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如戏》>>27/03/2010《"马华，我爱你！"》周嘉惠

《"马华，我爱你！"》>>>周嘉惠

假如在这时候还来谈“无政府主义”似乎有点不合时宜，虽然“无政府”被标签成混乱、虚无、道德沦丧的同义词，确实是有点冤枉的。在我个人的认知中，无政府主义者对于生活的追求是主动的，不像今天一般的老百姓那样，顶多只是消极且被动地在咖啡店骂政府的娘，骂生活的娘，骂老板的娘。

我觉得，在报上写评论文章的人就很具有点无政府主义者的主动精神。当然，敲敲键盘或摇摇笔杆就能换取一定的稿费、名声，以及达到消磨时间的目的，或许也能算是写作额外的附加价值。

对大多数在报上写文章的人来说，投稿的最主要推动力，恐怕不是来自于稿费、名誉，或消磨时间。按照几位同样有投稿经验的朋友的说法，以及个人的推敲所得，我猜想，为了满足传达个人意见的欲望，应该才是最主要的原因。

然而，今天社会上的冷漠，除了表现在远亲、近邻同样不值得期待，在报章言论版面上讨论的稀少更是一个明显的标志。这往往让写作人不自禁地感觉纳闷，怎么自己费了老大的劲儿写出的成果，居然就像是在对着墙壁自言自语呢？

传达意见只是表象，交流意见才是核心。达不到交流目的的写作，终归满足不了一般写作人“传达个人意见”的欲望。狗吠火车其实盼的也是火车偶尔会传来“嘟”的一声“回响”，何况是人？

为了达到交流的目的，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写作人，不时主动地以敏感的课题，或挑衅的语句，企图刺激读者的神经线。目的其实很简单，无非是希望能够唤起共鸣，即使没有共鸣也希望有人会忍不住拍马而上，交流一下意见。可惜很多时候还是对牛弹琴般的毫无反应，偶尔有反应了，却又几乎无一例外的根本不理会对方的逻辑与立场，一心只是想到要“赢”，完全达不到交流的目的。数年前曾经因为文章中一句尼采的话引来回应，可惜对方摆出的姿态就是“我对你错”，“我赢你输”；我这个人并没有太强烈的胜负心，既然无意交流，那就别浪费大家的时间，要赢就让你赢吧。那篇文章“让你赢”的意见被编辑删改得烟消云灭、不露痕迹，恐怕最后大家都不知所云，什么目的也没达到。白白浪费了时间精力，十分遗憾。

不久前，一位在电子报上写文章的朋友，发表了一篇题目为《华人的问题》（http://www.merdekareview.com/news/n/12585.html）的文章，信心满满地以为这下子捅了马蜂窝，总得被乱箭射成刺猬了吧？不料却连一则回应都没有。朋友十分泄气，问我现今的读者到底是冷漠？还是麻木？是否该写篇《马华，我爱你！》才会有反应？对于他的疑问，坦白说，我真的没有任何可靠的答案可以提供。

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假如这家伙果真写了这么恶心的文章，我第一个就绝对不回应他！

27/03/2010 《南洋商报》《南言》版
附：真是凑巧，《华人的问题》有人回应了，可惜又是个条件反射式的回应。本想去插几句话，但《独立在线》规定得先注册才允许留言，还是算了吧。

《人生如戏》>>26/02/2010《我们还可以期待知识分子吗？》周嘉惠

沈观仰老师




《我们还可以期待知识分子吗？》>>>周嘉惠


今日的专业人士无法代替传统知识分子，因为他们关注的不再是以“人”作为中心的世界，而更倾向于一种自我中心的、或非人的世界。当工业社会分工带来齐一化，加上科学的日益理性化和神圣化，难免带来种种教条主义与经验论的弊端，乃至以为所有科学的成就和人类的进步都应归功于理性，并企图以此来压制对立的思想和主张。启蒙时代以来，这种独尊科学的风气，导致诸神的隐退，而科学以外的真理，不论是以诗歌、神话或宗教做出的诠释，一概被消音。这种单元的局面并不利于我们与世界的对话。邱家金教授主张的单元文化爱国论，与此种风气有其异曲同工之“不妙”；不知学历史出身的邱教授在学界饱受科学教条的边缘化之后，何以还对单元文化的霸道表现得如此麻木不仁？

假如今天知识分子还没有绝种，现代社会似乎至少也已成功地将知识分子推向绝种的边缘，以致有类似雅各比（Russell Jacoby）发出的“最后的知识分子”的呼声。传统知识分子所关心的彼岸世界，成了现代性无法即时消费的奢侈品，而凡是不能马上消费或消化的不论具体还是抽象的物品、概念、文化，在今天都注定难以引起广泛的兴趣。在教育普及后，知识分子的知识背景也不再足以建立起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先知、伟大导师、甚至救世主般的威望；而且，就有如科学哲学家波普尔（Karl Popper）常强调的，科学知识是具有“可错性”的，但其他方面的知识不也是如此吗？知识确实不是真理，但它可以帮助我们更接近真理，否则我们只能继续受缚于自身的狭隘与无知。

今天我们比过去更明白知识分子不是先知、伟大导师或救世主，而且我们也不再要求有先知、伟大导师或救世主的打救或承诺。但是，假如我们对世界仍有一些追求与盼望，那还有谁是值得我们期待的？除了传统知识分子，还有谁是既有知识，又有德性，对世界抱有价值信念、终极关怀等普世精神的，加上具备自我反思、自我批判能力的呢？现代社会造成的精神危机让传统知识分子退出舞台中心，但偶尔听见一些微弱但铿锵有力的呼声，虽然不造成太大的影响，至少证明了人的良知不死。知识分子的少见或许只属于暂时性的现象，我们应该要有信心知识分子并没有绝种；就像曾于1898年被认为已经绝种，却在1948年又被重新发现的纽西兰泰卡鸡（Takahe）一样，我们期待着知识分子的卷土重来、东山再起。

无论如何，知识分子的乌托邦理想，总是一个值得期待兑现的承诺。柏拉图洞穴中的黑影也不全然就是幻像而已；再说，有影子表示光明就在不远处，未来还是乐观的。吾师徐岱教授认为，作为知识分子需要具备三个必要条件：1.良好的知识，2.对“善”的真诚关注，3. 持久的毅力。要满足这三个条件并不是天方夜谭，只要愿意，很多人都有这个潜能。

依愚见，邱家金教授爱说什么都应该有他的自由，任何人的发言权我们都理应给予尊重。与此同时，我们也不必为一些不中听的话太生气，尤其不必因为这些不中听的话是由一位教授说出来就生气。不就是教授而已嘛，又不是什么三头六臂的神仙，似乎不值得过于大惊小怪。我国的华文教育仍有改善的空间是个事实，有意见不妨提出供大家讨论，但华文教育岂会因为某个人说了几句不中听的话就崩溃了吗？当然不会的，我国华文教育什么时候变得如此脆弱了呢？同样道理，当伟大人物赞扬华文教育的成就，那也不值得我们洋洋得意、信以为真。我们要关注的焦点在于言论的实质内容，而不是发言人的立场，更无关发言人的社会地位；只有具备这样的态度才算得上实事求是，讨论方不至于动不动就陷入互丢泥巴的苦战之中。

姑且不论沈观仰先生对我个人这一句“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的评语到底有几分道理，但是坦白说，自己对知识分子确实还是有所期待的。你们又怎么看呢？

26/02/2010 《南洋商报》《南言》版

专栏《人生如戏》>>25/02/2010《社会型知识分子》周嘉惠

《社会型知识分子》>>>周嘉惠

上世纪80年英国文化界发动了“反知识分子”浪潮，保罗•约翰逊（Paul Johnson）的畅销书《知识分子》是很有代表性的。书中对卢梭、雪莱、易卜生、托尔斯泰、海明威、布莱希特、罗素、萨特、威尔逊、高兰茨、赫尔曼、乔姆斯基等广义的知识分子提出尖锐批评，指责他们为五斗米折腰，背叛了自己的良知。知识分子的警句亦被讥讽为“一种未经检验的、精神失常的思想，一种纯粹的夸张。”

当知识分子从自己的专业学科转向公众事物，约翰逊认为他们经常是表现得“愤愤不平而又语无伦次的”，而且“在许多梦想太平盛世的知识分子的生活中，似乎有着一个不祥的更年期、理智的断经期，这也许可以称之为理性的逃亡。”

确实，善的观念与善的行为、善的实践之间尚有一段距离。法国大革命时期兴起的雅各宾主义就是一个典型，博格斯（Carl Boggs）在《知识分子与现代性的危机》指出，这些狂热分子认为自己“概念中最主要的是知识分子作为社会变革的普罗米修斯式的代理人或者作为稳定和秩序的代理人的观念。”雅各宾们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忽视群众智慧与传统智慧，而往往“置‘实践理性’（practical reason）的原则于不顾，开始建立一个注定会走向其对立面的乌托邦――不负责任地摧毁深藏于几百年智慧之中的价值观。”其动机是善良的，目标也是值得称许的，但一旦违背了传统理性，大家就很需要对他们的作为再重新评估。

