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dnesday, June 30, 2010

28/6/2010 《回应<当人道主义不再人道>》陈泉慧

《回应<当人道主义不再人道>》>>>陈泉慧

周嘉惠先生于6月18日在《南言》版《人生如戏》的专栏题为:《 当人道主义不再人道》。 周君曾经在我念高中时当过我的数学和英语教师,教学认真。

俗语说“一日为师,终生为师”。拜读周老师的文章后,学生有一些疑问和意见,谨以此文作回应,盼和周老师再作正面的交流。

文章指出海地的失业率高达百分之八十,这样的不幸,是“亡国而有余”的。但是海地却至今未亡,原因是因为联合国不让她亡。

在周老师眼中看来,这是不人道的,因为海地的子民即使避过了天灾,未来还是没有希望的。

周老师言下之意,难道是指凡是像海地这类不幸的国家,都应该任其自生自灭,以符合大自然“弱肉强食”,物竞天择’的道理?联合国或国际社会应该任其饱受天灾肆虐而不施予援手?

弱肉强食固然是真理,可是,当被“强食”的对象是人类时,眼睁睁看着数以千万计的人类灭亡,这难道就是人道主义?

文章并列举绝症病人被拒安乐死的自由来支持现代人道主义不人道的地方。

说“凡是头脑清醒的人,只要仍有一线希望,只要病痛的折磨不是那么无法忍受,他会主张结束自己的生命以求解脱吗?”

换言之,在周老师眼里看来,安乐死是符合人道主义的。当一个人要求结束自己的生命之时,一定是因为他无法忍受病魔带来的痛楚,所以我们应该让病人保持最后的尊严,让他选择安乐死。 

但是我们都知道,每个人对痛楚的忍受程度都不一样,求生意志的坚定程度更是因人而异。我们该如何判断,什么样的痛苦程度,才是“无法忍受”的呢?

病人在患病期间,大多是意志较为消沉的,这段期间所可以承受的压力会比没生病时少得多。所以,我们凭什么去衡量一个人是不是还是头脑很清醒呢?加上医学上对不同的病症屡有新突破,怎么可以轻易说出安乐死一词!

当然,我必须承认,文章最后所指出发生在我国的大小丑闻,我百分之百赞成,是“亡国而有余的”。

大马人,自求多福吧 !

28/06/2010 《南洋商报》《言论》版
附:专栏上所谓的“自由撰稿人”身份,实际上就等于是“不告诉你”的意思。但在这篇文章刊出后,那是有点老底被掀的味道。过去只是客串性质兼过一年课,居然到今天还被人叫“老师”;这在当初是想不到的。

Friday, June 25, 2010

《人生如戏》>>26/06/2010《部长跟谁在过不去?》周嘉惠


《部长跟谁在过不去?》>>>周嘉惠


不久前国内贸易、合作社及消费部长(右图)跟杂货商联合会杠上。为了解决走私统制品的问题,该部坚持贩卖白糖、面粉、食油这三种统制品必须申请执照,杂货商则宁可不卖也坚持不从命,闹得不可开交。后来,事情就像许多人的预测般,“顺利落幕”,“和气收场”,喜气洋洋得就像什么事都不曾发生过一样。

有一种说法,和谐社会所彰显的态度就是:“服从多数人,尊重少数人,宽容个别人。”话是不错,但我个人则反对为了表面的和谐,而放弃追究问题的根源。宽容是原谅,但不是忘记,更不是失忆。这就好比下棋不能把胜利寄望在对手适时的暂时性失明或失智,社会和谐也不可能指望大家永久的集体性失忆。遮遮掩掩只会导致猜忌,所以事情总得搞清楚,老表演自欺欺人的一团和气可不是达致和谐的办法。

政府津贴白糖、面粉、食油这三种日常用品,为的是让国人受益,而不是让邻国的人民受益,尤其不是让边境的邻国商人可以借两地价差赚取更多的利润;我国还没富到可以无节制地去“益街坊”的程度。从这一点看,统制品走私确实是个应该尽早解决的问题。

打击走私的方法绝对不止一种。为了与邻国民间的亲善关系故,只携带一公斤、两公斤统制品出境作为手信或“纪念品”,在情在理都可以接受。然而,走私贩的胃口肯定要大得多,否则就不叫走私贩了。政府可以定下个人携带统制品出境的顶额,超额就罚款或充公。当然,前提是关卡的海关官大爷们愿意配合,不混淆个人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先后关系。我想,这应该是任何尚未失去理智的人都会首先想到的方法吧?

