逸民的生活态度与哲学──以《后汉书》〈逸民列传〉为个案
一、绪言
范晔（398-445）《后汉书》首为26名逸民别立一传，有“逸民”之称的这些人物究竟是怎样的人？他们抱有怎样的生活态度与哲学？何晏说：“逸民者，节行超逸也”，颜师古亦言：“逸民，谓有德而隐处者”，[1] 他们果真道德节行超于常人吗？他们的生活起居如何？除了选择不仕，他们有怎样的学问事业与思想志趣？他们有怎样的的生活态度与哲学？
对于“逸”，许慎解说：“失也”，段玉裁注则说：“亡逸者，本义也。引申为逸游、为暇逸” ，[2] 这26名人物之“逸”，是否便是“失”、“逸游、暇逸”？至于“隐”，许慎解说：“隐，蔽也”，段玉裁注则说：“蔽，茀小貌也，小则不可见”，[3] 这26名人物之“隐”，是否便是“蔽”、“小则不可见”？不论其“隐”、“逸”情形是否 正如许、段所形容的，他们的生活态度与哲学是否便因“隐”、“逸”而起了变化？下文将观察这26名人物，以寻求以上问题的答案。
二、《后汉书》〈逸民列传〉列传里的逸民
《后汉书》〈逸民列传〉共记了野王二老、向长、禽庆、逢萌、徐房、李子云、王君公、周党、谭贤、殷谟、王霸、严光（严遵）、井丹、梁鸿、高恢、台佟、高凤、韩康、马瑶、矫慎、戴良、法真、汉阴老父、陈留老父和庞公26位逸民。
先从其出身学问，所业为何开始说起。这26人当中，周党家产千金、韩康家世著姓、[4] 戴良和法真出自官宦之家、严光受光武帝赏幸，有赐钱百万，谷千斛的待遇，想必生计不愁，只有这5人（19.23 %）处境比较宽裕，余者16人（61.54 %）[5] 不是平民耕夫、网兔山中、侩牛市井，便是家贫、茅屋蓬户，甚至凿穴为居，过条件相当原始的穴居生活。这26人里，范晔明确记其有学问者有13人（占50 %）, 有6人虽未言及研习任何学问，其实皆为有识之士，如庞公屡为荆州刺史刘表延请，如韩康屡为桓帝所征聘，想必皆有学有才、如陈留老父见张升伤感宦竖陷害忠良，与友人相抱而泣，便说了出自《诗经》“虽泣何乎”的话 [6]、如汉阴老父大胆质疑天子的作用，其言语还能令尚书郎张温大惭、又如野王二老在光武帝面前畅谈汤灭桀于鸣条、武王败纣于牧野的历史。把这几个有识之士也纳入统计，则逸民中有学问者多达19人，高达73.08 %。至于研习何种学问，则有5人习五经和《春秋》，[7] 更多的是习黄老、神仙或占卜之术者，有8人（30.77 %）之多。[8] 据此可知这些逸民，即使身份卑微，仍为饱学之人或有识之士。这26人所业者，超过一半属于“官、教、著述、读书”这一组。（共16人，占61.54 %。这些逸民的共同点是拒仕，只有逢萌1人尝为小吏，而且为官不久便大叹：“大丈夫安能为人役哉？”，[9] 跟着就弃仕，因此“官、教、著述、读书”这一组，其实应称“教、著述、读书” 组），其他依次为农耕、占卜与卖药、采药，最后才是买卖生意。[10] 前文已经说过这些逸民很多并不富裕，他们的谋生之道，很显然的，是与知识学问有关的教学，再来便是农耕、占卜与卖药、采药，都是些不太能聚财的职业。至于读书、著述，恐怕不是用以维持生活的，而是他们生活的重心。至于市井中做买卖的只有王君公1人，勉强可以多加1个家世著姓的韩康，但他卖药卖了30年后，便逃入山中避名去了。
三、〈逸民列传〉里逸民的日常生活
