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里的无知，洞外的无奈 —— 柏拉图千年的感叹>>>傅蓉

洞里的无知，洞外的无奈 —— 柏拉图千年的感叹

我在大学一年级时买过一本书：《政治学导论》。凡此类书，每讲至政治哲学时，必提及柏拉图的《理想国》。而此书作者是这样总结他的：柏拉图的过失在过于极端。他竟然抱着让统治阶级和军人们可以共享财产与妻子这样令人发指的想法 (outrageous idea)。

后来，自己读《理想国》，发现有个问题贯穿整本书：为什么非正义的人总比正义的人要过得好？更确切地说，这本书在我看来，就是柏拉图为了解释为什么苏格拉底会被处死这个问题的思考成果。

我读《史记》，每读至<屈原贾生列传>，心中总不解。何以如此才华洋溢，鞠躬尽瘁者，竟落得投江自尽，英年早逝的结果？每读至<李将军列传>，心中总有强烈压迫感。何以令匈奴闻风丧胆者，竟‘无尺寸之功以得以封邑’？或许很多上班族会问：为什么我勤勤恳恳，加班加点，最后升值加薪的却总是别人？学生会问：为什么自己的默默耕耘，却总比不上那些能说会道的同学受老师赏识？从古至今，从西方到东方，好人为什么总得不到应有的回报似乎是我们人类的共同疑惑。我们现代人对私利的愤愤不平，自然无从体会先贤们内心的痛苦；更不会有太史公这样的胸襟与眼光为他们立传，或柏拉图那样的学识为之著书立学。我们忙得只会对怀才不遇的人施舍一声叹息，然后心中暗自庆幸，还好自己的际遇没那么差。

《理想国》的对话开始没多久，Thrasymanchus 就已经把这个困扰人类千年（并且我相信还会继续困扰我们）的问题提了出来。而Adeimatus 和Glaucon， 虽然他们自己很想相信正义，但现实中绝对正义的人如此之落魄，而貌似正义，实则卑劣的人却如此受人、神之爱戴，使他们很难说服自己去相信正义是可以不附带任何条件，不考虑任何利害关系而本身值得去追求的一种品德。

既然要试图解释为什么不正义的人总要比正义的人幸福，就必须先搞清楚正义到底是什么。《理想国》此卷开头列举了两个当时盛行的讲法：（一）正义是给予一个人他所应得的；（二） 正义是强者的利益。然而这两种说法都一一被柏拉图用他一贯的手法推翻了。我认为这种方法有诡辩的成分，因为总感觉他是在一步一步带领我走到他早已中意的结论，所以我不能完全被他所信服。不论如何，既然这不是他所认为的正义，且让我们看看柏拉图所谓的正义为何物？

柏拉图认为‘正义’就是每个人一生只做上天所赋予他最适合做的那份工作。他把个人和城邦都分为三个组成部分：像金子般的部分是头脑及其所具备的理性思考的能力；像银子般的部分是精神；而最等而下之的是欲望，柏拉图把它比喻成铜或铁。相对于一个城邦来讲，监护者就是它的头脑；辅助者/军人是它的精神；剩下的农民和商人是它的欲望。在接受了柏拉图所设计的教育后，头脑和监护者就会拥有知识。经过理智思考，就会做出明智的判断，所以，这个个人和这个城邦就会是有智慧的。精神和军人是头脑与监护者天然的盟友。只要他们在任何艰苦条件，或强烈诱惑下，都遵守理智所下达的命令，那么，这个人和这个城邦就会是勇敢的。欲望是最不理智也最危险的部分。但只要他们自律，和前两者达成共识：谁该主宰，谁该服从，那么个人和城邦就会达到某种程度的和谐与团结。而使这三者都规规矩矩做自己的本分，不越位的德行，柏拉图称之为‘正义’。说白了，‘正义’对于柏拉图来说就是孔老夫子的那句话：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如此一来，个人就会获得内心的平静，与之相随的是一个身心健康的个体。他不需要医生，更无需法官，因为他自身已拥有‘正义’，无需外人替他判定是非。城邦不会有阶级斗争，更不会爆发内战。它是一个绝对团结的城邦。用时下流行的话说，也许就是‘和谐社会’。这就是柏拉图所谓的‘正义’的人和‘正义’的城邦。如此‘正义’的内在组织自然会产生正义的行为，而这正义的行为反过来又会维持‘正义’的内在组织。就好像一个身心健康的人自然会从事健康的活动，而这些活动又有助于他维持自身的健康一样。

