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day, December 31, 2012

《人生如戏》>>30/12/2012《莎士比亚的妈姓什么?》周嘉惠

《莎士比亚的妈姓什么?》>>>周嘉惠

人生最恶心的事,莫过于不得不去忍受一些莫名其妙的言语或行为。

近来在现实中最经典的恶心表演,莫过于彭亨州务大臣拿督斯里安南耶谷扬言,若马华公会在来届全国大选输掉文冬议席,他将会割下耳朵并跳下彭亨河。或许事后发现人民对他跳河割耳的诺言过分感兴趣,并有信以为真、以致可能影响选情的趋势,随即反口表示自己绝不会去当勇除三害的周处,跳河云云,只是修辞手法而已。

看来本国果然是卧虎藏龙,连在公共场合比中指的“领袖”也能谈修辞,确实让人耳目一新,由此可见教育制度似乎还没彻底摧毁国民的文化修养,真是可喜可贺。什么是修辞学?不知道而又有兴趣知道的读者,请上网去百度一下。

修辞如果运用得当,对话语的表达可产生加分的效果。譬如驴和马生下的孩子是骡子,同一只动物,你既可以称它着“半驴”,也可以称其为“风一般快的骏马的女儿”,效果有天渊之别。这个例子是古希腊大哲学家亚里斯多德在《修辞学》一书中提出的(1405b25),我只是随手借用。

就一般情况来说,把骡子叫“半驴”多少带有贬低的意味,而“风一般快的骏马的女儿”则毫无疑问是带有褒义的说法。不论是贬义或褒义的修辞手法,实际上都只是一种希望说服某些人的方式;这其中可能显示了发言者说服听众的能力,当然也首先表明此番言论是具有某种意图要说服听众的。

如果以能力来考量,“跳河割耳”表达的是什么水平的语言说服能力?其粗糙的程度恐怕跟大臣先生过去公开比中指、怒骂记者“笨蛋”的经典画面不相上下;本人以为,匪气实在说不上是一种“能力”,你认为呢?

如果尝试考虑其意图,那原该是政客的拿手好戏,政客为了达到目的不顾民意、是非而口不择言,大家早已习以为常。但是大臣先生这句耸人听闻的名句,按正常逻辑推测,其意图无非是要长己方的志气,灭敌人的威风。可是随后的反口不认账,把原就没有正义与真理,唯有利益的算计和权衡的嘴脸,从不可一世的包装,在霎那间让人一览无遗其真实的猥琐形容。

事实上,即使再崇高伟大的目标,暗藏的意图总是“见光死”的,一旦曝光就算彻底失败了,这也说明为什么事后大臣显得如此灰头土脸。

莫名其妙的言语或行为之所以让人恶心,主要在于很多时候我们还真的不得不忍气吞声地勉强忍受那些表演。然而,只要是身家性命不至于立刻受到威胁的情况下,我个人会选择向恶心的对方抛出一个问题:“莎士比亚的妈姓什么?”连莎士比亚姓什么都不是路人皆知了,更何况他妈?这一招有很高几率足以弄僵现场气氛,让鬼话无以为继,然后在对方目瞪口呆之际扬长而去。

有些人真是不值得为他浪费生命的。

30/12/2012 《南洋商报》《言论》版

Thursday, November 15, 2012

《人生如戏》>>15/11/2012《代沟与文化禁忌》周嘉惠

《代沟与文化禁忌》〉〉〉周嘉惠


时代是不一样了,上一代人往往跟新生代难以沟通,即有所谓“代沟”现象的存在。时髦的年轻人揶揄上一代是老古董,年长者则总是在感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这种现象一点也不稀奇,代沟其实永远都存在于两代人之间,历来如此。

这说明了什么呢?是不是文化一直每隔二、三十年就会大改变?非也!

传统文化的生成有其政治、社会、历史、自然地理环境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可视为祖辈们在生活中对这种种因素的回应,是先人得以生存的智慧结晶。当一群人认同了这一种生活方式,遂有民族的产生。换言之,民族和文化之间存在着难以斩断的关连性,而这种关连不是表现在逻辑上而是在现实上。文化在现实中提供的不仅仅是一个标志民族身份的符号,同时也是一种集体取暖的渠道以及身份认同的默认方式。华人在传统上不重个人重群体,因而文化尤其显得重要,许多人一旦失去民族文化身份即将无所适从。

文化并非不能、不会改变,但文化的变化是缓慢的过程,永远追不上生活态度的改变速度。譬如上一代人重视的是经济和物质的稳定与安全,下一代人则重视自我表达、个人幸福感、成就感和生活品质等。

代沟反映的实际上只是生活态度的改变,但那并不是文化中的价值观、态度、信仰、倾向,以及整个社会普遍接受观念的真实转变。换言之,时代改变的是社会面貌,不是文化本质,这好比对旅游的兴致古今不变,不同的只是旅游时所使用的交通工具而已。

一个民族的文化本质所包含的元素有五点:终极信仰、观念系统、规范系统、表现系统、行动系统。终极关怀引导我们认识自己和世界的方式,并由此发展出一套认知体系,进而制定一套行为规范,如价值观、道德观等;民族的成员就是根据这些规范在生活中表现、行动。五个元素环环相扣,可见文化不是轻易可以改变的。

最近有两位大学生,为了“出名”而把自己的裸照、性交短片放上博客供公众浏览。很多人以为,他们也自认为思想前卫,其实只是价值观扭曲,而且触犯了文化禁忌。倘若能够接受自己的家人,包括父母、兄弟姐妹也如法炮制,那或可称之为思想前卫,否则只是混淆了出名和出丑区别的假前卫。两人口口声声没有伤害任何人,何错之有?是他们伤心的父母受到的心理创伤不算伤害?还是父母不算人?新加坡政府将重新评估他们对外国学生的奖学金政策,本地华校生受到“优秀传统思想文化”熏陶的正面形象为止动摇,可是因为没有鲜血溅地的场面,按他们幼稚的思维就等于“没有伤害任何人”。

