有谁是值得我们期待的？除了传统知识分子，还有谁是既有知识，又有德性，对世界抱有价值信念、终极关怀等普世精神的，加上具备自我反思、自我批判能力的呢？现代社会造成的精神危机让传统知识分子退出舞台中心，但偶尔听见一些微弱但铿锵有力的呼声，虽然不造成太大的影响，至少证明了人的良知不死。知识分子的少见或许只属于暂时性的现象，我们应该要有信心知识分子并没有绝种；就像曾于1898年被认为已经绝种，却在1948年又被重新发现的纽西兰泰卡鸡（Takahe）一样，我们期待着知识分子的卷土重来、东山再起。
无论如何，知识分子的乌托邦理想，总是一个值得期待兑现的承诺。柏拉图洞穴中的黑影也不全然就是幻像而已；再说，有影子表示光明就在不远处，未来还是乐观的。吾师徐岱教授认为，作为知识分子需要具备三个必要条件：1.良好的知识，2.对“善”的真诚关注，3. 持久的毅力。要满足这三个条件并不是天方夜谭，只要愿意，很多人都有这个潜能。
依愚见，邱家金教授爱说什么都应该有他的自由，任何人的发言权我们都理应给予尊重。与此同时，我们也不必为一些不中听的话太生气，尤其不必因为这些不中听的话是由一位教授说出来就生气。不就是教授而已嘛，又不是什么三头六臂的神仙，似乎不值得过于大惊小怪。我国的华文教育仍有改善的空间是个事实，有意见不妨提出供大家讨论，但华文教育岂会因为某个人说了几句不中听的话就崩溃了吗？当然不会的，我国华文教育什么时候变得如此脆弱了呢？同样道理，当伟大人物赞扬华文教育的成就，那也不值得我们洋洋得意、信以为真。我们要关注的焦点在于言论的实质内容，而不是发言人的立场，更无关发言人的社会地位；只有具备这样的态度才算得上实事求是，讨论方不至于动不动就陷入互丢泥巴的苦战之中。
姑且不论沈观仰先生对我个人这一句“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的评语到底有几分道理，但是坦白说，自己对知识分子确实还是有所期待的。你们又怎么看呢？
26/02/2010 《南洋商报》《南言》版
专栏《人生如戏》>>25/02/2010《社会型知识分子》周嘉惠
《社会型知识分子》>>>周嘉惠
上世纪80年英国文化界发动了“反知识分子”浪潮，保罗•约翰逊（Paul Johnson）的畅销书《知识分子》是很有代表性的。书中对卢梭、雪莱、易卜生、托尔斯泰、海明威、布莱希特、罗素、萨特、威尔逊、高兰茨、赫尔曼、乔姆斯基等广义的知识分子提出尖锐批评，指责他们为五斗米折腰，背叛了自己的良知。知识分子的警句亦被讥讽为“一种未经检验的、精神失常的思想，一种纯粹的夸张。”
当知识分子从自己的专业学科转向公众事物，约翰逊认为他们经常是表现得“愤愤不平而又语无伦次的”，而且“在许多梦想太平盛世的知识分子的生活中，似乎有着一个不祥的更年期、理智的断经期，这也许可以称之为理性的逃亡。”
确实，善的观念与善的行为、善的实践之间尚有一段距离。法国大革命时期兴起的雅各宾主义就是一个典型，博格斯（Carl Boggs）在《知识分子与现代性的危机》指出，这些狂热分子认为自己“概念中最主要的是知识分子作为社会变革的普罗米修斯式的代理人或者作为稳定和秩序的代理人的观念。”雅各宾们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忽视群众智慧与传统智慧，而往往“置‘实践理性’（practical reason）的原则于不顾，开始建立一个注定会走向其对立面的乌托邦――不负责任地摧毁深藏于几百年智慧之中的价值观。”其动机是善良的，目标也是值得称许的，但一旦违背了传统理性，大家就很需要对他们的作为再重新评估。
班达认为知识分子的作用“不是去改变世界，而是忠实于理想”，而知识分子对公正、真理、理性的观念都具有非实践性的特征。实践需要激情，而即使是出于善的激情，也不等同于善的观念，因此一旦激发出实践激情，就必定会失去知识分子的价值。那是不是意味着有行动冲动的知识分子都应该乖乖留在书斋中“坐着论道”？很明显，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忍受置身度外的压抑的。
萨义德所推崇的业余者心态，就是在解答知识分子应该以哪一种方式参与或涉入社会活动，日后方才不必蒙受背叛与幻灭之苦，同时不蒙受公开认错和忏悔之苦。虽然知识分子是以自己的信念和适当的识别来行事，但这并不保证了任何值得期许的成果。知识分子首先必须意识到自己毕竟只是凡人一名，不可自恋地认为“自己、自己的观点、自己的正直、自己表明的立场是最重要的。”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与参与和支持任何团体或运动并不起冲突，但过分的热忱可能导致宗教式的狂热，并因而失去知识分子应有的冷静，以及入乎其内、出乎其外的道德制高点，最终导致约翰逊所谓的“理性的逃亡”。
知识分子必须始终跟生活、群众与社会维持一种“若即若离”的接触，因为知识分子的信念与判断“来自工作，来自与他人、其他知识分子、基层运动、延续的历史、一套真正生活的联系感。”（萨义德语）过于热情固然不可，过于疏离也不行，脱离群众生活、不食人间烟火又怎么可能产生真诚的关切？既然我们都生活在世界之中，那一切就必须回归到这世界之中，尼采笔下的查拉图斯拉就决定下山，回到大地去思考世界；从世界之外捡到的现成缺乏感同身受的真实，只会让人觉得隔靴搔痒。换言之，知识分子应该与世界相濡以沫，但却需要自我边缘化、自我放逐，以维持一定的清醒，否则将无法担当起作为价值评估者、指导者和人类良知的担纲者的责任。
对于知识分子作为社会一份子的价值所在，科塞指出：“知识分子只有保持批判能力，与日常事务保持距离，并养成对终极价值而不是眼前价值的关注，才能够最充分地尽职于社会。”知识分子并不应该拒绝实际行动，但是他们必须牢记《知识分子的鸦片》所提醒的：“永远不忘对手的论证、未来的不确定、自己朋友的过错和战士之间隐藏的博爱。”
这显然是对知识分子提出了很高的标准，但又有谁曾经说过，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是好担当的呢？
延伸阅读：[法]朱利安•班达（Julien Benda）著，佘碧平译：《知识分子的背叛》La Trahison des Clercs。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25/02/2010 《南洋商报》《南言》版
上世纪80年英国文化界发动了“反知识分子”浪潮，保罗•约翰逊（Paul Johnson）的畅销书《知识分子》是很有代表性的。书中对卢梭、雪莱、易卜生、托尔斯泰、海明威、布莱希特、罗素、萨特、威尔逊、高兰茨、赫尔曼、乔姆斯基等广义的知识分子提出尖锐批评，指责他们为五斗米折腰，背叛了自己的良知。知识分子的警句亦被讥讽为“一种未经检验的、精神失常的思想，一种纯粹的夸张。”
当知识分子从自己的专业学科转向公众事物，约翰逊认为他们经常是表现得“愤愤不平而又语无伦次的”，而且“在许多梦想太平盛世的知识分子的生活中，似乎有着一个不祥的更年期、理智的断经期，这也许可以称之为理性的逃亡。”
确实，善的观念与善的行为、善的实践之间尚有一段距离。法国大革命时期兴起的雅各宾主义就是一个典型，博格斯（Carl Boggs）在《知识分子与现代性的危机》指出，这些狂热分子认为自己“概念中最主要的是知识分子作为社会变革的普罗米修斯式的代理人或者作为稳定和秩序的代理人的观念。”雅各宾们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忽视群众智慧与传统智慧，而往往“置‘实践理性’（practical reason）的原则于不顾，开始建立一个注定会走向其对立面的乌托邦――不负责任地摧毁深藏于几百年智慧之中的价值观。”其动机是善良的，目标也是值得称许的，但一旦违背了传统理性，大家就很需要对他们的作为再重新评估。
班达认为知识分子的作用“不是去改变世界，而是忠实于理想”，而知识分子对公正、真理、理性的观念都具有非实践性的特征。实践需要激情，而即使是出于善的激情，也不等同于善的观念，因此一旦激发出实践激情，就必定会失去知识分子的价值。那是不是意味着有行动冲动的知识分子都应该乖乖留在书斋中“坐着论道”？很明显，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忍受置身度外的压抑的。
萨义德所推崇的业余者心态，就是在解答知识分子应该以哪一种方式参与或涉入社会活动，日后方才不必蒙受背叛与幻灭之苦，同时不蒙受公开认错和忏悔之苦。虽然知识分子是以自己的信念和适当的识别来行事，但这并不保证了任何值得期许的成果。知识分子首先必须意识到自己毕竟只是凡人一名，不可自恋地认为“自己、自己的观点、自己的正直、自己表明的立场是最重要的。”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与参与和支持任何团体或运动并不起冲突，但过分的热忱可能导致宗教式的狂热，并因而失去知识分子应有的冷静，以及入乎其内、出乎其外的道德制高点，最终导致约翰逊所谓的“理性的逃亡”。
知识分子必须始终跟生活、群众与社会维持一种“若即若离”的接触，因为知识分子的信念与判断“来自工作，来自与他人、其他知识分子、基层运动、延续的历史、一套真正生活的联系感。”（萨义德语）过于热情固然不可，过于疏离也不行，脱离群众生活、不食人间烟火又怎么可能产生真诚的关切？既然我们都生活在世界之中，那一切就必须回归到这世界之中，尼采笔下的查拉图斯拉就决定下山，回到大地去思考世界；从世界之外捡到的现成缺乏感同身受的真实，只会让人觉得隔靴搔痒。换言之，知识分子应该与世界相濡以沫，但却需要自我边缘化、自我放逐，以维持一定的清醒，否则将无法担当起作为价值评估者、指导者和人类良知的担纲者的责任。
对于知识分子作为社会一份子的价值所在，科塞指出：“知识分子只有保持批判能力，与日常事务保持距离，并养成对终极价值而不是眼前价值的关注，才能够最充分地尽职于社会。”知识分子并不应该拒绝实际行动，但是他们必须牢记《知识分子的鸦片》所提醒的：“永远不忘对手的论证、未来的不确定、自己朋友的过错和战士之间隐藏的博爱。”
这显然是对知识分子提出了很高的标准，但又有谁曾经说过，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是好担当的呢？
延伸阅读：[法]朱利安•班达（Julien Benda）著，佘碧平译：《知识分子的背叛》La Trahison des Clercs。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25/02/2010 《南洋商报》《南言》版
专栏《人生如戏》>>23、24/02/2010《书斋里的知识分子》周嘉惠
《书斋里的知识分子》>>>周嘉惠
大学这个大型书斋，固然是知识的生产工厂（胡适早在北京大学任教时代就发过如此怨言）、国家劳动力的训练中心，却也同时是知识分子的摇篮。因此，从大学出发来检验萨义德“知识分子不是专业人士”的宣言显然是合宜的。
“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是一种书斋环境内的理想，但在现实中大学却蜗居了不少不食人间烟火的书呆子，甚至连书都读不好、教不好的“学府怪客”。假如这些人被指责是“伪知识分子”，那也许还是有点冤枉的。如前所述，“知识分子”不是一种可以自我标榜的身份，名片上可以印上博士、博士生导师、教授等等名衔，但至今还没见过把“知识分子”印上名片的。假如有朝一日不幸果真见到这种名片，那递名片者绝对是心怀鬼胎、意图不轨的，必须提高警惕。
西方并没有像亚洲般对高等学府那么的充满幻想，学者也不背负着过多的社会期望。如萨义德这类行动、理论兼备的学者出现在西方的著名大学，实际上份属一种偶然现象多于必然现象。在萨义德之后，试问西方世界中这类学者的代表还有几人？其“可遇不可求”的现象就很好地说明了它的偶然性特质。
即使排除“学府怪客”不论，在大学里的学者也并非人人全都是胸怀大志、热情激昂的一群，他们可能不过是像香港特首曾荫权宣称的那样，纯粹只想“打好尼份工”。谁有这个义务去满足其他人的想象与期望呢？他们一心只想“打好尼份工”，这和在社会上“混口饭吃”的市井小民心态无二，什么价值信念、普世精神、终极关怀，可能想都没想过，或者只是如英国作家奥威尔婉转责备的：顶多“只是一个’关心的’旅游者”。假如对他们心存知识分子的幻想，那除了是强人所难，也许更多表现的其实是我们主观的自作多情与一厢情愿。
科塞在著作《理念人》更毫不客气地指出：“并不是所有这些持有博士学位的教授都可以被认为是知识分子，这不仅因为许多人的活动和专业工作很容易显示出他们狭隘的知识眼界，而且还因为他们也不把自己看做知识分子。”有人把“知识分子”的称号视为荣誉，但也肯定有人根本不曾在乎过，甚至把它当成一种毫无意义的虚名。
大学里的学者如果抱的只是一种打工心态，持平而论，他们确实也有如此自主权。那就难怪在这书斋里，“他们中的许多人注定成为实用知识的零售商而不是思想观念的生产者。”（科塞语）了解到这样的现实，虽然难免会感觉有点失落，但我们应该尊重某些学者做出这样的选择。
远者如马克思、达尔文、叔本华，近者如我国的拉惹柏特拉等都不是学院中人，但他们也分别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可见知识分子并不是高等学府的“特产”。然而，大学这个摇篮还是可以产生知识分子的，只要大学中“自由”的条件尚存，知识分子的机会之门就仍然敞开着。以中国的大学为例，问题是“自由”真的存在吗（为什么不以我国的大学为例？请大家自由发挥想象力。）？把研究成果和金钱挂钩、论文的发表等同“计工分”、学术与学风江河日下（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竟把Chiang Kai-Shek蒋介石误当成’常凯申’！），这种时代乱像不代表着自由，绝对不是。如此摇篮里能培育出真正的知识分子吗？那是难以想象的事。
班达在《知识分子的背叛》早已提出警告：“一旦所有社会成员都被局限在世俗劳役之中，那么这个社会必然会急剧走向堕落。”今日中国面对的许多问题，至少部分原因应该可以追溯到学者、知识分子都被大学制度“局限在世俗劳役之中”。有关当局应该意识到，如果没有良好的教育为后盾，没有知识分子适时地在大家自我感觉良好之际提出警告，再伟大的经济成就，充其量也只是虚肿一场而已。然而回过头来看，我国既没有太伟大的经济成就，但却又不见得太把学者当一回事（最近高教部长怒批马大校长予人深刻印象），说真话的公共良心更是经常要让亲朋戚友担心什么时候会被内安法令找上门，这难免给人一种不想在国际社会中混下去的心寒感觉。
没有人可以靠着“知识分子”的光环来进行光合作用而生活下去，职业对大多数人来说都还是必须品。我们必须兼顾现实与理想，但在不合理的制度下能够怎么办呢？萨义德建议抱着业余者的心态进行反思，“不再做被认为是该做的事，而是问为什么做这件事。”知识分子首先必须是个人，不是傀儡，而追问“为什么”会是个好的起点。
在这狼的时代里，不论是在书斋之内还是之外，我们确实都更应该多学习一点人的精神。这原本就是作为一个人的最基本责任啊！
延伸阅读：[美]刘易斯•科塞（Lewis Coser）著，郭方等译：《理念人》Men of Ideas。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
23、24/02/2010 《南洋商报》《南言》版
附：文章太长，被分成两天刊出。
大学这个大型书斋，固然是知识的生产工厂（胡适早在北京大学任教时代就发过如此怨言）、国家劳动力的训练中心，却也同时是知识分子的摇篮。因此，从大学出发来检验萨义德“知识分子不是专业人士”的宣言显然是合宜的。
“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是一种书斋环境内的理想，但在现实中大学却蜗居了不少不食人间烟火的书呆子，甚至连书都读不好、教不好的“学府怪客”。假如这些人被指责是“伪知识分子”，那也许还是有点冤枉的。如前所述，“知识分子”不是一种可以自我标榜的身份，名片上可以印上博士、博士生导师、教授等等名衔，但至今还没见过把“知识分子”印上名片的。假如有朝一日不幸果真见到这种名片，那递名片者绝对是心怀鬼胎、意图不轨的，必须提高警惕。
西方并没有像亚洲般对高等学府那么的充满幻想，学者也不背负着过多的社会期望。如萨义德这类行动、理论兼备的学者出现在西方的著名大学，实际上份属一种偶然现象多于必然现象。在萨义德之后，试问西方世界中这类学者的代表还有几人？其“可遇不可求”的现象就很好地说明了它的偶然性特质。
即使排除“学府怪客”不论，在大学里的学者也并非人人全都是胸怀大志、热情激昂的一群，他们可能不过是像香港特首曾荫权宣称的那样，纯粹只想“打好尼份工”。谁有这个义务去满足其他人的想象与期望呢？他们一心只想“打好尼份工”，这和在社会上“混口饭吃”的市井小民心态无二，什么价值信念、普世精神、终极关怀，可能想都没想过，或者只是如英国作家奥威尔婉转责备的：顶多“只是一个’关心的’旅游者”。假如对他们心存知识分子的幻想，那除了是强人所难，也许更多表现的其实是我们主观的自作多情与一厢情愿。
科塞在著作《理念人》更毫不客气地指出：“并不是所有这些持有博士学位的教授都可以被认为是知识分子，这不仅因为许多人的活动和专业工作很容易显示出他们狭隘的知识眼界，而且还因为他们也不把自己看做知识分子。”有人把“知识分子”的称号视为荣誉，但也肯定有人根本不曾在乎过，甚至把它当成一种毫无意义的虚名。
大学里的学者如果抱的只是一种打工心态，持平而论，他们确实也有如此自主权。那就难怪在这书斋里，“他们中的许多人注定成为实用知识的零售商而不是思想观念的生产者。”（科塞语）了解到这样的现实，虽然难免会感觉有点失落，但我们应该尊重某些学者做出这样的选择。
远者如马克思、达尔文、叔本华，近者如我国的拉惹柏特拉等都不是学院中人，但他们也分别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可见知识分子并不是高等学府的“特产”。然而，大学这个摇篮还是可以产生知识分子的，只要大学中“自由”的条件尚存，知识分子的机会之门就仍然敞开着。以中国的大学为例，问题是“自由”真的存在吗（为什么不以我国的大学为例？请大家自由发挥想象力。）？把研究成果和金钱挂钩、论文的发表等同“计工分”、学术与学风江河日下（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竟把Chiang Kai-Shek蒋介石误当成’常凯申’！），这种时代乱像不代表着自由，绝对不是。如此摇篮里能培育出真正的知识分子吗？那是难以想象的事。
班达在《知识分子的背叛》早已提出警告：“一旦所有社会成员都被局限在世俗劳役之中，那么这个社会必然会急剧走向堕落。”今日中国面对的许多问题，至少部分原因应该可以追溯到学者、知识分子都被大学制度“局限在世俗劳役之中”。有关当局应该意识到，如果没有良好的教育为后盾，没有知识分子适时地在大家自我感觉良好之际提出警告，再伟大的经济成就，充其量也只是虚肿一场而已。然而回过头来看，我国既没有太伟大的经济成就，但却又不见得太把学者当一回事（最近高教部长怒批马大校长予人深刻印象），说真话的公共良心更是经常要让亲朋戚友担心什么时候会被内安法令找上门，这难免给人一种不想在国际社会中混下去的心寒感觉。
没有人可以靠着“知识分子”的光环来进行光合作用而生活下去，职业对大多数人来说都还是必须品。我们必须兼顾现实与理想，但在不合理的制度下能够怎么办呢？萨义德建议抱着业余者的心态进行反思，“不再做被认为是该做的事，而是问为什么做这件事。”知识分子首先必须是个人，不是傀儡，而追问“为什么”会是个好的起点。
在这狼的时代里，不论是在书斋之内还是之外，我们确实都更应该多学习一点人的精神。这原本就是作为一个人的最基本责任啊！
延伸阅读：[美]刘易斯•科塞（Lewis Coser）著，郭方等译：《理念人》Men of Ideas。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
23、24/02/2010 《南洋商报》《南言》版
附：文章太长，被分成两天刊出。
专栏《人生如戏》>>22/02/2010《知识分子与专业人士》周嘉惠
萨义德
缘起：不久前因为我国著名历史学者邱家金教授提出的一些言论，在华社掀起轩然大波。据个人浅见，这主要关系到大家对邱教授社会定位的认知与期盼出现落差之故。在此无意对邱教授言论再加以置喙，只是希望对“知识分子”的定位进行一个探讨。在厘清学者并不等同于知识分子后，相信许多人就会对邱教授的言论顿感心平气和。“知识分子”是个耳熟能详的名词，但什么是知识分子呢？这里将以四篇短文表述我个人的看法。
《知识分子与专业人士》>>>周嘉惠
从古至今，由西到中，不论是文人、爱智者、智者、学者、知识分子或专业人士，将这些称谓串连起来的核心就是“知识”。孔子强调“智、仁、勇”，亚里斯多德在《尼各马科伦理学》也有“智慧是一种德性”（1105）的说法，智慧是知识的升华，由此亦可见“知识”向来就是被高度重视的一个元素。但是，上述各种同样都是具有知识的人，给予我们的印象却大不相同。知识分子的光环让人投以怀疑的眼神已不是昨天才发生的事，但是似乎也唯有“知识分子”过去高大形象的消退，最让人耿耿于怀。原因并不难理解，因为知识分子除了知识以外，还拥有一些其他重要的素质，譬如德性。再说，专业人士的出现，无疑也模糊了知识分子的面容。
所谓“知识分子”，从一开始就不是一种可以自我标榜的身份，而是安置在他人身上的一种标签。鲍曼（Zygmunt Bauman）在《立法者与诠释者》一书中给知识分子下的定义值得我们参考，他认为知识分子和知识之间的密切关系，因而“赋予知识分子角色一种权利（和责任）：他们超越了各种不同的帮派利益和世俗的宗教主义，以理性代言人的名义，向全体国民说话。这种密切关系还把唯一的正确性和道德威望赋予了他们，只有作为理性的代言人，才能被赋予这种正确性和权威性。”
鲍曼在此处划定的“全体国民”显然是一个不必要的限制。知识分子说话的对象不应该只局限在某一个特定圈子，他需要具备的是更普世性的关怀。已故美国著名学者萨义德认为知识分子更应该“代表着穷人、下层社会、没有声音的人、无权无势的人”，同时主张“不管个别知识分子的政党隶属、国家背景、主要效忠对象为何，都要固守有关人类苦难和迫害的真理标准。” 就班达（Lewis Benda）的标准而言，知识分子最主要的价值，“举其荦荦大者，有公正、真理、理性。”
诚然，任何给予知识分子的定义，都不可能超越时空而成为永恒绝对的定义，否则即犯上了怀海特（Alfred N. Whitehead）所说的“完美字典的谬误”（the fallacy of the perfect dictionary）。实际上，更值得我们关心的问题是，正如我国民间学者沈观仰先生于2000年8月27日借《南洋商报》所提出的：在今天知识分子真的没落了吗？假如没落了，我们是否应该接着问：那么，知识分子还值得我们期待吗？
在现代社会中，传统知识分子似乎都被市场经济淹没了，取而代之的是技术专家治国型的专业人士。《知识分子与现代性的危机》一语道破，专业人士关心的是“技术作用而非批判作用，统治而非激进变革，组织效率而非意识形态的功能性，适应而非对立。”传统知识分子是文化创造人，专业人士则提供工具性知识；传统知识分子关心“应该是什么？”（ought）的伦理问题，专业人士则关心“是什么？”（is）的知识问题；传统知识分子重视事物的终极价值，专业人士重视的是事物的工具价值，或者可提供交易的价格。
自斯多葛派之后，二千年来知识分子都在贬斥现实主义激情、倡导超越性，然而，传统知识分子的普世精神、终极关怀并不具备经济价值，因而在现代社会似乎已失去了应有的空间。可是，萨义德直言：“知识分子不是专业人士。”人文关怀与经济价值原就不应该相提并论。当然，他指的是知识分子与专业人士之间完全不存在交集的极端情况，但在现实中两者往往却并不是两条平行线。
两者之间的关系确实有点模棱两可，常让人弄不清楚孰是珍珠孰是鱼目。大学教授可算是专业人士吗？怎么样的教授才攀得上知识分子的殿堂？这对我们的眼界的确是一种考验。在此不妨根据吾师徐岱教授在课上提出的建议，且把知识分子分成书斋型和社会型两大类来考虑。我将在接下来的篇章中尝试个别做思考。
延伸阅读：[美]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W. Said）著，单德兴译：《知识分子论》Representation of the Intellectual。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
22/02/2010 《南洋商报》《南言》版
附：原题为《知识分子还值得期待吗？》，文章一分为四，《南洋商报》连续五天刊出。
专栏《人生如戏》>>19/02/2010《你是马来西亚人，你快乐吗？》周嘉惠
《你是马来西亚人，你快乐吗？》>>>周嘉惠
香港政治经济风险评估顾问公司（PERC）于正月初公布一项针对我国的报告，直指我国政局正趋向不稳定。在忍耐了一个月后，副首相终于强烈反驳这项报告是“荒谬的”、“没有根据”、“胡说八道”、“不了解我国政治局势情况”、“另有议程”。副首相也认为，这些“坐在香港的某个角落的圆桌上拟定报告”的人应该亲自到马来西亚看看，这里并没有他们所指的政治不稳定和种族问题，人民都生活得很快乐。
看了报章上对副首相义正词严反驳的报道之后，突然有个问号出现在头上，马来西亚人民真的都生活得很快乐吗？我们都在快乐些什么呢？
去年外交部不是还告知国会，从2008年3月到2009年八月间，共有30万国民为了更好的教育、就业机会、商业机会移居海外吗？这说明了什么呢？是这些国民嫌在我国的生活不快乐吗？还是海外的生活更快乐呢？
大马工程师协会上个月底在芙蓉办了一场两天的训练课程，美其名为了“服务业外输”，实际是意识到前景黯淡，必须向外发展。工程师大概称得上是国家建设的第一线人员吧？假如连这些专业人士都觉得快混不下去，需要往外看了，那意味着什么还需要多说吗？一个停滞、空转的经济，真的会让人民感觉快乐吗？
假如记忆力还可以，请回想一下二十年前任何行业的起薪，然后摸着良心问：同等学历在相同行业的社会新鲜人，今天可以获得的起薪差别有多少？在这二十年间通货膨胀率又是多少？简直不成比例！当然，所谓的通货膨胀率不是指官方宣布的动人数字，那种数字的意义不大。简单一些，去比较一下这二十年来每个打工族日常吃的杂菜饭的价格变化吧，即使数学白痴也会感觉到头皮发紧。
PERC报告书中提到的种种坏消息，例如战斗机引擎失窃、司法廉正争议等，多数神经麻木的国民对于这种大课题可能并不以为意。但不妨问问四周的人，有哪一个家庭不曾有成员被偷、遭抢？当关系到切身的安全时，面对如此惊人的治安败坏程度，人民真的会快乐吗？
希望副首相能够抽出宝贵的时间，从布城的办公桌移步到平民百姓生活的人间世，好向大家解释一下，我们所不懂的，马来西亚人民到底都在快乐些什么呢？
19/02/2010 《南洋商报》《南言》版
附：原本投的是《言论》版，但编辑把文章放在专栏。
香港政治经济风险评估顾问公司（PERC）于正月初公布一项针对我国的报告，直指我国政局正趋向不稳定。在忍耐了一个月后，副首相终于强烈反驳这项报告是“荒谬的”、“没有根据”、“胡说八道”、“不了解我国政治局势情况”、“另有议程”。副首相也认为，这些“坐在香港的某个角落的圆桌上拟定报告”的人应该亲自到马来西亚看看，这里并没有他们所指的政治不稳定和种族问题，人民都生活得很快乐。
看了报章上对副首相义正词严反驳的报道之后，突然有个问号出现在头上，马来西亚人民真的都生活得很快乐吗？我们都在快乐些什么呢？
去年外交部不是还告知国会，从2008年3月到2009年八月间，共有30万国民为了更好的教育、就业机会、商业机会移居海外吗？这说明了什么呢？是这些国民嫌在我国的生活不快乐吗？还是海外的生活更快乐呢？
大马工程师协会上个月底在芙蓉办了一场两天的训练课程，美其名为了“服务业外输”，实际是意识到前景黯淡，必须向外发展。工程师大概称得上是国家建设的第一线人员吧？假如连这些专业人士都觉得快混不下去，需要往外看了，那意味着什么还需要多说吗？一个停滞、空转的经济，真的会让人民感觉快乐吗？