接着看这些逸民的起居生活。有接近一半的人数（11人，42.31 %）选择住在山里；住近水边2人，莫知所终、下落不明者3人。[11] 不管选择居于怎么样的环境，他们之中，有8人（30.77 %）与家人或妻子同住，[12] 寿终于家者3人；可谓携眷隐居。居于岩洞的独居者只有终身不娶、修导引之术的矫慎和采药为生的台佟。[13] 如果把记录过于简略的徐房、李子云、野王二老、谭贤、殷谟、汉阴老父、陈留老父8人，以及看不到家居生活记录的台佟、韩康、井丹3人（总共11人）剔除在外，携眷隐居的逸民的百分比，还可以提高至53.33 % 。如此看来，这些逸民居住之处虽为较偏远的深山，他们却都过着以家庭为中心的日子。比如庞公不管是耕于垄上或登山采药，妻子都随行、如高凤听命妻子，分担家事，曝麦于庭、梁鸿与孟光不管是耕织、咏诗、弹琴皆夫唱妇随、戴良与妻女共隐，还把5个女儿调教至“皆有隐者之风”，[14] 然后为她们安排婚嫁之事、向长办完子女婚嫁之事后才与好友禽庆共游五嶽名山、王霸曾为儿子的贫贱不显感到自惭，丧志颓悔之时必须倚仗妻子开导。[15] 除了家庭生活，这些逸民之中，还有8人（30.77 %）有社交生活，与友人来往。[16] 例如逢萌与徐房、李子云、王君公三人相友善、王霸有故旧令狐子伯登门造访、梁鸿有知己高恢，东游之时还因为思友而作诗。法真虽“恬静”、“ 不交人间事”，[17] 还是交了两个极力推荐赞赏他的朋友田羽与郭正。周党遗生蒜接济朋友闵贡 [18]、戴良与黄宪交游等。[19] 如果再考虑那些收徒教授的逸民，那么，徐房养徒千人、李子云养徒千人、法真有弟子数百人自远方至、高凤西唐山中教授为业，还为邻里调解纠纷，可见他们的日常生活，即使是相对地较清静，还是免不了问答、应对的人际交往活动。这些逸民过的生活并非是远离人世的，或者绝俗超凡的，也不是特异古怪的，而是再平常普通不过的家居、群体生活。台佟虽穴居，还有两次访客上门的记录，[20] 至于 矫慎，如果不是他有特定的目标（求仙、修炼、习导引之术），恐怕也不会有异于他人的生活方式，况且他虽独居岩穴，却得汝南吴苍看重、劝其入仕，还与马融、苏章并称乡里，后两人还“推先于慎（矫慎）”，[21] 可见即使是矫慎、台佟，也非彻底脱离人际关系而与世隔绝。
四、〈逸民列传〉里逸民的生活态度与哲学
这群逸民的出身、所业、遭遇虽有不同，却有拒绝仕宦生涯的共同特征，而且绝大多数（有10人之多，占38.46 %）是因为个性，志不欲仕这个主要原因而不仕。[22] 而这不乐仕宦的原因，除了性清高（如井丹）、仰慕效仿前代高士行径（如梁鸿）、不肯在王公、权贵前屈辱自己（如王霸）、有守志以读书、著述的志趣（如梁鸿、周党）以外，还包括以候迎拜谒官场中人为苦事的（逢萌），以及认为仕宦生涯不能保身，或能致祸的（台佟）。这10人当中便有半数（5人）是怀着不臣于天子，傲于权贵想法的，[23] 足见有自重与不屈心态者人数之多。基于其他原因如避乱、保身、避名、求导引之术而不仕者的人数皆远远少于因个性，守志而不仕者。[24] 不过这些逸民虽不欲入仕，却非完全不关心政事。其中逢萌、王霸、戴良、向长、谭贤、殷谟6人还是因为反对王莽篡汉而触发不仕决心的。井丹虽“隐闭不关人事”，[25] 却戏弄信阳侯，对他出言不逊，比之暴君桀，完全不给贵盛的外戚面子。梁鸿虽仰慕四皓，与妻共隐，其诗仍云：“疾吾俗兮作谗，竞举枉兮措直”，说其与妻移居吴地是“冀异州兮尚贤”，[26] 梁鸿诗句隐含对当政者用人不当之批评，其求隐之志或许还与贤才不得举用的现象有些关系。此外，汉阴老父一介村夫野老，却批评桓帝“劳人自纵，逸乐无忌”，还质问尚书郎张温天子的责任到底是“父天下”还是“役天下”。[27]