我们伟大的羽球国手因为言语争执,而拒绝父亲参加婚礼,同样是触发了文化禁忌的行为。触犯文化禁忌,等于是离经叛道,那绝对不会止于被雇主通知不用来上班这么简单而已。倒也不是说他们即将遭受天谴,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未来某一天午夜梦回时辗转床榻,必有一丝无法挽回的抱憾。

15/11/2012 《南洋商报》《言论》版

Thursday, November 01, 2012

《人生如戏》>>1/11/2012《为什么不?》周嘉惠

《为什么不?》>>>周嘉惠

有时候某些事情实在让人感觉没有天理,但终究还是发生了。我们难免要对着老天无奈地问:“为什么?”当然,老天不会给我们答案,而且即使“六月飞霜”的暗示果真发生,相信多数国人在惊喜于老天开眼之余,会马上跟进求真字,却忘了方才仍耿耿于怀的天理。

基本上来说,我个人并不相信老天爷的存在,再说,明明就是人在干坏事,为什么要老天来解释呢?当我们心中有疑问,而当事人毫无解答的意愿,或者给予的答案实在神奇得太过份,那怎么办呢?还是有办法的。只要学会正确的提问方式,答案往往会自动浮现。

譬如说有人用百倍、千倍于市场的价格买了东西,够没天理吧?经过调查,原来“买贵不算贪污”,想单凭这一句话封尽天下悠悠之口,其实它本身就很没天理。

假如不能满足于这样距离一般生活经验太遥远的调查结果,我们可以合理质疑,如果买贵不算是贪污,那算什么呢?愚蠢?慷慨?不负责任?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策略?总该有个说法吧?你不说,那就莫怪我浮想联翩嘍。

当又有人被发现花了五万零吉去维修七百零吉买来的打印机,我们的疑问还是一样的,愚蠢?慷慨?不负责任?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策略?就算花的不是自己的钱,就算制度上真的只允许去规定的店家维修,难道我们做人连起码的良知也可以弃之不顾?五万零吉被乱花掉固然教人心痛,但我们痛心的是见到社会已失去良知。

既然问“为什么”得不到合理的解释,不妨换位思考,站在当事人的角度来问“为什么不”吧。答案可以有无限多,这里仅列三条供参考:第一、反正不是自己的血汗钱,挥霍一翻其实是很爽的事。第二、协助社会财富重新分配,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随后整体经济或许就会被带起,中国近年来蓬勃发展的经济不就是这样开始的吗?当事人很可能觉得自己有功无过,而且正义得简直该被颁锦旗。第三、顶头上司没说我错,监察组织说我没错,那你还嫉妒什么?

这么一问,答案不是很明显了吗?

不合常理的事情之所以会发生,主要是因为有人默许它的发生与存在。那是什么样的人在默许呢?有权力决定让这些事情存在或否的人。不妨把他们想象为足球场上的守门员。守门员老让人进球,原因无非这几种情况:一是判断能力有问题;二是人在魂不在,天天在梦游;三是身在曹营心在汉,根本就是自己把球踢进龙门的。

即使乱花钱“不算贪污”,也绝对不能合理化这样的行径,签字放行的负责人肯定还是失职的。层层迭迭的负责人,假如都是只有权力,无需负责之徒,那么再不合理的事情也可能继续发生。这难道不是摆明的事实吗?

1/11/2012 《南洋商报》《言论》版

Tuesday, October 23, 2012

23/10/2012《我曾经迷过莫言》>>周嘉惠

《我曾经迷过莫言》>>>周嘉惠



约莫是在2004年的时候,我一度迷上莫言的小说,在几个月时间内一口气看了他十几本大小作品。莫言是位高产量的小说作家,短篇、中篇、长篇都擅长,而且写得极快;这也是汉学家顾彬批判莫言最严厉的一点,虽然并非每个人都认同。

莫言笔下的想象世界既迷幻也迷人,在下班时间的车流量高峰期,长安大道上会突然冒现一个神秘的骑驴美人,还有一位身穿全副古代戎装的男子骑着马随后护送。他们让人怀疑是马戏团里的人,但更象是误搭小叮噹时光机来到今天世界的古人。《会唱歌的墙》是篇散文,单是题目就让人浮想联翩,意境十分唯美。

我个人还是最喜欢莫言写以山东农村为背景的小说,乡土气息浓得化不开,对城市人来说原该是个完全陌生的世界,但却似乎总是响起祖先对原乡故土的声声呼唤,十分亲切。因为张艺谋的电影,《红高梁》应是最为人知的莫言作品,但最让我对莫言着迷的却是《檀香刑》。那真是残酷文学的代表作,小说中对凌迟这种古代酷刑巨细无遗而又漫不经心的描述,让读者胆战心惊之余,眼前还不油然出现一片血腥场面。相比之下,作者对压轴的“檀香刑”所使出的力气却显得草草了事,这是有点让人失望的不足。我常会拿余华的《古典爱情》和《檀香刑》私自估量,究竟是谁残酷得更高一筹?

莫言是解放军,正式身份大概是所谓的军人作家吧?我原本不懂这种中国特殊国情,后来经中国友人解释才明白解放军其实收编了形形色色的各路人才,林丹不也是解放军吗?若真要打起仗来,却是轮不到莫言、林丹上战场的。有人因此一口咬定莫言“亲政府”,这种单线思维的论调只说明发话者的无知,漠视作家的个人气节;如果看过莫言义愤填膺的《天堂蒜薹之歌》,你不会再存有这样的小心眼。

2004年9月25日《南洋商报》曾在吉隆坡乐圣嶺天后宫举办过莫言座谈会,问答环节时我请教作家,我们这种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并且天天如此循环重复的上班族,如何可能写出象他笔下那么精彩的故事?莫言答说日常生活其实也可以很精彩,但小说不是一成不变的流水帐,稍微加入一点想象、一点人工变化就足以化腐朽为神奇。

我是在看《丰乳肥臀》时,感觉到《百年孤独》的影子总是在一旁晃动,而且小说实在长得超出自己的耐性。我的莫言阅读,也随之戞然而止。

23/10/2012 《南洋商报》《商余》版

Sunday, October 21, 2012

《人生如戏》>>21/10/2012《有钱的感觉》周嘉惠

《有钱的感觉》>>>周嘉惠

对某些人来说,金钱代表成就。这种逻辑假如成立,那么钱越多则表示越有成就,实际上相信这种逻辑的人为数还真不少。这个社会拜金,莫非大家真正追求的却是一股成就感?不可思议,但很有点趣味。

身边就有朋友,衣食无忧且月入过万,却总是在烦恼什么时候才能淘到人生的第一桶金?每个人心中都有属于自己的一个桶,但是桶有大小之分,所以该如何回答这样的疑问呢?我自问数学还不错,却也不知该怎么下手计算这道题,无形的桶怎能装得满呢?