显然,当官的想出的办法自是与众不同、非同凡响,即推出零售执照的规定来防范走私。这是不是个可行的办法,不是本文关心的重点。我感兴趣的是,双方针锋相对时所抱态度的背后,到底是个什么心理?

杂货商的工作繁杂,并且不是一个可以取得暴利的行业,而是以积少成多的方式在赚辛苦钱。在各大霸级商场的夹攻下,传统杂货商苟延残喘之余,心情原就美不到哪里去,一旦碰上国内贸易、合作社及消费部的新花样,加上部长大人那句“没钱赚就别卖”的最后一根稻草,于是闹出罢卖的风波。罢卖是一种敌视的行为,敌视是因为愤怒,而愤怒是因为觉得受到冒犯。当一个人发怒时,他会企图让对方痛苦,其目的实际上是希望冒犯者感受到自己的痛苦。罢卖就是这种希望下的行动结果。

另一边厢,部长大人久坐冷气办公室,或许有点不知民间疾苦,又为了摆官威说了些未经大脑的话,不料却因此惹来一群刁民的对抗,心情指数自然也高不到哪里去。当怒气不是对某一个人,而是对某一种人发作时,产生的效果就不是敌视,而是憎恨了。愤怒往往意在造成痛苦,憎恨则意在造成灾祸;愤怒的人希望对方感受到自己的愤怒,而憎恨的人根本不在乎对方如何感觉,他想的只是如何毁掉对方的存在。

在副首相插手斡旋之前,部长大人对杂货商所表现的强硬态度显示的究竟是愤怒?还是憎恨?大家不妨翻出旧报纸,回忆一下事情的发展经过,然后自行下判断。

当我们的目标是解决走私问题时,部长大人摆出这么大的架式,到底是在跟谁过不去呢?我真的很好奇!

延伸阅读:关于敌视与憎恨区别的分析,可参考亚理斯多德所著《修辞学》,1382a的1至19行。

26/06/2010 《南洋商报》《南言》版

Monday, June 21, 2010

《人生如戏》>>18/06/2010《当人道主义不再人道》周嘉惠

《当人道主义不再人道》>>>周嘉惠

今年一月海地发生大地震,一时将全世界的注意力都吸引到这个位于加勒比海北部的国家。假如不是因为这一场地震,媒体恐怕不会如此热心纷纷对海地作出各种各样的简介,那我只怕永远想不到有这么一个国家,虽然已知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居然会有高达百分之八十的失业率。而且,那还是大地震发生前的统计数字。

百分之八十的失业率是个什么概念?其实一点都不复杂,也就是意味在这个国家,十个人之中有八个是没有工作的。假如不幸生在地球的这一个角落,到底会是一种怎么样的悲哀呢?

这情况,不禁让我联想起中学时代历史老师的一句口头禅。陈木梅老师讲史到激动处,往往大骂一句“亡国而有余!”,把同学们吓得胆战心惊。百分之八十的失业率、百分之八十的文盲率,相当符合“亡国而有余”的条件了吧?问题是,说海地亡国而有余,可是她怎么就不亡呢?思前想后偶有一得,或许是基于“人道主义”之故,联合国不允许让她亡。

假如果真亡国了,不论是被外国并吞或以其他方式瓦解,只要不灭种,对于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而言,会不会是一种解脱呢?他们的未来是否会更有指望呢?摆在眼前的事实是,即使躲过了地震的灾难,这些人民仍然得继续忍受生活于水火之中的煎熬。更可怕的是,他们未来的希望在哪里?

这就好比病人身患绝症,时刻都在忍受病魔的折磨,他者却基于人道主义的原因,宁可让病人慢慢被折磨得毫无尊严地死去,也坚持反对安乐死。凡是头脑清醒的人,只要仍有一线希望,只要病痛的折磨不是那么无法忍受,他会主张结束自己的生命以求解脱吗?不会的,毕竟那是违反了人类与生具来的求生意志的行径。然而,人道主义有时候恰恰就是表现得那么没有人情味,甚至可以说得上是不人道的。这很值得我们重新审思对人道主义的推崇。

我必须承认,个人对海地人民的同情,实不及对马来西亚人民未来的担忧来得强烈。在历史上,这片土地曾经被葡萄牙、荷兰、英国、日本统治过。不知道是否正因为有丰富的亡国经验而不以为意?还是认定联合国今天绝不会让成员国亡国?若非如此,国内这许多“亡国而有余”事情,到底是怎么可能发生的?

