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看待自杀，好吗？》>>>周嘉惠
近来我国似乎又刮起一阵自杀风，再次引发一轮议论。
曾经借《言论》版谈过自杀问题（《是问题，但问题不在自杀》，27/2/2011，有兴趣可参阅本人部落格），至今我依然认为假如一个社会让许多人觉得生无可恋，这确实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社会问题，但重点应该是去追问为什么这些选择自杀的人会觉得生不如死，而不仅仅只是批判他们不应该选择自我了断生命。
姑且撇开生命的价值不论，对于一个人的自杀，我们作为非亲非故的旁观者表达惋惜尚可理解，若谴责却又为的是什么呢？“有勇气寻死，却没有勇气活下去”是对自杀的“标准”论调，这跟反对痛苦万分的病人接受安乐死一样，我们无从体会当事人所经历的心理上的绝望与身体上的痛苦，但是我们坚持生命无价，受到再大的折磨也必须想方设法自我排解，即使当事人痛苦至死，也不许他“逃避”，否则就是不珍惜生命、自私。可行的方法必定存在很明显纯属“大胆假设”，可惜往往不见有人认真地进一步“小心求证”。
所谓同理心顶多只是数学中的“相似”，而不是“相等”。“子非鱼，安知鱼之乐？”的逻辑，套用在“我不是你，怎么可能完全体会你的痛苦？”这个句子上难道就不成立？死者已矣，不论是往其伤口撒盐还是泼硫酸，他都不会反击了，可是作为旁观者在言语之中还是应该多加斟酌以免有失厚道。即便打着“预防自杀”之类的大旗行事，在这种时候也是保持低调为佳；当事人的家人朋友面对此非常事件，心情低落、神经敏感、思绪混乱，何必如同进行二度伤害地对死者严词谴责？
死亡意味着生命中可能性的终结，选择以非自然手段结束自己的生命，如果原因是崇高的，譬如儒家思想中所推崇的杀身成仁，舍身取义之类，难道也是一无是处的“愚行”吗？至少以中华文化的传统价值观来衡量，表面上看来与自杀无二的“就义”，实际反映的非但不是“愚行”，反而是一种情操。
话说回来，任何人无论有没有高深的教育背景，或者对国家、社会、家庭是否有过重大贡献（甚至是重大祸害），反正按一般标准我们都不宜鼓励自杀、不宜鼓励就义，甚至不宜鼓励贪官污吏切腹以谢国人（没错，我常如此呼吁，我是坏人！）。这背后存在着一种乐观的信念，只要活着就保住了生命的可能性，而且是变得越来越好的可能性。
这当然是缺乏理性的一厢情愿。可能性的现实情况是，未来变好或变坏几率各占一半。好人可能继续发光发热，也可能晚节不保；坏人可能继续危害社会，也可能浪子回头。我们没有水晶球，无法预知结局，但是乐观总是让人感觉良好。
自欺欺人并不会令社会减少自杀事件，在教育、医疗、心理辅导方面加大力度或许更能够指望见到效果。然而，减少不代表绝迹，自杀事件终究还是会发生的。当不幸局面发生，我们哀伤、惋惜，但就别去责备死者了。如此虽不见得有助于让任何人感觉良好，但起码不会让人们情绪更为恶劣。我无意鼓吹自杀，只是有感于怀，以仁慈、厚道的态度包容不幸，是不是比较好呢？
延伸阅读：电影《樱桃的滋味》（1997），Abbas Kiarostami导演。
24/11/2013 《南洋商报》《言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