假如记忆力还可以，请回想一下二十年前任何行业的起薪，然后摸着良心问：同等学历在相同行业的社会新鲜人，今天可以获得的起薪差别有多少？在这二十年间通货膨胀率又是多少？简直不成比例！当然，所谓的通货膨胀率不是指官方宣布的动人数字，那种数字的意义不大。简单一些，去比较一下这二十年来每个打工族日常吃的杂菜饭的价格变化吧，即使数学白痴也会感觉到头皮发紧。
PERC报告书中提到的种种坏消息，例如战斗机引擎失窃、司法廉正争议等，多数神经麻木的国民对于这种大课题可能并不以为意。但不妨问问四周的人，有哪一个家庭不曾有成员被偷、遭抢？当关系到切身的安全时，面对如此惊人的治安败坏程度，人民真的会快乐吗？
希望副首相能够抽出宝贵的时间，从布城的办公桌移步到平民百姓生活的人间世，好向大家解释一下，我们所不懂的，马来西亚人民到底都在快乐些什么呢？
19/02/2010 《南洋商报》《南言》版
附：原本投的是《言论》版，但编辑把文章放在专栏。
Sunday, February 14, 2010
专栏《人生如戏》>>12/02/2010《知识与感觉》周嘉惠
《知识与感觉》>>>周嘉惠
古埃及绘画中的人像总是让人看后感觉有点怪怪的，但又说不出怪在哪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最近看了一本书《艺术发展史》，对此现象有很好的解释，于本人颇有醍醐灌顶、茅塞顿开之功效：原来古埃及艺术不是立足于艺术家在一个特定的时刻所能看到的东西，而是立足于他所知道的为一个人或一个场面所具有的东西。所以，在画人的时候，这些艺术家都会从最具有特性的角度去表现：侧面的头部，然后一只正面的眼睛被放在侧面的脸上。肩膀和胸膛是正面的，而胳膊和腿是侧面的。换言之，艺术家用清楚的轮廓线表现了自己对人体的知识。
艺术随着时间的脚步慢慢发展，待传到毕加索等现代艺术家，他们要表现的不再是自己对事物的知识，而是对事物的感觉。用画笔表述一只具体的手，远比表述对这一只手的感觉来得容易把握，也容易让人理解；毕加索的抽象画并不是乱涂鸦，只不过我们一般人没这个修养去欣赏大师对事物的感觉而已。
用最简短的话来说明，一部西方艺术发展史，实际上就是艺术家的表达从“所知”到“所感”的变化过程。这是作者贡布里希透过《艺术发展史》告诉读者的讯息。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关于艺术的故事暂且按下。
政府最近宣布国家要转型，而且说出了许多大家窝在心里已久，却又不敢道破的秘密，虽然如梦初醒，毕竟是句受用的人话。譬如长期受人民垢病的新经济政策，才在不久前还被政府耍得虎虎生风当撒手锏，现在居然承认这项政策不单只是非土著不满意，原来它也并没让土著满意。不论这个表白是被全球化的大势所逼，还是突然良心发现，终究很令人感动。可见生活在丛林世界的日子长了，做人的要求会衰减到几乎没有底线的地步，很容易受感动。
无论如何，政府终于承认一些事实，表示达官贵人还是跟我们生活在同一个星球上，并没有完全脱离现实。政府勇敢表达了其“所知”，这应该视为一个有积极意义的正面讯息。
但是，对于前首相特别事务官公开说我国华人都是婊子的后代、印度同胞都是乞丐的后人，然后当天晚上就被首相下令辞职谢罪，这件事透露的又是什么玄机呢？我必须说明上一句转述只是个人的诠释，他的原话据报道是指早年来马的“印裔是为了乞讨，华裔是为了卖身”。但我“感觉”项庄今回舞剑，意在说明我们这些“外来者”的血统不甚高贵。大家应该要明白，骂娘的打击目标从来都不是娘，而是身为子女者。
我在想，纳西尔当时在“促进一个马来西亚”研讨会上告诉我们的，是他的“所知”？还是他的“所感”？关于“知”的部分，遗憾的是我国著名爱国历史学者邱家金，似乎没有针对此事发挥专长，以提高大家对我们先人历史的认识。至于“感觉”的部分，那才是耐人寻味的重点，到底是什么导致纳西尔有这样奇怪的感觉呢？
在西方艺术史上，从所知到所感是一种进化。而在我国的生活现实中，政府能够承认一些大家心照不宣的事实固然也算是进步，但假如不真心诚意地去面对人民的感觉问题，那绝对是“其行不远”的。如果不拿出魄力做点实事，而只是虚幌两枪让大家喝彩一阵，那么“一个马来西亚”的口号，跟过去伟大人物提出的无数口号一样，不论多动听都好，终究只是一句口号而已。
延伸阅读：[英]贡布里希E.H. Gombrich：《艺术发展史》（The Story of Art），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6年。
12/02/2010 《南洋商报》《南言》版
古埃及绘画中的人像总是让人看后感觉有点怪怪的，但又说不出怪在哪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最近看了一本书《艺术发展史》，对此现象有很好的解释，于本人颇有醍醐灌顶、茅塞顿开之功效：原来古埃及艺术不是立足于艺术家在一个特定的时刻所能看到的东西，而是立足于他所知道的为一个人或一个场面所具有的东西。所以，在画人的时候，这些艺术家都会从最具有特性的角度去表现：侧面的头部，然后一只正面的眼睛被放在侧面的脸上。肩膀和胸膛是正面的，而胳膊和腿是侧面的。换言之，艺术家用清楚的轮廓线表现了自己对人体的知识。
艺术随着时间的脚步慢慢发展，待传到毕加索等现代艺术家，他们要表现的不再是自己对事物的知识，而是对事物的感觉。用画笔表述一只具体的手，远比表述对这一只手的感觉来得容易把握，也容易让人理解；毕加索的抽象画并不是乱涂鸦，只不过我们一般人没这个修养去欣赏大师对事物的感觉而已。
用最简短的话来说明，一部西方艺术发展史，实际上就是艺术家的表达从“所知”到“所感”的变化过程。这是作者贡布里希透过《艺术发展史》告诉读者的讯息。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关于艺术的故事暂且按下。
政府最近宣布国家要转型，而且说出了许多大家窝在心里已久，却又不敢道破的秘密，虽然如梦初醒，毕竟是句受用的人话。譬如长期受人民垢病的新经济政策，才在不久前还被政府耍得虎虎生风当撒手锏，现在居然承认这项政策不单只是非土著不满意，原来它也并没让土著满意。不论这个表白是被全球化的大势所逼，还是突然良心发现，终究很令人感动。可见生活在丛林世界的日子长了，做人的要求会衰减到几乎没有底线的地步，很容易受感动。
无论如何，政府终于承认一些事实，表示达官贵人还是跟我们生活在同一个星球上，并没有完全脱离现实。政府勇敢表达了其“所知”，这应该视为一个有积极意义的正面讯息。
但是，对于前首相特别事务官公开说我国华人都是婊子的后代、印度同胞都是乞丐的后人，然后当天晚上就被首相下令辞职谢罪，这件事透露的又是什么玄机呢？我必须说明上一句转述只是个人的诠释，他的原话据报道是指早年来马的“印裔是为了乞讨，华裔是为了卖身”。但我“感觉”项庄今回舞剑，意在说明我们这些“外来者”的血统不甚高贵。大家应该要明白，骂娘的打击目标从来都不是娘，而是身为子女者。
我在想，纳西尔当时在“促进一个马来西亚”研讨会上告诉我们的，是他的“所知”？还是他的“所感”？关于“知”的部分，遗憾的是我国著名爱国历史学者邱家金，似乎没有针对此事发挥专长，以提高大家对我们先人历史的认识。至于“感觉”的部分，那才是耐人寻味的重点，到底是什么导致纳西尔有这样奇怪的感觉呢？
在西方艺术史上，从所知到所感是一种进化。而在我国的生活现实中，政府能够承认一些大家心照不宣的事实固然也算是进步，但假如不真心诚意地去面对人民的感觉问题，那绝对是“其行不远”的。如果不拿出魄力做点实事，而只是虚幌两枪让大家喝彩一阵，那么“一个马来西亚”的口号，跟过去伟大人物提出的无数口号一样，不论多动听都好，终究只是一句口号而已。
延伸阅读：[英]贡布里希E.H. Gombrich：《艺术发展史》（The Story of Art），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6年。
12/02/2010 《南洋商报》《南言》版
Friday, January 29, 2010
专栏《人生如戏》>>16/01/2010《哲学的退隐？》周嘉惠
《哲学的退隐？》>>>周嘉惠
稍早前，吉隆坡的陈氏书院办了一门短期课程，那是由年轻学者薛承兴博士（一般人称呼他Tony）主讲的政治哲学课，据说反应相当热烈。当时我已远赴中国深造，错过了这个难得的文化盛筵。后来却在机缘巧合之下，在“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西湖”的人间天堂跟Tony会了面，正好印证古人说的那句名言：“有缘千里来相会”。
Tony虽然是新加坡人，但他认同“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道理，坚持新马一家的理念，所以来到吉隆坡一间高校任教，课余则开办上述的课程，也曾经为一群哲学爱好者导读海德格尔的哲学。Tony的学历十分富传奇性，他的学士、硕士学位都是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哲学系修读的，而博士学位则由欧洲研究院颁予。
位于瑞士的欧洲研究院，从1994年创校以来，只怕Tony是唯一来自新马的毕业生，这就难怪我们对这间国际顶尖学府感到陌生了。欧洲研究院跟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有直接的渊源，其创办人包括20世纪鼎鼎大名的欧陆哲学家德里达、里奥塔等，今天的讲师也都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嫡系传人，人人功力深厚、享誉学术界。
在这样一种氛围中，Tony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海德格尔的本体论与政治》，并于2009年一月在美国出版（http://www.amazon.com/Community-without-Identity-Ontology-Heidegger/dp/0981946208）。毕业后他先是在上海的一间高校英文系教学，过后来到吉隆坡教“国际关系”，却始终无缘在他最专长的哲学领域一展身手，跟学生谈海德格尔、谈德勒兹。
在杭州逗留的短短一天半之中，我们拜见了目前在中国艺术批评界手屈一指的沈语冰教授。我早前有幸修过沈老师的美学课，所以就趁机为双方见面穿针引线，结果大家畅谈了一个晚上，宾主尽欢而归。除此之外，在杭州天寒地冻的岁末，Tony与我也在啤酒的助兴下，谈了许多个人的计划，一舒胸中抱负。实际上对社会有所关怀，并不一定就是受到法兰克福学派影响的缘故，社会确实需要更多人愿意站出来充当公共良心，而群众也需要觉醒，否则国家的前景实是灰暗一片。在我们的认知中，哲学在这个环节足以起到恰如其分的作用。
以马来西亚的收入来供养新加坡家人的开销，如此收支是无法取得平衡的。无可奈何之下Tony已于今年元月返回新加坡，但是答应日后只要有此需求，他乐意本着“新马一家”的情怀，不时到马来西亚贡献他个人的哲学素养。
我常在想，对于国内近来发生的种种乱像，群众是否依然一如既往在茶室发一发牢骚后就满足地回家睡觉？某些政客寡廉鲜耻的嚣张伟论不断，难道真的还能在21世纪受到青睐吗？马来西亚的大专院校容不下哲学系，我个人始终觉得十分不可思议。那吉隆坡这座城市呢？我们提供了金碧辉煌的空间让政客张牙舞爪，何以却无法为哲学筑起一座简陋的平台？
我们可以不要之乎者也的学院派哲学，但是我们脑袋不应该就此满足于装满浆糊、失去思维能力的一片空白。哲学的退隐，是否有人曾经考虑过，意味的极可能是我们的思维出了大问题？一个思维出了问题的国家或城市，即使不视其为耻辱，那究竟又是一种怎么样的悲哀呢？只能期望的是，退隐不代表永远消失，而是为重新出发作准备。
来到21世纪，我们应当拒绝继续被台上伟大人物的似是而非言论牵着鼻子走。是的，我们确实需要具备一些基本的哲学思维、独立思考能力。在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之始，希望这不只是我个人，而且也是国人共同的愿望。
16/01/2010 《南洋商报》《南言》版
稍早前，吉隆坡的陈氏书院办了一门短期课程，那是由年轻学者薛承兴博士（一般人称呼他Tony）主讲的政治哲学课，据说反应相当热烈。当时我已远赴中国深造，错过了这个难得的文化盛筵。后来却在机缘巧合之下，在“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西湖”的人间天堂跟Tony会了面，正好印证古人说的那句名言：“有缘千里来相会”。
Tony虽然是新加坡人，但他认同“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道理，坚持新马一家的理念，所以来到吉隆坡一间高校任教，课余则开办上述的课程，也曾经为一群哲学爱好者导读海德格尔的哲学。Tony的学历十分富传奇性，他的学士、硕士学位都是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哲学系修读的，而博士学位则由欧洲研究院颁予。
位于瑞士的欧洲研究院，从1994年创校以来，只怕Tony是唯一来自新马的毕业生，这就难怪我们对这间国际顶尖学府感到陌生了。欧洲研究院跟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有直接的渊源，其创办人包括20世纪鼎鼎大名的欧陆哲学家德里达、里奥塔等，今天的讲师也都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嫡系传人，人人功力深厚、享誉学术界。
在这样一种氛围中，Tony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海德格尔的本体论与政治》，并于2009年一月在美国出版（http://www.amazon.com/Community-without-Identity-Ontology-Heidegger/dp/0981946208）。毕业后他先是在上海的一间高校英文系教学，过后来到吉隆坡教“国际关系”，却始终无缘在他最专长的哲学领域一展身手，跟学生谈海德格尔、谈德勒兹。
在杭州逗留的短短一天半之中，我们拜见了目前在中国艺术批评界手屈一指的沈语冰教授。我早前有幸修过沈老师的美学课，所以就趁机为双方见面穿针引线，结果大家畅谈了一个晚上，宾主尽欢而归。除此之外，在杭州天寒地冻的岁末，Tony与我也在啤酒的助兴下，谈了许多个人的计划，一舒胸中抱负。实际上对社会有所关怀，并不一定就是受到法兰克福学派影响的缘故，社会确实需要更多人愿意站出来充当公共良心，而群众也需要觉醒，否则国家的前景实是灰暗一片。在我们的认知中，哲学在这个环节足以起到恰如其分的作用。
以马来西亚的收入来供养新加坡家人的开销，如此收支是无法取得平衡的。无可奈何之下Tony已于今年元月返回新加坡，但是答应日后只要有此需求，他乐意本着“新马一家”的情怀，不时到马来西亚贡献他个人的哲学素养。
我常在想，对于国内近来发生的种种乱像，群众是否依然一如既往在茶室发一发牢骚后就满足地回家睡觉？某些政客寡廉鲜耻的嚣张伟论不断，难道真的还能在21世纪受到青睐吗？马来西亚的大专院校容不下哲学系，我个人始终觉得十分不可思议。那吉隆坡这座城市呢？我们提供了金碧辉煌的空间让政客张牙舞爪，何以却无法为哲学筑起一座简陋的平台？
我们可以不要之乎者也的学院派哲学，但是我们脑袋不应该就此满足于装满浆糊、失去思维能力的一片空白。哲学的退隐，是否有人曾经考虑过，意味的极可能是我们的思维出了大问题？一个思维出了问题的国家或城市，即使不视其为耻辱，那究竟又是一种怎么样的悲哀呢？只能期望的是，退隐不代表永远消失，而是为重新出发作准备。
来到21世纪，我们应当拒绝继续被台上伟大人物的似是而非言论牵着鼻子走。是的，我们确实需要具备一些基本的哲学思维、独立思考能力。在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之始，希望这不只是我个人，而且也是国人共同的愿望。
16/01/2010 《南洋商报》《南言》版
专栏《人生如戏》>>21/12/2009《戏剧时代读剧本》周嘉惠
《戏剧时代读剧本》>>>周嘉惠
近来国内有这么多戏剧性的事情发生，真让人大开眼界。不是吗？以马华党争为例，各派人马对人性的揭示，着实出手不凡，恐怕古希腊三大悲剧作家看了都会叹为观止；首相在最后一分钟赶回国会“拯救”2010年财政预算案，懒惰的议员或议员的懒惰差一点就导致政府倒台，惊险度实不输好莱坞大片；干训局课程引发的罗生门，只怕连《罗生门》作者芥川龙之介都要自叹不如。
这么富戏剧性的一年，依愚见，2009年在历史上称为“马来西亚戏剧年”应当是非常实至名归的，值得史家们认真考虑。至于赵明福离奇坠楼毙命案，因为二度解剖报告未能及时完成，日前再次宣告展延至明年1月7日续审。趁着这中场休息的空挡，一时兴起随手拿了部剧本来读，好消消心头闷气。不料仔细读下去，觉得还蛮有味道的。独乐乐不如众乐乐，读到好书自当推荐给更多人认识，以增添社会的书香气。
此剧本题目为《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作者达里奥•福（Dario Fo）是意大利著名戏剧作家、演员、话剧导演、作曲家，也擅长舞台美术、服装设计、歌唱、舞蹈、乐器。这位全才型的艺术家也是1997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写过70多部剧本，其中包括讽刺剧、独幕滑稽剧、荒诞剧等等，而他的时事讽刺剧最为脍灸人口。
1969年米兰火车站发生炸弹爆炸案，嫌疑犯是一名无政府主义者，在受审期间突然从扣留所楼上很离奇地坠到大街上死亡。达里奥•福随即在记者和律师的帮助下收集了大量资料，以这案件为背景，创作了《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此剧在意大利公演时连演300场，观众超过30万人，连舞台两侧和幕后都挤满观众。
剧中的主人翁是一名患有妄想症的疯子（但不是傻瓜），在警察局接受问话时偶然接触到一份无政府主义者意外死亡的案卷，他随即乔装成最高法院的代表来复审案件，在旁敲侧击之下，心中有鬼的警察局长和警长最后漏出口风，承认所谓的“意外死亡”，实际上是警方对嫌疑犯严刑逼供时失手将其打死，于是将尸首从窗口扔下，然后向外宣称他是畏罪自杀。
剧中有一名精明的女记者，怀疑跳楼自杀的人，应当都会把手伸直来保护自己，因为那是“身体着地的瞬间绝对本能和自然的姿势”，所以死者的手和胳膊理应出现骨折现象。而且，自杀者身体坠落的抛物线应该也有所鉴定。当然，1969年的意大利警方哪知道什么身体坠落的抛物线？何况对方是个一心寻死的人！警长如此辩解似乎认为一心寻死的人就不会按照人性本能的方式着地。
所有秩序和正义的信奉者都不应该出于老天真，而中了这名居心叵测的无政府主义者的圈套！他的死亡分明就是畏罪自杀，而且动机险恶，存心削弱公民们生活在一个好国家、一个较少非正义的公正国家里的良好感觉。按一般逻辑说，这么坏的人本来就该死，那么他是畏罪自杀还是意外死亡难道真的那么重要吗？但女记者依然咄咄逼人，好像还有第三种可能似的。
精明的女记者后来被不是傻瓜的疯子逗得团团转，最后得到共识：丑闻还是有其积极的社会功能的。因为丑闻可以让被压迫者宣泄情绪，以便释放和净化一切紧张不安，当是维护政权的绝妙手段。所以，在没有丑闻的时候，政府也需要不时制造出丑闻来。落幕前，疯子的一句对白最耐人寻味：“是的，我们被粪便淹没到了脖子，正因为如此，我们将昂首挺胸前进！”
我也清楚书香社会距离我们比火星还远，但还是“知其不可而为之”地推荐了一部剧本给大家，别的什么也没说！
21/12/2009 《南洋商报》《南言》版
近来国内有这么多戏剧性的事情发生，真让人大开眼界。不是吗？以马华党争为例，各派人马对人性的揭示，着实出手不凡，恐怕古希腊三大悲剧作家看了都会叹为观止；首相在最后一分钟赶回国会“拯救”2010年财政预算案，懒惰的议员或议员的懒惰差一点就导致政府倒台，惊险度实不输好莱坞大片；干训局课程引发的罗生门，只怕连《罗生门》作者芥川龙之介都要自叹不如。
这么富戏剧性的一年，依愚见，2009年在历史上称为“马来西亚戏剧年”应当是非常实至名归的，值得史家们认真考虑。至于赵明福离奇坠楼毙命案，因为二度解剖报告未能及时完成，日前再次宣告展延至明年1月7日续审。趁着这中场休息的空挡，一时兴起随手拿了部剧本来读，好消消心头闷气。不料仔细读下去，觉得还蛮有味道的。独乐乐不如众乐乐，读到好书自当推荐给更多人认识，以增添社会的书香气。
此剧本题目为《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作者达里奥•福（Dario Fo）是意大利著名戏剧作家、演员、话剧导演、作曲家，也擅长舞台美术、服装设计、歌唱、舞蹈、乐器。这位全才型的艺术家也是1997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写过70多部剧本，其中包括讽刺剧、独幕滑稽剧、荒诞剧等等，而他的时事讽刺剧最为脍灸人口。
1969年米兰火车站发生炸弹爆炸案，嫌疑犯是一名无政府主义者，在受审期间突然从扣留所楼上很离奇地坠到大街上死亡。达里奥•福随即在记者和律师的帮助下收集了大量资料，以这案件为背景，创作了《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此剧在意大利公演时连演300场，观众超过30万人，连舞台两侧和幕后都挤满观众。
剧中的主人翁是一名患有妄想症的疯子（但不是傻瓜），在警察局接受问话时偶然接触到一份无政府主义者意外死亡的案卷，他随即乔装成最高法院的代表来复审案件，在旁敲侧击之下，心中有鬼的警察局长和警长最后漏出口风，承认所谓的“意外死亡”，实际上是警方对嫌疑犯严刑逼供时失手将其打死，于是将尸首从窗口扔下，然后向外宣称他是畏罪自杀。
剧中有一名精明的女记者，怀疑跳楼自杀的人，应当都会把手伸直来保护自己，因为那是“身体着地的瞬间绝对本能和自然的姿势”，所以死者的手和胳膊理应出现骨折现象。而且，自杀者身体坠落的抛物线应该也有所鉴定。当然，1969年的意大利警方哪知道什么身体坠落的抛物线？何况对方是个一心寻死的人！警长如此辩解似乎认为一心寻死的人就不会按照人性本能的方式着地。
所有秩序和正义的信奉者都不应该出于老天真，而中了这名居心叵测的无政府主义者的圈套！他的死亡分明就是畏罪自杀，而且动机险恶，存心削弱公民们生活在一个好国家、一个较少非正义的公正国家里的良好感觉。按一般逻辑说，这么坏的人本来就该死，那么他是畏罪自杀还是意外死亡难道真的那么重要吗？但女记者依然咄咄逼人，好像还有第三种可能似的。
精明的女记者后来被不是傻瓜的疯子逗得团团转，最后得到共识：丑闻还是有其积极的社会功能的。因为丑闻可以让被压迫者宣泄情绪，以便释放和净化一切紧张不安，当是维护政权的绝妙手段。所以，在没有丑闻的时候，政府也需要不时制造出丑闻来。落幕前，疯子的一句对白最耐人寻味：“是的，我们被粪便淹没到了脖子，正因为如此，我们将昂首挺胸前进！”
我也清楚书香社会距离我们比火星还远，但还是“知其不可而为之”地推荐了一部剧本给大家，别的什么也没说！
21/12/2009 《南洋商报》《南言》版
Sunday, September 06, 2009
专栏《人生如戏》>>5/9/2009《是现实？还是扯淡？》周嘉惠
《是现实？还是扯淡？》>>>周嘉惠
赵明福验尸庭上第19证人，雪州反贪委员会执法助理阿斯拉夫，宣称自己是从电视剧《CSI》中学习到盘问证人的技巧，之前并未受过正统的技巧训练。反贪委员会主席则澄清电视剧不是他们的教材之一。在有或没有之间，居然也演变成罗生门，教人拍案叫绝，叹为观止。
这类罗生门，诱发了本人一种挥之不去的强烈预感，不论高兴与否，相信赵明福坠楼案最后的调查结果，恐怕会让大家像发现了自己的母亲是女性一样大吃一惊！我必须坦承自己并不会算命，所以从不要求任何人相信自己的推断，更何况这仅仅只是个预感而已；读者实有义务自行动脑筋稍微思考一下。
曾经有某君针对这案件前来推销阴谋论，其“分析”颇耸人听闻：赵明福的父亲是出租车司机，按常理推测，或许有一些尚未缴还的交通罚单，所得税也可能不清不楚。有关方面可以举着法律的大旗及一笔五百万的现金来向赵家摊牌，反正赵明福人不死也死了，某君断言，赵家必然会做出“明智”的选择。临别他还留下耐人寻味的一句话，坚称人都是现实的，而且任何人都是有一个“价钱”的。
很熟悉的论调，是不？
这是很典型的功利思维，把一个重要的问题“真相是什么？”，换成一个没有根据的猜测“你能够得到什么利益？你的动机是什么？”把一个严肃的问题往“利益”一推，就此关闭所有理性的讨论，也抹杀掉大家对发现真相的兴趣；科学哲学家波普尔认为这是一种偏见（见《我怎样看待哲学》），近来大红的哲学教授法兰克福则直斥那是“扯淡”！
上述的某君是在说谎吗？应该不是的。但这种对真实的价值缺乏关切的举止，却正符合了扯淡的本质。他是基于无聊、精力过剩或其他什么我并不关心的原因，而前来兜售其阴谋论不得而知，但对扯淡已具备免疫力的人发表伟论显然不是太聪明的事。
例如反贪委员会主席也告诉我们，香港廉政公署1974年成立以来，已有10位被调查者因承受不了压力而选择跳楼，所以有人跳楼是无可奈何的事。不过，主席先生没有告诉我们的是，“被调查者跳楼”跟我们关心的“证人坠楼”之间关系如何？他是企图在两者之间划上等号吗？
面对层出不穷的企图操纵群众心理乃至欺骗的意图，我们必须提高警惕，随时擦亮双眼，拒绝被愚弄。过去“你做事，我放心”的信心，显然根据的是非理性的假设；过去种种譬如昨日死，算了。今天的我们必须认清一个现实，在台上表演的衮衮诸公，他们上台依靠的条件是个人德行的可能性极低。换言之，别对他们说的那一套那么有信心。
民主制度必然有投票，但投票不一定就代表是民主。假如除了选举期间，我们都不被当一回事，这样的民主难免会让人民感到疏离。打个比方，严格来说，吃KFC是不能算是吃西餐的，逻辑就是这么简单而已。所以，许多人宁可选择弃权；以上届选举为例，我国的合格选民只有约一半出来投票，而没有出来投票的一半，其中一半甚至没有登记成选民。虽然制度不尽理想，但在没有更好的取代制度产生之前，在此还是要吁请大家在选举时，投下你的一票；那不仅仅是一张纸条，而是你在这个制度下的全部影响！
这是我们对赵明福，乃至马来西亚整个国家的未来，所能够做到的一点影响。而且我相信，这并不是扯淡。
延伸阅读：《论扯淡》（On Bullshit），哈里•G.法兰克福著。作者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前哲学系主任。
5/9/2009 《南洋商报》《南言》版
赵明福验尸庭上第19证人，雪州反贪委员会执法助理阿斯拉夫，宣称自己是从电视剧《CSI》中学习到盘问证人的技巧，之前并未受过正统的技巧训练。反贪委员会主席则澄清电视剧不是他们的教材之一。在有或没有之间，居然也演变成罗生门，教人拍案叫绝，叹为观止。
这类罗生门，诱发了本人一种挥之不去的强烈预感，不论高兴与否，相信赵明福坠楼案最后的调查结果，恐怕会让大家像发现了自己的母亲是女性一样大吃一惊！我必须坦承自己并不会算命，所以从不要求任何人相信自己的推断，更何况这仅仅只是个预感而已；读者实有义务自行动脑筋稍微思考一下。
曾经有某君针对这案件前来推销阴谋论，其“分析”颇耸人听闻：赵明福的父亲是出租车司机，按常理推测，或许有一些尚未缴还的交通罚单，所得税也可能不清不楚。有关方面可以举着法律的大旗及一笔五百万的现金来向赵家摊牌，反正赵明福人不死也死了，某君断言，赵家必然会做出“明智”的选择。临别他还留下耐人寻味的一句话，坚称人都是现实的，而且任何人都是有一个“价钱”的。
很熟悉的论调，是不？
这是很典型的功利思维，把一个重要的问题“真相是什么？”，换成一个没有根据的猜测“你能够得到什么利益？你的动机是什么？”把一个严肃的问题往“利益”一推，就此关闭所有理性的讨论，也抹杀掉大家对发现真相的兴趣；科学哲学家波普尔认为这是一种偏见（见《我怎样看待哲学》），近来大红的哲学教授法兰克福则直斥那是“扯淡”！