既然这些逸民志不在仕，那么，他们的人生追求是什么？范晔记逢萌自言“养志修道” 、周党自陈愿“守志” 、王霸“隐居守志” 、严光告诉光武帝他有“巢父洗耳志”，这四人的志究竟是什么？根据范晔之描述，逢萌“学通春秋经”、“人皆化其德”；周党游学长安，读《春秋》，“隐居著书而终” ；王霸自“弃冠带绝交宦” 反对王莽那一刻起便居“茅屋蓬户”，有一子耕于野，应是过着耕、读、自食其力的日子；严光与光武帝同游学，光武登基后，仍然与他“论道旧故，相对类日”，[28] 严光似乎未拒绝赏赐，不过一直拒受官职，过着以耕、钓为乐的自由日子。根据范晔这些描述语可知这4人所行之事包括读书、著述、教化乡里，或者过简朴、自由、自我的生活。其他如高凤专精诵读而成名儒、法真“拨通内外图典，体兼四业（诗书礼乐），学穷典奥”，人称关西大儒、[29] 梁鸿潜闭著书十余篇，兼咏诗书，弹琴以自娱、向长于家读《老》、《易》，也是不出这个读书、著述或自乐的模式，都是围绕着个人、自我，或者家庭，如戴良之教育五女。稍为扩大至个人之外的是教授学生 [30] 或“化俗”的教化之事，例如马瑶“所居俗化，百姓美之，号马牧先生”、[31] 高凤邻里争财，持兵而斗，高凤调解不成，便脱巾叩头，说：“仁义逊让，奈何弃之”，使争者“怀感投兵谢罪”、[32] 逢萌的“人皆化其德”，则已述。
再看这些逸民对一般人欣羡的名、利，是否也有所追求？韩康因为发现连一个小女子也知道韩伯休以“不二价”闻名，立即中止三十年的卖药生涯，遁入山中以“避名”。法真被友人郭正以“逃名”、“ 避名”形容，虽然结果是适得其反，变成“名我随、名我追”，[33] 若究其本意，还是不欲有名。严光“变名姓” 以求隐身不见、汉阴老父、陈留老父、野王二老连姓名是什么也无从知悉，全体逸民皆无意仕途，退出官场，所居之处多为山里、水边，家中，而非都邑、闹市（王君公为唯一例外），甚至有莫知所终者，他们都不做所谓事君、立功、扬名于后世的事。至于立言倒是有的，如周党、梁鸿便埋首著述，但从范晔的记叙，看不到类似司马迁所说的话如“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34]、“卑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35] ，他们并没有立名以表后世的写作目的，其从事著述应是研习学问的自然成果。
前文已显示这些逸民生活多不富裕，家产千金的周党是少数例外，他在家产为宗人所吞时，通过讼诉得回产业，但马上把财产奴婢散与宗族，本身在帝皇面前仍“短布单衣、穀皮綃头”。较清贫者同样轻视财物。高凤“财产悉与孤兄子”、向长收到饋赠，“受之取足，而反其余”。刘表问庞公：既无官禄，何以遗子孙？庞公答说：“世人皆遗之以危，今独遗之以安”，[36] 可见庞公视财富为有害子孙之物。梁鸿更是穷得有骨气，因为牧豕曾误遗火，造成火患，为了负责任，赔偿他人损失，悉以豕偿，还屈身居作。这些逸民显示的德行还有“孝”。例如戴良母喜驴鸣，戴良尝学之以娱乐其母。戴良言行虽有些放浪形骸，如母卒，照样食肉饮酒，其实其哀痛之情不减其守礼、啜粥致哀的哥哥，只是不愿拘守僵化的礼制罢了。[37] 此外亭长欺韩康为田叟，夺其牛车，后来使者欲奏杀亭长，韩康却以德报怨，开口搭救亭长说：“此自老子与之，亭长何罪？”[38]
既然名、利非为所重，这些逸民除了守志，所在意的又是什么呢？这里举几个例子以说明：王霸被征为尚书，拜称名不称臣，告有司曰：“天子有所不臣，诸侯有所不友”，[39] 周党见光武帝，不以礼屈，伏而不谒、严光高卧不见光武、置足于光武帝腹上，简傲得被光武帝称为“狂奴” 、又如井丹“未尝修刺候人”，[40] 居北宫的五王请不动井丹，信阳侯要挟井丹出席盛会虽然成功了，却反遭井丹侮辱、北海太守遣吏奉谒致礼逢萌，逢萌不答，还有戴良告诉谢季说：“我若仲尼长东鲁，大禹出西羌，独步天下，谁与为偶？” [41] 这样的言行不单是狂傲性格的反映而已，这些例子其实证明了这些逸民非常清楚自己的立场与自身价值，因此不屑吹拍逢迎，不愿奴颜婢膝，而且由于已经决意脱离仕途，因此能超然独立，不为身份、高位、权势所惑所屈，故能显示不畏王公、轻视贵族的高抗气节，这也正是荀子所说的“诸侯之骄我者，吾不为臣，大夫之骄我者，吾不复见”精神的体现。[42]