班达认为知识分子的作用“不是去改变世界，而是忠实于理想”，而知识分子对公正、真理、理性的观念都具有非实践性的特征。实践需要激情，而即使是出于善的激情，也不等同于善的观念，因此一旦激发出实践激情，就必定会失去知识分子的价值。那是不是意味着有行动冲动的知识分子都应该乖乖留在书斋中“坐着论道”？很明显，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忍受置身度外的压抑的。

萨义德所推崇的业余者心态，就是在解答知识分子应该以哪一种方式参与或涉入社会活动，日后方才不必蒙受背叛与幻灭之苦，同时不蒙受公开认错和忏悔之苦。虽然知识分子是以自己的信念和适当的识别来行事，但这并不保证了任何值得期许的成果。知识分子首先必须意识到自己毕竟只是凡人一名，不可自恋地认为“自己、自己的观点、自己的正直、自己表明的立场是最重要的。”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与参与和支持任何团体或运动并不起冲突，但过分的热忱可能导致宗教式的狂热，并因而失去知识分子应有的冷静，以及入乎其内、出乎其外的道德制高点，最终导致约翰逊所谓的“理性的逃亡”。

知识分子必须始终跟生活、群众与社会维持一种“若即若离”的接触，因为知识分子的信念与判断“来自工作，来自与他人、其他知识分子、基层运动、延续的历史、一套真正生活的联系感。”（萨义德语）过于热情固然不可，过于疏离也不行，脱离群众生活、不食人间烟火又怎么可能产生真诚的关切？既然我们都生活在世界之中，那一切就必须回归到这世界之中，尼采笔下的查拉图斯拉就决定下山，回到大地去思考世界；从世界之外捡到的现成缺乏感同身受的真实，只会让人觉得隔靴搔痒。换言之，知识分子应该与世界相濡以沫，但却需要自我边缘化、自我放逐，以维持一定的清醒，否则将无法担当起作为价值评估者、指导者和人类良知的担纲者的责任。

对于知识分子作为社会一份子的价值所在，科塞指出：“知识分子只有保持批判能力，与日常事务保持距离，并养成对终极价值而不是眼前价值的关注，才能够最充分地尽职于社会。”知识分子并不应该拒绝实际行动，但是他们必须牢记《知识分子的鸦片》所提醒的：“永远不忘对手的论证、未来的不确定、自己朋友的过错和战士之间隐藏的博爱。”

这显然是对知识分子提出了很高的标准，但又有谁曾经说过，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是好担当的呢？

延伸阅读：[法]朱利安•班达（Julien Benda）著，佘碧平译：《知识分子的背叛》La Trahison des Clercs。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25/02/2010 《南洋商报》《南言》版

专栏《人生如戏》>>23、24/02/2010《书斋里的知识分子》周嘉惠

《书斋里的知识分子》>>>周嘉惠

大学这个大型书斋，固然是知识的生产工厂（胡适早在北京大学任教时代就发过如此怨言）、国家劳动力的训练中心，却也同时是知识分子的摇篮。因此，从大学出发来检验萨义德“知识分子不是专业人士”的宣言显然是合宜的。

“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是一种书斋环境内的理想，但在现实中大学却蜗居了不少不食人间烟火的书呆子，甚至连书都读不好、教不好的“学府怪客”。假如这些人被指责是“伪知识分子”，那也许还是有点冤枉的。如前所述，“知识分子”不是一种可以自我标榜的身份，名片上可以印上博士、博士生导师、教授等等名衔，但至今还没见过把“知识分子”印上名片的。假如有朝一日不幸果真见到这种名片，那递名片者绝对是心怀鬼胎、意图不轨的，必须提高警惕。

西方并没有像亚洲般对高等学府那么的充满幻想，学者也不背负着过多的社会期望。如萨义德这类行动、理论兼备的学者出现在西方的著名大学，实际上份属一种偶然现象多于必然现象。在萨义德之后，试问西方世界中这类学者的代表还有几人？其“可遇不可求”的现象就很好地说明了它的偶然性特质。

即使排除“学府怪客”不论，在大学里的学者也并非人人全都是胸怀大志、热情激昂的一群，他们可能不过是像香港特首曾荫权宣称的那样，纯粹只想“打好尼份工”。谁有这个义务去满足其他人的想象与期望呢？他们一心只想“打好尼份工”，这和在社会上“混口饭吃”的市井小民心态无二，什么价值信念、普世精神、终极关怀，可能想都没想过，或者只是如英国作家奥威尔婉转责备的：顶多“只是一个’关心的’旅游者”。假如对他们心存知识分子的幻想，那除了是强人所难，也许更多表现的其实是我们主观的自作多情与一厢情愿。

科塞在著作《理念人》更毫不客气地指出：“并不是所有这些持有博士学位的教授都可以被认为是知识分子，这不仅因为许多人的活动和专业工作很容易显示出他们狭隘的知识眼界，而且还因为他们也不把自己看做知识分子。”有人把“知识分子”的称号视为荣誉，但也肯定有人根本不曾在乎过，甚至把它当成一种毫无意义的虚名。

大学里的学者如果抱的只是一种打工心态，持平而论，他们确实也有如此自主权。那就难怪在这书斋里，“他们中的许多人注定成为实用知识的零售商而不是思想观念的生产者。”（科塞语）了解到这样的现实，虽然难免会感觉有点失落，但我们应该尊重某些学者做出这样的选择。

远者如马克思、达尔文、叔本华，近者如我国的拉惹柏特拉等都不是学院中人，但他们也分别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可见知识分子并不是高等学府的“特产”。然而，大学这个摇篮还是可以产生知识分子的，只要大学中“自由”的条件尚存，知识分子的机会之门就仍然敞开着。以中国的大学为例，问题是“自由”真的存在吗（为什么不以我国的大学为例？请大家自由发挥想象力。）？把研究成果和金钱挂钩、论文的发表等同“计工分”、学术与学风江河日下（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竟把Chiang Kai-Shek蒋介石误当成’常凯申’！），这种时代乱像不代表着自由，绝对不是。如此摇篮里能培育出真正的知识分子吗？那是难以想象的事。

班达在《知识分子的背叛》早已提出警告：“一旦所有社会成员都被局限在世俗劳役之中，那么这个社会必然会急剧走向堕落。”今日中国面对的许多问题，至少部分原因应该可以追溯到学者、知识分子都被大学制度“局限在世俗劳役之中”。有关当局应该意识到，如果没有良好的教育为后盾，没有知识分子适时地在大家自我感觉良好之际提出警告，再伟大的经济成就，充其量也只是虚肿一场而已。然而回过头来看，我国既没有太伟大的经济成就，但却又不见得太把学者当一回事（最近高教部长怒批马大校长予人深刻印象），说真话的公共良心更是经常要让亲朋戚友担心什么时候会被内安法令找上门，这难免给人一种不想在国际社会中混下去的心寒感觉。

没有人可以靠着“知识分子”的光环来进行光合作用而生活下去，职业对大多数人来说都还是必须品。我们必须兼顾现实与理想，但在不合理的制度下能够怎么办呢？萨义德建议抱着业余者的心态进行反思，“不再做被认为是该做的事，而是问为什么做这件事。”知识分子首先必须是个人，不是傀儡，而追问“为什么”会是个好的起点。

在这狼的时代里，不论是在书斋之内还是之外，我们确实都更应该多学习一点人的精神。这原本就是作为一个人的最基本责任啊！

延伸阅读：[美]刘易斯•科塞（Lewis Coser）著，郭方等译：《理念人》Men of Ideas。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

23、24/02/2010 《南洋商报》《南言》版
附：文章太长，被分成两天刊出。

专栏《人生如戏》>>22/02/2010《知识分子与专业人士》周嘉惠

萨义德


缘起：不久前因为我国著名历史学者邱家金教授提出的一些言论，在华社掀起轩然大波。据个人浅见，这主要关系到大家对邱教授社会定位的认知与期盼出现落差之故。在此无意对邱教授言论再加以置喙，只是希望对“知识分子”的定位进行一个探讨。在厘清学者并不等同于知识分子后，相信许多人就会对邱教授的言论顿感心平气和。“知识分子”是个耳熟能详的名词，但什么是知识分子呢？这里将以四篇短文表述我个人的看法。

《知识分子与专业人士》>>>周嘉惠

从古至今，由西到中，不论是文人、爱智者、智者、学者、知识分子或专业人士，将这些称谓串连起来的核心就是“知识”。孔子强调“智、仁、勇”，亚里斯多德在《尼各马科伦理学》也有“智慧是一种德性”（1105）的说法，智慧是知识的升华，由此亦可见“知识”向来就是被高度重视的一个元素。但是，上述各种同样都是具有知识的人，给予我们的印象却大不相同。知识分子的光环让人投以怀疑的眼神已不是昨天才发生的事，但是似乎也唯有“知识分子”过去高大形象的消退，最让人耿耿于怀。原因并不难理解，因为知识分子除了知识以外，还拥有一些其他重要的素质，譬如德性。再说，专业人士的出现，无疑也模糊了知识分子的面容。