上述的某君是在说谎吗？应该不是的。但这种对真实的价值缺乏关切的举止，却正符合了扯淡的本质。他是基于无聊、精力过剩或其他什么我并不关心的原因，而前来兜售其阴谋论不得而知，但对扯淡已具备免疫力的人发表伟论显然不是太聪明的事。
例如反贪委员会主席也告诉我们，香港廉政公署1974年成立以来，已有10位被调查者因承受不了压力而选择跳楼，所以有人跳楼是无可奈何的事。不过，主席先生没有告诉我们的是，“被调查者跳楼”跟我们关心的“证人坠楼”之间关系如何？他是企图在两者之间划上等号吗？
面对层出不穷的企图操纵群众心理乃至欺骗的意图，我们必须提高警惕，随时擦亮双眼，拒绝被愚弄。过去“你做事，我放心”的信心，显然根据的是非理性的假设；过去种种譬如昨日死，算了。今天的我们必须认清一个现实，在台上表演的衮衮诸公，他们上台依靠的条件是个人德行的可能性极低。换言之，别对他们说的那一套那么有信心。
民主制度必然有投票，但投票不一定就代表是民主。假如除了选举期间，我们都不被当一回事，这样的民主难免会让人民感到疏离。打个比方，严格来说，吃KFC是不能算是吃西餐的，逻辑就是这么简单而已。所以，许多人宁可选择弃权；以上届选举为例，我国的合格选民只有约一半出来投票，而没有出来投票的一半，其中一半甚至没有登记成选民。虽然制度不尽理想，但在没有更好的取代制度产生之前，在此还是要吁请大家在选举时，投下你的一票；那不仅仅是一张纸条，而是你在这个制度下的全部影响！
这是我们对赵明福，乃至马来西亚整个国家的未来，所能够做到的一点影响。而且我相信，这并不是扯淡。
延伸阅读：《论扯淡》（On Bullshit），哈里•G.法兰克福著。作者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前哲学系主任。
5/9/2009 《南洋商报》《南言》版
Thursday, July 30, 2009
专栏《人生如戏》>>30/7/2009《沉沦与自重》周嘉惠
《沉沦与自重》>>>周嘉惠
自赵明福坠楼悲剧的发生，我个人认为已经导致马来西亚处于徘徊在一个为前途抉择的历史时刻（见18/7/2009《南言》版：《历史的十字路口》）；政府可以借这个机会大刀阔斧地铲除体制内的牛鬼蛇神，也可以选择继续沉沦，直到万劫不复为止。
十余天过去了，政府确实是有些动作的，连皇家调查委员会也宣布将要成立。可是其中表现出的诚意到底有多少，其实颇令大家满腹狐疑。遗憾的是，一批包括了首相署部长、反贪污委员会主席、雪州警察总长等众高官，期间发表了许多十分不合时宜的说话，以致徒增国民的反感与怒气。
至于《每日新闻》报所刊登的煽动性文章，以及神秘的匿名部落格文章引起反贪污委员会注意，或因而对欧阳悍华及刘天球展开调查，尤其显得丧心病狂。有关部门对摆在眼前的拦路巨石视而不见，却对角落的鸡毛蒜皮兴趣勃勃、摩拳擦掌，这很明白是无助于提升其声望的选择性办案态度。但是为了向主子邀功，别说专业形象不顾，简直连面具都急吼吼地来不及戴上了，实在令人心寒齿冷。
以上种种迹象表明，沉沦是我们未来的路。
台湾检察官引用宋太宗告诫官员的名言“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责问陈水扁先生良心安在？然而，对豺子狼心还来谈什么良心，会不会显得“很傻、很天真”？跟首相会面半小时，对赵家而言，当然是一种心理安慰，但这是否会起到任何实质的作用？如此指望是否也属“很傻、很天真”？相信不久之后自有分晓，我们不妨冷眼旁观，暂且无需多言。
皇家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并不是一纸法庭判决书，它只是一个真相调查。实际上，调查报告出来后，未必就果真会有人头如林吉祥先生所愿的落地。举个大家记忆犹新的例子，干预司法的林甘事件，当事人在皇家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出来后，至今一样逍遥快活。那么，成立皇家调查委员会有什么用？
在感情上，我们当然希望杀尽害死赵明福的每一个“凶手”。但是，假如凶手不是张三李四这种会呼吸的个人，而是一个腐败无能的吃人制度呢？那我们该杀谁去？
首先，我们需要把一个完完整整的真相摊在阳光底下，好让全国人民仔细检视。确实，有关当局依然可以选择以不了了之的手法来处理调查结果，就有如林甘事件那样；然而，真相最后终究可以唤起人民的觉醒。只要有更多的国民觉醒了，选择当跳出热汤锅的青蛙，及时逃出失火的铁皮屋、拒绝再自欺欺人地继续做“快乐妓女”（Happy Whore），一个相对合理的制度有朝一日必定会落实。是的，我们追求的就是一个合理的制度，“合法”而“不合理”的制度就是吃人的制度，全部都要推翻！
这就是真相的重要性。
任何一个现代社会，永远也不允许失去是非黑白的价值观。因为，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够在沉沦之中，继续保持自重以抗衡之；只有如此，我们才有希望争取到和美国人一样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乌托邦不仅仅是个理想中的桃花源而已，更是需要我们努力不懈的国民义务！清楚认识到这一点，将是对赵明福、古甘等枉死国民一个虽然不尽人意，但还说得过去的交代了。
30/7/2009 《南洋商报》《南言》版
附：我个人认为马来西亚早已经沉沦了，不是编辑认为的“极可能”。Zainul Ariffin Isa以及那匿名文章作者的行为，怎是一句“难以接受”就能了得的呢？根本就是彻彻底底的“丧心病狂”！
自赵明福坠楼悲剧的发生，我个人认为已经导致马来西亚处于徘徊在一个为前途抉择的历史时刻（见18/7/2009《南言》版：《历史的十字路口》）；政府可以借这个机会大刀阔斧地铲除体制内的牛鬼蛇神，也可以选择继续沉沦，直到万劫不复为止。
十余天过去了，政府确实是有些动作的，连皇家调查委员会也宣布将要成立。可是其中表现出的诚意到底有多少，其实颇令大家满腹狐疑。遗憾的是，一批包括了首相署部长、反贪污委员会主席、雪州警察总长等众高官，期间发表了许多十分不合时宜的说话，以致徒增国民的反感与怒气。
至于《每日新闻》报所刊登的煽动性文章，以及神秘的匿名部落格文章引起反贪污委员会注意，或因而对欧阳悍华及刘天球展开调查，尤其显得丧心病狂。有关部门对摆在眼前的拦路巨石视而不见，却对角落的鸡毛蒜皮兴趣勃勃、摩拳擦掌，这很明白是无助于提升其声望的选择性办案态度。但是为了向主子邀功，别说专业形象不顾，简直连面具都急吼吼地来不及戴上了，实在令人心寒齿冷。
以上种种迹象表明，沉沦是我们未来的路。
台湾检察官引用宋太宗告诫官员的名言“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责问陈水扁先生良心安在？然而，对豺子狼心还来谈什么良心，会不会显得“很傻、很天真”？跟首相会面半小时，对赵家而言，当然是一种心理安慰，但这是否会起到任何实质的作用？如此指望是否也属“很傻、很天真”？相信不久之后自有分晓，我们不妨冷眼旁观，暂且无需多言。
皇家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并不是一纸法庭判决书，它只是一个真相调查。实际上，调查报告出来后，未必就果真会有人头如林吉祥先生所愿的落地。举个大家记忆犹新的例子，干预司法的林甘事件，当事人在皇家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出来后，至今一样逍遥快活。那么，成立皇家调查委员会有什么用？
在感情上，我们当然希望杀尽害死赵明福的每一个“凶手”。但是，假如凶手不是张三李四这种会呼吸的个人，而是一个腐败无能的吃人制度呢？那我们该杀谁去？
首先，我们需要把一个完完整整的真相摊在阳光底下，好让全国人民仔细检视。确实，有关当局依然可以选择以不了了之的手法来处理调查结果，就有如林甘事件那样；然而，真相最后终究可以唤起人民的觉醒。只要有更多的国民觉醒了，选择当跳出热汤锅的青蛙，及时逃出失火的铁皮屋、拒绝再自欺欺人地继续做“快乐妓女”（Happy Whore），一个相对合理的制度有朝一日必定会落实。是的，我们追求的就是一个合理的制度，“合法”而“不合理”的制度就是吃人的制度，全部都要推翻！
这就是真相的重要性。
任何一个现代社会，永远也不允许失去是非黑白的价值观。因为，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够在沉沦之中，继续保持自重以抗衡之；只有如此，我们才有希望争取到和美国人一样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乌托邦不仅仅是个理想中的桃花源而已，更是需要我们努力不懈的国民义务！清楚认识到这一点，将是对赵明福、古甘等枉死国民一个虽然不尽人意，但还说得过去的交代了。
30/7/2009 《南洋商报》《南言》版
附：我个人认为马来西亚早已经沉沦了，不是编辑认为的“极可能”。Zainul Ariffin Isa以及那匿名文章作者的行为，怎是一句“难以接受”就能了得的呢？根本就是彻彻底底的“丧心病狂”！
Wednesday, July 22, 2009
专栏《人生如戏》>>18/7/2009《历史的十字路口》周嘉惠
《历史的十字路口》>>>周嘉惠
当赵明福坠地的刹那，已毫无疑问地成为了马来西亚国民记忆的另一个关键时刻，我们将永远记得时间凝固的那一刻。对于赵明福离奇的骤逝，举国上下都感到无比震惊与悲愤，这是绝对不能允许不了了之的一件事。
反贪污委员会的效率、独立性、公正性、公信力如何，全国人民早已心中有数，根本无需多说。当前有关当局必须说明的是，赵明福甚至不是嫌犯，而只是到雪州反贪污委员会办公室“协助调查”，却需要在凌晨1点到3点45分接受官员的录取口供，这是正常程序？抑或有意的精神折磨？
不论你是否相信心理学的理论，但千万别小看现代心理学可以发挥的作用。1987年的茅草行动后，部分被内安法令扣留的台面上人物，从此销声匿迹，其威力可见一斑。同时被反贪污委员会盘问的加影市议员陈文华，也证实了这种心理学技巧的可怕。虽然赵明福事前毫无自杀的迹象与理由，但即使最后证实他的坠楼果然是自杀行为，反贪污委员会恐怕也是难逃其咎的。
也许是时候让我们询问，反贪污委员会官员的做法是否符合程序？假如是符合程序的，那么这种程序是否符合人道？警方扣留室近来发生的丑闻，谁能够保证不在反贪污委员会的办公室中发生？官员的滥权在我国早已不是新闻，有关当局是否应该彻底检讨一切程序，从此保证人们在暗室中的基本人身安全？
虽然我们不能排除牵涉在这一事件中的部分官员，仍存在某种程度的种族主义思维，但我们千万别再落入种族主义的简单思维中，否则国家永远都在兜圈圈，无法向前迈一步。这完全是一个制度的问题，根本不是种族对峙的问题，我们需要知道的是一个接受问话的年青人，怎么就不明不白的坠楼死了？我们需要检讨的是整个体制，尤其重要的是监督以及问责的制度。当这样的一件事发生在眼前时，谁该负责？该如何负责？应该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完全没有灰色地带存在的空间。
首相上任100天的喝采声，吉兰丹州马力勿来补选“几乎取胜”的光彩，全都在一夕间被这场悲剧一扫而空。对于这样一个制度上的烂摊子，执政逾半世纪的国阵政府无法摆脱责任，也欠所有国民及历史一个说法。选票的算计应该被摆脱，真相一定要大白于天下，马来西亚不能沦落到连是非黑白都失去。
在这一刻，马来西亚已经来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我们可能创造历史的新格局，我们也可能继续沉沦，一直到万劫不复的地步。我们期盼正义能够得到最后的伸张，但即使如此，一个大好青年生命的无辜牺牲，仍然是令我们感到悲愤万分的。
18/7/2009 《南洋商报》《南言》版
专栏《人生如戏》>>15/7/2009《快乐王子也流泪》周嘉惠
《快乐王子也流泪》>>>周嘉惠
今年5月23日，《南洋商报》全国版报道了加影3名印裔母女“离奇毙命”在家中的消息。根据报道，现场不见破门而入的迹象，没有留下毒药的瓶子，死者衣着整齐，尸身也没发现伤痕。邻居告诉记者说，死者们经常连吃饭的钱也没有，并且曾经有几天没饭吃的记录。邻居还透露，死者曾经告知家中苦况，但她“不以为意”。
这项消息，不见有追踪报道，似乎也没在社会上激起任何涟漪，就这样不了了之。反正既不像他杀，又不似自杀的一件社会新闻，按照后现代惯常的冷漠，这三条人命恐怕就有如“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般，连一声叹息的欲望都勾不起。
7月初，前任雪兰莪州务大臣基尔位于莎阿南7区的“皇宫”曝光。基尔很无辜地承认，皇宫是他花了350万令吉买来的超级廉价货，加上50万令吉装修费，总共只不过“区区”4百万令吉，加上又有银行贷款文件为证，简直比白雪公主还清白。基尔质问，难道他连买房子的权力都没有？还有天理吗？这无法不让人联想起另两个经典画面，一是过去“查宫”曝光时，老查那副无辜又委屈的尊容，二是港剧中丁蟹怒喊“人善人欺，天不欺！”时的悲愤神情。
大马反贪污委员会宣布将介入调查“基宫”事件；不知向来有成人之美惯例的善良证婚官，这次是否会阻止老娘出嫁？大家在失望无数次过后，仍然兴致勃勃地拭目以待。这种无可救药的乐观，诚然是我们最可爱的国民性之一。
有人可以用4百万令吉买下人家估计价值2千4百万令吉的超级豪宅，运气好到这么令人不好意思的地步，依然脸不红气不喘地受人民“拥戴”。有人全家饿死，还要等蛆虫爬出门外才被人发现，不知道却有哪一位忙着为人民服务的代议士，心中曾经，哪怕只是短短的刹那，为之一酸？
我们也不必去指控谁“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现实原就是这么残酷。
在现实生活中，死亡、孤独、恐惧是一般人无法超越的三样事物。不能超越主要是因为信念不足，失去信仰。当极端份子抱着炸弹袭击时，信仰（虽然是扭曲的）让他超越了死亡、孤独与恐惧，信仰让他以为上定了天堂。
残酷的现实所以逐渐变得格外丑陋，是因为我们久已信念不足、失去信仰，宁可自欺欺人地过日子，不再思考，任由同情心蒙尘。对于豺子狼心的下场，我们寄望的是制度？还是天谴？摸着良心说！明天会更好吗？看着电视里的包青天，挥不去心中大大的问号，可悲的马来西亚啊！
许多享受着慢慢加温的热水浴的青蛙、在失火的铁皮屋中酣睡的人们，是否应该被允许拥有继续醉生梦死当其“快乐妓女”（Happy Whore）的权力？退一万步思考，纵然堕落也称得上是基本人权，我想，表面上再快活的妓女，心灵深处只怕都是不快乐的。大家浑浑厄厄过日子，显示的是生活失去信仰、失去方向。麻木并不能叫后现代精神。所以，我在此呼吁，同胞们，起来！
首相夫人到华小高歌一曲就对于是支持华教了吗？首相到市中心逛一回才恍然大悟原来交通情况是那么恶劣，与现实脱节怎么也成了“亲民”？哪一个狗腿的伟大发明？笨蛋！被熬成鲜美田鸡汤还那么地感激涕零？做人最起码也该从汤锅跳出来，认清事实！高官惹不起？至少痛骂那帮不要脸的狗腿！
新首相上任100天，掌声如雷。可是，毫无疑问的，累积半世纪的孱弱不可能因为一时表面的虚肿而起到任何实质改变；现在就兴高采烈肯定是高兴得太早的，大家依然必须抱着我们那无可救药的乐观态度走着瞧。是的，擦亮眼睛走着瞧。
听听罐头掌声，想想现实中的残酷与丑陋，即使快乐王子也会流泪的，不是吗？
15/7/2009 《南洋商报》《南言》版
附：关于“狗腿”部分被删，难道狗腿不该骂？在赵明福事件中，类似Zainul Ariffin Isa之流的狗腿不该被痛骂？
Saturday, July 11, 2009
回覆丁家奴留言
回覆丁家奴留言>>https://www.blogger.com/comment.g?blogID=29498328&postID=6640195265494925770
1． 请问现在中国人重视什么，与我何关？中国人不重视什么，又与我何关？告诉我这些是认为我会很感兴趣？坦白说，本人丝毫也不感兴趣知道。
2． 虽然不是马克思主义信徒，但凭个人对中文、中医的浅薄认识，我也认为中文、中医是不科学的。请问，那又怎么样？那是否影响了中文、中医的存在价值？科学就代表了至高无上吗？阁下可以这么认为，但我不认同。假如您真的“大略都看过”我在《南洋商报》发表的文章，看得懂，而且还觉得不错，那应该很清楚我个人对科学至上这种无聊观念的立场。
3． 您的文章的失败不代表您个人的失败，不必如此妄自菲薄。
4． 拥有《说文解字》，跟买《危机下的中文》，其中有什么必然的因果关系吗？恕区区不才，请明确告知。是否稍微知道一点汉字的知识，就该去紧张“危机下的中文”？还是该先去认识一点汉字的知识，才来紧张什么“危机下的中文”？
5． 幹细胞是fucking a cell或a cell been fucked？假如不知道它就是stem cell，请问我该怎么理解？看到问题所在了吗？Stem cell跟繁体字、简体字并没什么关系。
6． 您热爱自己语言，要悲叹，绝对都是您的个人权力。但单从文章理解，恕我直言，您的“热爱”是缺乏逻辑/理性与知识基础的。当然，您也绝对有权力做这样的选择。
7． 文章是刊于7月9日，不是9月7日。
8． 大家素昧平生，我也不是存心跟谁过不去，假如果真有什么高见，那倒是大可以拿出来谈谈；若只是想找个人陪您悲秋，在下绝对不是个理想人选。
草草回覆，余不一一。
1． 请问现在中国人重视什么，与我何关？中国人不重视什么，又与我何关？告诉我这些是认为我会很感兴趣？坦白说，本人丝毫也不感兴趣知道。
2． 虽然不是马克思主义信徒，但凭个人对中文、中医的浅薄认识，我也认为中文、中医是不科学的。请问，那又怎么样？那是否影响了中文、中医的存在价值？科学就代表了至高无上吗？阁下可以这么认为，但我不认同。假如您真的“大略都看过”我在《南洋商报》发表的文章，看得懂，而且还觉得不错，那应该很清楚我个人对科学至上这种无聊观念的立场。
3． 您的文章的失败不代表您个人的失败，不必如此妄自菲薄。
4． 拥有《说文解字》，跟买《危机下的中文》，其中有什么必然的因果关系吗？恕区区不才，请明确告知。是否稍微知道一点汉字的知识，就该去紧张“危机下的中文”？还是该先去认识一点汉字的知识，才来紧张什么“危机下的中文”？
5． 幹细胞是fucking a cell或a cell been fucked？假如不知道它就是stem cell，请问我该怎么理解？看到问题所在了吗？Stem cell跟繁体字、简体字并没什么关系。
6． 您热爱自己语言，要悲叹，绝对都是您的个人权力。但单从文章理解，恕我直言，您的“热爱”是缺乏逻辑/理性与知识基础的。当然，您也绝对有权力做这样的选择。
7． 文章是刊于7月9日，不是9月7日。
8． 大家素昧平生，我也不是存心跟谁过不去，假如果真有什么高见，那倒是大可以拿出来谈谈；若只是想找个人陪您悲秋，在下绝对不是个理想人选。
草草回覆，余不一一。
Friday, July 10, 2009
《从逻辑与知识角度谈汉字繁简之辩》>>周嘉惠
《从逻辑与知识角度谈汉字繁简之辩》>>>周嘉惠
最近《言论》版再次掀起一场小小的汉字繁简之辩，本文是在下对蔡元评君6月16日、29日，黎翰辉君6月20日，以及丁家奴君6月23日的四篇相关大作的一个回应。
战国时代六国已有各自不同的俗体简化字使用，待秦朝建立后，六国文字与秦文不合的异体都被废除，而且从“大篆”到“小篆”，虽然“书同文”的目的在于统一文字，但文字亦有简化的现象。假如读“古代经典文献”要求的是百分百的原汁原味，那我们要看《道德经》、《论语》时，是否就应该去找以大篆印刷的版本，而不是繁体字版本？汉字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死物，它只不过是进化的脚步比较缓慢而已。繁体字相对简体字才显得比较“繁”、比较“古”，从汉字进化的角度来看，实际上它并不特别的古意盎然。
要“跟中华文化的古籍接轨”，更最重要的是文献印刷的内容正确无误，至于看不看得懂、要不要去看古代典籍，或许跟兴趣有关，或许跟文言文、白话文有关，却不能要求繁体字或简体字负上全责。虽然简体字有其不足之处，但“跟古籍接轨”实在不是打击简体字的最好理由。再说了，与其去操心“跟古籍接轨”的问题，还不如正视今天许多人连报纸都不看的现象。
至于说中国的年轻一代到香港和台湾，或台湾和香港的年轻一代到中国，就变成了半文盲。要对这种现象叹息当然是个人自由，但这就跟年长一辈说不清楚普通话一样，过渡现象而已，不用太伤感。中国大学生在赛场输给外国队，同样犯不着痛心疾首。韩国留学生队得了汉语言文字大赛的冠军，有谁会认为韩国的中文程度因此就世界第一？中国的学生在赛场比不过人家，难道就表示中国的中文程度不如韩国？我们可以这么简单的看问题吗？从分数至上的心理猛然看出中文在中国的危机，会不会稍嫌杞人忧天？
把繁体字跟满洲辫子并列固然想象力丰富，但把繁体字跟“港台两地的人都有坚忍不拔的性格”联系起来，想象力似乎也不遑多让。我们从中国南来的祖先，绝大多数不是略识之无，就是连之无也不识，但仍然凭他们“坚忍不拔的性格”为我们打下一片天。请问我们是否可以把这种性格归功予祖先们不识字的现象？对此，我就不赘言了。
假如能够撇开政治、个人感情认知等问题，而纯粹以汉字本身的结构来看简体字，我们对简体字的批判可能会更具有合理性。汉朝许慎编，清朝段玉栽注的《说文解字》是认识汉字结构与历史的必备字典。把今天的简体字对照《说文解字》，不难发现虽然不是全部，但与篆书相比之下，某一些简体字确实是失去了原本汉字结构上所表达的意义的。
这里可以举例说明，《说文解字》对“廣”的解释为：“殿之大屋。从广，黄声”，简体字把它的声韵丢掉了。“門”的解释是：“闻也。从二户。象形。凡门之属皆从门。”，简体字把它的象形字特征丢掉了。“義”的原意是“已之威义也。从我，从羊。”，简化后的“义”则根本成了一个单纯的符号而已。
反对简体字应该是反对简化过程中把某些汉字的特性抛弃，而不是食古不化。同样的，别一见到有人反对简体字，就认定是食古不化。条件反射从来都不是理性思考的方式。
或是为了书写效率，或是因为人的惰性使然，汉字的简化由来已久，并且是一直都自然而然地在发生着的现象。如果对汉字的发展变化有兴趣，还可以参考裘锡圭的《文字学概要》。汉字的演变有几千年历史，不是五十年前才开始的。但上个世纪中国的简体字，如吾友国权兄所言，却是一种强力意志下的产物；这种简化在性质上是不同的，而任何“硬硬来”的事情都难保不会有人持着怀疑的态度来看待。
我个人无论对繁体字或简体字都没有特别的好恶，也无意为任何一方摇旗呐喊。只是好奇，为马英九套帽子、为汉字添辫子，难道这些把戏会令自己的观点显得更有说服力吗？从一些个案就以偏概全地看出中国的中文危机，会不会太武断了些？页码遍布、新书推介似的一篇文章，究竟是新书作者，还是文章作者洞悉了中文的危机？我国的评论文章作者是否愿意对自己的作品有更高一些的要求？
除却逻辑与知识不论，对于一个没有人文修养、纯粹以功利角度考虑问题的人来说，文字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工具、一个符号，完全不存在其他意涵。夏虫不可与语冰，反正没有共同语言，鸡同鸭讲徒伤感情而已。还有什么好讨论的？大家何不省点力气，陪南北朝的沈昭略、王融一起吃蛤蜊去！
9/7/2009 《南洋商报》《言论》版
附：
原文题目被改，最后两段的一些“煽动”句子被删，或许编辑认为做人还是温柔敦厚的好。在此恢复原貌。
《南史•王融传》：因遇沈昭略，未相识。昭略屡顾盼，谓主人曰：“是何年少？”融殊不平，谓曰：“仆出於扶桑，入于旸谷，照耀天下，谁云不知！而卿此问！”昭略云：“不知许事，且食蛤蜊。”
最近《言论》版再次掀起一场小小的汉字繁简之辩，本文是在下对蔡元评君6月16日、29日，黎翰辉君6月20日，以及丁家奴君6月23日的四篇相关大作的一个回应。
战国时代六国已有各自不同的俗体简化字使用，待秦朝建立后，六国文字与秦文不合的异体都被废除，而且从“大篆”到“小篆”，虽然“书同文”的目的在于统一文字，但文字亦有简化的现象。假如读“古代经典文献”要求的是百分百的原汁原味，那我们要看《道德经》、《论语》时，是否就应该去找以大篆印刷的版本，而不是繁体字版本？汉字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死物，它只不过是进化的脚步比较缓慢而已。繁体字相对简体字才显得比较“繁”、比较“古”，从汉字进化的角度来看，实际上它并不特别的古意盎然。
要“跟中华文化的古籍接轨”，更最重要的是文献印刷的内容正确无误，至于看不看得懂、要不要去看古代典籍，或许跟兴趣有关，或许跟文言文、白话文有关，却不能要求繁体字或简体字负上全责。虽然简体字有其不足之处，但“跟古籍接轨”实在不是打击简体字的最好理由。再说了，与其去操心“跟古籍接轨”的问题，还不如正视今天许多人连报纸都不看的现象。
至于说中国的年轻一代到香港和台湾，或台湾和香港的年轻一代到中国，就变成了半文盲。要对这种现象叹息当然是个人自由，但这就跟年长一辈说不清楚普通话一样，过渡现象而已，不用太伤感。中国大学生在赛场输给外国队，同样犯不着痛心疾首。韩国留学生队得了汉语言文字大赛的冠军，有谁会认为韩国的中文程度因此就世界第一？中国的学生在赛场比不过人家，难道就表示中国的中文程度不如韩国？我们可以这么简单的看问题吗？从分数至上的心理猛然看出中文在中国的危机，会不会稍嫌杞人忧天？
把繁体字跟满洲辫子并列固然想象力丰富，但把繁体字跟“港台两地的人都有坚忍不拔的性格”联系起来，想象力似乎也不遑多让。我们从中国南来的祖先，绝大多数不是略识之无，就是连之无也不识，但仍然凭他们“坚忍不拔的性格”为我们打下一片天。请问我们是否可以把这种性格归功予祖先们不识字的现象？对此，我就不赘言了。
假如能够撇开政治、个人感情认知等问题，而纯粹以汉字本身的结构来看简体字，我们对简体字的批判可能会更具有合理性。汉朝许慎编，清朝段玉栽注的《说文解字》是认识汉字结构与历史的必备字典。把今天的简体字对照《说文解字》，不难发现虽然不是全部，但与篆书相比之下，某一些简体字确实是失去了原本汉字结构上所表达的意义的。
这里可以举例说明，《说文解字》对“廣”的解释为：“殿之大屋。从广，黄声”，简体字把它的声韵丢掉了。“門”的解释是：“闻也。从二户。象形。凡门之属皆从门。”，简体字把它的象形字特征丢掉了。“義”的原意是“已之威义也。从我，从羊。”，简化后的“义”则根本成了一个单纯的符号而已。
反对简体字应该是反对简化过程中把某些汉字的特性抛弃，而不是食古不化。同样的，别一见到有人反对简体字，就认定是食古不化。条件反射从来都不是理性思考的方式。
或是为了书写效率，或是因为人的惰性使然，汉字的简化由来已久，并且是一直都自然而然地在发生着的现象。如果对汉字的发展变化有兴趣，还可以参考裘锡圭的《文字学概要》。汉字的演变有几千年历史，不是五十年前才开始的。但上个世纪中国的简体字，如吾友国权兄所言，却是一种强力意志下的产物；这种简化在性质上是不同的，而任何“硬硬来”的事情都难保不会有人持着怀疑的态度来看待。
我个人无论对繁体字或简体字都没有特别的好恶，也无意为任何一方摇旗呐喊。只是好奇，为马英九套帽子、为汉字添辫子，难道这些把戏会令自己的观点显得更有说服力吗？从一些个案就以偏概全地看出中国的中文危机，会不会太武断了些？页码遍布、新书推介似的一篇文章，究竟是新书作者，还是文章作者洞悉了中文的危机？我国的评论文章作者是否愿意对自己的作品有更高一些的要求？
除却逻辑与知识不论，对于一个没有人文修养、纯粹以功利角度考虑问题的人来说，文字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工具、一个符号，完全不存在其他意涵。夏虫不可与语冰，反正没有共同语言，鸡同鸭讲徒伤感情而已。还有什么好讨论的？大家何不省点力气，陪南北朝的沈昭略、王融一起吃蛤蜊去！
9/7/2009 《南洋商报》《言论》版
附：
原文题目被改，最后两段的一些“煽动”句子被删，或许编辑认为做人还是温柔敦厚的好。在此恢复原貌。
《南史•王融传》：因遇沈昭略，未相识。昭略屡顾盼，谓主人曰：“是何年少？”融殊不平，谓曰：“仆出於扶桑，入于旸谷，照耀天下，谁云不知！而卿此问！”昭略云：“不知许事，且食蛤蜊。”