五、结语
以上列举的逸民大多家境清贫或一般，大多为饱学之人或有识之士，他们多携眷隐居，有家庭生活，还有朋友、师徒、邻里的人际关系。他们的活动包括读书、著述、教授、化俗、排解纠纷、同时不慕名利、独立自主，当得起颜师古所说的“有德隐者”的称谓。他们守志之坚，可达傲视王公、不臣天子、不友诸侯的超然独立境地，能如此有德一生者实也不易，范晔也只罗列了这26人，故何晏称之“超逸”，也合事实。话虽如此，这些有德者有时仍与常人一样犯毛病，如周党尝与乡佐交恶，与乡佐相约格斗受伤，那乡佐倒是不念旧恶，“舆归养之数日”，周党经此教训，从此“勅身养志，州里称其高”。[43] 又如少有清节的王霸，面对贵为楚相的故友令狐子伯，把自己的耕夫儿子和令狐子伯的郡功曹儿子拿来一比，便自惭形秽起来，必须有待妻子的开导，才能挣脱荣禄问题的困扰。[44]
最后看这些逸民的“隐”、“逸”问题。如果根据以上观察，这些逸民甘于过平淡生活，退居山间乡野，不入宦场，不做立功扬名的事，甚至力求逃名、避名，当可用许、段所说“蔽”和“小则不可见”形容他们，但如果从他们的德行或教化、著述影响，以及同类逸民的历代屡现这现象来看，这些逸民，恐怕绝非“蔽”与“小则不可见”。至于“失”或“亡逸”，他们虽逃名而未能彻底泯灭于史册；他们退居一处而未尝彻底脱离人际关系，他们无意仕途却也不能完全不关心政治，还有不少是因为政治原因而拒仕；他们不求立功而仍有贡献，有著述、行教化，都是道德楷模，实在不能称为“失”。从他们的自食其力、颇为清苦的生活来看，也不能说是“逸游、暇逸”。梁鸿、高凤、严光的渔钓、弹琴、吟诗看似悠闲，但这些活动仅其生活中一小插曲，优游并非其生活之全部或目的，何况向长的游名山，还必须等到儿女婚嫁事毕之后。
一言以蔽之，范晔说这些逸民“隐居守志”的确有道理。
参考书目
专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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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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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何晏注：“逸民者，节行超逸也”，见皇侃《论语集解义疏》下册（台北：广文书局，1991），页656。颜师古注：“逸民，谓有德而隐处者”,见班固《前汉书》〈律历志〉上（北京：中华书局，1962），页341。
[2]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10篇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页473。
[3]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14篇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页734。
[4] 韩康为著姓而卖药长安，可能家道中落，或选择自食其力。