还有位朋友,在工作上独当一面,在学历上登峰造极,却老是羡慕别人“你就好啦”。那是在说风凉话吗?根据我的认知,应该不是。为什么眼中只见到别人所拥有的、自己所没有的?假如想想自己已经拥有的、别人没有的,心理上是否顿时充实许多?匮乏或丰盛,似乎仅在自己的一念之间。

回到第一桶金的问题,这概念不知最初是哪个混帐提出的,为社会凭空制造匮乏的感觉,真是该拖出去打。假如不是对这不知所以的“理想”耿耿于怀,头上的阴暗天空不是马上就云开雾散了吗?确实,有成就的人生会感觉比较良好,但金钱跟“立德、立功、立言”的古老原则实在扯不上关系。虽然时代不同,依然还是不朽的成就才称得上是真的成就,公认过不了三代的“成就”,值得当真?利用虚幻的镜花水月来妖言惑众,只是换了包装的蜈蚣珠把戏,其出发点绝对不可能会是真心为你好。

我个人并不富,但因为物资欲望不高,所以从来没有很强烈的匮乏感。按现今社会的标准,这可能就相等于没“成就”、没大志,不过我比较讲究生活得自在与否,追求的目标有点不一样。虽然如此,我相信,有钱的感觉一定很好,我也同时相信,“富爸爸不是我爸爸”必然是个很呕的残酷现实。

相信正是因为意识到这两点,以民为本的政府近来喜欢扮演散财童子,誓要帮助人民感觉比平时更良好。同事的七十岁家婆,最近在政党的帮助下成功申请到“单亲妈妈”的政府福利,真是羡煞旁人。当事人的丈夫已过世,而且也有孩子(实际上连孙子也不小了),确实是货真价实的“单亲妈妈”,这一点有关政党的工作队绝对可以作证。至于她是否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恐怕就有点见仁见智了。有专栏作者严正指出,个人所得税仅占国家收入的11%,所以人民不该指责政府是在“派我们的钱”。

有人竟然可以用这么光明、正面的思维来面对现实世界,我个人羡慕得简直有点嫉妒了。我只是叹为观止,不是气愤,真的。

21/10/2012 《南洋商报》《言论》版

Monday, October 15, 2012

《辅导有感》>>胡老师

《辅导有感》>>>胡老师

一个无牌的医生给病人开刀,与一个无牌的心理医生给人治病,哪一个更令人害怕呢?

第一个例子,任谁都会赞成,打死都不会给这种山寨医生在自己身上动刀吧?想想,从手术室出来,“咦,医生,我的脚呢?”医生回答:“你不是要锯脚的吗?”“什么?我是骨折,要驳脚!”“不要紧,我算你便宜点啦。”以上所言纯属虚构吗?其实也不全是。报章上不就是常有做整容手术失败者提出的控诉吗?

在生理上所留下的问题我们眼睛可以看得到,反过来,在心理上人为的伤害,其所埋下的隐形炸弹又有多大的杀伤力呢?

被校方委任为辅导老师已经一年多,而我是没有任何辅导背景或经过任何训练的。我不是没有怀疑过自己是否正在制造着隐形炸弹,或许你会认为我夸大其词,但是去年加影的一所中学不就发生一宗中学生见了辅导老师后就自尽的事件吗?我们不也听闻过辅导员本身不能负荷所承受的心理垃圾,结果搞到自己患上忧郁症吗?

要求更换工作不就解决问题了吗?但恕我直言,在这个缺少师资的大环境里,上头叫你上你就得上,即使打从心里自己是如何百般不愿意。还好,在小学阶段,真正需要辅导的情况还不至于太严峻。从命之下,我这个辅导老师也只好一切按规矩办事。可想而知,整个辅导过程味同嚼腊,师生双方都无趣之极。举例来说,有老师送来一些所谓的学习缓慢生,希望我这个辅导老师加以“修理”。对不起,可以很肯定的是,这些学生绝对不会因为被我这种辅导老师辅导后就能开窍,他们需要的是去特殊学校接受相关的特殊教育。 曾经也有老师几乎将最后一班全部的学生送来辅导,而其也不外乎纪律问题、功课问题。问题是我也像其他老师一样,有课得上,不是专职辅导的。结果,辅导也跟上课一般是用来赶的。

每次辅导之后,机械化地填写完了有关的报告,剩下的只有挫败感,完全没有任何意义。试问,谁又来辅导我呢?

14/10/2012 《南洋商报》《言论》版

Thursday, August 16, 2012

Tuesday, July 17, 2012

《人生如戏》>>17/7/2012《错觉》周嘉惠

《错觉》>>>周嘉惠


警方的犯罪率数据和民众的主观印象出现很大的落差。政府方面认为民众对我国的犯罪率存有一种先入为主的成见,或曰刻板印象,事实非但并非如此,犯罪率反而是大幅降低中。

常言说:官字两个口,反正百姓永远是错的,就接受了这顶帽子吧。不过,官字毕竟并没有两个大脑,或许官爷们只见到民间的刻板印象,却忘了同时反省自己的刻板印象。闲着也是闲着,我们不妨尝试代为分析。

警方是如何算出犯罪率的?对了,主要靠的是民众的报案。我国人民对报案这件事有多热中?我手中没有统计数字,若以常理推断,恐怕警方也不会有(本人是以‘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的逻辑来推断)。把“报案率”假设等同为“犯罪率”,是否合理?假如各种罪案的受害者全都曾经踊跃排队到警局报案,那“报案率”等于“犯罪率”的假设就完全合理。问题是,现实的情况如何?