Saturday, June 27, 2009
专栏《人生如戏》>>27/6/2009《古老神话的现代启示》周嘉惠
《古老神话的现代启示》>>>周嘉惠
古希腊是一个神话的故乡，而众多象征意义浓厚的神话无疑丰富了人们的精神世界。当时流传的关于英雄和诸神的浪漫传说，尽管经历了数千年岁月，那些古老形象的幽灵依然四下飘散，存活在我们周遭，成为今天珍贵的文化遗产。
古老神话之所以得以存活至今，应该主要归功于其所荷载的信息，尽管带有粘合力，却没有任何束缚和强迫的特点，反而提供了一种无可辩驳的确信的基础，长久以来继续吸引着人们尝试理解它蕴涵的元素。
在古希腊的神话世界中，西西弗斯因为泄漏了众神之王宙斯的黑暗秘密，因而被判处把一块巨石昼夜不休地推上山顶。到达山颠时，石头因为本身的重量又不断从山顶滚落下来，然后一切从头来过。古希腊人认为，这种无用、无望又无止境的徒劳苦役，是一种最可怕的惩罚。
这个神话呈现的画面是一个人全身绷紧竭力推起一块巨石，令其滚动上陡坡，面颊紧贴着巨石，肩膀承受着布满泥土的庞然大物，脚垫于其下，用两臂张开撑住，一步步往山上挪移。目的地到达后，西西弗斯看见巨石仅一会儿功夫就滚下山去，他得再度回到山下把巨石推上山顶。对于不熟悉西方文化的我们来说，或许会认为这个西西弗斯的神话既陌生又无聊。
每次瘟疫发生就会让人忆起，并从故纸堆中找出来回锅一次的法国作家卡缪（他的其中一本成名作品：《瘟疫》），不无阿Q地认为“登上顶峰的斗争本身即足以充实人的心灵”。西西弗斯的命运虽然状似悲惨，但只要他是有意识地洞察现实，无能为力却又继续反抗，那微妙的有意识的一刻，恰是一种精神胜利的时刻。卡缪赞道：“没有轻蔑克服不了的命运！”只要断定了“一切皆善”，不可避免的命运就可以被轻蔑，所以应该设想，西西弗斯其实是幸福的。存在主义在这里根本就是重新包装的阿Q精神，跟原谅“小子打老子”的自我安慰无二。
卡缪对西西弗斯神话的解读，不禁让我联想到最近发生在国会的一件事。当资深议员卡巴星在国会要求一个道歉时，得到的答覆是需要道歉的事实依据不存在，反而是他应该为自己的无中生有行为道歉。或许我跟卡巴星一样年老色衰、记忆不再，居然对一些过去不算太久的事情也“不约而同”地弄错了。然而，年华老去的悲惨命运，就跟不由自主地与风车作战、反复推巨石上山一样，又岂是任凭一句“轻蔑”就可以了得？那不是风凉话，还能是什么呢？
当俄耳浦斯一路闯到冥府把心爱的妻子欧律迪刻拉出黑暗，急不可耐地要在阳光底下好好看一眼，便忘了诺言回过头，结果看到她永远消失在自己眼前。我相信，对于卡巴星先生而言，至少在那一刹那，“一个马来西亚”的神话跟古希腊俄耳浦斯冥府救妻的神话，两者的相似度可能高到爆灯。
那天当卡巴星在国会殿堂被反将一军，他面对如此反高潮时刻的感受，恐怕只有马来西亚人可以理解，也只有马来西亚人可以形容。在我所认识的语言之中，真的没有比“被炸到”更传神的形容了，若再缀以台湾时下的流行说法，那就成了相当完美的“炸很大”。老先生被炸很大，除了血压升高，卡缪难道还会认为竟有什么“幸福”可言？噫！
顺带说一句，西西弗斯犯下的罪行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他告知前来诉苦的河神，实际是宙斯诱拐了他失踪的女儿。且不管宙斯拐骗过多少良家妇女，用今天的话来说，西西弗斯正是一个百分百“破坏领袖形象”的现行犯，活该他受天谴！
延伸阅读：
1.《神话与政治之间》，[法]Jean-Pierre Vernant著。
2.《西西弗斯的神话》，[法]卡缪著。
27/6/2009 《南洋商报》《南言》版
附：1987年，根据不正确的记忆，今天的马来西亚首相，曾经举着马来剑高喊：“让华人的鲜血来清洗这把剑！”另，根据不正确的路边社消息，马来西亚现任首相跟宙斯一样是个色鬼。我必须强调，这些都是不正确的讯息！
Tuesday, June 23, 2009
《再谈“科学的哲学”》>>黄能世
费耶阿本德
《再谈“科学的哲学”》>>>黄能世
如果科学的基础就是哲学，那么哲学是否就是判断“科学就是真理”的标准？这是在八方回响专栏《科学的性质》一文中所延伸出来的问题。作为一种有意义和促进知性的探讨，这一议题是值得再延续和发展。但文中设定的“科学的哲学”这一探讨方针并未对问题有进一步的揭示，反之错置和模糊化了问题的方向。
如果“科学的哲学”就是判断“科学是否真理”的标准。那么首先必须厘清，什么是“科学的哲学”？“科学的哲学”和“科学哲学”有区别吗？前者指的是具有‘科学性质的哲学’而后者指的则是关于‘科学的哲学理论’。用英语来表述就能把问题看的更清楚： scientific philosophy和philosophy of science。
“科学哲学”（philosophy of science） 研究的是科学的本质，科学的合理性，科学的活动，科学的方法论，科学的认识论，科学的逻辑结构和科学发展的规律等等。指的是透过哲学对科学这一现象本身的研究和反思。
而“科学的哲学”(scientific philosophy)说的是哲学本身的科学性而非关科学本身。因此用不是作为研究科学本身的“科学的哲学”来作为判断“科学是否真理”的标准，讨论在一开始就设置了在错误的起点上，试问如何不把问题模糊化并且导致一般对科学的误解？
既然《科学的性质》一文期望透过“科学哲学”（而非科学的哲学）证明“科学就是真理”。那么“科学哲学”对科学的研究和反思是否证明了“科学就是真理”呢？答案很显然不是。
经过科学哲学对科学本身的研究和省思，发现了科学原来有科学的局限性和相对性。科学其实并不是想象中的那样是普遍必然性的绝对真理，其真理是有限性的。过去一种以科学至上，科学就是真理的看法，随着现代科学逻辑实证主义的崩解而式微。后起的波普尔的科学的“证伪”，库恩的“科学的历史性”以及费耶阿本德的“科学的多元性问题”更说明了科学体系本身所包含的不“科学”的矛盾窘境。
最后，我们无法认同“科学就是真理”的定义，因为“科学就是真理”的预设并不能担保科学自身的矛盾性，毁灭性和破坏性。反之我们绝对不会怀疑真理的科学性。因为真理的科学本身就具备了担当自身的真理性。回到更源始的起点，何为真理？
Thursday, June 18, 2009
《真理是什么？》>>胡亚生
《真理是什么？》>>>胡亚生
近来看了好多篇你来我往的所谓“知性”讨论文章，不知道别人的感觉如何，我可是越看越气闷。
大家的焦点到底是什么？一开始针对“科学是不是真理”的争论，但后来不知何故，好象顾左右而言他，又好象避重就轻，似乎完全忘了最初的焦点所在。没有焦点的讨论，算得上什么“知性”呢？大家都把焦点放在“科学”身上，但什么是“真理”？没把“真理”的定义厘清，那是不是成了没有交锋的自说自话？没有交锋的辩论赛很无聊，没把焦点弄清楚的讨论，其实也好不到哪里去！
真理重要吗？当然很重要！不论面对的是日常生活、“知性”讨论、抑或是人生的终极关怀，没有真理等于没有了标准，没有了标准还不成了乱七八糟的场面？
所以，依我个人浅见，盛琼荣君应该讲清楚他对“真理”下的是怎么样一个定义，周嘉惠君也不能以“真理就是具有普遍性、‘放诸四海而皆准’的道理”这样一句老话敷衍了事。套句台湾政论节目喜欢说的话：请各位“说清楚、讲明白”。
假如各方打算这样虎头蛇尾、草草了事，虚幌两招就绝尘而去，那还真是印证了柏拉图“在大放厥辞以后，打算走开”的说法了。参与讨论的诸位，难道不觉得这样是很愧对读者的吗？报章上的评论文章，假如期待有提升到“知性”水平的一天，评论人应该对自己有点起码的要求才可能成事。
诸位，任重道远啊！
近来看了好多篇你来我往的所谓“知性”讨论文章，不知道别人的感觉如何，我可是越看越气闷。
大家的焦点到底是什么？一开始针对“科学是不是真理”的争论，但后来不知何故，好象顾左右而言他，又好象避重就轻，似乎完全忘了最初的焦点所在。没有焦点的讨论，算得上什么“知性”呢？大家都把焦点放在“科学”身上，但什么是“真理”？没把“真理”的定义厘清，那是不是成了没有交锋的自说自话？没有交锋的辩论赛很无聊，没把焦点弄清楚的讨论，其实也好不到哪里去！
真理重要吗？当然很重要！不论面对的是日常生活、“知性”讨论、抑或是人生的终极关怀，没有真理等于没有了标准，没有了标准还不成了乱七八糟的场面？
所以，依我个人浅见，盛琼荣君应该讲清楚他对“真理”下的是怎么样一个定义，周嘉惠君也不能以“真理就是具有普遍性、‘放诸四海而皆准’的道理”这样一句老话敷衍了事。套句台湾政论节目喜欢说的话：请各位“说清楚、讲明白”。
假如各方打算这样虎头蛇尾、草草了事，虚幌两招就绝尘而去，那还真是印证了柏拉图“在大放厥辞以后，打算走开”的说法了。参与讨论的诸位，难道不觉得这样是很愧对读者的吗？报章上的评论文章，假如期待有提升到“知性”水平的一天，评论人应该对自己有点起码的要求才可能成事。
诸位，任重道远啊！
专栏《人生如戏》>>18/6/2009《我们是自己的陌生人》周嘉惠
《我们是自己的陌生人》>>>周嘉惠瓜登的苏丹米占再纳阿比丁体育馆顶盖坍塌后，次日一大早就收到电邮宣称找到了肇事祸首，原来是日本咸蛋超人的对手龙虾怪兽的杰作。
显而易见的，如今国人甚至连等待有关部门调查结果的兴趣都没了，彻底的意兴阑珊下，用电脑软件制造一个让大家还可以相视无言、苦笑的小趣味。这意味着什么？政府实在很应该好好去仔细体会一番。
一个人对自己切身的事老是漫不经心，往往造就最终一失足成千古恨的契机。一个政府对人民切身的事，经常表现出漫不经心态度，日子一长，任何的风吹草动都难免让人民怀疑自己是受害者；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幽默地接受可悲的现实，显然是更有益身心、实际的心态。当如此无可奈何的心情形成一种集体概念，对一个国家来说，是很悲哀的。
荣格（Carl G. Jung）曾指出，“人类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为黑暗的存在点燃一盏灯。”这位著名的心理学家对人性价值的期许，显然跟我们对鄙国政府的信心完全不成比例。“文化的最后成果是人格”，假如我们认同荣格的这个观点，那按照逾半个世纪以来的观察后总结，我怀疑都穷凶恶极到牙齿掉光的地步了，难道竟还有什么人格可言？经常为了图一时的耳根清静而牢牢掐着言论自由的脖子，愚民政策体现的其实正是一种根本的堕落。
再迷人的谎话，总有不再吸引人的一天。原就不见得是特别高尚、有智慧的“多数”，怎么就能够以单纯的数目优势作为欺压少数的借口，让“少数”长期违背理性与良知地凡事逆来顺受、息事宁人？我们想问，这些并非天生就活该受奴役、低人一等的“少数”，还算不算是公民？算不算是人？那叫民主？那是不折不扣的暴力欺压！真理可能不见得总是人人都想要的日用品，而且“大多数人”也不成为什么道德实体，于是，在没有可行的社会制度框架之下，我们唯有冀望予每个个人的良知，拒绝顺从“大多数”的暴力与无知，不为任何事物随意定出低三下四的标准。
美国的《独立宣言》有这样的一段：“我们认为以下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的正当权力，是经被治理者的同意而产生的。”
是的，我也清楚我们并不是美国人。但是，理想永远都是高标准，请大人先生们少再拿食人部落来作比较那么没出息！照着美国这面两百年的老镜子，镜中有浓浓的虚幻感觉，我们似乎是自己的陌生人。
或许，马来西亚并不完全单纯的是个谎言，而只是一种令人痛心的失望。当然，如果没有希望，是不会失望的。
努力了半个世纪后，我们应该拥有一个更好的政府，而且是立即拥有！容我从《公民抗命》这篇讲稿中，拾作者梭罗（Henry D. Thoreau）的牙慧：“让每一个人都表明，可以赢得他的尊敬的是什么样的政府，这样，也就为拥有这种政府迈出了一步。”
马来西亚的公民们，这是大家都有的义务啊！
留言：科学与真理的讨论，在本人博客持续进行中，欢迎供稿，不设稿酬。
18/6/2009 《南洋商报》《南言》版
附：
（他们）说美国是个谎言，因为现实与理想的距离如此遥远。他们错了。美国不是一个谎言，是一种失望。然而没有希望，则不会失望。
----- 《我们是谁？》 塞缪尔 亨廷顿
----- 《我们是谁？》 塞缪尔 亨廷顿
Thursday, June 04, 2009
《批评、讨论与相对主义》>>周嘉惠
《批评、讨论与相对主义》>>>周嘉惠
布莱基君先读了文本才来讨论蒯因的相对主义（《科学、真理与相对主义》，6/5/2009），而且态度平和，不流于意气之争，为报章上有意义的知性讨论立下良好榜样。这种精神首先就该给予充分肯定，套句孔子的口头禅，那是“始可与言诗已矣”。
引用蒯因的观点，是为了点破“科学就是真理”这种斩钉截铁、没有回旋余地论调的迷思，并不代表我个人就是蒯因的忠实信徒。
正如卡尔·波普尔所言，坚持己见的相对主义，就不可能去进行理性讨论，而没有理性的讨论，也就意味着将不会有理性的选择。然而，一再强调蒯因的相对主义，完全可以视作一种批评性讨论的手段，实际上我并不企图为相对主义证明、辩护或确立些什么。相对主义在这里成为我使用的工具，用来检验“科学就是真理”的观点是否合理。假如这个工具最后成功动摇了“科学就是真理”观点的基础，让大家看到还有其他更为可取的潜在结果与选择，那基本上就算完成批评性讨论的任务了。
波普尔的论文《框架的神话》也指出，这种批评性的讨论，本身就是一种理性讨论。不同的是，它排除了一般讨论“必须具有辩护，具有证明或论证，具有由公认前提进行的逻辑推论的特点”。换言之，它的目的在于除谬。把错误的个人偏见去除，最终目的还不就是为了让大家更接近真理吗？
至于相对主义本身，也不尽然就有如波普尔所批评的那般一无是处。当工业社会分工带来齐一化，加上科学的日益理性化和神圣化（甚至传来了“科学就是真理”的呼声！），难免带来种种教条主义与经验论的弊端，乃至以为所有科学的成就和人类的进步都应归功于理性，并企图以此来压制对立的思想和主张。而破坏理性、迫使理性告别的主力之一正是相对主义；它以丰富的内涵更公平、宽容地对待各种不同的传统、思想、理论和文化，使百花齐放的多元成为可能。当然，限于篇幅，这只能是有点过分简化的说法。
科学不是不好，理性也不是不对，但不假思索、不由分说的单元论、绝对论、教条主义，则是我个人坚决反对的。
30/5/2009 《南洋商报》《言论》版
附：编辑宣布这一个讨论到此为止，我们就以这一个博客为平台，继续讨论。
布莱基君先读了文本才来讨论蒯因的相对主义（《科学、真理与相对主义》，6/5/2009），而且态度平和，不流于意气之争，为报章上有意义的知性讨论立下良好榜样。这种精神首先就该给予充分肯定，套句孔子的口头禅，那是“始可与言诗已矣”。
引用蒯因的观点，是为了点破“科学就是真理”这种斩钉截铁、没有回旋余地论调的迷思，并不代表我个人就是蒯因的忠实信徒。
正如卡尔·波普尔所言，坚持己见的相对主义，就不可能去进行理性讨论，而没有理性的讨论，也就意味着将不会有理性的选择。然而，一再强调蒯因的相对主义，完全可以视作一种批评性讨论的手段，实际上我并不企图为相对主义证明、辩护或确立些什么。相对主义在这里成为我使用的工具，用来检验“科学就是真理”的观点是否合理。假如这个工具最后成功动摇了“科学就是真理”观点的基础，让大家看到还有其他更为可取的潜在结果与选择，那基本上就算完成批评性讨论的任务了。
波普尔的论文《框架的神话》也指出，这种批评性的讨论，本身就是一种理性讨论。不同的是，它排除了一般讨论“必须具有辩护，具有证明或论证，具有由公认前提进行的逻辑推论的特点”。换言之，它的目的在于除谬。把错误的个人偏见去除，最终目的还不就是为了让大家更接近真理吗？
至于相对主义本身，也不尽然就有如波普尔所批评的那般一无是处。当工业社会分工带来齐一化，加上科学的日益理性化和神圣化（甚至传来了“科学就是真理”的呼声！），难免带来种种教条主义与经验论的弊端，乃至以为所有科学的成就和人类的进步都应归功于理性，并企图以此来压制对立的思想和主张。而破坏理性、迫使理性告别的主力之一正是相对主义；它以丰富的内涵更公平、宽容地对待各种不同的传统、思想、理论和文化，使百花齐放的多元成为可能。当然，限于篇幅，这只能是有点过分简化的说法。
科学不是不好，理性也不是不对，但不假思索、不由分说的单元论、绝对论、教条主义，则是我个人坚决反对的。
30/5/2009 《南洋商报》《言论》版
附：编辑宣布这一个讨论到此为止，我们就以这一个博客为平台，继续讨论。
Tuesday, May 26, 2009
《科学，唯一的真理？――回应盛琼荣》>>黄能世
海德格尔
读了盛君的《科学的性质》感觉矛盾重重。既然上篇《科学就是真理》是个人看法，也就意味着不具有任何的科学考据，立文论述有误导读者之嫌。此外，其下笔行文目的在于求“真”，但文中对“真”的意义并未给予任何阐释就认定“科学就是真理”，这样的结论确实令人困惑。
文中提出论据。一，科学的性质本身的系统组织就是可验证的正确知识，所以科学就是真理。二，科学是完美的可验证方法，可以说明经验的客观事实，所以“客观事实”也就是“真”。三，科学的无限性以及科学的哲学性。
上述论据虽然看似证明了“科学就是真理”的推论，但殊不知在举证的过程中不止没有把何为科学的真理阐释清楚，反之增添疑惑。第一，科学知识的正确性本身并不能从其自身来验证，则不然就犯上了逻辑上的循环论证。科学之所以具有正确性必然由其规定它为正确知识的存在意义来规定，只有科学的存在意义才能揭示科学的真理性本身。何谓科学的存在论意义？这是盛君所忽略的。
第二，如果，可以说明经验的客观事实的“真”就是证明科学方法的完美性标准，那科学更不是真理。只能够说它是一种完美的可验证方法，即可验证“真”的方法而已，但被其所验证的“真”并不能就因此可以转换成为科学性质的真。科学性质的“真”如何能是客观事物的“真”，还有待澄清。
三，提出科学的无限性和基础性的问题更显露了其论证的自相矛盾，既然科学是不是真理还有待“科学的哲学来判断”，那盛君在还未谈及科学的哲学就立下“科学就是真理”的论调就怪了!
最后，在此提出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对科学的看法，期望能打开另一扇看待科学问题的视野。“科学一般地可以被规定为通过诸真命题的相互联系而建立起来的整体。这个定义既不完全也不中肯。诸种科学都是人的活动，因而都包含有这种存在者的存在方式。科学研究既不是这种存在者唯一可能的存在方式，也不是它最切近的可能存在方式。”
14/5/2009 《南洋商报》《言论》版
《科学，唯一的真理？――回应盛琼荣》>>>黄能世
读了盛君的《科学的性质》感觉矛盾重重。既然上篇《科学就是真理》是个人看法，也就意味着不具有任何的科学考据，立文论述有误导读者之嫌。此外，其下笔行文目的在于求“真”，但文中对“真”的意义并未给予任何阐释就认定“科学就是真理”，这样的结论确实令人困惑。
文中提出论据。一，科学的性质本身的系统组织就是可验证的正确知识，所以科学就是真理。二，科学是完美的可验证方法，可以说明经验的客观事实，所以“客观事实”也就是“真”。三，科学的无限性以及科学的哲学性。
上述论据虽然看似证明了“科学就是真理”的推论，但殊不知在举证的过程中不止没有把何为科学的真理阐释清楚，反之增添疑惑。第一，科学知识的正确性本身并不能从其自身来验证，则不然就犯上了逻辑上的循环论证。科学之所以具有正确性必然由其规定它为正确知识的存在意义来规定，只有科学的存在意义才能揭示科学的真理性本身。何谓科学的存在论意义？这是盛君所忽略的。
第二，如果，可以说明经验的客观事实的“真”就是证明科学方法的完美性标准，那科学更不是真理。只能够说它是一种完美的可验证方法，即可验证“真”的方法而已，但被其所验证的“真”并不能就因此可以转换成为科学性质的真。科学性质的“真”如何能是客观事物的“真”，还有待澄清。
三，提出科学的无限性和基础性的问题更显露了其论证的自相矛盾，既然科学是不是真理还有待“科学的哲学来判断”，那盛君在还未谈及科学的哲学就立下“科学就是真理”的论调就怪了!
最后，在此提出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对科学的看法，期望能打开另一扇看待科学问题的视野。“科学一般地可以被规定为通过诸真命题的相互联系而建立起来的整体。这个定义既不完全也不中肯。诸种科学都是人的活动，因而都包含有这种存在者的存在方式。科学研究既不是这种存在者唯一可能的存在方式，也不是它最切近的可能存在方式。”
14/5/2009 《南洋商报》《言论》版
《科学、真理与相对主义》>>布莱基
卡尔·波普尔
《科学、真理与相对主义》>>>布莱基
过去两个月以来，始于盛琼荣君、周嘉惠君关于“科学是不是真理”的讨论，相信对读者十分有启发性，而讨论的精彩程度更随着立香君与翱思君的先后加入而水涨船高。印象中这类知性的讨论在报章上似乎不常见，《言论》版愿意腾出宝贵版位让大家讨论是令人激赏的。笔者忍不住也来班门弄斧一番，发表一些个人浅见，向十方高明请益。
周嘉惠君在文章中一再提到的蒯因的《经验论的两个教条》，笔者找来从头到尾读过了。蒯因生前虽然算得上是美国首席哲学家，但是对于蒯因被周嘉惠君比喻为“多排几张神台”的相对主义，上世纪最著名的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就不表认同了。
不同的主观概念系统就有如不同的语言，这种沟通需要更多耐性，往往还需要透过翻译；概念或语言的翻译都是困难且不完美的，但却绝对是可能实现的。当我们把个人存放在脑袋里的信念进行有系统的语言阐述时，就已经把信念客观化了，这使不同的信念转化成为可以讨论的对象。所以，不同的概念系统之间，还是有理性对话的空间的；或许不容易，但决非绝对的障碍。相对主义的问题就出在于它武断地认为不同的概念系统之间不可能有理性讨论。
我们或许不必期望任何针锋相对、甚至漫长的讨论最后会让参与者取得一致的见解，或者一方对另一方在理性上取得决定性胜利，那都是有点过度乐观的期待。波普尔在论文《框架的神话》指出，“一种批评性讨论，它不企图证明或辩护或确立某一种理论”，重点在“试图通过弄清是否它的逻辑结果都可接受，或者是否它也许有某些不合需要的结果，来检验正在讨论的理论”。实际上，讨论本身倘若能够成功开拓包括参与者及旁观者的视野，那已是难得的成就。
一部人类的科学发展史，展现的不仅仅是一堆实验或归纳方法的结果，而是人类思想与理性的创造成果。但波普尔认为人类知识具有“可错性”，而科学就是一种凭借经验来检验或反驳的持续批判活动。对科学各种假定的批评是为了发现错误，希望消除错误从而更接近真理。科学不是真理，但科学的目标是希望更接近真理，为此我们需要配备开放的心态以及批判的理性。否则，我们只能继续受缚于自身的狭隘与无知。
在多篇讨论文章中，其实不难发现作者有意无意中显露出情绪性的敌意、攻击性的言辞，甚至非理性的成分，这都是应该避免的；不同意见之间的理性讨论，首要条件就是包容的风度。这样的讨论最后假如能够让大家稍微接近了真理，开阔我们的视野，就如爱因斯坦所说，我们是走上了正确的途径。那也就足够了。
6/5/2009 《南洋商报》《言论》版
《科学不是真理3----回应<科学的性质>》>>周嘉惠
《科学不是真理3----回应<科学的性质>》>>>周嘉惠
任何一个良知未泯的知识分子，除了求真，也多少都会自认有除谬的义务。
我们在求真没错，但真实就是真理吗？在“第2集”的《科学不是真理》（8/4/2009）中已举“皮球例”说明，这里就不赘言了。
“可以证实的正确知识就是科学的知识”，那无法证实的知识带出了些什么讯息？科学知识的不足？或者无法证实的都是错误的知识？我们是应该把无法证实的知识仅仅列为非科学知识、非客观事实吗？还是我们干脆把无法证实的知识一律当成不正确知识，以成就“科学就是真理”的结论呢？
假如“有系统组织而可验证的正确知识”可以说明科学的性质，这句话是否也同时说明了科学的限制呢？一门受限制的学问，是否顶多只能成为这一个框框内的真理？一个被限制在框框内的真理，是不具普世性的，既然这是不具普世意义的“真理”，又怎么成为一般意义的绝对真理呢？建议还是去读《经验论的两个教条》吧！倘若嫌蒯因的文章又臭又长，那就别理他关于“单身汉是不是未婚的男子”的罗嗦论证，直接跳去看最后部分也行。
假如“哲学是一切科学的基础”，那在未跟真理画上等号之前，大家会认为究竟是科学，还是作为科学基础的哲学更接近真理呢？科学的哲学会告诉我们科学的本质是什么，以及置疑科学背后的种种假设，但不会斩钉截铁的告诉我们科学就是真理，或者科学就不是真理。宗教或许会清楚告诉我们答案，哲学则永远只会带来更多的置疑、更多的思考。不用迷信哲学的权威，爱智慧的本质并不是如此。
真理与个人意见，是距离很遥远的两码事；真理不会错，个人意见会错，而且可能很错。本人“科学不是真理”的立场纯粹只是个人意见吗？也不尽然。但是，如果认为我错了，意欲除谬就请以你的智慧说服我，而不是“就跟澡堂里的伙计一样，在大放厥辞以后，打算走开”（摘自柏拉图《理想国》344d）。
5/5/2009 《南洋商报》《言论》版
任何一个良知未泯的知识分子，除了求真，也多少都会自认有除谬的义务。
我们在求真没错，但真实就是真理吗？在“第2集”的《科学不是真理》（8/4/2009）中已举“皮球例”说明，这里就不赘言了。
“可以证实的正确知识就是科学的知识”，那无法证实的知识带出了些什么讯息？科学知识的不足？或者无法证实的都是错误的知识？我们是应该把无法证实的知识仅仅列为非科学知识、非客观事实吗？还是我们干脆把无法证实的知识一律当成不正确知识，以成就“科学就是真理”的结论呢？
假如“有系统组织而可验证的正确知识”可以说明科学的性质，这句话是否也同时说明了科学的限制呢？一门受限制的学问，是否顶多只能成为这一个框框内的真理？一个被限制在框框内的真理，是不具普世性的，既然这是不具普世意义的“真理”，又怎么成为一般意义的绝对真理呢？建议还是去读《经验论的两个教条》吧！倘若嫌蒯因的文章又臭又长，那就别理他关于“单身汉是不是未婚的男子”的罗嗦论证，直接跳去看最后部分也行。
假如“哲学是一切科学的基础”，那在未跟真理画上等号之前，大家会认为究竟是科学，还是作为科学基础的哲学更接近真理呢？科学的哲学会告诉我们科学的本质是什么，以及置疑科学背后的种种假设，但不会斩钉截铁的告诉我们科学就是真理，或者科学就不是真理。宗教或许会清楚告诉我们答案，哲学则永远只会带来更多的置疑、更多的思考。不用迷信哲学的权威，爱智慧的本质并不是如此。
真理与个人意见，是距离很遥远的两码事；真理不会错，个人意见会错，而且可能很错。本人“科学不是真理”的立场纯粹只是个人意见吗？也不尽然。但是，如果认为我错了，意欲除谬就请以你的智慧说服我，而不是“就跟澡堂里的伙计一样，在大放厥辞以后，打算走开”（摘自柏拉图《理想国》344d）。
5/5/2009 《南洋商报》《言论》版
《对科学性质的困惑》>>翱思
《对科学性质的困惑》>>>翱思
盛琼荣君4月24日《科学的性质》，仍有令人感到困惑的地方，需要盛君进一步指教的。
盛君说，“科学的性质，就是有系统组织而可验证的正确知识；可以观察、分类、比较、分析现象，皆可做为科学研究的材料。我们从这种观察、分类、比较、分析所得到的可以证实的正确知识就是科学的知识，所以我觉得科学就是真理。”
而大致上，整个论述都没问题；最大的问题则出在最后一句“所以我觉得科学就是真理”。“所以”之所以是“所以”，因为之前必然有一个因素所导致，才会出现一个“所以”，但是读者不难发现，整个关于“科学性质”的论述，跟“所以……科学就是真理”，其实并没有直接关系，丝毫不能构成“科学就是真理”这个结论。再一次的，盛君看法所尝试引出的结论，其实并不是结论。
另外，盛君也引述别人的话说，“科学的目的，在用最精确、最简单、最完美的而可证实的方法，以说明经验的客观事实。所以‘客观事实’也就是‘真’的意思。”这里出现第二个“所以”，可是这个“所以”也是不能和前面的论述有“正常”的挂钩。毕竟，用人觉得“最完美的方法”，这也不是客观的“完美”。另外，这个论述是否可以证明，它自身的方法论是经过证明，可以说明人经验的“客观事实”就是真实无偏颇的“客观”？倘若不能，那么这和“真”仍有相当的差距。“真”并不等于“真理”，希望盛君可以区分二者。
最后，盛君又引述其他人的话说，“科学的范围是无限的，科学的材料是无止境的，不限于某一类的现象。”如何得到这个结论，还请盛君明示，然而这显然又是充满偏颇的理论。倘若科学的范围的无线，那是否是超越自然界，包括许多超自然界的现象？正如在第三世界经常传出的“鬼”、“邪灵”，或其他属于“第四度空间”的传说。科学对这些“现象”是丝毫没有办法；或是提到神，科学的“无限性”可以怎样着手研究。康德因而把自己视为“不可知论者”，如果科学可以触碰到这一范畴，不可知论者也许就不存在了。