理清了柏拉图对正义的定义，接下来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这类人的下场总是不尽如人意。但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把另一个关键词：形式 (Form), 搞清楚。柏拉图认为我们感官世界所能看到的，摸到的都不是真的事物。他们千变万化，稍纵即逝。唯一真实的是它们背后永恒不变的形式。这个形式是看不到，摸不着的。它只是以一种概念存在于哲学家的脑海中。任何感官世界里的事物都只是它们的映像。用柏拉图自己的例子：神只创造了一张床。它只拥有一张床之所以能称之为一张床的最基本的东西。这就是一张最完美，最理想，最真实的床。它只存在于天上或被有智慧的人看到，却绝不可能在现实生活中实现，顶多也只是接近于这个形式。一个木匠所制作出的床是床这个概念的效仿，它绝不可能和床的形式完全符合。正如我们画一个正方形，但它的四边绝对不可能毫厘不差得相等，四角也绝不可能不多不少都是90度，所以现实生活中没有真正的正方形，真的正方形只是一个概念。以此推断，上述正义的人和正义的城邦都是人和城邦最理想的状态，是它们的形式和概念，是人之所以能称之为人，城邦之所以能称之为城邦的条件。柏拉图在书中对他们的描述以及他对理想国细节的规划在他的理论里的确是不可能在现实世界中实现的。他自己也在书中承认‘理论和实践是不可能一致的，所以不要执意让我证明我们理想国中的每一个细节都可以得到实现。’ 因此，那些批评柏拉图不现实，甚至极端可怕的学者是没有把这本书读懂。

也许你会问：这又怎么能解释苏格拉底的死和非正义的人总比正义的人过得好的问题呢？答案就在于柏拉图那个洞穴的比喻。我们自小就活在一个山洞里。我们的腿和颈项都被固定住了，使我们的视线只局限于前方的大屏幕。后面的火与远处的光把事物及其声音和动作投影在屏幕上。我们以为哪些映像都是真实的事物，从不对之怀疑。直到有一天，他们中的其中一位挣脱了桎梏，爬到了洞外。强烈的阳光使他不得不紧闭双眼。但慢慢的，他开始习惯看东西在地上的影子、然后看它们在水中的倒影、然后看它们的本身。最后，他抬头看到晚上的星星和月亮，直到他敢于直视太阳——那个在感官世界中给予人类视觉与一切事物能够被看到的第三个元素，即它们的源头。他豁然开朗，警觉原来以前自以为真实的东西都是虚假的。他为自己感到庆幸，与此同时也为那些还在洞里执著于虚假事物的伙伴们而惋惜。于是，他回到洞里，讲述他的经历并试图带领他们走向真实的世界，但因为不能马上适应洞里的黑暗，他注定会显得像个傻子。于是人们都认定出洞是毫无价值的尝试，因为他比出洞前更傻，更怪了。那些对虚假映像解释得头头是道，被公认为有智慧，有学问的人会借机来抨击他。如果他对真理坚信不移，并执意要拯救他的伙伴，他会被冠以败坏青年的恶名，或其他更严重的罪刑。苏格拉底对于柏拉图来说应该是这样一位出了洞的哲人。当他走出感官世界，进入理智空间，他看到了一切事物的形式。又或许他已看到了给予人类智慧和一切形式的第三个元素——那个犹如感官世界中的太阳的善。他认定这就是真理，并试图教育他所遇到的人，但他却被那些无知又固执的伙伴们猜疑并憎恨，最终被民主制的希腊城邦给处死了。

有些人天生拥有哲学的头脑。在经过教育和训练后，会比其他人更容易看到事物的形式。 当他们看到人和城邦最理想的状态后，他们首先会努力使自己接近于这个‘人’的概念。于是，他们就成为了柏拉图所说的‘正义’的人。如果有机会，他们会把自己看到的城邦的概念付诸实施，使之变成一个‘正义’的城邦。但苏格拉底的经历告诉他们这将是极其艰难的，并有可能威胁到自己的身家性命。另一方面，在看到了真理后，他们又不愿意再和洞里的人‘同流合污’。于是，在那些不‘正义’的‘智者’、‘学者’继续接受人们的爱戴与敬仰时，他们过着并不应当属于他们的孤独生活。没有地位，没有名誉，甚至没有对他们聪明才智，学识涵养的肯定。按柏拉图的设想，他们应该成为哲学王；应该致力于使自己的城邦和城邦里的人民都变得‘正义’；应该生前拥有人们授予的荣耀；死后被人们所怀念。他们应该是最快乐，最幸福的人，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可使整个人民和城邦都快乐，幸福。