如果有谁竟然认为我国国民一旦不幸成为罪案的受害者,就百分之百都会去报案,那未免也太过脱离现实了吧?既然如此,“犯罪率”等同“报案率”的假设显然就说不过去了。我绝对没有像前全国总警长那样认为警方伪造数据的意思,其实在“假设”上出错并不希奇,这是每天都在发生的事。譬如说,对同样一个犯罪率数据,前任与现任总警长的认知就完全不同,一人假设它是正确的,一人假设它是有误的;毫无疑问的是,其中绝对有一位的假设是错的。至于错的是哪一位?我们不必去作出无谓的假设。

或许,我们应该更进一步追问,为什么民众不愿意去报案?除了怕麻烦,恐怕还与民众的另一种刻板印象作祟有关,那就是:“报案有什么用?”为了打破这种刻板印象,警方应该考虑定期公布破案率。有罪案发生才可能有案可破,即使不考虑那些未经投报的罪案,破案率的基础是记录在案的罪案,所有资料都在手上,应该很容易计算出来。况且,那是警方自我鞭策的最好指标,若不便公布,至少也应该让所有警方成员清楚知道实情。

反省其实是一门大学问,确实并不是所有人都懂得如何检验自己的假设。我们可以退而求其次,只要求检验一下自己的言行,具体的事物总是比较容易拿捏的。方法如何?很简单,向自己的母亲和孩子平铺直叙地重复一遍需要检验的言行。我们很难想象有人可以回家高声宣布:“妈,今天我成功骗了隔壁九十岁老太婆的棺材本!”或“孩子啊,老爸今天把八拜之交害得跳楼了!”只要能够在自己母亲和孩子面前坦诚相告的言行,通常表示就是可以在良知上过得去了。当然,那也可能只证实了你果真是彻底的丧心病狂!

对那些愿意继续自我感觉良好的官爷们,我还是那一句话,重点是要过得了自己良知的那一关。人生最后是上天堂或下地狱,其实都取决于自己当下的抉择而已。

可不是吗?

17/07/2012 《南洋商报》《言论》版

Thursday, July 12, 2012

《人生如戏》>>11/07/2012《自以为是》周嘉惠

《自以为是》>>>周嘉惠


除非是心理有问题,又或者有什么特殊目的,一般人总都会按照自己认为正确的方式去行事。这原应该没什么好争议的,正常情况下,谁又会故意去做连自己都不认可的事呢?

譬如说,我们从小受的教育一直都在灌输一种观念:“诚实”是做人的道德原则。可是,为什么事实上却有这么多人说谎呢?假如是心理变态,那没话说。假如不是心理变态而又刻意撒谎,背后必另有目的,而且说谎者还得首先说服自己谎言是“善意”的,或“成大事不拘小节”之类,因此说谎纯粹是“牺牲小我”,为的是“完成大我”。

依我国的惯例,经常有起争执的两方人到各类宗教场所斩鸡头或发誓以求清白。事实只有黑白两面,非此即彼,但双方各执一词,且都信誓旦旦,这又作何解释?可能性有二:第一,其中一方根本不是信徒,所以即使说谎也不会有任何愧疚感;第二,双方都真心诚意地认为自己是“正义”的、“正确”的,因而表现得十分理直气壮。

对于这第二种情况,有一句成语可以很画龙点睛地为之说明,那就是“自以为是”。如前所述,一般人都按照自己认为正确的方式行事,既然如此,为什么“自以为是”这句成语却显得不那么的正面呢?

稍微想一想,原因也很简单。在判断是非时,个人怎么看都以为正确的原则,难道就真的对了吗?是非能够这样来断定的吗?我们能够假设自己永远是正确的吗?不行的。

那怎么办呢?不按照自己认为正确的方式来为人处事,难道却要违反自己的良知,以自己都不赞成的方式去行事吗?当然不是的。“自以为是”的问题在于,我们个人的认知未必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甚至不是普遍能够被接受的。换言之,假如“自以为是”仅仅等于“自己爽”,那十之八九就真的不是正确的原则。

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曾说过:“不经检验的生活是不值得活的”。大家都自以为是地生活,但实际上很多人是错得一塌糊涂的。如何避免因为“自己爽”而一错再错呢?苏格拉底的建议就是经常“检验”自己的想法,《论语》所说的“三省吾身”也是一样的道理。若要检验自己认知的正确与否,可以透过讨论、反思、换位思考等方法来进行。

最近颜天禄在马六甲州议会以传闻向政敌开炮,相信他心理没问题,假设他背后没有不可告人的目的(时间会帮助我们检验这两项假设),那他自然是因为“自以为是”才这么做的。我希望,当事人能够认真检验自己的假设,看看自己是否真的如想象般那么正义?检验的结果如何不是为了向任何人交代,只要自己的良知说得过去即可。作为一个马来西亚公民,我真的希望我们的代议士都是奉行以正义原则为国家、为人民做事的。

11/07/2012《南洋商报》《言论》版

Friday, June 08, 2012

《从‘尊师重道’渗透出去》>>周嘉惠

《从‘尊师重道’渗透出去》>>>周嘉惠


读了知足君的回应文章(6/6/2012, 回应〈何谓‘无知’〉),一度颇感踌躇,该如何以最温和的方式让人弄清楚状况,确实费思量。最后还是决定冒着不自量力的嫌疑,权充一回魔鬼的辩护士。然而,必须先申明在此只是以文论文,任何未曾透露的“事后”发展,恕不纳入考虑。

知足君在文末澄清自己发表个人上课的感受,并无对助教不敬,因此何来不尊师重道?不过,在上一段作者才刚承认用“无知”来形容助教“似乎过分了点”。这究竟是说明了作者思维混乱,抑或口是心非?我无意越俎代庖,还是留待作者自行决定较为恰当。

不论决定为何,无非就是一次自我反思而已,知足君大可不必被“尊师重道”这块大招牌吓倒。或许,何妨先考虑一下所谓“尊师重道”是否毫无疑义?实际上,任何一种老生常谈都有可以再斟酌的地方,“尊师重道”当然也包括在内;老生常谈的可怕之处在于人人说、常常说、处处说,以致多数人不经大脑就信以为真。