科学的范围，确实很广，但却肯定是有限的。而有限的科学，并不是真理；科学是归纳经验、追寻真理的尝试与进路，但因为这样就把科学等同真理，却是风马牛不相及。
30/4/2009 《南洋商报》《言论》版
盛琼荣君4月24日《科学的性质》，仍有令人感到困惑的地方，需要盛君进一步指教的。
盛君说，“科学的性质，就是有系统组织而可验证的正确知识；可以观察、分类、比较、分析现象，皆可做为科学研究的材料。我们从这种观察、分类、比较、分析所得到的可以证实的正确知识就是科学的知识，所以我觉得科学就是真理。”
而大致上，整个论述都没问题；最大的问题则出在最后一句“所以我觉得科学就是真理”。“所以”之所以是“所以”，因为之前必然有一个因素所导致，才会出现一个“所以”，但是读者不难发现，整个关于“科学性质”的论述，跟“所以……科学就是真理”，其实并没有直接关系，丝毫不能构成“科学就是真理”这个结论。再一次的，盛君看法所尝试引出的结论，其实并不是结论。
另外，盛君也引述别人的话说，“科学的目的，在用最精确、最简单、最完美的而可证实的方法，以说明经验的客观事实。所以‘客观事实’也就是‘真’的意思。”这里出现第二个“所以”，可是这个“所以”也是不能和前面的论述有“正常”的挂钩。毕竟，用人觉得“最完美的方法”，这也不是客观的“完美”。另外，这个论述是否可以证明，它自身的方法论是经过证明，可以说明人经验的“客观事实”就是真实无偏颇的“客观”？倘若不能，那么这和“真”仍有相当的差距。“真”并不等于“真理”，希望盛君可以区分二者。
最后，盛君又引述其他人的话说，“科学的范围是无限的，科学的材料是无止境的，不限于某一类的现象。”如何得到这个结论，还请盛君明示，然而这显然又是充满偏颇的理论。倘若科学的范围的无线，那是否是超越自然界，包括许多超自然界的现象？正如在第三世界经常传出的“鬼”、“邪灵”，或其他属于“第四度空间”的传说。科学对这些“现象”是丝毫没有办法；或是提到神，科学的“无限性”可以怎样着手研究。康德因而把自己视为“不可知论者”，如果科学可以触碰到这一范畴，不可知论者也许就不存在了。
科学的范围，确实很广，但却肯定是有限的。而有限的科学，并不是真理；科学是归纳经验、追寻真理的尝试与进路，但因为这样就把科学等同真理，却是风马牛不相及。
30/4/2009 《南洋商报》《言论》版
《科学的性质》>>盛琼荣
《科学的性质》>>>盛琼荣
最近我很高兴拜读周嘉惠小姐前后两篇《科学不是真理》、立香君的《科学是发现真理踪影的工具》以及翱思君的《科学的阶段》，立论明确，得益不浅。
有关《科学就是真理》是我的个人看法。如果是不正确的话，误导读者，那我就有罪了。但我想我们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就是求真。
原来科学的性质，就是有系统组织而可验证的正确知识；可以观察、分类、比较、分析现象，皆可做为科学研究的材料。我们从这种观察、分类、比较、分析所得到的可以证实的正确知识就是科学的知识，所以我觉得科学就是真理。
英国汤姆生(J.A. Thonson)教授说：科学的目的，在用最精确、最简单、最完美的而可证实的方法，以说明经验的客观事实。所以“客观事实”也就是“真”的意思。
至于什么叫做科学，它的性质如何，这个问题虽然不容易把它下一个定义，我们也很不容易得到一个明确的概念。但英国科学家皮尔逊(Kari Pearson)说：“科学的范围是无限的，科学的材料是无止境的，不限于某一类的现象。”可见科学的性质是广泛的。所以，我们可以共同讨论，不是辩论。
台北市师范大学教授崔戴阳博士说：“科学是具体的、特殊的，有事实根据足以证明的。而哲学是一切科学的基础，是一切理论的出发点，最后需要哲学来领导。”所以，“科学不是真理、科学就是真理”的问题，有待于“科学的哲学”来判断，让我们可以更进一步的了解。
总之，科学是一种有机的活动，科学是一切科学的总名称。科学是什么？其性质如何？一般常人对科学有许多说法，是不科学的，都是起源于误解科学的性质，尚祈哲学家、科学家指教，则幸甚。
24/4/2009 《南洋商报》《言论》版
最近我很高兴拜读周嘉惠小姐前后两篇《科学不是真理》、立香君的《科学是发现真理踪影的工具》以及翱思君的《科学的阶段》，立论明确，得益不浅。
有关《科学就是真理》是我的个人看法。如果是不正确的话，误导读者，那我就有罪了。但我想我们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就是求真。
原来科学的性质，就是有系统组织而可验证的正确知识；可以观察、分类、比较、分析现象，皆可做为科学研究的材料。我们从这种观察、分类、比较、分析所得到的可以证实的正确知识就是科学的知识，所以我觉得科学就是真理。
英国汤姆生(J.A. Thonson)教授说：科学的目的，在用最精确、最简单、最完美的而可证实的方法，以说明经验的客观事实。所以“客观事实”也就是“真”的意思。
至于什么叫做科学，它的性质如何，这个问题虽然不容易把它下一个定义，我们也很不容易得到一个明确的概念。但英国科学家皮尔逊(Kari Pearson)说：“科学的范围是无限的，科学的材料是无止境的，不限于某一类的现象。”可见科学的性质是广泛的。所以，我们可以共同讨论，不是辩论。
台北市师范大学教授崔戴阳博士说：“科学是具体的、特殊的，有事实根据足以证明的。而哲学是一切科学的基础，是一切理论的出发点，最后需要哲学来领导。”所以，“科学不是真理、科学就是真理”的问题，有待于“科学的哲学”来判断，让我们可以更进一步的了解。
总之，科学是一种有机的活动，科学是一切科学的总名称。科学是什么？其性质如何？一般常人对科学有许多说法，是不科学的，都是起源于误解科学的性质，尚祈哲学家、科学家指教，则幸甚。
24/4/2009 《南洋商报》《言论》版
专栏《人生如戏》>>17/4/2009《许月凤不是吴三桂》周嘉惠
《许月凤不是吴三桂》>>>周嘉惠
假如还没看过，容许我推荐一篇1995年写的好文章：《汉奸发生学》。文章收录在《放虎归山》一书中，作者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李零教授。手上没有书的话，上网按几个键，很容易找到。
读了这篇文章，让人不禁有很深的感触；时势固然造英雄，原来时势也创造汉奸，而吴三桂正是这种“时势产物”。
话说明朝末年，当时中国有三股力量，即明朝的官兵、李自成的起义军、满人的清军，互相形成鼎足而立之势。当京师被号称有百万大军（实际上大概三五十万）的闯王所围，十万清兵在关外虎视眈眈，带着四万官兵镇守山海关的吴三桂能够做些什么呢？
当时吴三桂若回师救京城，山海关必破；按兵不动，则明朝灭亡。向闯王投降，是卖国贼，而且夫人陈圆圆被霸占，顶着绿帽称臣，无论如何实在说不过去。向清兵投降，又势必成了汉奸，加上在北京的一家30余口，一开始当的是明朝政权的人质（领了重兵守边关，皇帝当然要一些抵押品才放得下心），后来又成了闯王政权手中的一张王牌，稍有异动，满门抄斩之类自是不在话下。而以他手中的兵力，若不联结其中一方，非但绝无取胜任何一方的希望，恐怕还自身难保。身为三军统帅，假如不战自尽又太过不负责任。
在历史的关头，吴三桂别无选择，却又必须选择；最后李自成领兵扣关，他才不得已的决定“联清”，结果满人事后食言不退兵，凭他手中的那一点兵力，又奈得了人家什么何？虽然后来自言“方知拒虎进狼之非，莫挽抱薪救火之误”（摘自吴三桂《讨清檄文》），可从此就再也逃不掉这四百年来的“汉奸”骂名了。
吴三桂的命运绝对是悲剧性的，中庸之道在此刻缺席；在汉奸和卖国贼之间应该如何选择？伦理性的选择往往就注定了悲剧性的结局，历史赋予他的是完全无法权衡的两难。
现在把镜头拉回今天的马来西亚。
当许月凤退出行动党导致霹雳州民联政府倒台，读红毛书长大的林先生公开痛骂她是吴三桂，当时就隐隐然觉得这个骂名不妥。在潜伏了两个月后，许月凤终于主动现身召开新闻发布会；就其所发表的言论来看，证实了她真的不是吴三桂。
根据报章所载，她是基于3大理由而不满行动党并决定退党，而且，在经过两个月的沉淀后，她依然表示不后悔退出行动党。这所谓的3大理由，至少在我个人眼中看来，跟奴尔哈赤“七大恨”的牵强程度可谓不相上下。不过，反正就是这么一笔账了，不给个说法总是不行的，至于是3大理由还是七大恨，有谁在乎？
事到如今，还在辩说“无法一只手推倒万里长城”，对自己坏了一整锅汤的事实仍然采取推卸的态度，连丝毫“我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式的歉意也没有，更甭提什么“莫挽抱薪救火之误”的悔恨了。这一点倒也算是让大家对人性又长了见识的。
许月凤并不是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痛苦地做出退党的决定，至少我们看不到有迹象摆在她面前的是“汉奸”或“卖国贼”之类的伦理选择题。至于说是为了选区发展而亲国阵，这种居然还想讨贞节牌坊的说辞，不知九洞的选民知道了是很感动，还是很感冒呢？根据经验法则，发展拨款的到位往往让人望穿秋水，而凡补选却立刻必有糖果恰好纷纷从天而降；倘若许月凤真的为选民的福利着想到宁可自己当罪人也不在乎的地步，那实在非常应该多往这方面想一想。
镇守边关将军吴三桂的骂名是时势所造成的，不小心被大浪冲上舞台的许月凤，骂名是自己创造的。说许月凤不如吴三桂，应该不算错吧？
17/4/2009 《南洋商报》《南言》版
附：对于有些政客，我们应该对他们说：“不！”。还有另一些政客，我们应该对他们说：“呸！”。
假如还没看过，容许我推荐一篇1995年写的好文章：《汉奸发生学》。文章收录在《放虎归山》一书中，作者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李零教授。手上没有书的话，上网按几个键，很容易找到。
读了这篇文章，让人不禁有很深的感触；时势固然造英雄，原来时势也创造汉奸，而吴三桂正是这种“时势产物”。
话说明朝末年，当时中国有三股力量，即明朝的官兵、李自成的起义军、满人的清军，互相形成鼎足而立之势。当京师被号称有百万大军（实际上大概三五十万）的闯王所围，十万清兵在关外虎视眈眈，带着四万官兵镇守山海关的吴三桂能够做些什么呢？
当时吴三桂若回师救京城，山海关必破；按兵不动，则明朝灭亡。向闯王投降，是卖国贼，而且夫人陈圆圆被霸占，顶着绿帽称臣，无论如何实在说不过去。向清兵投降，又势必成了汉奸，加上在北京的一家30余口，一开始当的是明朝政权的人质（领了重兵守边关，皇帝当然要一些抵押品才放得下心），后来又成了闯王政权手中的一张王牌，稍有异动，满门抄斩之类自是不在话下。而以他手中的兵力，若不联结其中一方，非但绝无取胜任何一方的希望，恐怕还自身难保。身为三军统帅，假如不战自尽又太过不负责任。
在历史的关头，吴三桂别无选择，却又必须选择；最后李自成领兵扣关，他才不得已的决定“联清”，结果满人事后食言不退兵，凭他手中的那一点兵力，又奈得了人家什么何？虽然后来自言“方知拒虎进狼之非，莫挽抱薪救火之误”（摘自吴三桂《讨清檄文》），可从此就再也逃不掉这四百年来的“汉奸”骂名了。
吴三桂的命运绝对是悲剧性的，中庸之道在此刻缺席；在汉奸和卖国贼之间应该如何选择？伦理性的选择往往就注定了悲剧性的结局，历史赋予他的是完全无法权衡的两难。
现在把镜头拉回今天的马来西亚。
当许月凤退出行动党导致霹雳州民联政府倒台，读红毛书长大的林先生公开痛骂她是吴三桂，当时就隐隐然觉得这个骂名不妥。在潜伏了两个月后，许月凤终于主动现身召开新闻发布会；就其所发表的言论来看，证实了她真的不是吴三桂。
根据报章所载，她是基于3大理由而不满行动党并决定退党，而且，在经过两个月的沉淀后，她依然表示不后悔退出行动党。这所谓的3大理由，至少在我个人眼中看来，跟奴尔哈赤“七大恨”的牵强程度可谓不相上下。不过，反正就是这么一笔账了，不给个说法总是不行的，至于是3大理由还是七大恨，有谁在乎？
事到如今，还在辩说“无法一只手推倒万里长城”，对自己坏了一整锅汤的事实仍然采取推卸的态度，连丝毫“我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式的歉意也没有，更甭提什么“莫挽抱薪救火之误”的悔恨了。这一点倒也算是让大家对人性又长了见识的。
许月凤并不是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痛苦地做出退党的决定，至少我们看不到有迹象摆在她面前的是“汉奸”或“卖国贼”之类的伦理选择题。至于说是为了选区发展而亲国阵，这种居然还想讨贞节牌坊的说辞，不知九洞的选民知道了是很感动，还是很感冒呢？根据经验法则，发展拨款的到位往往让人望穿秋水，而凡补选却立刻必有糖果恰好纷纷从天而降；倘若许月凤真的为选民的福利着想到宁可自己当罪人也不在乎的地步，那实在非常应该多往这方面想一想。
镇守边关将军吴三桂的骂名是时势所造成的，不小心被大浪冲上舞台的许月凤，骂名是自己创造的。说许月凤不如吴三桂，应该不算错吧？
17/4/2009 《南洋商报》《南言》版
附：对于有些政客，我们应该对他们说：“不！”。还有另一些政客，我们应该对他们说：“呸！”。
《科学不是真理2----回应<科学的性质>》>>周嘉惠
《科学不是真理2----回应<科学的性质>》>>>周嘉惠
“真理”该如何去定义？用大家比较熟悉的说法，真理就是具有普遍性、“放诸四海而皆准”的道理。真理不存在代言人的问题，不能单凭任何一人说了算，否则只是显示了原教旨主义精神的张扬而已。
只要略懂科学的历史，肯定会知道科学是个不断在修正的学问。牛顿的古典物理，在爱因斯坦的时空里就出现了问题；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又被杨振宁、李政道（当然还有许多其他学者）找出不足之处。JJ汤姆生当年石破天惊的“西瓜”原子模型（即“葡萄干蛋糕模型”），跟今天我们所熟悉的玻尔原子模型亦相去甚远。科学的精神在于可以接受被证伪，这是可贵的精神，但那不代表科学就是真理。
“地球是圆的”是真实的，“皮球是圆的”也是真实的，但这些事实还说不上是什么真理吧？“地心吸力”仅仅是对一种自然现象的叙述，而叙述就只是叙述，也不是真理。
这里说一个故事，或许有助于理解：当原住民长屋的居民发生集体歇斯底里现象，社会学家可能会很“科学”地把事件分析为居民们童年阴影作祟，以致长大后“自我”（ego）发生问题。酋长则认为是有鬼魂作祟。当然，要酋长把鬼魂拿出来是办不到的事；但同样的，要社会学家把“自我”拿出来也一样办不到。
既然同样都是拿不出证据的解释，又何以见得学院派的分析是真理、鬼魂的说法就是迷信？当两者相持不下，蒯因“多排几张神台”的观点不失为一种可以自圆其说的和平解决方式；再不然，就比谁的拳头大吧。
深一层去考虑的话，科学家穷尽一生在做的“叙述过去经验”的志业，甚至连“解释”的层面都不敢当。“解释”表示对世界已经了然于胸，“叙述”则是对自己战战兢兢地瞎子摸象心得的一种说明。一线科学家是不会狂妄到自以为正高高在上地“解释”着自然世界的，而仅仅是在自然世界面前抱着宗教似的虔诚态度试图做一些“叙述”的工作。
科学是否等同于真理？至此，应该已是不言自明。
假如辩论的思维源自科学原教旨主义，那一切免谈，要说西瓜就是真理，我也没意见。
8/4/2009 《南洋商报》《言论》版
“真理”该如何去定义？用大家比较熟悉的说法，真理就是具有普遍性、“放诸四海而皆准”的道理。真理不存在代言人的问题，不能单凭任何一人说了算，否则只是显示了原教旨主义精神的张扬而已。
只要略懂科学的历史，肯定会知道科学是个不断在修正的学问。牛顿的古典物理，在爱因斯坦的时空里就出现了问题；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又被杨振宁、李政道（当然还有许多其他学者）找出不足之处。JJ汤姆生当年石破天惊的“西瓜”原子模型（即“葡萄干蛋糕模型”），跟今天我们所熟悉的玻尔原子模型亦相去甚远。科学的精神在于可以接受被证伪，这是可贵的精神，但那不代表科学就是真理。
“地球是圆的”是真实的，“皮球是圆的”也是真实的，但这些事实还说不上是什么真理吧？“地心吸力”仅仅是对一种自然现象的叙述，而叙述就只是叙述，也不是真理。
这里说一个故事，或许有助于理解：当原住民长屋的居民发生集体歇斯底里现象，社会学家可能会很“科学”地把事件分析为居民们童年阴影作祟，以致长大后“自我”（ego）发生问题。酋长则认为是有鬼魂作祟。当然，要酋长把鬼魂拿出来是办不到的事；但同样的，要社会学家把“自我”拿出来也一样办不到。
既然同样都是拿不出证据的解释，又何以见得学院派的分析是真理、鬼魂的说法就是迷信？当两者相持不下，蒯因“多排几张神台”的观点不失为一种可以自圆其说的和平解决方式；再不然，就比谁的拳头大吧。
深一层去考虑的话，科学家穷尽一生在做的“叙述过去经验”的志业，甚至连“解释”的层面都不敢当。“解释”表示对世界已经了然于胸，“叙述”则是对自己战战兢兢地瞎子摸象心得的一种说明。一线科学家是不会狂妄到自以为正高高在上地“解释”着自然世界的，而仅仅是在自然世界面前抱着宗教似的虔诚态度试图做一些“叙述”的工作。
科学是否等同于真理？至此，应该已是不言自明。
假如辩论的思维源自科学原教旨主义，那一切免谈，要说西瓜就是真理，我也没意见。
8/4/2009 《南洋商报》《言论》版
《科学的阶段》>>翱思
《科学的阶段》>>>翱思
盛琼荣君在3月26日言论版《科学的性质》一文，列出一些学者的看法，并作出结论：科学就是真理，是客观的概念。琼荣君说，“科学的价值，我们从种种事物发生的经过，归纳起来说明事物的变迁如何关系，用试验来判断、推理，事物的真假‘以求真’……”
但，科学真的就是真理吗？归纳，是科学推理的主轴之一，归纳的方法在实践时也没有清晰的规章，这是作出“科学是真理”结论的问题。学者关启文在论述科学哲学家巴柏（Karl Popper）对科学的看法时提到，巴柏对归纳法则已彻底失望。他认为整个概念本来就是一个错误，科学理论的合理性（合理性不代表真理）不在于拥有归纳得来的证据，而在于两个事实：其一，针对科学定律的普遍性，只要找到一个反例，其普遍性就可被推翻，这叫做“证伪”（falsification）。越是大胆的理论，其被证伪的可能性就越高。
其二，若可证伪而在严格测试下仍不被证伪，这理论便是合理的。巴柏尝试将理性的理解由证立变为批判。他相信知识没有一定的来源，也也不必介怀其来源，反而最重要的是经得起批判。换句话说，所有科学理论连被证为可能都不能，顶多是还未被证伪的臆测而已。所以，说科学就是真理，未免是“不科学”的论证。
孔恩（Thomas Kuhn）写了本世纪最具影响力的著作之一《科学革命的结构》。孔恩对科学发展的历史，提出革命性的崭新理解。他指出科学发展有几个阶段，首先是“正常科学”（normal science）时期，其特色是有一个共同的代模，意即科学家都同意一些基本的理论、科学说明的准则、科学成就的典范等。在这时期，科学家并不质疑答案，但这不会如巴柏所说的带来否证——即代模的放弃。代模（paradigm），反倒先假设了有代模，然后才寻找答案。有时他们找不到，科学家只会质疑自己的能力，或归咎环境。譬如：牛顿力学其实解释不到为何水星的近日点与理论有偏差，但这只被视为一反常事态，而没有动摇当时的人对牛顿力学的信心。当然，问题没有解决，只是束之高阁而已。因此，“科学就是真理”，真的吗？
第二阶段是“科学危机”时期。当反常事态不断累积，且有新代模出现，科学家变出现分歧，有些会持守旧代模，另些则拥戴新代模，但因两者标准不同，词汇的意义也不同，即没有中立的裁判，而不同的代模也有各自优劣，双方的辩论不可能是用理性可以解决的，甚至连沟通是否可能，也因为交集点不同而产生疑问，这便出现不同代模“互不想通”的情况。
第三阶段是“科学革命”时期。新的代模最终胜出，却往往不是因为理性证明，而是取决很多非理性、非科学的因素，包括社会政治情况、老一代科学家逝世等。当科学群体对旧代模的忠诚到新代模，这和政治革命、宗教皈依的经验类似。
倘若把科学等同于真理，那么又同时要问：是哪一个阶段的时期，或是哪一个科学代模的科学才是真理？科学是归纳经验、追寻真理的尝试与方式，这可以理解；但科学并不是真理。这两者要用科学的理性来严格分开。
2/4/2009 《南洋商报》《言论》版
盛琼荣君在3月26日言论版《科学的性质》一文，列出一些学者的看法，并作出结论：科学就是真理，是客观的概念。琼荣君说，“科学的价值，我们从种种事物发生的经过，归纳起来说明事物的变迁如何关系，用试验来判断、推理，事物的真假‘以求真’……”
但，科学真的就是真理吗？归纳，是科学推理的主轴之一，归纳的方法在实践时也没有清晰的规章，这是作出“科学是真理”结论的问题。学者关启文在论述科学哲学家巴柏（Karl Popper）对科学的看法时提到，巴柏对归纳法则已彻底失望。他认为整个概念本来就是一个错误，科学理论的合理性（合理性不代表真理）不在于拥有归纳得来的证据，而在于两个事实：其一，针对科学定律的普遍性，只要找到一个反例，其普遍性就可被推翻，这叫做“证伪”（falsification）。越是大胆的理论，其被证伪的可能性就越高。
其二，若可证伪而在严格测试下仍不被证伪，这理论便是合理的。巴柏尝试将理性的理解由证立变为批判。他相信知识没有一定的来源，也也不必介怀其来源，反而最重要的是经得起批判。换句话说，所有科学理论连被证为可能都不能，顶多是还未被证伪的臆测而已。所以，说科学就是真理，未免是“不科学”的论证。
孔恩（Thomas Kuhn）写了本世纪最具影响力的著作之一《科学革命的结构》。孔恩对科学发展的历史，提出革命性的崭新理解。他指出科学发展有几个阶段，首先是“正常科学”（normal science）时期，其特色是有一个共同的代模，意即科学家都同意一些基本的理论、科学说明的准则、科学成就的典范等。在这时期，科学家并不质疑答案，但这不会如巴柏所说的带来否证——即代模的放弃。代模（paradigm），反倒先假设了有代模，然后才寻找答案。有时他们找不到，科学家只会质疑自己的能力，或归咎环境。譬如：牛顿力学其实解释不到为何水星的近日点与理论有偏差，但这只被视为一反常事态，而没有动摇当时的人对牛顿力学的信心。当然，问题没有解决，只是束之高阁而已。因此，“科学就是真理”，真的吗？
第二阶段是“科学危机”时期。当反常事态不断累积，且有新代模出现，科学家变出现分歧，有些会持守旧代模，另些则拥戴新代模，但因两者标准不同，词汇的意义也不同，即没有中立的裁判，而不同的代模也有各自优劣，双方的辩论不可能是用理性可以解决的，甚至连沟通是否可能，也因为交集点不同而产生疑问，这便出现不同代模“互不想通”的情况。
第三阶段是“科学革命”时期。新的代模最终胜出，却往往不是因为理性证明，而是取决很多非理性、非科学的因素，包括社会政治情况、老一代科学家逝世等。当科学群体对旧代模的忠诚到新代模，这和政治革命、宗教皈依的经验类似。
倘若把科学等同于真理，那么又同时要问：是哪一个阶段的时期，或是哪一个科学代模的科学才是真理？科学是归纳经验、追寻真理的尝试与方式，这可以理解；但科学并不是真理。这两者要用科学的理性来严格分开。
2/4/2009 《南洋商报》《言论》版
《科学是发现真理踪影的工具》>>立香
《科学是发现真理踪影的工具》>>>立香
3月26日于《南洋商报》言论版，拜读了盛琼荣的大作《科学的性质》。几度思索后，发现盛琼荣误解了泰南特与汤普森的观点，并武断地提出“科学就是真理”这样的谬论。
任职哈佛大学校长20年的泰南特（James B.Conant）之巨著《究竟科学是什么？》，里头对科学的性质写了好几页。为什么要写好几页呢？因为科学不是仅用“科学就是真理”６个字就能够定义的。
盛琼荣在文中对科学的内涵与外延作了简要论述。论述后，盛琼荣总加上一句“科学就是真理”６个字来论断，着实令人深感纳闷。例如，盛琼荣文中，科学的定义——科学是一种有机活动，实系实验家工作进行发现事实真相，是科学最高的目标，以求真理。
这句科学的定义，很有说服力了。可盛琼荣偏要在此定义前画蛇添足地补充了一句“其实科学就是真理”，真令人百思不解。定义已经说明了科学是一种有机活动，怎么又会是真理呢？
盛琼荣论述科学的目标时，引用了英国的汤普森（Thomson）一句话，“科学的目标在于求真”。然后又在此话后面添上一句，“可见真理就是科学”。汤普森那句话，左看右看，就是没有要表达“真理就是科学”的意思。
在我看来，科学是发现真理踪影的工具，不是真理。首先，进行科学任务时，会使用一套系统的方法。这套系统的方法是人类发明的工具。这种工具的功能就是，从种种事物发生的经过，归纳起来说明事物的变迁如何关系，通过实验来进行推理、判断事物的真假，最终目的就是要发现真理的踪影。其次，就如汤普森所说的，“科学的目标在于求真”。
既然科学的目标在于追求真，那么科学是否能够带领人类获得真理呢？这就很难说了。既然科学无法让人得到真理，那么，科学就是真理的言论，显得有点荒谬。毕竟我们所看到的世界，未必就是真实的世界，都是经过肉眼滤筛过后所看到的世界。
既然我们无法看到真实的世界，那么通过肉眼观察下的科学实验所得出的原理，也就无法确定是否就是真理，惟有求接近真理而已。因此，汤普森才会说科学的目标在于“求真”。
所以，真正的客观是不存在的。我们一般人所说的客观，是很多主观的组合。
31/3/2009 《南洋商报》《言论》版
3月26日于《南洋商报》言论版，拜读了盛琼荣的大作《科学的性质》。几度思索后，发现盛琼荣误解了泰南特与汤普森的观点，并武断地提出“科学就是真理”这样的谬论。
任职哈佛大学校长20年的泰南特（James B.Conant）之巨著《究竟科学是什么？》，里头对科学的性质写了好几页。为什么要写好几页呢？因为科学不是仅用“科学就是真理”６个字就能够定义的。
盛琼荣在文中对科学的内涵与外延作了简要论述。论述后，盛琼荣总加上一句“科学就是真理”６个字来论断，着实令人深感纳闷。例如，盛琼荣文中，科学的定义——科学是一种有机活动，实系实验家工作进行发现事实真相，是科学最高的目标，以求真理。
这句科学的定义，很有说服力了。可盛琼荣偏要在此定义前画蛇添足地补充了一句“其实科学就是真理”，真令人百思不解。定义已经说明了科学是一种有机活动，怎么又会是真理呢？
盛琼荣论述科学的目标时，引用了英国的汤普森（Thomson）一句话，“科学的目标在于求真”。然后又在此话后面添上一句，“可见真理就是科学”。汤普森那句话，左看右看，就是没有要表达“真理就是科学”的意思。
在我看来，科学是发现真理踪影的工具，不是真理。首先，进行科学任务时，会使用一套系统的方法。这套系统的方法是人类发明的工具。这种工具的功能就是，从种种事物发生的经过，归纳起来说明事物的变迁如何关系，通过实验来进行推理、判断事物的真假，最终目的就是要发现真理的踪影。其次，就如汤普森所说的，“科学的目标在于求真”。
既然科学的目标在于追求真，那么科学是否能够带领人类获得真理呢？这就很难说了。既然科学无法让人得到真理，那么，科学就是真理的言论，显得有点荒谬。毕竟我们所看到的世界，未必就是真实的世界，都是经过肉眼滤筛过后所看到的世界。
既然我们无法看到真实的世界，那么通过肉眼观察下的科学实验所得出的原理，也就无法确定是否就是真理，惟有求接近真理而已。因此，汤普森才会说科学的目标在于“求真”。
所以，真正的客观是不存在的。我们一般人所说的客观，是很多主观的组合。
31/3/2009 《南洋商报》《言论》版
《科学的性质》>>盛琼荣
《科学的性质》>>>盛琼荣
3月11日，在《南洋商报》言论版，拜读周嘉惠小姐大作〔科学不是真理〕根据科学家的研究，我认为周小姐主观的，不是客观的概念。
要了解科学是不是真理，我们可参考做了20年哈佛大学校长的泰南特。他(JamesB.Conant)出版〔科学入门〕的巨著《究竟科学是什么？》，然后再讨论科学是不是真理，才是客观的概念。
究竟科学是什么？泰南特能把科学的性质写好几页，但常人的心目中对科学都是一知半解的。其实科学就是真理，科学是一种有机的活动，实系实验家工作进行发现事实真像，是科学最高的目标，以求真理。
现代科学家实验，周复一周，年复一年，在进行中计划，希望与雄心，也是一种有组织的科学活动，就是求真理，如早期发现地心引力，地球是圆的等等都是真理！