所谓“知识分子”，从一开始就不是一种可以自我标榜的身份，而是安置在他人身上的一种标签。鲍曼（Zygmunt Bauman）在《立法者与诠释者》一书中给知识分子下的定义值得我们参考，他认为知识分子和知识之间的密切关系，因而“赋予知识分子角色一种权利（和责任）：他们超越了各种不同的帮派利益和世俗的宗教主义，以理性代言人的名义，向全体国民说话。这种密切关系还把唯一的正确性和道德威望赋予了他们，只有作为理性的代言人，才能被赋予这种正确性和权威性。”

鲍曼在此处划定的“全体国民”显然是一个不必要的限制。知识分子说话的对象不应该只局限在某一个特定圈子，他需要具备的是更普世性的关怀。已故美国著名学者萨义德认为知识分子更应该“代表着穷人、下层社会、没有声音的人、无权无势的人”，同时主张“不管个别知识分子的政党隶属、国家背景、主要效忠对象为何，都要固守有关人类苦难和迫害的真理标准。” 就班达（Lewis Benda）的标准而言，知识分子最主要的价值，“举其荦荦大者，有公正、真理、理性。”

诚然，任何给予知识分子的定义，都不可能超越时空而成为永恒绝对的定义，否则即犯上了怀海特（Alfred N. Whitehead）所说的“完美字典的谬误”（the fallacy of the perfect dictionary）。实际上，更值得我们关心的问题是，正如我国民间学者沈观仰先生于2000年8月27日借《南洋商报》所提出的：在今天知识分子真的没落了吗？假如没落了，我们是否应该接着问：那么，知识分子还值得我们期待吗？

在现代社会中，传统知识分子似乎都被市场经济淹没了，取而代之的是技术专家治国型的专业人士。《知识分子与现代性的危机》一语道破，专业人士关心的是“技术作用而非批判作用，统治而非激进变革，组织效率而非意识形态的功能性，适应而非对立。”传统知识分子是文化创造人，专业人士则提供工具性知识；传统知识分子关心“应该是什么？”（ought）的伦理问题，专业人士则关心“是什么？”（is）的知识问题；传统知识分子重视事物的终极价值，专业人士重视的是事物的工具价值，或者可提供交易的价格。

自斯多葛派之后，二千年来知识分子都在贬斥现实主义激情、倡导超越性，然而，传统知识分子的普世精神、终极关怀并不具备经济价值，因而在现代社会似乎已失去了应有的空间。可是，萨义德直言：“知识分子不是专业人士。”人文关怀与经济价值原就不应该相提并论。当然，他指的是知识分子与专业人士之间完全不存在交集的极端情况，但在现实中两者往往却并不是两条平行线。

两者之间的关系确实有点模棱两可，常让人弄不清楚孰是珍珠孰是鱼目。大学教授可算是专业人士吗？怎么样的教授才攀得上知识分子的殿堂？这对我们的眼界的确是一种考验。在此不妨根据吾师徐岱教授在课上提出的建议，且把知识分子分成书斋型和社会型两大类来考虑。我将在接下来的篇章中尝试个别做思考。

延伸阅读：[美]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W. Said）著，单德兴译：《知识分子论》Representation of the Intellectual。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

22/02/2010 《南洋商报》《南言》版
附：原题为《知识分子还值得期待吗？》，文章一分为四，《南洋商报》连续五天刊出。

专栏《人生如戏》>>19/02/2010《你是马来西亚人，你快乐吗？》周嘉惠

《你是马来西亚人，你快乐吗？》>>>周嘉惠

香港政治经济风险评估顾问公司（PERC）于正月初公布一项针对我国的报告，直指我国政局正趋向不稳定。在忍耐了一个月后，副首相终于强烈反驳这项报告是“荒谬的”、“没有根据”、“胡说八道”、“不了解我国政治局势情况”、“另有议程”。副首相也认为，这些“坐在香港的某个角落的圆桌上拟定报告”的人应该亲自到马来西亚看看，这里并没有他们所指的政治不稳定和种族问题，人民都生活得很快乐。

看了报章上对副首相义正词严反驳的报道之后，突然有个问号出现在头上，马来西亚人民真的都生活得很快乐吗？我们都在快乐些什么呢？

去年外交部不是还告知国会，从2008年3月到2009年八月间，共有30万国民为了更好的教育、就业机会、商业机会移居海外吗？这说明了什么呢？是这些国民嫌在我国的生活不快乐吗？还是海外的生活更快乐呢？

大马工程师协会上个月底在芙蓉办了一场两天的训练课程，美其名为了“服务业外输”，实际是意识到前景黯淡，必须向外发展。工程师大概称得上是国家建设的第一线人员吧？假如连这些专业人士都觉得快混不下去，需要往外看了，那意味着什么还需要多说吗？一个停滞、空转的经济，真的会让人民感觉快乐吗？

假如记忆力还可以，请回想一下二十年前任何行业的起薪，然后摸着良心问：同等学历在相同行业的社会新鲜人，今天可以获得的起薪差别有多少？在这二十年间通货膨胀率又是多少？简直不成比例！当然，所谓的通货膨胀率不是指官方宣布的动人数字，那种数字的意义不大。简单一些，去比较一下这二十年来每个打工族日常吃的杂菜饭的价格变化吧，即使数学白痴也会感觉到头皮发紧。

PERC报告书中提到的种种坏消息，例如战斗机引擎失窃、司法廉正争议等，多数神经麻木的国民对于这种大课题可能并不以为意。但不妨问问四周的人，有哪一个家庭不曾有成员被偷、遭抢？当关系到切身的安全时，面对如此惊人的治安败坏程度，人民真的会快乐吗？

希望副首相能够抽出宝贵的时间，从布城的办公桌移步到平民百姓生活的人间世，好向大家解释一下，我们所不懂的，马来西亚人民到底都在快乐些什么呢？

19/02/2010 《南洋商报》《南言》版
附：原本投的是《言论》版，但编辑把文章放在专栏。

专栏《人生如戏》>>12/02/2010《知识与感觉》周嘉惠

《知识与感觉》>>>周嘉惠

古埃及绘画中的人像总是让人看后感觉有点怪怪的，但又说不出怪在哪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最近看了一本书《艺术发展史》，对此现象有很好的解释，于本人颇有醍醐灌顶、茅塞顿开之功效：原来古埃及艺术不是立足于艺术家在一个特定的时刻所能看到的东西，而是立足于他所知道的为一个人或一个场面所具有的东西。所以，在画人的时候，这些艺术家都会从最具有特性的角度去表现：侧面的头部，然后一只正面的眼睛被放在侧面的脸上。肩膀和胸膛是正面的，而胳膊和腿是侧面的。换言之，艺术家用清楚的轮廓线表现了自己对人体的知识。

艺术随着时间的脚步慢慢发展，待传到毕加索等现代艺术家，他们要表现的不再是自己对事物的知识，而是对事物的感觉。用画笔表述一只具体的手，远比表述对这一只手的感觉来得容易把握，也容易让人理解；毕加索的抽象画并不是乱涂鸦，只不过我们一般人没这个修养去欣赏大师对事物的感觉而已。

用最简短的话来说明，一部西方艺术发展史，实际上就是艺术家的表达从“所知”到“所感”的变化过程。这是作者贡布里希透过《艺术发展史》告诉读者的讯息。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关于艺术的故事暂且按下。

政府最近宣布国家要转型，而且说出了许多大家窝在心里已久，却又不敢道破的秘密，虽然如梦初醒，毕竟是句受用的人话。譬如长期受人民垢病的新经济政策，才在不久前还被政府耍得虎虎生风当撒手锏，现在居然承认这项政策不单只是非土著不满意，原来它也并没让土著满意。不论这个表白是被全球化的大势所逼，还是突然良心发现，终究很令人感动。可见生活在丛林世界的日子长了，做人的要求会衰减到几乎没有底线的地步，很容易受感动。

无论如何，政府终于承认一些事实，表示达官贵人还是跟我们生活在同一个星球上，并没有完全脱离现实。政府勇敢表达了其“所知”，这应该视为一个有积极意义的正面讯息。

但是，对于前首相特别事务官公开说我国华人都是婊子的后代、印度同胞都是乞丐的后人，然后当天晚上就被首相下令辞职谢罪，这件事透露的又是什么玄机呢？我必须说明上一句转述只是个人的诠释，他的原话据报道是指早年来马的“印裔是为了乞讨，华裔是为了卖身”。但我“感觉”项庄今回舞剑，意在说明我们这些“外来者”的血统不甚高贵。大家应该要明白，骂娘的打击目标从来都不是娘，而是身为子女者。