且不论那让人困惑的“道”的部分,这里就只单谈“尊师”。假如我们承认职业不分贵贱,那教师就跟所有职业般都值得去尊敬。当然,要得到敬意有一个先决条件:对工作尽责。举个极端的例子,不久前某中学男教师被揭发把手伸到女学生的胸部“做检查”,如此教师我们不表尊敬是一点也不用过意不去的。教师的责任是什么?套句韩愈的话:传道、授业、解惑。只要尽到这些基本责任,我们就应该尊敬教师,而那位助教基本上是尽责的。

知足君认为该助教的某些观点可笑,虽然个人不认同,但我尊重作者的私人感受。然而,即使助教的观点果真那么可笑,我们对这位助教的职业难道不能同样也保留一点敬意吗?如果对这种职业还存有敬意,就我个人的尺度而言,起码不至于用上“贻笑大方”、“无知”这类字眼来奚落自己的同行吧?更何况,助教当下还是自己的老师呢!假设自己的父母陷入“蜈蚣珠”之类骗局,试问你会在文章中写上“贻笑大方”、“无知”这么大义秉然吗?

据知足君所述,助教认为“我们要学就学最好的,要比较就比较最好的。”这句话应该没什么争议吧?虽然我个人也爱看龙应台、陶杰的评论,只不过将他们的评论列为“最好”这一点,我是有所保留的。不过,我的个人观点并不重要。再举个极端例子,相信助教在课上恐怕提也没提本人的评论吧?知足君可曾在乎?(周嘉惠算TMD那根葱?)其实很明显,问题仅仅出在知足君的粉丝心理作祟,认为郑丁贤的评论丝毫不输龙应台、陶杰,因而对助教的不屑讨论十分恼火,如此而已。重点是,为什么在助教举了龙应台、陶杰的例子后,学生就不能用同样理论自行分析郑丁贤的文章呢?举二不得反一,是助教失职,还是学生不认真?

既然知足君那么感兴趣,何不抽空写篇文章分析郑丁贤的评论以飨读者?也好证明知足君对郑先生文章的喜爱是有根有据,而不仅仅是粉丝在盲目的摇旗呐喊而已。这岂非更有意义吗?

“魔鬼的辩护士”的任务只在于让人看清现实,不在讨人欢心。若有所得罪,尚请多多包涵,龙、陶二位的粉丝请息怒!

附记:《言路》版编辑告知此课题到此为止(应该是到上一篇为止),不再刊登,但本文会转交知足君。希望老师别再为难老师,何苦呢?

Thursday, June 07, 2012

6/6/2012 《回应〈何谓‘无知’〉》>>知足

《回应〈何谓‘无知’〉》>>>知足

關於周嘉惠君回應筆者文章說:“試問作者連表明立場的勇氣都欠缺,是否認為自己還頗為‘有識’?”對於這一點,筆者想表明的是:事後,相關助教說鄭丁賢寫的評論如“剪貼”般似的,顧名思義就是抽取新聞報導的某段文字拼足而成。

這句話聽了會令人貽笑大方吧?甚麼叫“剪貼”般似的?從哪點可以證明呢?助教也無從舉例證明!不但如此,助教還說明:“我們要學就學最好的,要比較就比較最好的”這句話不是說明了鄭丁賢的評論比不上那些著名評論家嗎?

無可否認,筆者贊同周君所說的“每個寫評論文章的作者,都有自己設定的讀者群,誰也別想一網打盡。”但是,在課堂上,助教不是應該教我們如何去學習諸位評論者的可取之處嗎?無論是哪位評論者,助教不是應該一視同仁,逐個分析,這樣才是對他們公平,不是嗎?既然我們都是在學習,為甚麼龍應台、陶傑的評論作品助教可以向我們點評優劣之處,到了鄭丁賢的評論作品時,卻一概而論,彈的多,讚的更甭提!

助教應該保持中肯,至少告訴我們除了欣賞陶傑、龍應台的評論作品以外,本地的評論作者如鄭丁賢的評論作品也有他的可取之處,那不是更好嗎?難道鄭丁賢的文章真的如此糟糕?

另一方面,也許筆者用了“無知”這個字眼似乎對助教不敬,周君說留“口德”來得貼切。對於這一點,筆者願意接受,也自認似乎過份了點。原因無他,因為周君說了一句令筆者深思的話語:“學問千古事,文章亦為千古事,如果心態沒把握好,只因意見不合、立場不同就七竅生煙,事後馬後炮,最終可能就是學問做不好,文章寫不好,做人也不高明。不過,那也不是無知,只是不智。”

但是,筆者不苟同周君說我因為發表了這篇文章似乎有欠尊師重道。筆者想澄清的是,我是針對當天上課的情形純屬發表個人的淺見,並無對助教有不敬之處,何來沒尊師重道呢?

6/6/2012 《星洲日报》《言路》版

Tuesday, June 05, 2012

5/6/2012 《何谓“无知”》>>周嘉惠

《何谓“无知”》>>>周嘉惠


作者知足在苏丹依德里斯师范大学上的一堂《评论写作》课,因为助教在课上不愿评论也不鼓励学员看郑丁贤的评论文章,让喜爱郑丁贤文章的作者“七窍生烟”,认为助教“无知”、态度“不中肯”,对接下来的课也“没心情”听下去了。可能回去越想越气,于是写了5月29日发表在《言路》版的文章《上了一堂评论课》。笔者读后觉得十分感慨。

根据文中所述,助教的专业知识没问题,而且也花了时间备课,看来基本上是尽责的,只是“表达方面需加强”。助教在课上举了龙应台、陶杰等人的评论文章为例,但却对郑丁贤的文章表示不屑。为什么?助教没说,作者想站起来“质问”助教而被友人阻止,结果不了了之。假如助教公开表达了自己的立场,却没有说明理由被批为“无知”能够成立,试问作者连表明立场的勇气都欠缺,是否认为自己还颇为“有识”?助教或许在课堂的表达不尽理想,但那跟“无知”是扯不上关系的。

每位写评论文章的作者,都有自己设定的读者群,谁也别想一网打尽。或许郑丁贤的评论文章很让某些读者有所启发,或者读后纯粹感到很过瘾,但不见得所有人都欣赏郑先生的文章。对自己并不欣赏的文章避而不谈,那叫留“口德”,不叫“无知”。

到师范大学报读远距离课程,估计作者不是现任教师,也将是未来的教师。在许多人都在感叹“尊师重道”的日子已一去不复返的今天,不知有意从事教育工作的作者,却何以也如此不尊师重道?