政府部门以百倍、千倍于市价买东西的丑闻,年复一年的被揭发,依然年复一年的发生;反贪污委员会到底打算向国民发放什么样的讯息?潜水艇漏水、战斗机引擎失窃,官方的说词真的很让人民服气吗?林甘干预司法事件,说它动摇国本亦不为过,可是整件事就这么不了了之,算了?随便举几个例,哪一项不是“亡国而有余”的?面对这一大堆丑闻,我们的祖国究竟凭的是什么,还不时摆出一副气定神闲,过分自信的二世祖姿态?希望这不是一种彻底自暴自弃后的伪装。

陈老师早已作古,再不会借古讽今,破口大骂了。然而,我们估计都还得再熬一段日子才去报到,岂能没有一点危机意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啊!在劳烦国际友人为我们祷告之前,大家还是诚心为自己祈祷吧;当灾祸降临时、当人道主义不人道时,那是不分黑皮肤、黄皮肤的,但愿我们不至于有朝一日需要过上海地人民般的日子。这片土地虽然罕有天灾,但风水还是不佳,人祸可真的严重得教人担心!

18/06/2010 《南洋商报》《南言》版
附:这篇文章本来想以《亡国而有余》为题目,后来觉得还是别太伤感情比较好。

Monday, June 14, 2010

《人生如戏》>>08/05/2010《今日勾践》周嘉惠

《今日勾践》>>>周嘉惠

首相兑现乌雪补选的承诺,补选后马上就发了一张面值3百万的拨款支票给叻思华小董事部。那张叻思华小董事长与首相一起拿着模型支票在布城的合影,出现在许多报章的头版,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报章上董事长黄泽桂拿着3百万的支票笑得合不拢嘴,看了真叫人感到心酸。

所有认识华文的马来西亚华人,或虽不认识华文然而却认同华文教育的华社成员,都基本理解华文教育在这片土地上成长的艰辛。因为独中的存在而显得血统不纯、身份尴尬的国民型中学,虽然“本是同根生”,却被严重边缘化,甚至“缺席华教史”(安焕然语);那是另一个问题,在此且按下不表。基本上由目前约1300间的华小、60加1间的独中、北中南三间华文高教学院所组成的华文教育系统,在经费上已成为我国华社摆脱不了的沉重包袱。

我们为支持华教而掏出或多或少的捐款,简直可以视为是一种“不识时务”的罚款。华社这众所周知的“第二份所得税”跟缴给国家的第一份所得税一样让人心痛,但依然源源不绝,实为我国一特有的景观。每年各种为了筹华教经费而办的义卖、千人宴、十大歌星演唱等活动此起彼落,都是我们再熟悉不过的场面,在某种意义上也称得上是华社的“集体记忆”。

在大都市要筹个几百万的华教经费,难度不是没有,但还是相对容易办到的。但在比较偏僻的地区,因为人口的稀少,要筹几百万可就难上加难了。

有八十年历史的叻思华小,因为白蚁侵蚀,加上校舍过于陈旧,被迫需要迁校。问题是,当地华社如何去筹集这笔庞大的建校基金?这显然是让该校董事部大为头痛的事。千人宴要办多少场?要如何卖票?要如何申请捐款免税?在晚宴中董事部成员应该献唱《龙的传人》?《我的中国心》?还是什么其他歌曲才能更有效地鼓吹捐款?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乌雪补选降临了。一笔3百万的拨款有如天降甘霖,许多问题都不再成为问题。

这本来是件很美好的事,但政客趁机消费当地华社却让人觉得恶心。这笔国阵候选人胜选才会落实的有条件拨款,实在让人心寒;“诚意”绝不会是一边胡萝卜、一边棍子的选择。马屁部队随后的歌功颂德,赔了尊严还卖乖,尤为人所不齿。

叻思华小董事长确实有千万个理由因为这笔3百万的拨款而“喜笑颜开”。没有人会解决了问题还不开心的,何况这笔款项原就是作为纳税人的我们交给政府处理的钱,拿来作为迁校并没有什么不妥的地方。董事长“喜笑颜开”的背后,是否暗藏着忍辱负重的心结?我们不知道。过去勾践在拍夫差马屁的时候,应该也是“喜笑颜开”的。

假如是靠钱让选民屈服,而不是以人格、政策、理念令人民心服,那就不要再问华人到底要什么?因为华人要的东西你没有!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显然还有很多人没弄懂呢。

08/05/2010 《南洋商报》《南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