我在想，纳西尔当时在“促进一个马来西亚”研讨会上告诉我们的，是他的“所知”？还是他的“所感”？关于“知”的部分，遗憾的是我国著名爱国历史学者邱家金，似乎没有针对此事发挥专长，以提高大家对我们先人历史的认识。至于“感觉”的部分，那才是耐人寻味的重点，到底是什么导致纳西尔有这样奇怪的感觉呢？

在西方艺术史上，从所知到所感是一种进化。而在我国的生活现实中，政府能够承认一些大家心照不宣的事实固然也算是进步，但假如不真心诚意地去面对人民的感觉问题，那绝对是“其行不远”的。如果不拿出魄力做点实事，而只是虚幌两枪让大家喝彩一阵，那么“一个马来西亚”的口号，跟过去伟大人物提出的无数口号一样，不论多动听都好，终究只是一句口号而已。

延伸阅读：[英]贡布里希E.H. Gombrich：《艺术发展史》（The Story of Art），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6年。

12/02/2010 《南洋商报》《南言》版

专栏《人生如戏》>>16/01/2010《哲学的退隐？》周嘉惠

《哲学的退隐？》>>>周嘉惠

稍早前，吉隆坡的陈氏书院办了一门短期课程，那是由年轻学者薛承兴博士（一般人称呼他Tony）主讲的政治哲学课，据说反应相当热烈。当时我已远赴中国深造，错过了这个难得的文化盛筵。后来却在机缘巧合之下，在“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西湖”的人间天堂跟Tony会了面，正好印证古人说的那句名言：“有缘千里来相会”。

Tony虽然是新加坡人，但他认同“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道理，坚持新马一家的理念，所以来到吉隆坡一间高校任教，课余则开办上述的课程，也曾经为一群哲学爱好者导读海德格尔的哲学。Tony的学历十分富传奇性，他的学士、硕士学位都是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哲学系修读的，而博士学位则由欧洲研究院颁予。

位于瑞士的欧洲研究院，从1994年创校以来，只怕Tony是唯一来自新马的毕业生，这就难怪我们对这间国际顶尖学府感到陌生了。欧洲研究院跟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有直接的渊源，其创办人包括20世纪鼎鼎大名的欧陆哲学家德里达、里奥塔等，今天的讲师也都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嫡系传人，人人功力深厚、享誉学术界。

在这样一种氛围中，Tony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海德格尔的本体论与政治》，并于2009年一月在美国出版（http://www.amazon.com/Community-without-Identity-Ontology-Heidegger/dp/0981946208）。毕业后他先是在上海的一间高校英文系教学，过后来到吉隆坡教“国际关系”，却始终无缘在他最专长的哲学领域一展身手，跟学生谈海德格尔、谈德勒兹。

在杭州逗留的短短一天半之中，我们拜见了目前在中国艺术批评界手屈一指的沈语冰教授。我早前有幸修过沈老师的美学课，所以就趁机为双方见面穿针引线，结果大家畅谈了一个晚上，宾主尽欢而归。除此之外，在杭州天寒地冻的岁末，Tony与我也在啤酒的助兴下，谈了许多个人的计划，一舒胸中抱负。实际上对社会有所关怀，并不一定就是受到法兰克福学派影响的缘故，社会确实需要更多人愿意站出来充当公共良心，而群众也需要觉醒，否则国家的前景实是灰暗一片。在我们的认知中，哲学在这个环节足以起到恰如其分的作用。

以马来西亚的收入来供养新加坡家人的开销，如此收支是无法取得平衡的。无可奈何之下Tony已于今年元月返回新加坡，但是答应日后只要有此需求，他乐意本着“新马一家”的情怀，不时到马来西亚贡献他个人的哲学素养。

我常在想，对于国内近来发生的种种乱像，群众是否依然一如既往在茶室发一发牢骚后就满足地回家睡觉？某些政客寡廉鲜耻的嚣张伟论不断，难道真的还能在21世纪受到青睐吗？马来西亚的大专院校容不下哲学系，我个人始终觉得十分不可思议。那吉隆坡这座城市呢？我们提供了金碧辉煌的空间让政客张牙舞爪，何以却无法为哲学筑起一座简陋的平台？

我们可以不要之乎者也的学院派哲学，但是我们脑袋不应该就此满足于装满浆糊、失去思维能力的一片空白。哲学的退隐，是否有人曾经考虑过，意味的极可能是我们的思维出了大问题？一个思维出了问题的国家或城市，即使不视其为耻辱，那究竟又是一种怎么样的悲哀呢？只能期望的是，退隐不代表永远消失，而是为重新出发作准备。

来到21世纪，我们应当拒绝继续被台上伟大人物的似是而非言论牵着鼻子走。是的，我们确实需要具备一些基本的哲学思维、独立思考能力。在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之始，希望这不只是我个人，而且也是国人共同的愿望。

16/01/2010 《南洋商报》《南言》版

专栏《人生如戏》>>21/12/2009《戏剧时代读剧本》周嘉惠

《戏剧时代读剧本》>>>周嘉惠

近来国内有这么多戏剧性的事情发生，真让人大开眼界。不是吗？以马华党争为例，各派人马对人性的揭示，着实出手不凡，恐怕古希腊三大悲剧作家看了都会叹为观止；首相在最后一分钟赶回国会“拯救”2010年财政预算案，懒惰的议员或议员的懒惰差一点就导致政府倒台，惊险度实不输好莱坞大片；干训局课程引发的罗生门，只怕连《罗生门》作者芥川龙之介都要自叹不如。

这么富戏剧性的一年，依愚见，2009年在历史上称为“马来西亚戏剧年”应当是非常实至名归的，值得史家们认真考虑。至于赵明福离奇坠楼毙命案，因为二度解剖报告未能及时完成，日前再次宣告展延至明年1月7日续审。趁着这中场休息的空挡，一时兴起随手拿了部剧本来读，好消消心头闷气。不料仔细读下去，觉得还蛮有味道的。独乐乐不如众乐乐，读到好书自当推荐给更多人认识，以增添社会的书香气。

此剧本题目为《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作者达里奥•福（Dario Fo）是意大利著名戏剧作家、演员、话剧导演、作曲家，也擅长舞台美术、服装设计、歌唱、舞蹈、乐器。这位全才型的艺术家也是1997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写过70多部剧本，其中包括讽刺剧、独幕滑稽剧、荒诞剧等等，而他的时事讽刺剧最为脍灸人口。

1969年米兰火车站发生炸弹爆炸案，嫌疑犯是一名无政府主义者，在受审期间突然从扣留所楼上很离奇地坠到大街上死亡。达里奥•福随即在记者和律师的帮助下收集了大量资料，以这案件为背景，创作了《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此剧在意大利公演时连演300场，观众超过30万人，连舞台两侧和幕后都挤满观众。

剧中的主人翁是一名患有妄想症的疯子（但不是傻瓜），在警察局接受问话时偶然接触到一份无政府主义者意外死亡的案卷，他随即乔装成最高法院的代表来复审案件，在旁敲侧击之下，心中有鬼的警察局长和警长最后漏出口风，承认所谓的“意外死亡”，实际上是警方对嫌疑犯严刑逼供时失手将其打死，于是将尸首从窗口扔下，然后向外宣称他是畏罪自杀。

剧中有一名精明的女记者，怀疑跳楼自杀的人，应当都会把手伸直来保护自己，因为那是“身体着地的瞬间绝对本能和自然的姿势”，所以死者的手和胳膊理应出现骨折现象。而且，自杀者身体坠落的抛物线应该也有所鉴定。当然，1969年的意大利警方哪知道什么身体坠落的抛物线？何况对方是个一心寻死的人！警长如此辩解似乎认为一心寻死的人就不会按照人性本能的方式着地。

所有秩序和正义的信奉者都不应该出于老天真，而中了这名居心叵测的无政府主义者的圈套！他的死亡分明就是畏罪自杀，而且动机险恶，存心削弱公民们生活在一个好国家、一个较少非正义的公正国家里的良好感觉。按一般逻辑说，这么坏的人本来就该死，那么他是畏罪自杀还是意外死亡难道真的那么重要吗？但女记者依然咄咄逼人，好像还有第三种可能似的。

精明的女记者后来被不是傻瓜的疯子逗得团团转，最后得到共识：丑闻还是有其积极的社会功能的。因为丑闻可以让被压迫者宣泄情绪，以便释放和净化一切紧张不安，当是维护政权的绝妙手段。所以，在没有丑闻的时候，政府也需要不时制造出丑闻来。落幕前，疯子的一句对白最耐人寻味：“是的，我们被粪便淹没到了脖子，正因为如此，我们将昂首挺胸前进！”

我也清楚书香社会距离我们比火星还远，但还是“知其不可而为之”地推荐了一部剧本给大家，别的什么也没说！

21/12/2009 《南洋商报》《南言》版

专栏《人生如戏》>>5/9/2009《是现实？还是扯淡？》周嘉惠

《是现实？还是扯淡？》>>>周嘉惠

赵明福验尸庭上第19证人，雪州反贪委员会执法助理阿斯拉夫，宣称自己是从电视剧《CSI》中学习到盘问证人的技巧，之前并未受过正统的技巧训练。反贪委员会主席则澄清电视剧不是他们的教材之一。在有或没有之间，居然也演变成罗生门，教人拍案叫绝，叹为观止。