学问千古事,文章亦为千古事,如果心态没把握好,只因意见不合、立场不同就七窍生烟,事后放马后炮,最终可能就是学问做不好,文章写不好,做人也不高明。不过,那也不是无知,只是不智。愿和知足君共勉之。

5/6/2012 《星洲日报》《言路》版

29/5/2012 《上了一堂评论课》>>知足

《上了一堂评论课》>>>知足


日前,我和友人再次回到蘇丹依德里斯師範大學上課。由於是遠距離課程,一清早大家便驅車從雪州前往丹絨馬林上課,我們都很認真、積極出席每一堂課。

這回上的是《中文基礎寫作課程》,當中的內容是《評論寫作》《學術寫作》。

負責授課的一名女助教,她知識與學問尚淵博,但,授課方式就談不上甚麼過人之處,也許是表達方面需加強吧。

對於《評論寫作》這一個單元,我深感興趣,因此很專注聆聽這名助教講解。

甚麼是評論?評論須具備甚麼條件?評論的特徵是甚麼呢?關於這些問題,這名助教都能一一解答。此外,在課堂上,助教也向我們舉例及分析一些著名評論家的作品。例如龍應台、陶傑等其他評論家。說著說著,助教就提到了我喜愛的《星洲日報》著名評論家鄭丁賢先生。當時,我以為助教會對鄭丁賢的評論給予一些中肯的評價,但,她竟然冒出這麼一句話:“你們要看的話就去看龍應台或是陶傑的評論文章,不要看鄭丁賢的評論文章!”

聽了助教這麼一說,我開始七竅生煙,好想站起來要求她說個原由來,但,我還是被身旁的朋友給攔著,勸我別理她就是了!對於她這樣的授課方式,真的是對她嗤之以鼻,沒心情再聽下去接下來的授課內容。為甚麼要這麼說呢?幹嘛要說得這麼膚淺呢?這句話從助教嘴裡說出來,很不應該。身為一名講師,不是應該保持中肯的態度嗎?

當天的心情被這名無知的助教搞砸了,對於《評論寫作》這個單元,還是自己細嚼慢咽來得好!

29/5/2012 《星洲日报》《言路》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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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May 08, 2012

《人生如戏》>>08/05/2012《欠的何止是道歉!》周嘉惠

《欠的何止是道歉!》>>>周嘉惠


428集会当天,多位在现场执行采访任务的记者、摄影记者遭到警方的暴力对待,不仅抢夺及砸毁记者的相机、强行删除记忆卡内的相片,有些新闻从业员甚至被殴打、扣留。
            警方今回的野蛮行为终于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世华媒体旗下的四家华文报纸,集体在53日世界新闻自由日当天以黑白封面的方式向警方表达抗议,《星洲日报》当天在封面写下了“欠一个道歉”五个大字,《南洋商报》亦发表启事《黑黄的期许》,以表达对“未见任何高官愿意负责,更遑论释出丁点歉意”,而深感遗憾的意思。
            虽然,报馆抗议的立场是严正的,但我认为问题的严重性要远远超过警方对记者、民众的暴力相向而已,那一群摘下了个人名牌、编号后才以暴力对付参与集会群众的警察,更让人思之顿觉可怕。
这种集体动作背后的可能性只有两个:一、上头指示,二、警员的自发行为。不论事实是哪一种情况,都说明当事人心知肚明自己采取的暴力行动是见不得光的,绝对不是什么警方“标准操作程序”。这不是警察一时的情绪失控,而明显是有预谋的行动,有意识的集体暴力行为。当纪律部队集体犯法,那是何等的严重错误?这件事绝对有必要调查得一清二楚,警方欠的何止是一个道歉!
是什么心理引导着这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丑行?一天没弄清楚原因,我们将永远无法理解何以警方内部的部分成员,会决定用几近于报复的姿态来对待集会群众和新闻从业人员。我们怀疑,当警务人员自行摘下标准制服一部分的个人名牌、编号,是否还能够代表警方?假如不能,除了革除其警察职务,这种身为执法人员,却知法犯法的暴民还应该接受最严厉的法律惩罚。
            公开道歉是不足够的,警方还必须交代清楚,这一群摘除名牌、编号等身份识证的败坏分子所参与的集体暴力行动,究竟是受到谁的指示?或者是由什么人首先发起?警方必须鉴定所有参与暴力殴打群众的警员,当局也必须说清楚惩罚方式。我们不能因为当天只有0.01%的警察犯错,就认为几粒老鼠屎坏不了一锅粥。退一步思考,如此不负责任、没有原则的逻辑即使可以成立,警方也必须马上挑出老鼠屎以自清,而不是继续忍受和害群之马同流合污。
事实真相不厘清,警方与民众相互之间的猜忌将永远不会消除。警民之间若长期存在着对立的心理,对国家的未来绝对不会是件好事。人民的记忆力并没有想象般短暂,而且一旦记忆转化成为刻板印象,以后再想改变民众的印象就难上加难了。当今之计,务实的做法是厘清真相,祈求原谅,而不是指望遗忘。


08/05/2012《南洋商报》《言论》版
附:根据内政部长的说法,428当天警方出动了1万4000千名警员,其中14人犯错误,所以只有0.01%的警察有问题。部长的算数实在差劲,1万4000千人中的14人,是0.1%!再说,只14人?