我们再从社会学的观点，科学是什么？科学是一切科学的总名称，归纳起来可分为：物质科学，研究无机的物质现象，生物科学，研究有机的生物现象，社会科学，是研究超机的社会现象，这三种不同蛋白质的科学，它们所关连的科目太广了，不胜枚举，有普通的，特殊的，叙述的，应用的，但一切事物现象，总不能远离真理。
科学的目标，一切科学的任务，在於用系统的方法，叙述过去经验的事实以求真，发现事实前后的顺序关系，所以，英国汤普森(Thomson)曾说，科学的目标在於求真，可见真理就是科学。
科学的价值，我们从种种事物发生的经过，归纳起来说明事物的变迁如何关系，用试验来判断、推理，事物的真假“以求真”，真就是经过科学的考验，也就是真理。
我们从上述科学家的观点，科学就是真理，是客观的概念，不容置疑。
26/3/2009 《南洋商报》《言论》版
3月11日，在《南洋商报》言论版，拜读周嘉惠小姐大作〔科学不是真理〕根据科学家的研究，我认为周小姐主观的，不是客观的概念。
要了解科学是不是真理，我们可参考做了20年哈佛大学校长的泰南特。他(JamesB.Conant)出版〔科学入门〕的巨著《究竟科学是什么？》，然后再讨论科学是不是真理，才是客观的概念。
究竟科学是什么？泰南特能把科学的性质写好几页，但常人的心目中对科学都是一知半解的。其实科学就是真理，科学是一种有机的活动，实系实验家工作进行发现事实真像，是科学最高的目标，以求真理。
现代科学家实验，周复一周，年复一年，在进行中计划，希望与雄心，也是一种有组织的科学活动，就是求真理，如早期发现地心引力，地球是圆的等等都是真理！
我们再从社会学的观点，科学是什么？科学是一切科学的总名称，归纳起来可分为：物质科学，研究无机的物质现象，生物科学，研究有机的生物现象，社会科学，是研究超机的社会现象，这三种不同蛋白质的科学，它们所关连的科目太广了，不胜枚举，有普通的，特殊的，叙述的，应用的，但一切事物现象，总不能远离真理。
科学的目标，一切科学的任务，在於用系统的方法，叙述过去经验的事实以求真，发现事实前后的顺序关系，所以，英国汤普森(Thomson)曾说，科学的目标在於求真，可见真理就是科学。
科学的价值，我们从种种事物发生的经过，归纳起来说明事物的变迁如何关系，用试验来判断、推理，事物的真假“以求真”，真就是经过科学的考验，也就是真理。
我们从上述科学家的观点，科学就是真理，是客观的概念，不容置疑。
26/3/2009 《南洋商报》《言论》版
《科学不是真理》>>周嘉惠
《科学不是真理》>>>周嘉惠
盛琼荣君的文章《尊重知识服从真理》（3/3/2009《言论》版）立意虽佳，但由于个人不认同其“真理就是科学”的说法，容我针对这一点在此说上几句。
信徒的真理，往往是非信徒眼中的迷信。为什么？简单的说，那只是两个不同概念系统碰撞的结果而已。
菩萨的存在问题，对于非信徒来说，简直不值一提。但信徒却可以煞有其事地言之凿凿，虽然他根本没见过。同样道理，原子是什么？分子是什么？你见过吗？为什么没见过却信得十足？
在菩萨信徒的概念系统中，观世音菩萨显然比原子、分子能够更有效地解释其系统中的种种想象。因此，在这个系统中，观世音菩萨是一个优于原子、分子的手段。反之亦然，原子、分子比观世音菩萨更容易处理科学概念系统里的问题，所以它们就成了科学主义信徒的常识手段。
两者实际上都是居同一地位的“神话”，谁也不比谁更好，谁也不比谁更坏。这些在已故美国哲学家蒯因的论文《经验论的两个教条》中有详细的解释，有兴趣的话可以参考。
服从真理的态度当然是可取的，但真理是什么，仍有待商榷。
11/3/2009 《南洋商报》《言论》版
《尊重知识服从真理》盛琼荣
《尊重知识服从真理》>>>盛琼荣
知识是人类生活上的需要，它指导我们的行为，而真理就是科学。
然而，今日华社文化失调，由于物质文化变迁太快，造成精神文化变迁不被重视，同时不重视学术思想的引导，远离知识和真理，社会失去价值重心。通俗文化与不良的社会传统，造成有些人思想根深蒂固，主观与成见太强，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引起许多争执，尤其是华社的问题，争论不休，就是不尊重知识不服从真理，坚持己见。
因此，社会庸俗肤浅，国民素质不高，惟有增设区域图书馆，培养国民读书风气，发展社会教育，提升文化生活品质，让国民能够登上山颠，俯视灿烂的大海，了解知识和真理是什么，才能够领悟昨日的无知。
知识是用来开导现代社会一个非常重要而且最显著的基本特征，以知识指导我们的行为，用它来解决生活上的遭遇以及人、事、物的问题。但有人会觉得“理论是理论，实际是实际”地歪曲事实，逃避知识的指导；也有人不尊重知识，不知强以为知，却不知道自己无知，这是世界上最可怜的人。知亦云，不知亦云，误导社会就有罪了。
尊重知识要有开怀的心胸，真、假、对、错，就是从知识而来，所以，要有认错的习惯，才是现代社会的文明人，而知识是有系统的学问，没有系统的知识是片面的常识，等于一知半解。
我们对知识的真诚，就是要有鲜明的情感“执真而固执之，执善而固执之”，发扬真理，敢怒敢言，不与人同流合污，这就是知识分子的本质。鲜明的情感就是不以私情、私心、成见、主观和意志的决定来谈人事物的问题。
至于真理就是科学，科学意义是什么？崔戴阳教授说：“科学是具体的，特殊的，有事实材料足以证明。”汤末生说：“最精确，最完全可证实，说明客观的事实就是科学。”胡适博士说：“做人、论事，要学科学的精神和态度，是非分明，以求真理。”
尊重知识服从真理，在一个有活力的社会里，人们总有一些共同或类似的理想，对个人、对社会的情感，但必须放弃全部的私心、主观和成见。尤其是知识分子、教育家、思想家，他们对自己的社会与人民有一分主动的关心，对社会有一分热切的展望，希望我们的社会明天比今日更文明，人人尊重知识的指导，服从真理的判断，有一个共同的价值观，促进社会文明。
3/3/2009 《南洋商报》《言论》版
知识是人类生活上的需要，它指导我们的行为，而真理就是科学。
然而，今日华社文化失调，由于物质文化变迁太快，造成精神文化变迁不被重视，同时不重视学术思想的引导，远离知识和真理，社会失去价值重心。通俗文化与不良的社会传统，造成有些人思想根深蒂固，主观与成见太强，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引起许多争执，尤其是华社的问题，争论不休，就是不尊重知识不服从真理，坚持己见。
因此，社会庸俗肤浅，国民素质不高，惟有增设区域图书馆，培养国民读书风气，发展社会教育，提升文化生活品质，让国民能够登上山颠，俯视灿烂的大海，了解知识和真理是什么，才能够领悟昨日的无知。
知识是用来开导现代社会一个非常重要而且最显著的基本特征，以知识指导我们的行为，用它来解决生活上的遭遇以及人、事、物的问题。但有人会觉得“理论是理论，实际是实际”地歪曲事实，逃避知识的指导；也有人不尊重知识，不知强以为知，却不知道自己无知，这是世界上最可怜的人。知亦云，不知亦云，误导社会就有罪了。
尊重知识要有开怀的心胸，真、假、对、错，就是从知识而来，所以，要有认错的习惯，才是现代社会的文明人，而知识是有系统的学问，没有系统的知识是片面的常识，等于一知半解。
我们对知识的真诚，就是要有鲜明的情感“执真而固执之，执善而固执之”，发扬真理，敢怒敢言，不与人同流合污，这就是知识分子的本质。鲜明的情感就是不以私情、私心、成见、主观和意志的决定来谈人事物的问题。
至于真理就是科学，科学意义是什么？崔戴阳教授说：“科学是具体的，特殊的，有事实材料足以证明。”汤末生说：“最精确，最完全可证实，说明客观的事实就是科学。”胡适博士说：“做人、论事，要学科学的精神和态度，是非分明，以求真理。”
尊重知识服从真理，在一个有活力的社会里，人们总有一些共同或类似的理想，对个人、对社会的情感，但必须放弃全部的私心、主观和成见。尤其是知识分子、教育家、思想家，他们对自己的社会与人民有一分主动的关心，对社会有一分热切的展望，希望我们的社会明天比今日更文明，人人尊重知识的指导，服从真理的判断，有一个共同的价值观，促进社会文明。
3/3/2009 《南洋商报》《言论》版
专栏《人生如戏》>>23/2/2009《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周嘉惠
《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周嘉惠
农历新年前夕，警方再三提出警告：燃放鞭炮、烟花是违法行为。但即使在经济不景气的此刻，还是“炮竹一声除旧岁”，灿烂的烟火不时照亮夜空，那仗阵大得会让人以为金融海啸其实只是误会一场。“不放炮竹不象过年”对某些人是根深蒂固的刻板印象，但把传统置于法律之上，究竟说明了一种什么样的观念？
也不需要有什么特别门路，这些被认定是违法的鞭炮、烟花，其实在夜市就可以买到。路人皆知的事，警方不可能不知道。警方的没有反应，是表示了对华族文化的尊重？对“警民关系融洽”的重视？还是显示对“合理但不合法”事情的支持？
执法单位对应该执行的职务，有其特殊的考量，是执法单位有问题？还是立法单位出了问题？立法与执法步伐不协调，让人感觉很糊涂。由于事关马来西亚的特殊国情，所以我们只需要接受（或忍受！）这个事实，别奢望会得到什么有逻辑的官方解释。
在华人圈子中常听到“某某人注册了，但还没结婚”的怪话，还可以说是一般百姓对结婚定义的不同诠释。但当雪州总警长居然对警察的“殉职”与嫌疑犯在扣留所“殉难”混为一谈，许多人就开始消化不良了；他是否想说明被关进雪州警察局扣留所，跟警匪枪战的危险度一样高？他是坦诚相告呢？还是单纯的语无伦次？总之耐人寻味得很。树大有枯枝是可以理解，但如此素质也可以终于升到一州之总警长的职位，教人直想去撞墙殉国。
政坛上的各路人马，似乎也不容我们寄予厚望。
霹雳州的突然变天固然教人恨不得明天就举行全国大选，但事变后双方的表现与发表的扯淡言论，厚颜无耻以及双重标准，岂非同样令人失望？黄洁冰的中箭落马，假设果然与政治阴谋无关，却也让基尔与黄冠文这类自以为道德水准高人一等的三流政客，露出教人作呕的原形。难以想象的是，这种人竟然还是有支持者的，让我不禁联想起槟城极乐寺热卖了几十年的纪念品“发财粪”。
“政客”原就不是褒义词，称人政客实际上跟指着鼻子痛骂无二。但政客们凭着过人的EQ，笑骂由人之余，依然盼顾自雄，目无余子，满面春风地踩在大家头上败坏社稷，乃至于类似教导大家应该穿何种睡衣才符合他们心目中的高道德标准，也是他们不时上演的让公众血压飙升的余兴节目。国人在情绪管理上诚然有必要快马加鞭、迎头赶上，否则很容易就这样被活生生气死，而且人家也不见得会因此有丝毫愧疚之心。
气愤的选民到许月凤家丢鸡蛋，搞不好可能还会有警察找上门，被请到扣留所小住几天。雪州的扣留所没事当然最好避免去过夜，相信其他州属的扣留所也不会可爱到哪里去，毕竟我们都对安华被前全国总警长打得眼青鼻肿的画面仍然记忆犹新。
除了避免惹祸上身，假如也嫌丢鸡蛋、丢鞋子过于暴力，或许我们还可以考虑效法甘地的非暴力精神。几年之前，我就开始鼓吹的吐口水运动，如今看来还是值得，也应该继续推行的。（请参见2007年7月8号《时潮》版的拙作《问君能有几多愁》）
执政了近52年的国阵政府，今天在行政、立法、司法、执法上，有哪一个环节能够让你我心悦诚服的？三权鼎立的神话，在本国还有谁的智商那么低会相信？吐口水运动的目的只是希望能够让一些天良未泯的家伙觉醒，早日回乡下面壁思过，别再祸国殃民、丢祖先的脸了。
再不然，古时候有算命先生曾经预言：五百年必有王者兴。有耐心的话，顶多再等个四百五十年，就会有圣人驾紫云下凡来打救我们啦！
至少在下次全国大选前，这可能是我们最后的心灵慰籍。
23/2/2009 《南洋商报》《南言》版
农历新年前夕，警方再三提出警告：燃放鞭炮、烟花是违法行为。但即使在经济不景气的此刻，还是“炮竹一声除旧岁”，灿烂的烟火不时照亮夜空，那仗阵大得会让人以为金融海啸其实只是误会一场。“不放炮竹不象过年”对某些人是根深蒂固的刻板印象，但把传统置于法律之上，究竟说明了一种什么样的观念？
也不需要有什么特别门路，这些被认定是违法的鞭炮、烟花，其实在夜市就可以买到。路人皆知的事，警方不可能不知道。警方的没有反应，是表示了对华族文化的尊重？对“警民关系融洽”的重视？还是显示对“合理但不合法”事情的支持？
执法单位对应该执行的职务，有其特殊的考量，是执法单位有问题？还是立法单位出了问题？立法与执法步伐不协调，让人感觉很糊涂。由于事关马来西亚的特殊国情，所以我们只需要接受（或忍受！）这个事实，别奢望会得到什么有逻辑的官方解释。
在华人圈子中常听到“某某人注册了，但还没结婚”的怪话，还可以说是一般百姓对结婚定义的不同诠释。但当雪州总警长居然对警察的“殉职”与嫌疑犯在扣留所“殉难”混为一谈，许多人就开始消化不良了；他是否想说明被关进雪州警察局扣留所，跟警匪枪战的危险度一样高？他是坦诚相告呢？还是单纯的语无伦次？总之耐人寻味得很。树大有枯枝是可以理解，但如此素质也可以终于升到一州之总警长的职位，教人直想去撞墙殉国。
政坛上的各路人马，似乎也不容我们寄予厚望。
霹雳州的突然变天固然教人恨不得明天就举行全国大选，但事变后双方的表现与发表的扯淡言论，厚颜无耻以及双重标准，岂非同样令人失望？黄洁冰的中箭落马，假设果然与政治阴谋无关，却也让基尔与黄冠文这类自以为道德水准高人一等的三流政客，露出教人作呕的原形。难以想象的是，这种人竟然还是有支持者的，让我不禁联想起槟城极乐寺热卖了几十年的纪念品“发财粪”。
“政客”原就不是褒义词，称人政客实际上跟指着鼻子痛骂无二。但政客们凭着过人的EQ，笑骂由人之余，依然盼顾自雄，目无余子，满面春风地踩在大家头上败坏社稷，乃至于类似教导大家应该穿何种睡衣才符合他们心目中的高道德标准，也是他们不时上演的让公众血压飙升的余兴节目。国人在情绪管理上诚然有必要快马加鞭、迎头赶上，否则很容易就这样被活生生气死，而且人家也不见得会因此有丝毫愧疚之心。
气愤的选民到许月凤家丢鸡蛋，搞不好可能还会有警察找上门，被请到扣留所小住几天。雪州的扣留所没事当然最好避免去过夜，相信其他州属的扣留所也不会可爱到哪里去，毕竟我们都对安华被前全国总警长打得眼青鼻肿的画面仍然记忆犹新。
除了避免惹祸上身，假如也嫌丢鸡蛋、丢鞋子过于暴力，或许我们还可以考虑效法甘地的非暴力精神。几年之前，我就开始鼓吹的吐口水运动，如今看来还是值得，也应该继续推行的。（请参见2007年7月8号《时潮》版的拙作《问君能有几多愁》）
执政了近52年的国阵政府，今天在行政、立法、司法、执法上，有哪一个环节能够让你我心悦诚服的？三权鼎立的神话，在本国还有谁的智商那么低会相信？吐口水运动的目的只是希望能够让一些天良未泯的家伙觉醒，早日回乡下面壁思过，别再祸国殃民、丢祖先的脸了。
再不然，古时候有算命先生曾经预言：五百年必有王者兴。有耐心的话，顶多再等个四百五十年，就会有圣人驾紫云下凡来打救我们啦！
至少在下次全国大选前，这可能是我们最后的心灵慰籍。
23/2/2009 《南洋商报》《南言》版
Monday, May 25, 2009
专栏《人生如戏》>>6/2/2009《奸》>>周嘉惠
奸>>>周嘉惠
常言所说的“无商不奸”，其实它源自“无商不尖”。以前商人在卖米时，额外多添点米形成小小“尖头”，是一种让顾客心里舒服的惯例，因此“无商不尖”的说法并不含贬义。但是，“无商不奸”这种比较现代的说法，显然对商人没太多敬意。这虽然具有很高“一杆子打翻一船人”的偏见成份存在，但无可否认的，它是公众用血汗钱换来的经验之谈。
前一阵子，因为霸级超市配合政府呼吁的减价行动，官大爷还在价目表前翘起拇指笑呵呵的拍照片，一派公司代言人的模样。我一再尽自己微小的力量提醒国民，本国的官大爷都是些日子过得十分快乐的活宝们，“何似在人间”的他们跟我们是绝对活在截然不同的空间的。相信活宝的表演，还不如去找个灵媒求一组真字买彩票来得实际些。
100克庄的袋装茶售价1.99令吉，200克庄卖4.19令吉；一盒纸巾卖79分，4盒卖3.29令吉。这些不是虚构的价格，是我实地考察得到的资讯，而且这里只是举例说明，同样的把戏还多得很。任何一个有小学程度算数能力的人，都不应该被这些奸商的鬼把戏欺骗；任何一个尚有起码自尊的人，都应该对这种被当白痴的欺骗手段感到愤怒。一来大家想当然尔的认为买多一定便宜，二来官大爷翘拇指当代言人让一些做事不经大脑的民众没来由的信心满满，结果许多人被坑了还把奸商当善长仁翁，实在是荒谬得可笑。
假如大家非常乐意多花一点小钱当大傻瓜，那请继续过你的快乐日子，否则的话，请务必多利用大脑，别再把大野狼当成小红帽；更别指望官大爷会关心起你我的利益，想想各种“大盗”合约是怎么签的？奸商加上里应外合的翘拇指官大爷（有哪一次出卖公众利益的开幕仪式中，官大爷不是猛翘拇指拍照片的？），虽然大家难逃被当小猪给卖掉，但既然知道被卖掉了，还请抗议一下、骂几句！猪被宰也要干嚎几声，我们总不好意思乖得连猪都不如吧？
同样道理，政治青蛙“人民需要我”的往自己脸上贴金呼声，不管其言论是否动听，不论青蛙目前在朝在野，假如相信反复无常的他们是为了人民在那边折腾，不必医生诊断也该知道一定是脑袋出问题，不是脑壳坏掉，就是妈妈少生一根筋之类。高喊“人民需要我”的肯定是政客，政治家努力推销的是自己的理念与方案，不会是地位。
不要脸是政客的本色，老奸巨猾（或曰“精明”）是商人的特色，本质上他们是接近的。物以类聚只能导致最后官商勾结的结局，这是很明白的道理。那些热心于出席商家开幕仪式的官大爷，以及热衷于邀请官大爷剪彩，并在报上刊登感谢启事的商家，都是大家应该提高警惕的对象。过分热乎的官与商关系，透露出来的不是“以民为本”的讯息。
先前热闹得不可开交的新纪元学院风波，刹那间偃旗息鼓，仿佛不曾发生过任何事端。也不是唯恐天下不乱，但各方人马倾力折腾了大半年的风波，难道不该借问一下，华社到底从中学到了什么教训？把问题扫到地毯底下，以等待下一次风波的再起？如此的周而复始似乎不是什么好办法。
只求一时风平浪静的表象是阿Q精神，华社、华教不会因为没有人当众声泪俱下而进步，我们需要的岂是这样的和谐假象？害群之马最终可以用制度把它剔除，问题是太明显的害群之马一开始怎么会被当成活宝捧上台？值得检讨的地方太多了，舆论不该纵容事情就这么风过水无痕的不了了之。
假如要选一个字来形容对目前社会的整体观感，我想，“奸”字应该是个不错的选择。
6/2/2009 《南洋商报》《南言》版
今天感觉被国阵政府强奸了。民意居然可以就这样被否定掉，真他妈的。Raja Petra所强调的“第四权”，显然也是不能指望的一堆狗屎。确实认为马来西亚有许多人连猪都不如，但是南洋商报未经同意就硬是企图把我包装成一副温柔敦厚的样子。或许，强奸民意原就是我们的文化？http://www.nanyang.com/index.php?ch=29&pg=26&ac=927194
常言所说的“无商不奸”，其实它源自“无商不尖”。以前商人在卖米时，额外多添点米形成小小“尖头”，是一种让顾客心里舒服的惯例，因此“无商不尖”的说法并不含贬义。但是，“无商不奸”这种比较现代的说法，显然对商人没太多敬意。这虽然具有很高“一杆子打翻一船人”的偏见成份存在，但无可否认的，它是公众用血汗钱换来的经验之谈。
前一阵子，因为霸级超市配合政府呼吁的减价行动，官大爷还在价目表前翘起拇指笑呵呵的拍照片，一派公司代言人的模样。我一再尽自己微小的力量提醒国民，本国的官大爷都是些日子过得十分快乐的活宝们，“何似在人间”的他们跟我们是绝对活在截然不同的空间的。相信活宝的表演，还不如去找个灵媒求一组真字买彩票来得实际些。
100克庄的袋装茶售价1.99令吉，200克庄卖4.19令吉；一盒纸巾卖79分，4盒卖3.29令吉。这些不是虚构的价格，是我实地考察得到的资讯，而且这里只是举例说明，同样的把戏还多得很。任何一个有小学程度算数能力的人，都不应该被这些奸商的鬼把戏欺骗；任何一个尚有起码自尊的人，都应该对这种被当白痴的欺骗手段感到愤怒。一来大家想当然尔的认为买多一定便宜，二来官大爷翘拇指当代言人让一些做事不经大脑的民众没来由的信心满满，结果许多人被坑了还把奸商当善长仁翁，实在是荒谬得可笑。
假如大家非常乐意多花一点小钱当大傻瓜，那请继续过你的快乐日子，否则的话，请务必多利用大脑，别再把大野狼当成小红帽；更别指望官大爷会关心起你我的利益，想想各种“大盗”合约是怎么签的？奸商加上里应外合的翘拇指官大爷（有哪一次出卖公众利益的开幕仪式中，官大爷不是猛翘拇指拍照片的？），虽然大家难逃被当小猪给卖掉，但既然知道被卖掉了，还请抗议一下、骂几句！猪被宰也要干嚎几声，我们总不好意思乖得连猪都不如吧？
同样道理，政治青蛙“人民需要我”的往自己脸上贴金呼声，不管其言论是否动听，不论青蛙目前在朝在野，假如相信反复无常的他们是为了人民在那边折腾，不必医生诊断也该知道一定是脑袋出问题，不是脑壳坏掉，就是妈妈少生一根筋之类。高喊“人民需要我”的肯定是政客，政治家努力推销的是自己的理念与方案，不会是地位。
不要脸是政客的本色，老奸巨猾（或曰“精明”）是商人的特色，本质上他们是接近的。物以类聚只能导致最后官商勾结的结局，这是很明白的道理。那些热心于出席商家开幕仪式的官大爷，以及热衷于邀请官大爷剪彩，并在报上刊登感谢启事的商家，都是大家应该提高警惕的对象。过分热乎的官与商关系，透露出来的不是“以民为本”的讯息。
先前热闹得不可开交的新纪元学院风波，刹那间偃旗息鼓，仿佛不曾发生过任何事端。也不是唯恐天下不乱，但各方人马倾力折腾了大半年的风波，难道不该借问一下，华社到底从中学到了什么教训？把问题扫到地毯底下，以等待下一次风波的再起？如此的周而复始似乎不是什么好办法。
只求一时风平浪静的表象是阿Q精神，华社、华教不会因为没有人当众声泪俱下而进步，我们需要的岂是这样的和谐假象？害群之马最终可以用制度把它剔除，问题是太明显的害群之马一开始怎么会被当成活宝捧上台？值得检讨的地方太多了，舆论不该纵容事情就这么风过水无痕的不了了之。
假如要选一个字来形容对目前社会的整体观感，我想，“奸”字应该是个不错的选择。
6/2/2009 《南洋商报》《南言》版
今天感觉被国阵政府强奸了。民意居然可以就这样被否定掉，真他妈的。Raja Petra所强调的“第四权”，显然也是不能指望的一堆狗屎。确实认为马来西亚有许多人连猪都不如，但是南洋商报未经同意就硬是企图把我包装成一副温柔敦厚的样子。或许，强奸民意原就是我们的文化？http://www.nanyang.com/index.php?ch=29&pg=26&ac=927194
《一拳打出的荒谬》>>周嘉惠
一拳打出的荒谬>>>周嘉惠
对于那一记挥向叶新田主席的重拳，只能很政治正确地说不表赞同。但在不赞同的同时，还希望大家有多元一些的思考。
非常赞同新纪元候任院长的观点，这件事情没必要过度去解读。把事情扯到中华文化、新院教育制度，实在有点离了谱。
每一回听到有人大言不惭的谈文化，总是感到毛骨悚然。文化是什么？中华文化如何定义？到底这些人凭什么来谈文化？打人在我国属刑事案，既然犯了法，那就让打人者付出对应的代价，句号。完全没必要硬扯到连自己都搞不清楚是什么的文化问题上去。更何况，犯法不是犯天条，不用无限上纲到失去理智的地步。
假如这单一事件就足以让人质疑新院的教育制度，那教出假博士的学校是否应该一把火烧掉重新来过？思考问题不能单靠条件反射，没有思考能力不算罪过，但做人应该要有闭嘴这种最起码的自控能力。若纯粹为了博取媒体版面，个人丢人现眼倒也就罢了，因而造成大多数人不必要的视觉、精神污染，虽然不犯法，但那绝对是件不道德的事。
在毕业典礼拳打董总主席，至少从报章上的报道看来，不少人是感到痛心疾首的，甚至还有声泪俱下的。自从董总主席由一位拥有三个博士文凭的人来担当，对我个人来说，我国华教与华社都已经伟大到教人不能承担、无法理解的程度了。面对这样的荒谬，就象要我相信朱氏皇朝曾经冒出一位“韩”丽宝公主是历史事实一样，真的，我无言以对。
17/1/2009 《南洋商报》《言论》版
报上的版本略有不同，据友人估计是为了避免南洋商报遭人纵火之故：
http://202.190.203.172/websites/nanyang.com/index.php?ch=29&pg=792&ac=921652
对于那一记挥向叶新田主席的重拳，只能很政治正确地说不表赞同。但在不赞同的同时，还希望大家有多元一些的思考。
非常赞同新纪元候任院长的观点，这件事情没必要过度去解读。把事情扯到中华文化、新院教育制度，实在有点离了谱。
每一回听到有人大言不惭的谈文化，总是感到毛骨悚然。文化是什么？中华文化如何定义？到底这些人凭什么来谈文化？打人在我国属刑事案，既然犯了法，那就让打人者付出对应的代价，句号。完全没必要硬扯到连自己都搞不清楚是什么的文化问题上去。更何况，犯法不是犯天条，不用无限上纲到失去理智的地步。
假如这单一事件就足以让人质疑新院的教育制度，那教出假博士的学校是否应该一把火烧掉重新来过？思考问题不能单靠条件反射，没有思考能力不算罪过，但做人应该要有闭嘴这种最起码的自控能力。若纯粹为了博取媒体版面，个人丢人现眼倒也就罢了，因而造成大多数人不必要的视觉、精神污染，虽然不犯法，但那绝对是件不道德的事。
在毕业典礼拳打董总主席，至少从报章上的报道看来，不少人是感到痛心疾首的，甚至还有声泪俱下的。自从董总主席由一位拥有三个博士文凭的人来担当，对我个人来说，我国华教与华社都已经伟大到教人不能承担、无法理解的程度了。面对这样的荒谬，就象要我相信朱氏皇朝曾经冒出一位“韩”丽宝公主是历史事实一样，真的，我无言以对。
17/1/2009 《南洋商报》《言论》版
报上的版本略有不同，据友人估计是为了避免南洋商报遭人纵火之故：
http://202.190.203.172/websites/nanyang.com/index.php?ch=29&pg=792&ac=921652
专栏《人生如戏》>>2/1/2009《幸福是对重复的渴求》周嘉惠
幸福是对重复的渴求>>>周嘉惠
一年将尽，报章上又开始进入“回顾与展望”的文章季节。以往也曾经被华文老师逼着写过这类作文，不过生来就一副得过且过的散漫态度，作文中哪怕把口号喊得再义正词严，别说骗不了老师，连自己都不相信。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学子作文的最后一句“明年反攻大陆成功！”，以及八、九十年代我国学生作文时热情洋溢的名句“2020年宏愿一定实现！”，都是现实中类似的经典例子。
这种自我欺骗的企图显然是逼不得已，生活在那样的社会背景下，个人的主观意识是难以和时代大趋势相抗衡的。与其螳臂当车，还不如振臂高呼口号助威来得轻松写意，而且还可能捞到一些好处，譬如作文分数及格；识识时务者为俊杰，此谓也！良心一斤本来就不值几文钱，没必要跟自己太过不去。不管生命有多么神圣都好，生活从来就是那么的荒谬。
再胡扯的口号，喊多、喊久了，仿佛多少都会起到麻醉自己神经的效果。假如催眠功力更高强一些，口号不只喊得自己信以为真，连旁人也被唬得一愣一愣的，那简直就是天生的政客材料了！这里的重点是如何自我欺骗到底，绝不回头，毕竟幻灭是多残酷的事啊！把谎言当真理，固然可以视其为一种魅力，其实更是一种非凡的能力。
信徒的真理，往往只是非信徒眼中的迷信。国王的新衣到底美不美？那就要看你是问谁了，是识时务的俊杰？真理的信徒？还是搞不清楚状况的赤子？答案自是人言言殊。从哲学角度来看的话，真理就是这么一条可望不可及的模糊渐近线。现实的情况则是，许多人抱着狗屎当真理，还老是生怕人家要来分一口似的张牙舞爪。
近来政府常有“开明”的举动，最新的例子就是国家心脏中心私营化计划的紧急刹车。森那美主席，也是前副首相的敦慕沙希淡，认为那显示了“政府开明”。
我在想，听取民意，应该仅仅是作为民主政府的最起码表征，那只是比土匪稍微强一点而已，并不值得我们过于欢欣鼓舞。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对于政府施予的一些小恩小惠，为什么总是有人抱着童养媳心态似的感恩戴德？我们有必要如此楚楚可怜的自我矮化吗？308过后，某些政客的可恶作风依然如故，尤其在党选时为了引人注目更是劣行斑斑，这些或都是惯性的野蛮气息一时还扭转不过来的表现。
假如不是与人民的期待脱节，国家心脏中心私营化的概念一早原就不该提出来。在嘘声中收回成命，显示计划考虑不周（系后座安全带的实施是另一例），道歉尚且犹恐未及，怎么还会有人大方地给掌声？这种典型的暴政底下的心态，一个负责任政府合宜的反应不是沾沾自喜，而是应该感到惭愧，并且立刻加以纠正。