这类罗生门，诱发了本人一种挥之不去的强烈预感，不论高兴与否，相信赵明福坠楼案最后的调查结果，恐怕会让大家像发现了自己的母亲是女性一样大吃一惊！我必须坦承自己并不会算命，所以从不要求任何人相信自己的推断，更何况这仅仅只是个预感而已；读者实有义务自行动脑筋稍微思考一下。

曾经有某君针对这案件前来推销阴谋论，其“分析”颇耸人听闻：赵明福的父亲是出租车司机，按常理推测，或许有一些尚未缴还的交通罚单，所得税也可能不清不楚。有关方面可以举着法律的大旗及一笔五百万的现金来向赵家摊牌，反正赵明福人不死也死了，某君断言，赵家必然会做出“明智”的选择。临别他还留下耐人寻味的一句话，坚称人都是现实的，而且任何人都是有一个“价钱”的。

很熟悉的论调，是不？

这是很典型的功利思维，把一个重要的问题“真相是什么？”，换成一个没有根据的猜测“你能够得到什么利益？你的动机是什么？”把一个严肃的问题往“利益”一推，就此关闭所有理性的讨论，也抹杀掉大家对发现真相的兴趣；科学哲学家波普尔认为这是一种偏见（见《我怎样看待哲学》），近来大红的哲学教授法兰克福则直斥那是“扯淡”！

上述的某君是在说谎吗？应该不是的。但这种对真实的价值缺乏关切的举止，却正符合了扯淡的本质。他是基于无聊、精力过剩或其他什么我并不关心的原因，而前来兜售其阴谋论不得而知，但对扯淡已具备免疫力的人发表伟论显然不是太聪明的事。

例如反贪委员会主席也告诉我们，香港廉政公署1974年成立以来，已有10位被调查者因承受不了压力而选择跳楼，所以有人跳楼是无可奈何的事。不过，主席先生没有告诉我们的是，“被调查者跳楼”跟我们关心的“证人坠楼”之间关系如何？他是企图在两者之间划上等号吗？

面对层出不穷的企图操纵群众心理乃至欺骗的意图，我们必须提高警惕，随时擦亮双眼，拒绝被愚弄。过去“你做事，我放心”的信心，显然根据的是非理性的假设；过去种种譬如昨日死，算了。今天的我们必须认清一个现实，在台上表演的衮衮诸公，他们上台依靠的条件是个人德行的可能性极低。换言之，别对他们说的那一套那么有信心。

民主制度必然有投票，但投票不一定就代表是民主。假如除了选举期间，我们都不被当一回事，这样的民主难免会让人民感到疏离。打个比方，严格来说，吃KFC是不能算是吃西餐的，逻辑就是这么简单而已。所以，许多人宁可选择弃权；以上届选举为例，我国的合格选民只有约一半出来投票，而没有出来投票的一半，其中一半甚至没有登记成选民。虽然制度不尽理想，但在没有更好的取代制度产生之前，在此还是要吁请大家在选举时，投下你的一票；那不仅仅是一张纸条，而是你在这个制度下的全部影响！

这是我们对赵明福，乃至马来西亚整个国家的未来，所能够做到的一点影响。而且我相信，这并不是扯淡。

延伸阅读：《论扯淡》（On Bullshit），哈里•G.法兰克福著。作者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前哲学系主任。

5/9/2009 《南洋商报》《南言》版

专栏《人生如戏》>>30/7/2009《沉沦与自重》周嘉惠

《沉沦与自重》>>>周嘉惠

自赵明福坠楼悲剧的发生，我个人认为已经导致马来西亚处于徘徊在一个为前途抉择的历史时刻（见18/7/2009《南言》版：《历史的十字路口》）；政府可以借这个机会大刀阔斧地铲除体制内的牛鬼蛇神，也可以选择继续沉沦，直到万劫不复为止。

十余天过去了，政府确实是有些动作的，连皇家调查委员会也宣布将要成立。可是其中表现出的诚意到底有多少，其实颇令大家满腹狐疑。遗憾的是，一批包括了首相署部长、反贪污委员会主席、雪州警察总长等众高官，期间发表了许多十分不合时宜的说话，以致徒增国民的反感与怒气。

至于《每日新闻》报所刊登的煽动性文章，以及神秘的匿名部落格文章引起反贪污委员会注意，或因而对欧阳悍华及刘天球展开调查，尤其显得丧心病狂。有关部门对摆在眼前的拦路巨石视而不见，却对角落的鸡毛蒜皮兴趣勃勃、摩拳擦掌，这很明白是无助于提升其声望的选择性办案态度。但是为了向主子邀功，别说专业形象不顾，简直连面具都急吼吼地来不及戴上了，实在令人心寒齿冷。

以上种种迹象表明，沉沦是我们未来的路。

台湾检察官引用宋太宗告诫官员的名言“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责问陈水扁先生良心安在？然而，对豺子狼心还来谈什么良心，会不会显得“很傻、很天真”？跟首相会面半小时，对赵家而言，当然是一种心理安慰，但这是否会起到任何实质的作用？如此指望是否也属“很傻、很天真”？相信不久之后自有分晓，我们不妨冷眼旁观，暂且无需多言。

皇家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并不是一纸法庭判决书，它只是一个真相调查。实际上，调查报告出来后，未必就果真会有人头如林吉祥先生所愿的落地。举个大家记忆犹新的例子，干预司法的林甘事件，当事人在皇家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出来后，至今一样逍遥快活。那么，成立皇家调查委员会有什么用？

在感情上，我们当然希望杀尽害死赵明福的每一个“凶手”。但是，假如凶手不是张三李四这种会呼吸的个人，而是一个腐败无能的吃人制度呢？那我们该杀谁去？

首先，我们需要把一个完完整整的真相摊在阳光底下，好让全国人民仔细检视。确实，有关当局依然可以选择以不了了之的手法来处理调查结果，就有如林甘事件那样；然而，真相最后终究可以唤起人民的觉醒。只要有更多的国民觉醒了，选择当跳出热汤锅的青蛙，及时逃出失火的铁皮屋、拒绝再自欺欺人地继续做“快乐妓女”（Happy Whore），一个相对合理的制度有朝一日必定会落实。是的，我们追求的就是一个合理的制度，“合法”而“不合理”的制度就是吃人的制度，全部都要推翻！

这就是真相的重要性。

任何一个现代社会，永远也不允许失去是非黑白的价值观。因为，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够在沉沦之中，继续保持自重以抗衡之；只有如此，我们才有希望争取到和美国人一样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乌托邦不仅仅是个理想中的桃花源而已，更是需要我们努力不懈的国民义务！清楚认识到这一点，将是对赵明福、古甘等枉死国民一个虽然不尽人意，但还说得过去的交代了。

30/7/2009 《南洋商报》《南言》版

附：我个人认为马来西亚早已经沉沦了，不是编辑认为的“极可能”。Zainul Ariffin Isa以及那匿名文章作者的行为，怎是一句“难以接受”就能了得的呢？根本就是彻彻底底的“丧心病狂”！

专栏《人生如戏》>>18/7/2009《历史的十字路口》周嘉惠

《历史的十字路口》>>>周嘉惠

当赵明福坠地的刹那，已毫无疑问地成为了马来西亚国民记忆的另一个关键时刻，我们将永远记得时间凝固的那一刻。对于赵明福离奇的骤逝，举国上下都感到无比震惊与悲愤，这是绝对不能允许不了了之的一件事。

反贪污委员会的效率、独立性、公正性、公信力如何，全国人民早已心中有数，根本无需多说。当前有关当局必须说明的是，赵明福甚至不是嫌犯，而只是到雪州反贪污委员会办公室“协助调查”，却需要在凌晨1点到3点45分接受官员的录取口供，这是正常程序？抑或有意的精神折磨？

不论你是否相信心理学的理论，但千万别小看现代心理学可以发挥的作用。1987年的茅草行动后，部分被内安法令扣留的台面上人物，从此销声匿迹，其威力可见一斑。同时被反贪污委员会盘问的加影市议员陈文华，也证实了这种心理学技巧的可怕。虽然赵明福事前毫无自杀的迹象与理由，但即使最后证实他的坠楼果然是自杀行为，反贪污委员会恐怕也是难逃其咎的。

也许是时候让我们询问，反贪污委员会官员的做法是否符合程序？假如是符合程序的，那么这种程序是否符合人道？警方扣留室近来发生的丑闻，谁能够保证不在反贪污委员会的办公室中发生？官员的滥权在我国早已不是新闻，有关当局是否应该彻底检讨一切程序，从此保证人们在暗室中的基本人身安全？