Saturday, May 05, 2012

《人生如戏》>>>6/5/2012《寄语净选盟4.0》周嘉惠

《寄语净选盟4.0》>>周嘉惠


428集会原定在当天两点开始静坐,净选盟主席安比嘉却早在两点半就认为集会的目的达到了,因此宣布解散。现在回头看,未免觉得主席很傻、很天真,正好印证了一句老话:秀才造反,三年不成。
集会不仅仅是凑人数的游戏,也不仅仅是为了意思意思地表达大家对选举改革的不满。毕竟,这已是净选盟3.0,还有谁不清楚净选盟的动员能力?选举委员会成员再怎么自我感觉良好,也不可能还未察觉大家对他们的鄙视眼光。因此,只因为集会人数超出预期,表达了谁都已经再明白不过的不满,根据先前两次集会的经验,我们应该很清楚这并不会导致实质的改变。没有改变,怎么能说是达到集会目的了呢?虽然净选盟要求的改变几近与虎谋皮,但既然筹划集会抗议,就应该贯彻到底,起码不是屁股没坐热就解散。
            我们绝对不能指望既得利益者会心甘情愿双手将自己的好处奉上,那完全是违反人类天性的奢望。公平、公正无法指望既得利益者的良心发现,必须靠不断冲撞,方才可能从中一点一点逐渐争取“我方正义”;因立场不同,对方肯定要认为这是非正义行为。
            基于尚未达到实质的改变,加上428后半场一如既往上演的暴力事件,以及事后众多既得利益者毫无反省迹象的发言,我个人悲观的认为,这是个最坏的时代,而且绝对有潜能成为更坏的时代。很明显,净选盟4.0集会的举行是可以预期的事。
            三次净选盟的集会,让大家见识到伊斯兰党志工团队的敢作敢为、有勇有谋。当集会群众被警方“围剿”、暴力相向,无头苍蝇似的四处逃跑,伊党志工早派人在高处录影存证,如此高瞻远瞩,确实令人佩服。水炮和催泪弹是参加集会者心中有数的下午茶,再难吃大家也预备嚥下了,但是相信没人心甘情愿接受警方报复似的暴力对待。希望下一次集会伊党志工愿意垫后,确保群众顺利、安全地疏散。
            净选盟号召的集会,政党成员参与无妨,但请别弄错了主客关系,尤其公正党的某些领袖就很应该学一学身为客人需要懂得的闭嘴艺术。删除记者相机记忆卡是警方的标准作业程序?为什么要凭空造这样的谣?常言说:“不经一事,不长一智”,国阵阵营成员必须从失策中提升智慧,不应该一而再的为了急于表现而不经大脑地频频失言。我们实不希望被国际社会误以为本地办有训练愚蠢的特殊课程。还集会一个清静吧!政客们,集会期间请保持沉默,或至少也得慎言!
            至今为止的净选盟集会都选择独立广场为集会地点,随着参与人数越来越多,实应该另选地点,以策安全。怎么说?大家都应该清楚我国政府主导的工程经常会发生各种大小问题,而独立广场底下是停车场,根本就是个“空心”地带。假设下一次集会的计划是两点正大家准时单脚跳三下以讽刺选举委员会是跛脚鸭,集数十万人重量造成的震动,谁有那么大信心认为独立广场撑得住?噫!
            同志们,尚需努力啊!

06/05/2012 《南洋商报》《言论》版

Sunday, April 22, 2012

《人生如戏》>>2012/04/23 《关于政府》周嘉惠

《关于政府》>>周嘉惠


每当世界上有地方发生骚乱,关于该地区无序的情况,本地中文报章几乎一律都会以“陷入无政府状态”来形容之。久而久之,在读者脑海中遂形成一种刻板印象,既然“无序”是“无政府”,那“无政府”自然就“无序”了。A等于BB当然等于A,这种初中程度的逻辑,还需要多费唇舌吗?
从新加坡电影中得来的印象是,至少对当地人来说,“没有政府”好像很有“天塌下来”般的严重意味,事情肯定很不得了。这到底是说明新加坡人很依赖政府?新加坡政府很值得人民信赖?或者导演另有其他隐议程?我们不清楚。
这里的重点是,A果真全等于B吗?为了唤回某些早把初中数学弃之如敝履的读者的记忆,在此且简单说明“全等”即“100%相等”的意思,数学符号为“º”。
政府的功能之一就是维持公共秩序,倘若大家都有极佳的自我约束能力,那政府的这一项功能还有存在的必要吗?对于无政府主义者来说,无政府代表的正是自治、互助、反独裁,而不是乱七八糟。听起来似乎又不是个太坏的主义,对吧?
言归正传,毕竟本文题目是《关于政府》,而非《关于无政府》。政府的定义,学者有各种说法,但是没有必要在此摆出来吓人。我们且用老百姓最简单的诉求来定义:政府是代表人民去做人民想做的事的组织。
这样粗糙的定义对学者来说肯定是不入法眼的,唯本文并没有让学者留下深刻印象的意图,但求大家容易理解即可。尤其对我国这种推崇民主制度的国家而言,政府是选举的结果,说它是“代表人民的组织”,自然是很天经地义的事。游笔至此,不知怎地,突然感觉口燥舌干,心中发虚,且带点恶心,最近天气热的缘故?
再次言归正传,既然政府是代表人民的组织,那么政府“理应”永远站在人民的这一边努力办事,不丢人民的脸。可是,事实上呢?
诺奥马在2005年的“裸蹲事件”中,曾恭请那些认为我国警方残暴的外国人,滚回家去!然后“不是在压力下”,道歉了事。当时担任副国内安全部长的诺奥马,现在已高升为农业及农基工业部长,后来在雪州国阵大会上,提出“公民权论”侮辱华印裔,然后又“不是在压力下”,道歉了事。大学生占领独立广场而遭“来历不明”的黑衣流氓暴力攻击,高教部长说:“没有人叫你在广场扎营,当出了事情,就别来搏取同情。”部长们当然是政府团对的代表,但是,从言行中你觉得这些代表是站在人民这一边吗?
当“养牛门”事件爆发后,政府的反应,你觉得是站在人民的这一边吗?当稀土厂事件爆发后,抗议的声音响彻云霄,而政府的表现,你觉得是站在人民的这一边吗?当选举委员会被人民投不信任票,净选盟一而再劳师动众进行抗议,政府的立场,让你觉得是站在人民的这一边吗?
当人民代表不再代表人民,真的令人感觉十分不美好,而这种厌恶感绝不是五百零吉就可以改变的。


2012/04/23 《南洋商报》《言论》版
p/s:这是原版。编辑把题目改了,或许觉得换“人民代表”比换“政府”温和吧?出版法令松绑了吗?言论自由了吗?别傻了!