米兰昆德拉在《生命不能承受之轻》有一精彩名句：“幸福是对重复的渴求”。或许官大爷们平时日子过得太快乐，早已忘了民间疾苦，其实凡事都可以借用米兰昆德拉的这句话作为衡量准绳。一个计划、一场公开讲话，大多数人民会不会渴求重复、高喊“安哥”？不会的话，那就请高抬贵手，别丢人现眼了。
人生如戏，戏如人生，但毕竟人生不是戏，戏也不是人生。生活是实实在在的，由不得政府继续自我感觉良好，以为18世纪的思维在今天依然罩得住，大剌剌的好象民之所欲都是蛙鸣似的大可不以为意。倘若再不痛定思痛，相信人民肯定会在下一次全国大选，以更清楚的声音告诉大爷们，我们心目中对幸福生活的定义。
2/1/2009 《南洋商报》《南言》版
一年将尽，报章上又开始进入“回顾与展望”的文章季节。以往也曾经被华文老师逼着写过这类作文，不过生来就一副得过且过的散漫态度，作文中哪怕把口号喊得再义正词严，别说骗不了老师，连自己都不相信。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学子作文的最后一句“明年反攻大陆成功！”，以及八、九十年代我国学生作文时热情洋溢的名句“2020年宏愿一定实现！”，都是现实中类似的经典例子。
这种自我欺骗的企图显然是逼不得已，生活在那样的社会背景下，个人的主观意识是难以和时代大趋势相抗衡的。与其螳臂当车，还不如振臂高呼口号助威来得轻松写意，而且还可能捞到一些好处，譬如作文分数及格；识识时务者为俊杰，此谓也！良心一斤本来就不值几文钱，没必要跟自己太过不去。不管生命有多么神圣都好，生活从来就是那么的荒谬。
再胡扯的口号，喊多、喊久了，仿佛多少都会起到麻醉自己神经的效果。假如催眠功力更高强一些，口号不只喊得自己信以为真，连旁人也被唬得一愣一愣的，那简直就是天生的政客材料了！这里的重点是如何自我欺骗到底，绝不回头，毕竟幻灭是多残酷的事啊！把谎言当真理，固然可以视其为一种魅力，其实更是一种非凡的能力。
信徒的真理，往往只是非信徒眼中的迷信。国王的新衣到底美不美？那就要看你是问谁了，是识时务的俊杰？真理的信徒？还是搞不清楚状况的赤子？答案自是人言言殊。从哲学角度来看的话，真理就是这么一条可望不可及的模糊渐近线。现实的情况则是，许多人抱着狗屎当真理，还老是生怕人家要来分一口似的张牙舞爪。
近来政府常有“开明”的举动，最新的例子就是国家心脏中心私营化计划的紧急刹车。森那美主席，也是前副首相的敦慕沙希淡，认为那显示了“政府开明”。
我在想，听取民意，应该仅仅是作为民主政府的最起码表征，那只是比土匪稍微强一点而已，并不值得我们过于欢欣鼓舞。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对于政府施予的一些小恩小惠，为什么总是有人抱着童养媳心态似的感恩戴德？我们有必要如此楚楚可怜的自我矮化吗？308过后，某些政客的可恶作风依然如故，尤其在党选时为了引人注目更是劣行斑斑，这些或都是惯性的野蛮气息一时还扭转不过来的表现。
假如不是与人民的期待脱节，国家心脏中心私营化的概念一早原就不该提出来。在嘘声中收回成命，显示计划考虑不周（系后座安全带的实施是另一例），道歉尚且犹恐未及，怎么还会有人大方地给掌声？这种典型的暴政底下的心态，一个负责任政府合宜的反应不是沾沾自喜，而是应该感到惭愧，并且立刻加以纠正。
米兰昆德拉在《生命不能承受之轻》有一精彩名句：“幸福是对重复的渴求”。或许官大爷们平时日子过得太快乐，早已忘了民间疾苦，其实凡事都可以借用米兰昆德拉的这句话作为衡量准绳。一个计划、一场公开讲话，大多数人民会不会渴求重复、高喊“安哥”？不会的话，那就请高抬贵手，别丢人现眼了。
人生如戏，戏如人生，但毕竟人生不是戏，戏也不是人生。生活是实实在在的，由不得政府继续自我感觉良好，以为18世纪的思维在今天依然罩得住，大剌剌的好象民之所欲都是蛙鸣似的大可不以为意。倘若再不痛定思痛，相信人民肯定会在下一次全国大选，以更清楚的声音告诉大爷们，我们心目中对幸福生活的定义。
2/1/2009 《南洋商报》《南言》版
专栏《人生如戏》>>26/11/2008《沿着这条渐近线望过去》周嘉惠
沿着这条渐近线望过去>>>周嘉惠
作为局外人的我们，是否能够从一盆盆的口水中看出个所以然？这当然不是件容易的事，但还是值得我们对此多加思考与关心。
只有普世性的，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绝对正义才见价值。相对真理不能算是真理，相对正义只能是伪正义。什么是相对的价值观？假如只有己方成员认同，连中立派都不以为然，那就不具普世价值，而只是相对的伪标准，摇旗呐喊得再卖力也不能改变这个事实。这种貌合神离的伪装，是解构社会价值标准的最大破坏力，应该时时保持警惕。一旦发现存心不良的伪装，假如我们还真心诚意地重视前述的社会价值观，那就必需大力谴责这种可恶行为。
古希腊人认为智慧是属于神的元素，十分神圣；人不能拥有智慧，只能期望靠近智慧。这种只能靠近而没有交集的观念，数学上称为“渐近线”。假如我们认同古希腊人对智慧的认知，那么认识真理、正义的智慧，应该也属于神的范畴，我们只期望靠渐近线更近一些，或许能够看出个什么端倪来。
这里从报章上，选两个因为新纪元学院风波而作的发言来当例子；一方一个，以示公平。例一、针对有人发电邮恐吓候任新院长，甲“否认是学生、家长及院方的所为”。例二、对于抨击叶新田是华教败家子，乙认为“幕后黑手现身了”。
甲是否曾经向所有学生、家长及院方教职员查证？并没有。乙的想象力显然更丰富了，不过兜来兜去，始终不指名道性说出谁是所谓的黑手。这两个例子在性质上是一模一样的，即发言者并不在乎内容的真假，而只希望达到误导或拉拢的意图。
说谎代表说话的人明白什么是真相，然而故意发出虚假的讯息以期达到欺骗的目的。说谎者企图引导我们偏离对真相的理解，我们并不知道他要让我们相信的讯息，其实是他已知为虚假的事情。所以，知道真相实际上是说谎的前提。
甲和乙是在说谎话吗？不见得。他们的发言，在本质上并不是为了欺骗，他们关切的只是能否起到打击对方或保护已方的目的而已，对于所说内容的真假丝毫都不在意。因此，甲、乙二位都不会有说谎后的良心不安，当然也就不会脸红。这种貌似说谎，却完全缺乏一种对真实价值的关切，就是“扯淡”的本质。假如对这个中国风味浓厚的词感到陌生，那它英文的同义词“bullshit”肯定就让人倍感亲切了。
对于这场新纪元学院的风波，伟大人物们个人看来如何，感受如何，希望事情未来的发展如何，全都是他们个人的主观愿望，绝不能够当成是什么真理。至于那些仿佛浑身充满使命感的义愤，好象是在主持公道、顺应天意、崇尚真理的装模作样，说穿了，其目的仅仅是企图操纵群众心理而已。
沿着这条认识真理的渐近线看新纪元学院的风波，不难发现真理果然距离我们很远。光天化日之下，魑魅魍魉的张牙舞爪，扯淡话语的层出不穷，在在显示了古希腊人对智慧的看法毕竟是有道理。
然而，个人相信天理依然是存在的，一时的蒙尘，不代表没有其终于显现力量的时候。这有什么道理吗？很简单，因为无法想象生活在一个连幻想都没有的人生。这样的主观愿望，也算得上是扯淡的一种。
延伸阅读：《论扯淡》（On Bullshit），哈里·G.法兰克福著。作者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前哲学系主任。
相信许多人都有一样的感觉，随着年岁渐长，见识多了，难免会越来越怀疑天理是否还真的存在。虽然如此，且让我们暂时抛开成见，“大胆假设”正义、真理、道德等等，仍是我们孜孜矻矻追求的社会价值观。因此，当两派敌对阵营各自举起义旗，义愤填膺地互相攻讦时，文胆（或敌营称之为“文字打手”者）执笔的文告，一篇比一篇义正词严、热情洋溢，好象已方成员都摇身成了圣人，而且昨夜恰好有神仙专程送来照妖镜一面，让对方成员别有居心的丑态简直昭然若揭。
作为局外人的我们，是否能够从一盆盆的口水中看出个所以然？这当然不是件容易的事，但还是值得我们对此多加思考与关心。
只有普世性的，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绝对正义才见价值。相对真理不能算是真理，相对正义只能是伪正义。什么是相对的价值观？假如只有己方成员认同，连中立派都不以为然，那就不具普世价值，而只是相对的伪标准，摇旗呐喊得再卖力也不能改变这个事实。这种貌合神离的伪装，是解构社会价值标准的最大破坏力，应该时时保持警惕。一旦发现存心不良的伪装，假如我们还真心诚意地重视前述的社会价值观，那就必需大力谴责这种可恶行为。
古希腊人认为智慧是属于神的元素，十分神圣；人不能拥有智慧，只能期望靠近智慧。这种只能靠近而没有交集的观念，数学上称为“渐近线”。假如我们认同古希腊人对智慧的认知，那么认识真理、正义的智慧，应该也属于神的范畴，我们只期望靠渐近线更近一些，或许能够看出个什么端倪来。
这里从报章上，选两个因为新纪元学院风波而作的发言来当例子；一方一个，以示公平。例一、针对有人发电邮恐吓候任新院长，甲“否认是学生、家长及院方的所为”。例二、对于抨击叶新田是华教败家子，乙认为“幕后黑手现身了”。
甲是否曾经向所有学生、家长及院方教职员查证？并没有。乙的想象力显然更丰富了，不过兜来兜去，始终不指名道性说出谁是所谓的黑手。这两个例子在性质上是一模一样的，即发言者并不在乎内容的真假，而只希望达到误导或拉拢的意图。
说谎代表说话的人明白什么是真相，然而故意发出虚假的讯息以期达到欺骗的目的。说谎者企图引导我们偏离对真相的理解，我们并不知道他要让我们相信的讯息，其实是他已知为虚假的事情。所以，知道真相实际上是说谎的前提。
甲和乙是在说谎话吗？不见得。他们的发言，在本质上并不是为了欺骗，他们关切的只是能否起到打击对方或保护已方的目的而已，对于所说内容的真假丝毫都不在意。因此，甲、乙二位都不会有说谎后的良心不安，当然也就不会脸红。这种貌似说谎，却完全缺乏一种对真实价值的关切，就是“扯淡”的本质。假如对这个中国风味浓厚的词感到陌生，那它英文的同义词“bullshit”肯定就让人倍感亲切了。
对于这场新纪元学院的风波，伟大人物们个人看来如何，感受如何，希望事情未来的发展如何，全都是他们个人的主观愿望，绝不能够当成是什么真理。至于那些仿佛浑身充满使命感的义愤，好象是在主持公道、顺应天意、崇尚真理的装模作样，说穿了，其目的仅仅是企图操纵群众心理而已。
沿着这条认识真理的渐近线看新纪元学院的风波，不难发现真理果然距离我们很远。光天化日之下，魑魅魍魉的张牙舞爪，扯淡话语的层出不穷，在在显示了古希腊人对智慧的看法毕竟是有道理。
然而，个人相信天理依然是存在的，一时的蒙尘，不代表没有其终于显现力量的时候。这有什么道理吗？很简单，因为无法想象生活在一个连幻想都没有的人生。这样的主观愿望，也算得上是扯淡的一种。
延伸阅读：《论扯淡》（On Bullshit），哈里·G.法兰克福著。作者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前哲学系主任。
26/11/2008 《南洋商报》《南言》版
Wednesday, October 15, 2008
专栏《人生如戏》>>16/10/2008《秋天带来的一阵凉风》周嘉惠
秋天带来的一阵凉风>>>周嘉惠
不久前赴澳门参加一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办的高等教育研讨会，会中不少各国学者都对目前过于注重大专排名的现象，表达了不以为然的意见。然而，我国的高等教育部很明显还是对泰晤士报的大学排名耿耿于怀，假如不是念念不忘的话。
念念不忘也好，耿耿于怀也罢，那都是某些人的主观心情而已；这就跟他家邻居的母猫生了小猫一样，我们大可不必太在意。值得我们留心的是，那些到今时今日还惯性地忙着涂脂抹粉，硬是认为我国政府大学排名“有进步”，“值得光荣”、“令人满意”的嘴脸。对于这种悲剧性的自我感觉良好的乐观反应，已十足十说明勾践卧薪尝胆，尔后一举雪耻的故事，是不会发生在我们的国土上的。
1996年私立高等教育法令的颁布，可以视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分水岭，高校终于有了相对适当的法令来加以管制。凡是法令，总有其不同诠释的空间，更何况只是区区的高教部公函？
一些原本很单纯的事，就好比那一封高教部发给新纪元学院的回函吧，在经过“高人”的诠释之后，往往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历史上赵高硬把鹿掰成马就是著名的一例；这种强迫人选边站的举措，当然比仅仅搞清楚那只毛茸茸的动物，到底是鹿还是马更具深意。赵高颇有古希腊的智者（又称诡辩家）之风，而智者可以认为是今日律师的祖宗；往者已逝，若有意想象当年智者的风采，可参考陈水扁律师今天在台北的表现。总之，哲学家对智者感冒，主要原因在于哲学家追求真理（到底是鹿？还是马？），而智者就是要争取胜利（我看是马，你们看着办！）。
争取胜利目的何在？胜利可能会带来财富，地位，权利，或其他好处，也可能什么好处也没有，就纯粹是心术不正，存心搞破坏而已。总之作为旁观者，我们只能猜，真正原因只有当事人才清楚。当然，当事人不会告诉你真正的原因。
新纪元学院风波，可以用最俗套的剧本来演绎，来去不过就是几招套路：这件令亲者痛，仇者快的“茶杯里的风波”，应该快快把几位“德高望重”的前辈请出来调解矛盾，大家“以大局为重”，问题扫到地毯下之后就当作是“内部解决”了。各路勤王之师，在各表心迹、一饱加影名吃沙爹之后，满意地打道回府。假如届时有谁真要鞠躬下台，又屡劝不果，那就考虑封他个顾问衔头吧！
想象中的海山、义兴公司的江湖规矩，虽然已久远得教人感觉虚无缥缈，然而似乎依旧阴魂不散，在今日的华社还是有市场。独中统考不受政府承认数十年如一日，那也不必太惶恐吧？继续争取承认就是了。新纪元学院的课程认证出问题，再继续努力而已。
已经21世纪了，搞来搞去还是按照18世纪的思维，上演那“都怪你不尊重我”的婆妈戏码；一旦证据拿出来，对质场面又可以马上用蒙太奇手法转换成顾左右而言他。就算为了不侵犯韩国影片《我的野蛮女友》的知识产权，而把剧本改称《我的野蛮小甜甜》，可有什么差别吗？换汤不换药，性质不变，反正烂片还是烂片（是鹿还是马的问题，谁还关心？）。这种烂片的一再上演，只说明华社还泡在酱缸里不肯觉醒。新纪元学院风波的背后，反映的是华社的这种悲哀。
是深秋了吧？不觉得这阵风，实在有点凉咻咻的吗？
16/10/2008 《南洋商报》《南言》版
附：休息近一年后，又有机会提笔，感觉还是不错的。感谢编辑的错爱。
不久前赴澳门参加一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办的高等教育研讨会，会中不少各国学者都对目前过于注重大专排名的现象，表达了不以为然的意见。然而，我国的高等教育部很明显还是对泰晤士报的大学排名耿耿于怀，假如不是念念不忘的话。
念念不忘也好，耿耿于怀也罢，那都是某些人的主观心情而已；这就跟他家邻居的母猫生了小猫一样，我们大可不必太在意。值得我们留心的是，那些到今时今日还惯性地忙着涂脂抹粉，硬是认为我国政府大学排名“有进步”，“值得光荣”、“令人满意”的嘴脸。对于这种悲剧性的自我感觉良好的乐观反应，已十足十说明勾践卧薪尝胆，尔后一举雪耻的故事，是不会发生在我们的国土上的。
1996年私立高等教育法令的颁布，可以视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分水岭，高校终于有了相对适当的法令来加以管制。凡是法令，总有其不同诠释的空间，更何况只是区区的高教部公函？
一些原本很单纯的事，就好比那一封高教部发给新纪元学院的回函吧，在经过“高人”的诠释之后，往往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历史上赵高硬把鹿掰成马就是著名的一例；这种强迫人选边站的举措，当然比仅仅搞清楚那只毛茸茸的动物，到底是鹿还是马更具深意。赵高颇有古希腊的智者（又称诡辩家）之风，而智者可以认为是今日律师的祖宗；往者已逝，若有意想象当年智者的风采，可参考陈水扁律师今天在台北的表现。总之，哲学家对智者感冒，主要原因在于哲学家追求真理（到底是鹿？还是马？），而智者就是要争取胜利（我看是马，你们看着办！）。
争取胜利目的何在？胜利可能会带来财富，地位，权利，或其他好处，也可能什么好处也没有，就纯粹是心术不正，存心搞破坏而已。总之作为旁观者，我们只能猜，真正原因只有当事人才清楚。当然，当事人不会告诉你真正的原因。
新纪元学院风波，可以用最俗套的剧本来演绎，来去不过就是几招套路：这件令亲者痛，仇者快的“茶杯里的风波”，应该快快把几位“德高望重”的前辈请出来调解矛盾，大家“以大局为重”，问题扫到地毯下之后就当作是“内部解决”了。各路勤王之师，在各表心迹、一饱加影名吃沙爹之后，满意地打道回府。假如届时有谁真要鞠躬下台，又屡劝不果，那就考虑封他个顾问衔头吧！
想象中的海山、义兴公司的江湖规矩，虽然已久远得教人感觉虚无缥缈，然而似乎依旧阴魂不散，在今日的华社还是有市场。独中统考不受政府承认数十年如一日，那也不必太惶恐吧？继续争取承认就是了。新纪元学院的课程认证出问题，再继续努力而已。
已经21世纪了，搞来搞去还是按照18世纪的思维，上演那“都怪你不尊重我”的婆妈戏码；一旦证据拿出来，对质场面又可以马上用蒙太奇手法转换成顾左右而言他。就算为了不侵犯韩国影片《我的野蛮女友》的知识产权，而把剧本改称《我的野蛮小甜甜》，可有什么差别吗？换汤不换药，性质不变，反正烂片还是烂片（是鹿还是马的问题，谁还关心？）。这种烂片的一再上演，只说明华社还泡在酱缸里不肯觉醒。新纪元学院风波的背后，反映的是华社的这种悲哀。
是深秋了吧？不觉得这阵风，实在有点凉咻咻的吗？
16/10/2008 《南洋商报》《南言》版
附：休息近一年后，又有机会提笔，感觉还是不错的。感谢编辑的错爱。
Sunday, July 20, 2008
Saturday, June 21, 2008
“看不见的手”应该被看见的部分>>周嘉惠
“看不见的手”应该被看见的部分>>>周嘉惠
亚当斯密理论中那只著名的“看不见的手”，是所有受过高等教育，或任何有基础学术修养的人都耳熟能详的。不过，在今天要找到一个老老实实看过《国富论》的人恐怕不易，而亚当斯密的另一本著作《道德情操论》更是不为一般人所知。“看不见的手”在以讹传讹的过程中，仿佛成了一只无所不能的手，这跟文本是有所出入的。这里希望对“看不见的手”原初的背景作一粗浅介绍，以还原亚当斯密的意见。
《国富论》里其中一个最经典的例子，很好地说明了“看不见的手”如何在人的自私本性之下，同时造成利己与利他的结局：“不是从屠夫、酿酒师和面包师的恩惠，我们期望得到自己的饭食，而是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是向他们乞求仁慈，而是诉诸他们的自利之心，从来不是向他们谈自己的需要，而只是谈他们的好处。”
亚当斯密认为，正是因为人类喜欢交换的天性，加上双方都有的自私打算，最终促成了交易，并推动了市场经济。虽然交易的动机都是利己的，但经过“看不见的手”的协调，即使动机是自私的，最终也会带来既利己又利他的“双赢”结果，谁也没吃亏。
这种出自利己的盘算，完全无意于促进公共利益，但却常常能实际地促进社会的利益，比有意这样去做更加有效。亚当斯密把这种当事人原本无意图、“不小心”成就的贡献，归结为受到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引导；用文本上的说法，那是神（providence）的意志的自然展开，成了人类在其指引下，对事物的赏罚、分配进行了某种程度的修正，否则大自然自身终究还是会作出同样的分配决定的。换言之，个人是没有必要以公共效用作为有意识追求的目标的。对于这一点，相信社会上为理想奋斗的各路“斗士”们一定会感到十分难以认同。
在亚当斯密的观念里，个人的德行与社会和谐的直接关系不大，因为“看不见的手”最终将会把自私的富人在满足其个人欲望的行为过程，转化为让许多穷人共同分享经营成果的机会。亚当斯密天真地以为通过自由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的调节，结果总会走向社会和谐，而李嘉图就曾经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提出两个“看不见的手”失效的例子加以反驳；皆大欢喜的“双赢”情况不是不可能发生，但更多时候在现实中出现的，却是“一方完全蒙受损失，而另一方则完全获得利益”的局面。
“看不见的手”在上述两本亚当斯密的著作里只各出现过一次，而且，跟后世经济学课本上那只能够自行决定物价的神奇之手，虽然其中渊源密切自是不在话下，但又很明显并不完全是同一回事。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更接近其书中诸如至高无上的主宰、宇宙的主宰、至高无上的引路人、仁慈的上苍，以及其他类似的表达，神学意味是很强烈的。亚当斯密对宗教说不上虔诚，但他成长、生活的环境无可否认是深受基督教文化影响的。从这个角度切入来看待“看不见的手”，应该能够更贴切地理解亚当斯密对人对事的乐观与信心。
与此同时，亚当斯密也是苏格兰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启蒙运动的重要特色在于打破圣俗分界的中世纪教义施加于人性的无形枷锁，它要还给现实的人以自由、自主、自制的基本权利；要证明即使没有神的律令，人类也能够形成社会，并且实现进步的愿望。在这个时期，人的精神层面就整体而论，是积极、乐观、向上的；在摆脱了中世纪的各种束缚后，大家都感受到前途一片光明，正是大展身手的好时机。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亚当斯密虽然对人的黑暗面有透彻的观察，却还是在著作中处处流露出乐观的讯息；事实上作为启蒙时代的重要思想家，他始终都对人性抱持着一种时代的信任。
在17世纪末的英国，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正在崛起，一种论述人类行为的新理论开始出现，并断言自私、以自我为中心的动机如果不是促使人类采取行动的唯一动机，也必是主要动机。这是一种新的个人主义哲学，也是亚当斯密的观点，不过他同时用“看不见的手”赋予自私行为一种功利的意义。
假如有兴趣阅读亚当斯密的著作，中文译本有好几种：2007年由吕宏波、杨江涛翻译的九州出版社版本《道德情操论》，以及2001年杨敬年翻译的陕西人民出版社版本《国富论》都是不错的选择。商务印书馆也出版过亚当斯密的演讲录及通信集，而浙江大学罗卫东教授写的《情感 秩序 美德：亚当·斯密的伦理学世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则是一本很有份量的参考书。
21/6/2008 《星洲日报》《言路》版
附：这是原版。马来西亚的华文报章，或者说评论版的编辑，似乎都假设了本国人民都发过毒誓不看书，所以最后一段整段被删。
亚当斯密理论中那只著名的“看不见的手”，是所有受过高等教育，或任何有基础学术修养的人都耳熟能详的。不过，在今天要找到一个老老实实看过《国富论》的人恐怕不易，而亚当斯密的另一本著作《道德情操论》更是不为一般人所知。“看不见的手”在以讹传讹的过程中，仿佛成了一只无所不能的手，这跟文本是有所出入的。这里希望对“看不见的手”原初的背景作一粗浅介绍，以还原亚当斯密的意见。
《国富论》里其中一个最经典的例子，很好地说明了“看不见的手”如何在人的自私本性之下，同时造成利己与利他的结局：“不是从屠夫、酿酒师和面包师的恩惠，我们期望得到自己的饭食，而是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是向他们乞求仁慈，而是诉诸他们的自利之心，从来不是向他们谈自己的需要，而只是谈他们的好处。”
亚当斯密认为，正是因为人类喜欢交换的天性，加上双方都有的自私打算，最终促成了交易，并推动了市场经济。虽然交易的动机都是利己的，但经过“看不见的手”的协调，即使动机是自私的，最终也会带来既利己又利他的“双赢”结果，谁也没吃亏。
这种出自利己的盘算，完全无意于促进公共利益，但却常常能实际地促进社会的利益，比有意这样去做更加有效。亚当斯密把这种当事人原本无意图、“不小心”成就的贡献，归结为受到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引导；用文本上的说法，那是神（providence）的意志的自然展开，成了人类在其指引下，对事物的赏罚、分配进行了某种程度的修正，否则大自然自身终究还是会作出同样的分配决定的。换言之，个人是没有必要以公共效用作为有意识追求的目标的。对于这一点，相信社会上为理想奋斗的各路“斗士”们一定会感到十分难以认同。
在亚当斯密的观念里，个人的德行与社会和谐的直接关系不大，因为“看不见的手”最终将会把自私的富人在满足其个人欲望的行为过程，转化为让许多穷人共同分享经营成果的机会。亚当斯密天真地以为通过自由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的调节，结果总会走向社会和谐，而李嘉图就曾经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提出两个“看不见的手”失效的例子加以反驳；皆大欢喜的“双赢”情况不是不可能发生，但更多时候在现实中出现的，却是“一方完全蒙受损失，而另一方则完全获得利益”的局面。
“看不见的手”在上述两本亚当斯密的著作里只各出现过一次，而且，跟后世经济学课本上那只能够自行决定物价的神奇之手，虽然其中渊源密切自是不在话下，但又很明显并不完全是同一回事。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更接近其书中诸如至高无上的主宰、宇宙的主宰、至高无上的引路人、仁慈的上苍，以及其他类似的表达，神学意味是很强烈的。亚当斯密对宗教说不上虔诚，但他成长、生活的环境无可否认是深受基督教文化影响的。从这个角度切入来看待“看不见的手”，应该能够更贴切地理解亚当斯密对人对事的乐观与信心。
与此同时，亚当斯密也是苏格兰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启蒙运动的重要特色在于打破圣俗分界的中世纪教义施加于人性的无形枷锁，它要还给现实的人以自由、自主、自制的基本权利；要证明即使没有神的律令，人类也能够形成社会，并且实现进步的愿望。在这个时期，人的精神层面就整体而论，是积极、乐观、向上的；在摆脱了中世纪的各种束缚后，大家都感受到前途一片光明，正是大展身手的好时机。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亚当斯密虽然对人的黑暗面有透彻的观察，却还是在著作中处处流露出乐观的讯息；事实上作为启蒙时代的重要思想家，他始终都对人性抱持着一种时代的信任。
在17世纪末的英国，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正在崛起，一种论述人类行为的新理论开始出现，并断言自私、以自我为中心的动机如果不是促使人类采取行动的唯一动机，也必是主要动机。这是一种新的个人主义哲学，也是亚当斯密的观点，不过他同时用“看不见的手”赋予自私行为一种功利的意义。
假如有兴趣阅读亚当斯密的著作，中文译本有好几种：2007年由吕宏波、杨江涛翻译的九州出版社版本《道德情操论》，以及2001年杨敬年翻译的陕西人民出版社版本《国富论》都是不错的选择。商务印书馆也出版过亚当斯密的演讲录及通信集，而浙江大学罗卫东教授写的《情感 秩序 美德：亚当·斯密的伦理学世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则是一本很有份量的参考书。
21/6/2008 《星洲日报》《言路》版
附：这是原版。马来西亚的华文报章，或者说评论版的编辑，似乎都假设了本国人民都发过毒誓不看书，所以最后一段整段被删。
Friday, March 14, 2008
Wednesday, March 12, 2008
讓國人最爽的Malaysia 極品笑話?