虽然我们不能排除牵涉在这一事件中的部分官员，仍存在某种程度的种族主义思维，但我们千万别再落入种族主义的简单思维中，否则国家永远都在兜圈圈，无法向前迈一步。这完全是一个制度的问题，根本不是种族对峙的问题，我们需要知道的是一个接受问话的年青人，怎么就不明不白的坠楼死了？我们需要检讨的是整个体制，尤其重要的是监督以及问责的制度。当这样的一件事发生在眼前时，谁该负责？该如何负责？应该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完全没有灰色地带存在的空间。

首相上任100天的喝采声，吉兰丹州马力勿来补选“几乎取胜”的光彩，全都在一夕间被这场悲剧一扫而空。对于这样一个制度上的烂摊子，执政逾半世纪的国阵政府无法摆脱责任，也欠所有国民及历史一个说法。选票的算计应该被摆脱，真相一定要大白于天下，马来西亚不能沦落到连是非黑白都失去。

在这一刻，马来西亚已经来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我们可能创造历史的新格局，我们也可能继续沉沦，一直到万劫不复的地步。我们期盼正义能够得到最后的伸张，但即使如此，一个大好青年生命的无辜牺牲，仍然是令我们感到悲愤万分的。

18/7/2009 《南洋商报》《南言》版

专栏《人生如戏》>>15/7/2009《快乐王子也流泪》周嘉惠

《快乐王子也流泪》>>>周嘉惠

今年5月23日，《南洋商报》全国版报道了加影3名印裔母女“离奇毙命”在家中的消息。根据报道，现场不见破门而入的迹象，没有留下毒药的瓶子，死者衣着整齐，尸身也没发现伤痕。邻居告诉记者说，死者们经常连吃饭的钱也没有，并且曾经有几天没饭吃的记录。邻居还透露，死者曾经告知家中苦况，但她“不以为意”。

这项消息，不见有追踪报道，似乎也没在社会上激起任何涟漪，就这样不了了之。反正既不像他杀，又不似自杀的一件社会新闻，按照后现代惯常的冷漠，这三条人命恐怕就有如“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般，连一声叹息的欲望都勾不起。

7月初，前任雪兰莪州务大臣基尔位于莎阿南7区的“皇宫”曝光。基尔很无辜地承认，皇宫是他花了350万令吉买来的超级廉价货，加上50万令吉装修费，总共只不过“区区”4百万令吉，加上又有银行贷款文件为证，简直比白雪公主还清白。基尔质问，难道他连买房子的权力都没有？还有天理吗？这无法不让人联想起另两个经典画面，一是过去“查宫”曝光时，老查那副无辜又委屈的尊容，二是港剧中丁蟹怒喊“人善人欺，天不欺！”时的悲愤神情。

大马反贪污委员会宣布将介入调查“基宫”事件；不知向来有成人之美惯例的善良证婚官，这次是否会阻止老娘出嫁？大家在失望无数次过后，仍然兴致勃勃地拭目以待。这种无可救药的乐观，诚然是我们最可爱的国民性之一。

有人可以用4百万令吉买下人家估计价值2千4百万令吉的超级豪宅，运气好到这么令人不好意思的地步，依然脸不红气不喘地受人民“拥戴”。有人全家饿死，还要等蛆虫爬出门外才被人发现，不知道却有哪一位忙着为人民服务的代议士，心中曾经，哪怕只是短短的刹那，为之一酸？

我们也不必去指控谁“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现实原就是这么残酷。

在现实生活中，死亡、孤独、恐惧是一般人无法超越的三样事物。不能超越主要是因为信念不足，失去信仰。当极端份子抱着炸弹袭击时，信仰（虽然是扭曲的）让他超越了死亡、孤独与恐惧，信仰让他以为上定了天堂。

残酷的现实所以逐渐变得格外丑陋，是因为我们久已信念不足、失去信仰，宁可自欺欺人地过日子，不再思考，任由同情心蒙尘。对于豺子狼心的下场，我们寄望的是制度？还是天谴？摸着良心说！明天会更好吗？看着电视里的包青天，挥不去心中大大的问号，可悲的马来西亚啊！

许多享受着慢慢加温的热水浴的青蛙、在失火的铁皮屋中酣睡的人们，是否应该被允许拥有继续醉生梦死当其“快乐妓女”（Happy Whore）的权力？退一万步思考，纵然堕落也称得上是基本人权，我想，表面上再快活的妓女，心灵深处只怕都是不快乐的。大家浑浑厄厄过日子，显示的是生活失去信仰、失去方向。麻木并不能叫后现代精神。所以，我在此呼吁，同胞们，起来！

首相夫人到华小高歌一曲就对于是支持华教了吗？首相到市中心逛一回才恍然大悟原来交通情况是那么恶劣，与现实脱节怎么也成了“亲民”？哪一个狗腿的伟大发明？笨蛋！被熬成鲜美田鸡汤还那么地感激涕零？做人最起码也该从汤锅跳出来，认清事实！高官惹不起？至少痛骂那帮不要脸的狗腿！

新首相上任100天，掌声如雷。可是，毫无疑问的，累积半世纪的孱弱不可能因为一时表面的虚肿而起到任何实质改变；现在就兴高采烈肯定是高兴得太早的，大家依然必须抱着我们那无可救药的乐观态度走着瞧。是的，擦亮眼睛走着瞧。

听听罐头掌声，想想现实中的残酷与丑陋，即使快乐王子也会流泪的，不是吗？

15/7/2009 《南洋商报》《南言》版

附：关于“狗腿”部分被删，难道狗腿不该骂？在赵明福事件中，类似Zainul Ariffin Isa之流的狗腿不该被痛骂？

回覆丁家奴留言

回覆丁家奴留言>>https://www.blogger.com/comment.g?blogID=29498328&postID=6640195265494925770

1． 请问现在中国人重视什么，与我何关？中国人不重视什么，又与我何关？告诉我这些是认为我会很感兴趣？坦白说，本人丝毫也不感兴趣知道。
2． 虽然不是马克思主义信徒，但凭个人对中文、中医的浅薄认识，我也认为中文、中医是不科学的。请问，那又怎么样？那是否影响了中文、中医的存在价值？科学就代表了至高无上吗？阁下可以这么认为，但我不认同。假如您真的“大略都看过”我在《南洋商报》发表的文章，看得懂，而且还觉得不错，那应该很清楚我个人对科学至上这种无聊观念的立场。
3． 您的文章的失败不代表您个人的失败，不必如此妄自菲薄。
4． 拥有《说文解字》，跟买《危机下的中文》，其中有什么必然的因果关系吗？恕区区不才，请明确告知。是否稍微知道一点汉字的知识，就该去紧张“危机下的中文”？还是该先去认识一点汉字的知识，才来紧张什么“危机下的中文”？
5． 幹细胞是fucking a cell或a cell been fucked？假如不知道它就是stem cell，请问我该怎么理解？看到问题所在了吗？Stem cell跟繁体字、简体字并没什么关系。
6． 您热爱自己语言，要悲叹，绝对都是您的个人权力。但单从文章理解，恕我直言，您的“热爱”是缺乏逻辑/理性与知识基础的。当然，您也绝对有权力做这样的选择。
7． 文章是刊于7月9日，不是9月7日。
8． 大家素昧平生，我也不是存心跟谁过不去，假如果真有什么高见，那倒是大可以拿出来谈谈；若只是想找个人陪您悲秋，在下绝对不是个理想人选。

草草回覆，余不一一。

《从逻辑与知识角度谈汉字繁简之辩》>>周嘉惠

《从逻辑与知识角度谈汉字繁简之辩》>>>周嘉惠

最近《言论》版再次掀起一场小小的汉字繁简之辩，本文是在下对蔡元评君6月16日、29日，黎翰辉君6月20日，以及丁家奴君6月23日的四篇相关大作的一个回应。

战国时代六国已有各自不同的俗体简化字使用，待秦朝建立后，六国文字与秦文不合的异体都被废除，而且从“大篆”到“小篆”，虽然“书同文”的目的在于统一文字，但文字亦有简化的现象。假如读“古代经典文献”要求的是百分百的原汁原味，那我们要看《道德经》、《论语》时，是否就应该去找以大篆印刷的版本，而不是繁体字版本？汉字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死物，它只不过是进化的脚步比较缓慢而已。繁体字相对简体字才显得比较“繁”、比较“古”，从汉字进化的角度来看，实际上它并不特别的古意盎然。

要“跟中华文化的古籍接轨”，更最重要的是文献印刷的内容正确无误，至于看不看得懂、要不要去看古代典籍，或许跟兴趣有关，或许跟文言文、白话文有关，却不能要求繁体字或简体字负上全责。虽然简体字有其不足之处，但“跟古籍接轨”实在不是打击简体字的最好理由。再说了，与其去操心“跟古籍接轨”的问题，还不如正视今天许多人连报纸都不看的现象。