这就是我从柏拉图的《理想国》中找到的答案。为什么苏格拉底这样的人会被处死？为什么非正义的人总比正义的人过得好？柏拉图为之作了哲学的回答，但这最终还是个心理问题，是个寻找心理平衡的问题。你可以说‘正义’的人是快乐的，因为相对于人的其他两个组成部分来讲，头脑对知识的追求是绝对，无污染的快乐，而‘正义’的行为得以维持他们自身‘正义’的内在组织，这本身就是件极幸福的事。但这却并没有解决这个心理问题。我想那些出了洞的人看见洞里人的无知与愚昧，一定感到痛心疾首，而对于自己的无能为力，又感到无可奈何。对真理的不懈追求与维持自身的‘正义’是否就能抵消他们内心的苦闷？所以，柏拉图最后不得不自我欺骗道：如果正义的人在生前遭遇不幸与苦难，那最终都是为他们好。一切行为都逃不过神的眼睛。不正义的人，就算他们年轻时得以躲避惩罚，他们最后也还是会罪有应得受到羞辱。而正义的人，则会在有生之年获得应有的名声与回报，死后会获得灵魂的不朽。柏拉图如此安慰自己。

屈原、贾生的洞察远见，李广将军的带兵艺术，都没有为他们赢得应有的回报。太史公为李陵说话，却因此遭受极刑。心中疑惑难以自疏，故发愤著书，以通其惑。然时招至嘲笑与不解。所以，太史公说他书中的微言大义‘难为浅见寡闻道也’，而只愿‘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

屈原、贾生的洞察远见不为人所理解，李将军的带兵艺术不为人所欣赏，不是因为他们怪，而是因为我们笨；是我们长期在洞里所形成的目光短浅，心胸狭窄。我不知道时下的上班族是怎么想的，至少在我周围的大学生从来都不怀疑自己所拿到的那个‘A’ 是否实至名归；他们从来都认为自己得到的‘C’ 是对自己的不公平。我们对自己的愚昧全然不知，以为有个博士、教授名堂的人所讲的都是知识与智慧，但他们却可以告诉我们柏拉图的想法极端，可怕。他们在讲堂上故作高深，我们在讲堂下问些自以为聪明的问题。大家都以为在进取，殊不知我们都只是在照着好学生、好老师的映像依样画葫芦。时间久了，都以为自己是好学生、好老师了。我们都被表象给骗了，都以为看到的映像是真实的。我们都以为各科拿‘A’的就一定是好学生；奖学金得主就一定是人才；有个博士、教授名堂的人就一定有相应的学识涵养。我们都在洞里相互欺骗，自得其乐。出了洞的人笑看我们的无知与愚昧。看着洞中虚假的欣欣向荣，无奈地思考着两千多年前柏拉图所思考的问题。

中国古人对明知道别人比自己贤德却还坐在他应坐的位子上谓之‘窃’。我们却从来不怀疑自己是否该得到那个‘A’与否。我们只满足于自己混到了一个‘A’、一个学位，一个硕士、一个博士。然后自我肯定为一个大学生、一个硕士、一个博士。我们使尽浑身解数演绎着那些表象，因为那是达到目的的必要手段，是我们拿‘A’，拿学位，达到洞里人公认为成功的必然手段。一时间，好像人人都成了马基雅弗利笔下的邦主——表面正义凛然，爱民如子，实则这是他维护政权的基本要素。然而，当遇到一个默默耕耘却没有无懈可击的成绩单的学生，或一位具备真才实学却没有令人眼花缭乱的名堂的人时，我们不是施舍声怀才不遇的叹息，就是不给予他们任何肯定。那一声叹息也许还会带给他们某种心灵上的安慰，然而多数人都不认为他们的不幸是不幸，才是他们真正的不幸。

柏拉图这么重视理智，把理性思考的能力比做金子。然而理性思考、逻辑推断却解决不了这人类千年的疑惑。他的感叹，穿越时间和空间，依然也将继续在人类心中找到共鸣。然而却始终没找到所需的那个平衡。也许我们最终还是要回归到太史公在他《悲士不遇赋》中的那句话：理不可据，智不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