A note to non-Malaysian readers: Pak Lah is Prime Minister, Najib is Deputy Prime Minister, and Samy Vellu is the most hated ex-cabinet minister.
１、Sami Vellu 希望提高自己的聲望，想要發行一款有自己肖像的郵票..... 發行過了一個多月之後，Sami Vellu 想要問看看視察看看銷路如何..... Sami Vellu ： '銷售情形怎麼樣？' 郵政總局局長：'還算不錯，只不過常常有人抱怨黏不牢！ Sami Vellu ： '怎麼會呢？' Sami Vellu 隨手拿了一張郵票，塗了一點口水在郵票 背面，便試貼在信封上 .... Sami Vellu ：' 這樣不是黏得很緊嗎？' 郵政總局局長： '可是......大家....都把口水吐在正面啊 ......'
2、深夜，Najib 去買宵夜，結果在路上遇到搶匪 … 搶匪拿著槍指著 Najib 說：' 把身上的錢交出來！' Najib 勃然大怒說：'你這什麼態度？我可是堂堂Deputy Prime Minister 耶！' 搶匪：'喔，那……把我的錢還來。 '
3、某天，Prime Minister 、Parliment members...等大官一起參加一個會議，結果 發生連環車禍，送至醫院急救，記者們聞風趕至醫院.... 稍久，醫生出來了，記者忙著問'醫生！醫生！Prime Minister 有救嗎？' 醫生沮喪的搖搖頭說：'唉 ..Prime Minister 沒救了...' 記者又問：'醫生！醫生！Najib 有救嗎？' 醫生又沮喪的搖搖頭說：'唉 ...也沒救了...' 記者就問：'那 ...到底誰有救？' 醫生精神一振說： 'Malaysia 有救了！'
4、有一天Sami Vellu 往某家精神病院視察，所有的病人都站在走廊上高聲歡呼， Sami Vellu 萬歲！Sami Vellu 萬歲！ 只有一名病人面無表情，對Sami Vellu 不理不睬。 Sami Vellu 看到了，問院長說：'那位病人為什麼不對我歡呼呢？' 院長：'因為他今天精神非常正常。'
5、一輛競選車載著Sami Vellu 競選團隊開到鄉村去造勢，不幸在山間小路上翻車。 正在農田作活的老農民看見這情景，就趕到出事地點，可是車上的人都死光了。 于是他挖了一個土坑，把幾個政客都埋了。 過了幾天，負責事故勘察的警察找到那個老農民，問他那幾個政客到哪里去了，老農 民說己經埋了。 警察趕緊追問：'他們都死了嗎？ ' 老農回答說：'嗯…，我看到Sami Vellu 在我埋他的時候大叫說他還沒死。' 警察說：'那你怎麼也把他埋了？' 老農說：'你知道的嘛? 這個Sami Vellu 從不說實話。
１、Sami Vellu 希望提高自己的聲望，想要發行一款有自己肖像的郵票..... 發行過了一個多月之後，Sami Vellu 想要問看看視察看看銷路如何..... Sami Vellu ： '銷售情形怎麼樣？' 郵政總局局長：'還算不錯，只不過常常有人抱怨黏不牢！ Sami Vellu ： '怎麼會呢？' Sami Vellu 隨手拿了一張郵票，塗了一點口水在郵票 背面，便試貼在信封上 .... Sami Vellu ：' 這樣不是黏得很緊嗎？' 郵政總局局長： '可是......大家....都把口水吐在正面啊 ......'
2、深夜，Najib 去買宵夜，結果在路上遇到搶匪 … 搶匪拿著槍指著 Najib 說：' 把身上的錢交出來！' Najib 勃然大怒說：'你這什麼態度？我可是堂堂Deputy Prime Minister 耶！' 搶匪：'喔，那……把我的錢還來。 '
3、某天，Prime Minister 、Parliment members...等大官一起參加一個會議，結果 發生連環車禍，送至醫院急救，記者們聞風趕至醫院.... 稍久，醫生出來了，記者忙著問'醫生！醫生！Prime Minister 有救嗎？' 醫生沮喪的搖搖頭說：'唉 ..Prime Minister 沒救了...' 記者又問：'醫生！醫生！Najib 有救嗎？' 醫生又沮喪的搖搖頭說：'唉 ...也沒救了...' 記者就問：'那 ...到底誰有救？' 醫生精神一振說： 'Malaysia 有救了！'
4、有一天Sami Vellu 往某家精神病院視察，所有的病人都站在走廊上高聲歡呼， Sami Vellu 萬歲！Sami Vellu 萬歲！ 只有一名病人面無表情，對Sami Vellu 不理不睬。 Sami Vellu 看到了，問院長說：'那位病人為什麼不對我歡呼呢？' 院長：'因為他今天精神非常正常。'
5、一輛競選車載著Sami Vellu 競選團隊開到鄉村去造勢，不幸在山間小路上翻車。 正在農田作活的老農民看見這情景，就趕到出事地點，可是車上的人都死光了。 于是他挖了一個土坑，把幾個政客都埋了。 過了幾天，負責事故勘察的警察找到那個老農民，問他那幾個政客到哪里去了，老農 民說己經埋了。 警察趕緊追問：'他們都死了嗎？ ' 老農回答說：'嗯…，我看到Sami Vellu 在我埋他的時候大叫說他還沒死。' 警察說：'那你怎麼也把他埋了？' 老農說：'你知道的嘛? 這個Sami Vellu 從不說實話。
Monday, March 10, 2008
献给所有在12届全国大选中箭落马的“前高官”
其实不想走>>>周华健
你总是说我在
这样孤单时候
才会想与你联络
然而谈的情
说的爱不够
说来就来 说走就走
怎么会不懂我
怎么会不知道
女人的心是脆弱
寂寞不是我
不能够忍受
只是每一天
我想你太多
其实不想走
其实我想留
留下来陪你每个春夏秋冬
你要相信我
再不用多久
我要你和我今生一起度过
其实不想走
其实我想留
留下来陪你每个春夏秋冬
你要相信我
再不用多久
我要你和我今生一起度过
(music)
怎么会不懂我
怎么会不知道
女人的心是脆弱
寂寞不是我
不能够忍受
只是每一天
我想你太多
其实不想走
其实我想留
留下来陪你每个春夏秋冬
你要相信我
再不用多久
我要你和我今生一起度过
其实不想走
其实我想留
留下来陪你每个春夏秋冬
你要相信我
再不用多久
我要你和我今生一起度过
(music)
(END)
试听请按：
http://www.qishi.com/m/13093.htm
你总是说我在
这样孤单时候
才会想与你联络
然而谈的情
说的爱不够
说来就来 说走就走
怎么会不懂我
怎么会不知道
女人的心是脆弱
寂寞不是我
不能够忍受
只是每一天
我想你太多
其实不想走
其实我想留
留下来陪你每个春夏秋冬
你要相信我
再不用多久
我要你和我今生一起度过
其实不想走
其实我想留
留下来陪你每个春夏秋冬
你要相信我
再不用多久
我要你和我今生一起度过
(music)
怎么会不懂我
怎么会不知道
女人的心是脆弱
寂寞不是我
不能够忍受
只是每一天
我想你太多
其实不想走
其实我想留
留下来陪你每个春夏秋冬
你要相信我
再不用多久
我要你和我今生一起度过
其实不想走
其实我想留
留下来陪你每个春夏秋冬
你要相信我
再不用多久
我要你和我今生一起度过
(music)
(END)
试听请按：
http://www.qishi.com/m/13093.htm
Sunday, March 09, 2008
Election jokes: Enjoy some humour>> Malaysiakini (March 08, 2008)
Here are several jokes collected by our staff. Readers are welcomed to send in election jokes to editor@malaysiakini.com
(1) Barisan has announced that its new national symbol is the Condom, because it accurately reflects the government stance. A condom allows for inflation, halts production, destroys the next generation, protects a bunch of pricks and gives us a sense of security while we're actually being screwed!
(2) Pak Lah and Samy Vellu were in a helicopter looking down Kuala Lumpur. Pak Lah said, "Samy, if I throw two RM100 notes down, two people will be happy."
Not wanting to be outdone, Samy said, "If I throw 200 RM1 notes, 200 people will be happy."
The pilot heard the conversation and said, "If I throw the two of you down, 27 million Malaysians will be happy."
(3) Three guys were arguing as to what race Adam and Eve were. The Malay guy said they must be Malay as they are so good looking. The Chinese guy said that they must be Chinese as they are so calm even with a snake.
The Indian guy said that they must be Malaysian-Indian as they have no shelter, no clothes, no money, share one apple, advised by a snake who told them that they are living in paradise!
(4) Pak Lah, Najib, Shahrizat and Anwar were sitting in a KTM train heading up to Penang for campaigning. Near Ipoh, the train goes through a tunnel and it gets completely dark.
Suddenly there is a kissing sound and then a slap!
The train comes out of the tunnel. Shahrizat and Pak Lah are sitting there looking perplexed.
Najib is bent over holding his face, which is red from an apparent slap.
All of them remain diplomatic and nobody says anything.
Pak Lah is thinking: "These guys are all crazy after Shahrizat. Najib must have tried to kiss her in the tunnel. Very proper that she slapped him."
Shahrizat is thinking: "Najib must have moved to kiss me, but kissed Pak Lah instead and got slapped."
Najib is thinking: "Damn it, Pak Lah must have tried to kiss Shahrizat, she thought it was me and slapped me instead."
Anwar is thinking: "If this train goes through another tunnel, I could make another kissing sound and slap Najib again."
(5) Barisan wins the election. To celebrate, they decide to send more angkasawan to space. Najib calls together a group of Umnoputra cosmonauts.
Saudara saudara sekalian, we successfully sent our man Muzaffar to space using tax payers' money the last time. Since we have more than enough tax payers' money, the Cabinet has decided that you will all now fly to the sun. But Datuk, we will be burnt to crisp. Jangan takut, the Barisan government has thought of everything ... you will fly at night!
(6) Today's election brings to mind the old Northern Ireland election slogan - "VOTE EARLY AND VOTE OFTEN"
(7) A priest is dying in a church. Before he dies, he asked for Pak La La La Lah and Khai Ri Ri Riry to be beside his deathbed. Both of them were excited at this opportunity because they thought it would be good for their image with the elections right around the corner.
At the priest's deathbed, they asked, "Father, why did you ask us to be with you on your deathbed?"The priest replied, "Because I wanted to die like Jesus Christ. He died between two thieves, and I wanted to do the same."
(1) Barisan has announced that its new national symbol is the Condom, because it accurately reflects the government stance. A condom allows for inflation, halts production, destroys the next generation, protects a bunch of pricks and gives us a sense of security while we're actually being screwed!
(2) Pak Lah and Samy Vellu were in a helicopter looking down Kuala Lumpur. Pak Lah said, "Samy, if I throw two RM100 notes down, two people will be happy."
Not wanting to be outdone, Samy said, "If I throw 200 RM1 notes, 200 people will be happy."
The pilot heard the conversation and said, "If I throw the two of you down, 27 million Malaysians will be happy."
(3) Three guys were arguing as to what race Adam and Eve were. The Malay guy said they must be Malay as they are so good looking. The Chinese guy said that they must be Chinese as they are so calm even with a snake.
The Indian guy said that they must be Malaysian-Indian as they have no shelter, no clothes, no money, share one apple, advised by a snake who told them that they are living in paradise!
(4) Pak Lah, Najib, Shahrizat and Anwar were sitting in a KTM train heading up to Penang for campaigning. Near Ipoh, the train goes through a tunnel and it gets completely dark.
Suddenly there is a kissing sound and then a slap!
The train comes out of the tunnel. Shahrizat and Pak Lah are sitting there looking perplexed.
Najib is bent over holding his face, which is red from an apparent slap.
All of them remain diplomatic and nobody says anything.
Pak Lah is thinking: "These guys are all crazy after Shahrizat. Najib must have tried to kiss her in the tunnel. Very proper that she slapped him."
Shahrizat is thinking: "Najib must have moved to kiss me, but kissed Pak Lah instead and got slapped."
Najib is thinking: "Damn it, Pak Lah must have tried to kiss Shahrizat, she thought it was me and slapped me instead."
Anwar is thinking: "If this train goes through another tunnel, I could make another kissing sound and slap Najib again."
(5) Barisan wins the election. To celebrate, they decide to send more angkasawan to space. Najib calls together a group of Umnoputra cosmonauts.
Saudara saudara sekalian, we successfully sent our man Muzaffar to space using tax payers' money the last time. Since we have more than enough tax payers' money, the Cabinet has decided that you will all now fly to the sun. But Datuk, we will be burnt to crisp. Jangan takut, the Barisan government has thought of everything ... you will fly at night!
(6) Today's election brings to mind the old Northern Ireland election slogan - "VOTE EARLY AND VOTE OFTEN"
(7) A priest is dying in a church. Before he dies, he asked for Pak La La La Lah and Khai Ri Ri Riry to be beside his deathbed. Both of them were excited at this opportunity because they thought it would be good for their image with the elections right around the corner.
At the priest's deathbed, they asked, "Father, why did you ask us to be with you on your deathbed?"The priest replied, "Because I wanted to die like Jesus Christ. He died between two thieves, and I wanted to do the same."
国家的新希望
昨天的第12届全国大选，成绩出乎大家的意料之外。
从投票刹那的复仇快感，到凌晨3点为止成绩揭晓的欣慰，其实这一刻我们已经等了50年。
晚间在正式成绩尚未出炉时，国大党主席落马的消息已经“好事传千里”。晚宴中主持人特别加插的“选举快讯”，引来全场的鼓掌。从海外归来的游客，平时不苟言笑的海关人员，也耐不住向大家“报喜”。
这是三大种族联手向国阵政府说“受够了！”的声音。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下一届就让国阵不过半，扫地出门。
还没登记为选民的朋友，别再拖了。一生之中，不会有太多次让你创造历史的机会。
从投票刹那的复仇快感，到凌晨3点为止成绩揭晓的欣慰，其实这一刻我们已经等了50年。
晚间在正式成绩尚未出炉时，国大党主席落马的消息已经“好事传千里”。晚宴中主持人特别加插的“选举快讯”，引来全场的鼓掌。从海外归来的游客，平时不苟言笑的海关人员，也耐不住向大家“报喜”。
这是三大种族联手向国阵政府说“受够了！”的声音。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下一届就让国阵不过半，扫地出门。
还没登记为选民的朋友，别再拖了。一生之中，不会有太多次让你创造历史的机会。
Thank you Malaysians, wherever you are >>Raja Petra
Thank you Malaysians, for having the confidence to opt for change.
~
Thank you Malaysians, for grabbing back power and handing it back to the people.
~
Thank you Malaysians, for giving back Malaysia its future.
~
Thank you Malaysians, for believing that your one vote can make a difference.
~
Thank you Malaysians, for ensuring that my grandchildren will have something to look forward to.
09 March 2008 Malaysia Today
~
Thank you Malaysians, for grabbing back power and handing it back to the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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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Malaysians, for giving back Malaysia its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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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Malaysians, for believing that your one vote can make a dif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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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Malaysians, for ensuring that my grandchildren will have something to look forward to.
09 March 2008 Malaysia Today
Friday, March 07, 2008
用生活感受为政府打分>>周嘉惠
用生活感受为政府打分>>>周嘉惠
人是一种喜欢群居，但又不见得十分合群的动物。亚里斯多德所谓的“政治”，实际上可说即是这种集体生活的体现。
当我们的祖先还以狩猎、游牧的方式生活时，他们能够很容易满足于酋长的统治。在人类进化到农业社会阶段后，大家开始觉得事情有点复杂了，需要有专人来处理，于是我们有了政府。
对于政府的职责有许多不同的说法，其中亚当斯密的主张可以作为一个参考；他认为政府的职能只有三种：（1）国家防卫，（2）执行司法行政，（3）维持公共工程。
当然，这些职能都是以替全体人民服务为唯一依归的。
我们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充满着仁慈与正义氛围的和谐社会中。但是，现实毕竟不会按照我们的主观愿望而自然形成。人无完人，主要就是因为缺乏智慧与美德之故。各种光怪陆离的社会现象只是真实地反映了这个现实而已。
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里就说了，“ 所有的政府都只不过是对智慧和美德缺乏的不完美的补救”。假如排除了上述的实用功能，从另一个角度切入，这或许可以视为政府存在的道德意义。亚当斯密还说，“坏政府的悲惨结果只是由于它没有有效地防止人类的邪恶所导致的危害”。
既然人无完人，自然也就不能奢求由人组成的政府完美。不完美是理所当然的，重点是它的不完美程度，是否仍在我们可以容忍的范围内？选举制度让我们有机会为政府打这个分数，看看我们委托的政府是否在约定的期间，尽到责任，让大家觉得生活是（1）安全的、（2）公正且有效率的、（3）方便的。
从道德角度来考虑的话，这个政府是补救了，还是加剧了人类社会因为缺乏智慧和美德的不完美？它是否有效地阻止了人类的邪恶对我们生活所导致的危害？我们幻想的那充满着仁慈与正义氛围的和谐社会，是更接近了？还是更遥远了？
我们都生活在这个国家，大家对生活的个人感觉都是鲜活的。我们完全不需要任何宣传口号，生活本身就是最真实的感受。
让生活作为我们3月8号投票的指引。
08/03/2008 《南洋商报》《言论》版
附：这是原版。
人是一种喜欢群居，但又不见得十分合群的动物。亚里斯多德所谓的“政治”，实际上可说即是这种集体生活的体现。
当我们的祖先还以狩猎、游牧的方式生活时，他们能够很容易满足于酋长的统治。在人类进化到农业社会阶段后，大家开始觉得事情有点复杂了，需要有专人来处理，于是我们有了政府。
对于政府的职责有许多不同的说法，其中亚当斯密的主张可以作为一个参考；他认为政府的职能只有三种：（1）国家防卫，（2）执行司法行政，（3）维持公共工程。
当然，这些职能都是以替全体人民服务为唯一依归的。
我们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充满着仁慈与正义氛围的和谐社会中。但是，现实毕竟不会按照我们的主观愿望而自然形成。人无完人，主要就是因为缺乏智慧与美德之故。各种光怪陆离的社会现象只是真实地反映了这个现实而已。
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里就说了，“ 所有的政府都只不过是对智慧和美德缺乏的不完美的补救”。假如排除了上述的实用功能，从另一个角度切入，这或许可以视为政府存在的道德意义。亚当斯密还说，“坏政府的悲惨结果只是由于它没有有效地防止人类的邪恶所导致的危害”。
既然人无完人，自然也就不能奢求由人组成的政府完美。不完美是理所当然的，重点是它的不完美程度，是否仍在我们可以容忍的范围内？选举制度让我们有机会为政府打这个分数，看看我们委托的政府是否在约定的期间，尽到责任，让大家觉得生活是（1）安全的、（2）公正且有效率的、（3）方便的。
从道德角度来考虑的话，这个政府是补救了，还是加剧了人类社会因为缺乏智慧和美德的不完美？它是否有效地阻止了人类的邪恶对我们生活所导致的危害？我们幻想的那充满着仁慈与正义氛围的和谐社会，是更接近了？还是更遥远了？
我们都生活在这个国家，大家对生活的个人感觉都是鲜活的。我们完全不需要任何宣传口号，生活本身就是最真实的感受。
让生活作为我们3月8号投票的指引。
08/03/2008 《南洋商报》《言论》版
附：这是原版。
Thursday, March 06, 2008
Wednesday, March 05, 2008
我心不爽系列之三：马华争取到2300份JPA奖学金！太无耻！>>周嘉惠
Click Image to Enlarge 在马来西亚，军警的子女、中央医院医疗职员的子女，都是JPA（公共服务局）奖学金的当然“得奖人”，只要成绩不是太离谱。
～
虽然华人不热衷于加入军警或中央医院服务，但不表示完全绝迹，他们的子女肯定是这2300中之一。当然，别忘了“非土著”还包括了印度同胞。
～
扣除这些华裔、印度裔军警、医生的子女，还有其他的“非土著”得到JPA奖学金吗？有的，我们说话一定要凭良心。本人甚至有幸还见过一名，而且家庭背景跟马华完全扯不上关系。
～
没关系，就算这都是马华“争取”来的功劳好了，总共有几名？最保守估计，一半好不好？1150人。
～
请问马华各位“在朝中为我们做事”的头头们，土著得到JPA奖学金的有几位同学？
～
真的不曾像在看到这张宣传后，这么以身为与马华同一族群的华人为耻的。
Monday, March 03, 2008
我心不爽系列之二：纯粹混蛋？还是纯种笨蛋？以韩春锦为例>>周嘉惠
在野党跟执政党的职责有什么不同？马华的韩春锦知道吗？基于我们不是他肚里的蛔虫，这一点我们实在不好说。
~
韩春锦说行动党是“不会下蛋的公鸡”，对华教没有贡献。作为一个在野党，行动党能够有怎么样的贡献？建立华小吗？拨款给独中吗？那些是执政党的职责啊！大人！
~
韩春锦不懂这些道理吗？我不知道。他的“不懂”，我倒真想知道，是因为他是纯粹混蛋？还是纯种笨蛋？
~
我猜想，你们也会有兴趣知道这个“真相”。
~
韩春锦说行动党是“不会下蛋的公鸡”，对华教没有贡献。作为一个在野党，行动党能够有怎么样的贡献？建立华小吗？拨款给独中吗？那些是执政党的职责啊！大人！
~
韩春锦不懂这些道理吗？我不知道。他的“不懂”，我倒真想知道，是因为他是纯粹混蛋？还是纯种笨蛋？
~
我猜想，你们也会有兴趣知道这个“真相”。
选举制度的根本目的>>周嘉惠
选举制度的根本目的>>>周嘉惠
任何头脑清醒的人，都不得不承认，人性中存在着种种缺陷，其实人是不完美的。那么，任何一个由不完美的人组织起来的团体，也就必然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陷，因此也是不完美的。负负得正在算数来说是没问题的，但在现实中的两个“错”，绝大多数时候并不会导致一个“对”的结局。
政府是由人组织起来的团体的一种，除非亚里斯多德的三段论在这里突然失灵，否则我们可能得到的唯一结论就是：政府不是完美的。
我想，至少我们先辈的头脑还是清醒的；他们并不认为自己完美，也从不认为政府完美，所以一早就为我们设下了选举制度。选举制度的根本目的是为那些不完美的人民代议士、乃至政府发出“下车证”，再给另一队代表发出“上车证”。就算是在两颗烂苹果中挑一个比较不那么碍眼的，终究还是必须淘汰其中一颗，而这一颗被选中的幸运苹果，完全不必要是原本就摆在台面上水晶盘中的那一颗。
政坛上的乩童不是一直都在警告大家吗？没了他们，邪恶的魔鬼马上就要再现，我们的“成就” 真是太令恶魔妒嫉了啊！没了他们，我们该怎么跟神明对话呢？与神明失去联络，还不算是世界末日吗？天啊！这可怎么办呐？
在李登辉时代以前的台湾，恐怕老百姓心目中都死心塌地的认为凡总统都规定要姓蒋。后来发现，不见得啊！
哎哟！世界末日哪有这么轻易说来就来的？你还真以为上帝的大名叫“樱樱美代子”吗？
五十岁的马来西亚，难道还要继续被一些临时演员的蹩脚小动作、没有逻辑的胡言乱语逗得团团转吗？希望两篇在《言论》版发表的拙作《派糖果行为的诠释》（2月14日）、《变质话语的检验》（2月22日）能够帮助大家区分“政客”和“政治家”。
选举制度肯定不是为了表演一出《看！我真的很受人爱戴！》，或《看！他们玩臭！》的大戏给外国人欣赏而已。可是台上的演员显然过于投入，早已被自己编的剧情感动得忘了还有我们这一批观众的存在。难道你不觉得，自己权益、感受的长期被忽略？难道你不觉得，自己早被“虚化”了吗？假如不是这样的话，为什么这些尊贵的演员不是天天，或至少常常来向我们嘘寒问暖？而总是隔个几年才关心一次？当然这年头大家都很忙，可是他们到底是为什么忙？为谁忙？最近为什么又突然这么闲？
还是那句老话，大家自己好好思考一下，手上的那张选票到底有什么意义？这锅汤该怎么煮，你没有绝对的决定权，但部分的建议权还是有的。你当然可以为了演员很“靓仔”、因为他是你家表姐的姑妈的三舅公邻居的干儿子，或根据其他任何利益、判断或幻想，来决定你个人今回的食谱。不过，请别忘了，你本身也是汤料之一，这自作自受的后果绝对跑不掉。
是了，最后提一句，取其福建方言谐音，“樱樱美代子”就是“闲闲没事干”的意思。假如你相信有上帝存在，其实我猜想上帝应该是很忙的，出真字都来不及了，哪有时间来搞什么世界末日的大型演出？你说是吗？
想一想，选举到底是为了什么？3月8号之前再多想一想。
04/03/2008 《南洋商报》《言论》版
附：这是原版。
任何头脑清醒的人，都不得不承认，人性中存在着种种缺陷，其实人是不完美的。那么，任何一个由不完美的人组织起来的团体，也就必然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陷，因此也是不完美的。负负得正在算数来说是没问题的，但在现实中的两个“错”，绝大多数时候并不会导致一个“对”的结局。
政府是由人组织起来的团体的一种，除非亚里斯多德的三段论在这里突然失灵，否则我们可能得到的唯一结论就是：政府不是完美的。
我想，至少我们先辈的头脑还是清醒的；他们并不认为自己完美，也从不认为政府完美，所以一早就为我们设下了选举制度。选举制度的根本目的是为那些不完美的人民代议士、乃至政府发出“下车证”，再给另一队代表发出“上车证”。就算是在两颗烂苹果中挑一个比较不那么碍眼的，终究还是必须淘汰其中一颗，而这一颗被选中的幸运苹果，完全不必要是原本就摆在台面上水晶盘中的那一颗。
政坛上的乩童不是一直都在警告大家吗？没了他们，邪恶的魔鬼马上就要再现，我们的“成就” 真是太令恶魔妒嫉了啊！没了他们，我们该怎么跟神明对话呢？与神明失去联络，还不算是世界末日吗？天啊！这可怎么办呐？
在李登辉时代以前的台湾，恐怕老百姓心目中都死心塌地的认为凡总统都规定要姓蒋。后来发现，不见得啊！
哎哟！世界末日哪有这么轻易说来就来的？你还真以为上帝的大名叫“樱樱美代子”吗？
五十岁的马来西亚，难道还要继续被一些临时演员的蹩脚小动作、没有逻辑的胡言乱语逗得团团转吗？希望两篇在《言论》版发表的拙作《派糖果行为的诠释》（2月14日）、《变质话语的检验》（2月22日）能够帮助大家区分“政客”和“政治家”。
选举制度肯定不是为了表演一出《看！我真的很受人爱戴！》，或《看！他们玩臭！》的大戏给外国人欣赏而已。可是台上的演员显然过于投入，早已被自己编的剧情感动得忘了还有我们这一批观众的存在。难道你不觉得，自己权益、感受的长期被忽略？难道你不觉得，自己早被“虚化”了吗？假如不是这样的话，为什么这些尊贵的演员不是天天，或至少常常来向我们嘘寒问暖？而总是隔个几年才关心一次？当然这年头大家都很忙，可是他们到底是为什么忙？为谁忙？最近为什么又突然这么闲？
还是那句老话，大家自己好好思考一下，手上的那张选票到底有什么意义？这锅汤该怎么煮，你没有绝对的决定权，但部分的建议权还是有的。你当然可以为了演员很“靓仔”、因为他是你家表姐的姑妈的三舅公邻居的干儿子，或根据其他任何利益、判断或幻想，来决定你个人今回的食谱。不过，请别忘了，你本身也是汤料之一，这自作自受的后果绝对跑不掉。
是了，最后提一句，取其福建方言谐音，“樱樱美代子”就是“闲闲没事干”的意思。假如你相信有上帝存在，其实我猜想上帝应该是很忙的，出真字都来不及了，哪有时间来搞什么世界末日的大型演出？你说是吗？
想一想，选举到底是为了什么？3月8号之前再多想一想。
04/03/2008 《南洋商报》《言论》版
附：这是原版。
Sunday, March 02, 2008
我心不爽系列之一：这个不要脸的林祥才！>>周嘉惠
马华候选人林祥才不明白为什么他拿缅甸跟马来西亚比较会引起听众的喝倒彩，缅甸比我国更早独立却各方面都不如我们。言下之意，自是要大家“感恩”，要“惜福”，要投国阵一票。
～
同是英联邦国家，而且距离更近，为什么不拿新加坡作比较？新加坡比我国更晚从英国取得独立，看看人家现在是什么成就！
～
这个不要脸的林祥才还认为听众在他演讲时喝倒彩的表现“十分不礼貌”，请马华中文底比较好的党员向他解释什么叫“人必自辱而后人辱之”。
～
翁诗杰在回应行动党的辩论挑战时大声告诉我们：“别欺我党中无人！”本来要辩论就辩论，什么欺不欺的？根本就是在企图模糊焦点。
～
可是话说回头，看看马华端出来的是什么货色？自己说说！是谁欺谁来着？当然，我们当然比食人部落强，虽然不懂得抹嘴，可是已经进化到会用刀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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