至于说中国的年轻一代到香港和台湾，或台湾和香港的年轻一代到中国，就变成了半文盲。要对这种现象叹息当然是个人自由，但这就跟年长一辈说不清楚普通话一样，过渡现象而已，不用太伤感。中国大学生在赛场输给外国队，同样犯不着痛心疾首。韩国留学生队得了汉语言文字大赛的冠军，有谁会认为韩国的中文程度因此就世界第一？中国的学生在赛场比不过人家，难道就表示中国的中文程度不如韩国？我们可以这么简单的看问题吗？从分数至上的心理猛然看出中文在中国的危机，会不会稍嫌杞人忧天？

把繁体字跟满洲辫子并列固然想象力丰富，但把繁体字跟“港台两地的人都有坚忍不拔的性格”联系起来，想象力似乎也不遑多让。我们从中国南来的祖先，绝大多数不是略识之无，就是连之无也不识，但仍然凭他们“坚忍不拔的性格”为我们打下一片天。请问我们是否可以把这种性格归功予祖先们不识字的现象？对此，我就不赘言了。

假如能够撇开政治、个人感情认知等问题，而纯粹以汉字本身的结构来看简体字，我们对简体字的批判可能会更具有合理性。汉朝许慎编，清朝段玉栽注的《说文解字》是认识汉字结构与历史的必备字典。把今天的简体字对照《说文解字》，不难发现虽然不是全部，但与篆书相比之下，某一些简体字确实是失去了原本汉字结构上所表达的意义的。

这里可以举例说明，《说文解字》对“廣”的解释为：“殿之大屋。从广，黄声”，简体字把它的声韵丢掉了。“門”的解释是：“闻也。从二户。象形。凡门之属皆从门。”，简体字把它的象形字特征丢掉了。“義”的原意是“已之威义也。从我，从羊。”，简化后的“义”则根本成了一个单纯的符号而已。

反对简体字应该是反对简化过程中把某些汉字的特性抛弃，而不是食古不化。同样的，别一见到有人反对简体字，就认定是食古不化。条件反射从来都不是理性思考的方式。

或是为了书写效率，或是因为人的惰性使然，汉字的简化由来已久，并且是一直都自然而然地在发生着的现象。如果对汉字的发展变化有兴趣，还可以参考裘锡圭的《文字学概要》。汉字的演变有几千年历史，不是五十年前才开始的。但上个世纪中国的简体字，如吾友国权兄所言，却是一种强力意志下的产物；这种简化在性质上是不同的，而任何“硬硬来”的事情都难保不会有人持着怀疑的态度来看待。

我个人无论对繁体字或简体字都没有特别的好恶，也无意为任何一方摇旗呐喊。只是好奇，为马英九套帽子、为汉字添辫子，难道这些把戏会令自己的观点显得更有说服力吗？从一些个案就以偏概全地看出中国的中文危机，会不会太武断了些？页码遍布、新书推介似的一篇文章，究竟是新书作者，还是文章作者洞悉了中文的危机？我国的评论文章作者是否愿意对自己的作品有更高一些的要求？

除却逻辑与知识不论，对于一个没有人文修养、纯粹以功利角度考虑问题的人来说，文字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工具、一个符号，完全不存在其他意涵。夏虫不可与语冰，反正没有共同语言，鸡同鸭讲徒伤感情而已。还有什么好讨论的？大家何不省点力气，陪南北朝的沈昭略、王融一起吃蛤蜊去！

9/7/2009 《南洋商报》《言论》版

附：
原文题目被改，最后两段的一些“煽动”句子被删，或许编辑认为做人还是温柔敦厚的好。在此恢复原貌。

《南史•王融传》：因遇沈昭略，未相识。昭略屡顾盼，谓主人曰：“是何年少？”融殊不平，谓曰：“仆出於扶桑，入于旸谷，照耀天下，谁云不知！而卿此问！”昭略云：“不知许事，且食蛤蜊。”

专栏《人生如戏》>>27/6/2009《古老神话的现代启示》周嘉惠

《古老神话的现代启示》>>>周嘉惠

古希腊是一个神话的故乡，而众多象征意义浓厚的神话无疑丰富了人们的精神世界。当时流传的关于英雄和诸神的浪漫传说，尽管经历了数千年岁月，那些古老形象的幽灵依然四下飘散，存活在我们周遭，成为今天珍贵的文化遗产。

古老神话之所以得以存活至今，应该主要归功于其所荷载的信息，尽管带有粘合力，却没有任何束缚和强迫的特点，反而提供了一种无可辩驳的确信的基础，长久以来继续吸引着人们尝试理解它蕴涵的元素。

在古希腊的神话世界中，西西弗斯因为泄漏了众神之王宙斯的黑暗秘密，因而被判处把一块巨石昼夜不休地推上山顶。到达山颠时，石头因为本身的重量又不断从山顶滚落下来，然后一切从头来过。古希腊人认为，这种无用、无望又无止境的徒劳苦役，是一种最可怕的惩罚。

这个神话呈现的画面是一个人全身绷紧竭力推起一块巨石，令其滚动上陡坡，面颊紧贴着巨石，肩膀承受着布满泥土的庞然大物，脚垫于其下，用两臂张开撑住，一步步往山上挪移。目的地到达后，西西弗斯看见巨石仅一会儿功夫就滚下山去，他得再度回到山下把巨石推上山顶。对于不熟悉西方文化的我们来说，或许会认为这个西西弗斯的神话既陌生又无聊。

每次瘟疫发生就会让人忆起，并从故纸堆中找出来回锅一次的法国作家卡缪（他的其中一本成名作品：《瘟疫》），不无阿Q地认为“登上顶峰的斗争本身即足以充实人的心灵”。西西弗斯的命运虽然状似悲惨，但只要他是有意识地洞察现实，无能为力却又继续反抗，那微妙的有意识的一刻，恰是一种精神胜利的时刻。卡缪赞道：“没有轻蔑克服不了的命运！”只要断定了“一切皆善”，不可避免的命运就可以被轻蔑，所以应该设想，西西弗斯其实是幸福的。存在主义在这里根本就是重新包装的阿Q精神，跟原谅“小子打老子”的自我安慰无二。

卡缪对西西弗斯神话的解读，不禁让我联想到最近发生在国会的一件事。当资深议员卡巴星在国会要求一个道歉时，得到的答覆是需要道歉的事实依据不存在，反而是他应该为自己的无中生有行为道歉。或许我跟卡巴星一样年老色衰、记忆不再，居然对一些过去不算太久的事情也“不约而同”地弄错了。然而，年华老去的悲惨命运，就跟不由自主地与风车作战、反复推巨石上山一样，又岂是任凭一句“轻蔑”就可以了得？那不是风凉话，还能是什么呢？

当俄耳浦斯一路闯到冥府把心爱的妻子欧律迪刻拉出黑暗，急不可耐地要在阳光底下好好看一眼，便忘了诺言回过头，结果看到她永远消失在自己眼前。我相信，对于卡巴星先生而言，至少在那一刹那，“一个马来西亚”的神话跟古希腊俄耳浦斯冥府救妻的神话，两者的相似度可能高到爆灯。

那天当卡巴星在国会殿堂被反将一军，他面对如此反高潮时刻的感受，恐怕只有马来西亚人可以理解，也只有马来西亚人可以形容。在我所认识的语言之中，真的没有比“被炸到”更传神的形容了，若再缀以台湾时下的流行说法，那就成了相当完美的“炸很大”。老先生被炸很大，除了血压升高，卡缪难道还会认为竟有什么“幸福”可言？噫！

顺带说一句，西西弗斯犯下的罪行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他告知前来诉苦的河神，实际是宙斯诱拐了他失踪的女儿。且不管宙斯拐骗过多少良家妇女，用今天的话来说，西西弗斯正是一个百分百“破坏领袖形象”的现行犯，活该他受天谴！
延伸阅读：
1.《神话与政治之间》，[法]Jean-Pierre Vernant著。
2.《西西弗斯的神话》，[法]卡缪著。

27/6/2009 《南洋商报》《南言》版

附：1987年，根据不正确的记忆，今天的马来西亚首相，曾经举着马来剑高喊：“让华人的鲜血来清洗这把剑！”另，根据不正确的路边社消息，马来西亚现任首相跟宙斯一样是个色鬼。我必须强调，这些都是不正确的讯息！

《再谈“科学的哲学”》>>黄能世

费耶阿本德


《再谈“科学的哲学”》>>>黄能世

如果科学的基础就是哲学，那么哲学是否就是判断“科学就是真理”的标准？这是在八方回响专栏《科学的性质》一文中所延伸出来的问题。作为一种有意义和促进知性的探讨，这一议题是值得再延续和发展。但文中设定的“科学的哲学”这一探讨方针并未对问题有进一步的揭示，反之错置和模糊化了问题的方向。

如果“科学的哲学”就是判断“科学是否真理”的标准。那么首先必须厘清，什么是“科学的哲学”？“科学的哲学”和“科学哲学”有区别吗？前者指的是具有‘科学性质的哲学’而后者指的则是关于‘科学的哲学理论’。用英语来表述就能把问题看的更清楚： scientific philosophy和philosophy of science。