Thursday, April 19, 2012

2012/04/19《黑泽明如何发音?》>>周嘉惠

《黑泽明如何发音?》>>>周嘉惠

翻译的本质之一就是不完美。


从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其中牵涉到文化差别、翻译者对原文的理解能力以及对译入语的表达能力等等因素,以致根本不可能出现完美的翻译。假如我们能够接受这个前提,那么对于翻译后所呈现的种种现象,即使不太合自己的心意,也比较容易产生“同情的理解”。


416日苏丹庆对于tsunami一字的音译发表了他的意见,认为应该按日文的原文发音才对。这类意见其实并不新奇,中国翻译古希腊戏剧文学的两名先驱,罗念生与周作人就对此事持不同意见;罗念生译本出现的人名采用的是英译标准,周作人则认为应该按古希腊发音翻译。一方考虑的是普及,另一方考虑的是忠实,说不上绝对的对或错。


如果我们在说日语时把tsunami念成sunami,那当然是错误的。但如果我们说的不是日语,只要接受方明白所指为何物,那岂不已经达到了沟通的原初目的了吗?语文本身是约定俗成的产物,个人认为不用太看不开。本文的题目或可供苏丹庆对这个课题作深一层的思考,华语新闻播报员在提到“黑泽明”时,该念成hei-ze-ming?还是Kurosawa Akira?英语新闻播报员在提到这位大导演时,该念成Kurosawa Akira?还是按西方的习俗把姓氏放在后方,继续照旧念Akira Kurosawa(明黑泽)?


话说回头,实际上在2004年的大海啸发生之前,英文原称海啸为tidal wave,为什么会有后来的转变?这不是个更值得探讨的有趣现象吗?


2012/04/19《星洲日报》《言路》版

2012/04/16《Tsunami如何发音?》>>苏丹庆

《Tsunami如何发音?》>>>苏丹庆


从前有一位老师,被派到乡下教书。碰巧遇上了“梟”字,不会唸又不知甚么意思,却懒得查字典求证。反正中文字体是象形文字,鸟在木上面,就当著是蹲吧,准不会错,故把“梟”读成“蹲”。他就这一教,就教了40年,终於必须告老还乡退休去。
乡下来了个年轻的新教师,有一日,教到“梟”这个字,就叫学生们读xiao。可是学生们都笑著说,老师唸错了,应该读蹲,因为他们的家长也都唸蹲!老师再怎么解释也不得要领。年轻老师没法子,只得找前任老教师询问。老教师说,你说不是蹲,但我不蹲也蹲了40年,你现在才来,哪有人会相信你?
就最近谈论的中文译音课题,笔者联想到TSU的发音。以罗马字母(所谓的英文)书写的海啸Tsunami应该如何唸?
Tsunami乃原自日文故必须以日文发音。上至首相,下至平民百姓,绝大多数的马来西亚人唸成Sunami。可是Tsu绝对不是Su,要不然就不必多此一举加上T,故发音就有不同。
Tsu是唸著Zhi(只),而不唸著Su。日本著名的跨国財团三井Mitsui,其实应该唸Mi-tsu–I(Mi-zhi–E),而不唸Mit-sui。因为在日文Mitsu是一个“三”字,而I是井字。我们所熟悉的三菱集团Mitsubishi也是应该唸Mi-tsu-bi-shi,而不唸Mit-subi-shi。Akai应唸著A-Ka-I而不唸A-Kai!
音频新闻媒体不单只是报导正確新闻信息,也负有教育公眾的使命。新闻播报员若不懂,应该查证,不应该有边读边错误读出,造成民眾就跟著错误的唸了!


2012/04/16 《星洲日报》《言路》版

Friday, February 17, 2012

Thursday, February 02, 2012

2012/02/01 《我家宝宝的自述》>>周嘉惠

《我家宝宝的自述》>>>周嘉惠

真的觉得爸爸、妈妈也应该喝奶奶,我都从49公分长到65公分了,他们一点都没长大,好可怜。奶奶味道不坏呀,营养又好!只要把手伸进罐子里就有奶粉可以泡了,真不懂他们为什么还要用两根小棍子去“抓”那些绿色的树叶,还有另一些奇怪东西吃。

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平时最喜欢跟我玩了,他们总是很担心地问我:“睿睿,要不要睡觉?”他们怕我一睡觉就没人陪他们玩了。没办法,我只好努力打起精神来陪他们,常常弄得我实在撑不住哭起来。

这些大人很迷糊,到今天都还不记得我就是周睿,一下子“小臭蛋”,一小子又“小坏蛋”的乱叫,搞什么嘛?大家太应该去喝我的奶奶了,妈妈说奶奶里面含有DHA成份,喝了会聪明。上楼梯后,爸爸喜欢把我的双手举起来转圈圈,然后在旁边喊:“Rocky! Rocky!”妈妈说爸爸天天看书,脑壳可能坏掉,DHA应该也可以救到他的。

爸爸、妈妈跟我很要好,常常跟我说话、玩游戏。等改天长大,我也要他们躺在床上,喂一口水,就赞美一声:“爸爸好聪明!”或者“妈妈好厉害!”是了,帮他们换尿片的时候要记得说“臭屁股!”然后,特别是要爸爸双手轮流抬高,再放下,“左右左、左右左”地在床上“操步”。当然,我不会忘记还要爸爸把手贴在耳朵边招手扮招财猫,他喜欢这个游戏。

妈妈经常要我变装。今天是小红帽,明天是小海盗,后天在头上缠块尿布变成汉都亚,大后天又穿上“小时候”紧蹦的衣服扮“猪肉佬”。我从镜子看了都觉得很好笑;外婆从没说过我是好宝宝,但外婆说我是可爱的光头小红帽。

改天我也要把妈妈装扮成小红帽,妈妈学校里的小哥哥、小姐姐一定很喜欢!

2012/02/01《星洲日报》《星云》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