“科学哲学”（philosophy of science） 研究的是科学的本质，科学的合理性，科学的活动，科学的方法论，科学的认识论，科学的逻辑结构和科学发展的规律等等。指的是透过哲学对科学这一现象本身的研究和反思。

而“科学的哲学”(scientific philosophy)说的是哲学本身的科学性而非关科学本身。因此用不是作为研究科学本身的“科学的哲学”来作为判断“科学是否真理”的标准，讨论在一开始就设置了在错误的起点上，试问如何不把问题模糊化并且导致一般对科学的误解？

既然《科学的性质》一文期望透过“科学哲学”（而非科学的哲学）证明“科学就是真理”。那么“科学哲学”对科学的研究和反思是否证明了“科学就是真理”呢？答案很显然不是。

经过科学哲学对科学本身的研究和省思，发现了科学原来有科学的局限性和相对性。科学其实并不是想象中的那样是普遍必然性的绝对真理，其真理是有限性的。过去一种以科学至上，科学就是真理的看法，随着现代科学逻辑实证主义的崩解而式微。后起的波普尔的科学的“证伪”，库恩的“科学的历史性”以及费耶阿本德的“科学的多元性问题”更说明了科学体系本身所包含的不“科学”的矛盾窘境。

最后，我们无法认同“科学就是真理”的定义，因为“科学就是真理”的预设并不能担保科学自身的矛盾性，毁灭性和破坏性。反之我们绝对不会怀疑真理的科学性。因为真理的科学本身就具备了担当自身的真理性。回到更源始的起点，何为真理？

《真理是什么？》>>胡亚生

《真理是什么？》>>>胡亚生

近来看了好多篇你来我往的所谓“知性”讨论文章，不知道别人的感觉如何，我可是越看越气闷。

大家的焦点到底是什么？一开始针对“科学是不是真理”的争论，但后来不知何故，好象顾左右而言他，又好象避重就轻，似乎完全忘了最初的焦点所在。没有焦点的讨论，算得上什么“知性”呢？大家都把焦点放在“科学”身上，但什么是“真理”？没把“真理”的定义厘清，那是不是成了没有交锋的自说自话？没有交锋的辩论赛很无聊，没把焦点弄清楚的讨论，其实也好不到哪里去！

真理重要吗？当然很重要！不论面对的是日常生活、“知性”讨论、抑或是人生的终极关怀，没有真理等于没有了标准，没有了标准还不成了乱七八糟的场面？
所以，依我个人浅见，盛琼荣君应该讲清楚他对“真理”下的是怎么样一个定义，周嘉惠君也不能以“真理就是具有普遍性、‘放诸四海而皆准’的道理”这样一句老话敷衍了事。套句台湾政论节目喜欢说的话：请各位“说清楚、讲明白”。

假如各方打算这样虎头蛇尾、草草了事，虚幌两招就绝尘而去，那还真是印证了柏拉图“在大放厥辞以后，打算走开”的说法了。参与讨论的诸位，难道不觉得这样是很愧对读者的吗？报章上的评论文章，假如期待有提升到“知性”水平的一天，评论人应该对自己有点起码的要求才可能成事。

诸位，任重道远啊！

专栏《人生如戏》>>18/6/2009《我们是自己的陌生人》周嘉惠

《我们是自己的陌生人》>>>周嘉惠

瓜登的苏丹米占再纳阿比丁体育馆顶盖坍塌后，次日一大早就收到电邮宣称找到了肇事祸首，原来是日本咸蛋超人的对手龙虾怪兽的杰作。

显而易见的，如今国人甚至连等待有关部门调查结果的兴趣都没了，彻底的意兴阑珊下，用电脑软件制造一个让大家还可以相视无言、苦笑的小趣味。这意味着什么？政府实在很应该好好去仔细体会一番。

一个人对自己切身的事老是漫不经心，往往造就最终一失足成千古恨的契机。一个政府对人民切身的事，经常表现出漫不经心态度，日子一长，任何的风吹草动都难免让人民怀疑自己是受害者；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幽默地接受可悲的现实，显然是更有益身心、实际的心态。当如此无可奈何的心情形成一种集体概念，对一个国家来说，是很悲哀的。

荣格（Carl G. Jung）曾指出，“人类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为黑暗的存在点燃一盏灯。”这位著名的心理学家对人性价值的期许，显然跟我们对鄙国政府的信心完全不成比例。“文化的最后成果是人格”，假如我们认同荣格的这个观点，那按照逾半个世纪以来的观察后总结，我怀疑都穷凶恶极到牙齿掉光的地步了，难道竟还有什么人格可言？经常为了图一时的耳根清静而牢牢掐着言论自由的脖子，愚民政策体现的其实正是一种根本的堕落。

再迷人的谎话，总有不再吸引人的一天。原就不见得是特别高尚、有智慧的“多数”，怎么就能够以单纯的数目优势作为欺压少数的借口，让“少数”长期违背理性与良知地凡事逆来顺受、息事宁人？我们想问，这些并非天生就活该受奴役、低人一等的“少数”，还算不算是公民？算不算是人？那叫民主？那是不折不扣的暴力欺压！真理可能不见得总是人人都想要的日用品，而且“大多数人”也不成为什么道德实体，于是，在没有可行的社会制度框架之下，我们唯有冀望予每个个人的良知，拒绝顺从“大多数”的暴力与无知，不为任何事物随意定出低三下四的标准。

美国的《独立宣言》有这样的一段：“我们认为以下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的正当权力，是经被治理者的同意而产生的。”

是的，我也清楚我们并不是美国人。但是，理想永远都是高标准，请大人先生们少再拿食人部落来作比较那么没出息！照着美国这面两百年的老镜子，镜中有浓浓的虚幻感觉，我们似乎是自己的陌生人。

或许，马来西亚并不完全单纯的是个谎言，而只是一种令人痛心的失望。当然，如果没有希望，是不会失望的。

努力了半个世纪后，我们应该拥有一个更好的政府，而且是立即拥有！容我从《公民抗命》这篇讲稿中，拾作者梭罗（Henry D. Thoreau）的牙慧：“让每一个人都表明，可以赢得他的尊敬的是什么样的政府，这样，也就为拥有这种政府迈出了一步。”

马来西亚的公民们，这是大家都有的义务啊！

留言：科学与真理的讨论，在本人博客持续进行中，欢迎供稿，不设稿酬。

18/6/2009 《南洋商报》《南言》版

附：

（他们）说美国是个谎言，因为现实与理想的距离如此遥远。他们错了。美国不是一个谎言，是一种失望。然而没有希望，则不会失望。
----- 《我们是谁？》 塞缪尔 亨廷顿

《批评、讨论与相对主义》>>周嘉惠

《批评、讨论与相对主义》>>>周嘉惠

布莱基君先读了文本才来讨论蒯因的相对主义（《科学、真理与相对主义》，6/5/2009），而且态度平和，不流于意气之争，为报章上有意义的知性讨论立下良好榜样。这种精神首先就该给予充分肯定，套句孔子的口头禅，那是“始可与言诗已矣”。

引用蒯因的观点，是为了点破“科学就是真理”这种斩钉截铁、没有回旋余地论调的迷思，并不代表我个人就是蒯因的忠实信徒。

正如卡尔·波普尔所言，坚持己见的相对主义，就不可能去进行理性讨论，而没有理性的讨论，也就意味着将不会有理性的选择。然而，一再强调蒯因的相对主义，完全可以视作一种批评性讨论的手段，实际上我并不企图为相对主义证明、辩护或确立些什么。相对主义在这里成为我使用的工具，用来检验“科学就是真理”的观点是否合理。假如这个工具最后成功动摇了“科学就是真理”观点的基础，让大家看到还有其他更为可取的潜在结果与选择，那基本上就算完成批评性讨论的任务了。

波普尔的论文《框架的神话》也指出，这种批评性的讨论，本身就是一种理性讨论。不同的是，它排除了一般讨论“必须具有辩护，具有证明或论证，具有由公认前提进行的逻辑推论的特点”。换言之，它的目的在于除谬。把错误的个人偏见去除，最终目的还不就是为了让大家更接近真理吗？

至于相对主义本身，也不尽然就有如波普尔所批评的那般一无是处。当工业社会分工带来齐一化，加上科学的日益理性化和神圣化（甚至传来了“科学就是真理”的呼声！），难免带来种种教条主义与经验论的弊端，乃至以为所有科学的成就和人类的进步都应归功于理性，并企图以此来压制对立的思想和主张。而破坏理性、迫使理性告别的主力之一正是相对主义；它以丰富的内涵更公平、宽容地对待各种不同的传统、思想、理论和文化，使百花齐放的多元成为可能。当然，限于篇幅，这只能是有点过分简化的说法。

科学不是不好，理性也不是不对，但不假思索、不由分说的单元论、绝对论、教条主义，则是我个人坚决反对的。

30/5/2009 《南洋商报》《言论》版
附：编辑宣布这一个讨论到此为止，我们就以这一个博客为平台，继续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