[5] 这26人当中，除去家境不详者5人、宽裕者5人、余者有16人属不富有者。严格地看，这16人里，有4人（野王二老，陈留老父，汉阴老父）的贫富情形未得反映，所以不富有者人数应为12人，仍然当16人计算的原因是假设村夫野老和耕夫不富有。见附录表1。
[6] 《诗经》〈王风〉之中谷有蓷： “有女仳离，啜其泣矣。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郑玄笺，孔颖达疏《毛诗注疏》，见永瑢、纪昀撰修《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9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页275。
[7] 〈逸民列传〉记修五经、《春秋》者有：法真好学无常家，拨通内外图典，为关西大儒。田羽荐法真，说他体兼四业（《诗》、《书》、《礼》、《乐》），学穷典奥。逢萌学通《春秋》经，井丹通五经，周党读《春秋》，梁鸿受业太学，博览无不通。
[8] 见附录表2。〈逸民列传〉言好黄老者有：向长“好通老、易”。 矫慎少学黄老，戴良“议论尚奇，多骇流俗”，母卒，食肉饮酒，又自比仲尼，大禹，似《庄子》书中狂人。田羽荐法真，说他将蹈老氏之高踪，不为玄纁屈也。郭正也说法真逃名，法真又号玄德先生。至于阴阳占卜之术，〈逸民列传〉记逢萌素明阴阳，预测王莽政权将败而哭于市，还有高凤自言本巫家。有关神仙之术，〈逸民列传〉记逢萌在被官兵追捕时，能使旁人以兵弩捍卫他，矫慎能自言死日，果如其言而死，死后复现身于敦煌。
[9] 范晔《后汉书》卷114〈列女传〉（上海：中华书局，1936），页1040。
[10] 见附录表3。
[11] 见附录表4。
[12] 见附录表5。与妻子共隐者6人，加上与家属共居者2人（戴良名字二现，只计1次），总共是8人。
[13] 见附录表4。
[14] 范晔《后汉书》卷113〈逸民列传〉，页1044。
[15] 王霸妻开导王霸事，见范晔《后汉书》卷114〈列女传〉，页1047。
[16] 见附录表5“有朋友”项。
[17] 范晔《后汉书》卷113〈逸民列传〉，页1044。
[18] 事见皇甫谧《高士传》，见永瑢、纪昀撰修《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48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页 104。
[19] 事见范晔《后汉书》卷83〈周黄徐姜申屠列传〉，页720。
[20] 一次是来劝仕的地方官，一次是地方官派来的的下属，同上，页1043。
[21] 事见范晔《后汉书》卷113〈逸民列传〉，页1044。
[22] 见附录表6。
[23] 同样可见附录表6。
[24] 见附录表6。
[25] 范晔《后汉书》卷113〈逸民列传〉，页1042。
[26] 同上。
[27] 汉阴老父言：我野人耳，不达斯语。请问天下乱而立天子邪？理而立天子邪？立天子以父天下邪？役天下以奉天子邪？昔圣王宰世，茅茨采椽而万人以宁，今子之君，劳人自纵，逸乐无忌，吾为子羞之，子何忍欲人观之乎？，事见范晔《后汉书》卷113〈逸民列传〉，页1045。
[28] 事见范晔《后汉书》卷113〈逸民列传〉，页1040-1041。
[29] 范晔《后汉书》卷113〈逸民列传〉，页1044。
[30] 逸民从事教授者，参见附录表3。
[31] 范晔《后汉书》卷113〈逸民列传〉，页1044。
[32] 同上，页1043。
[33] 同上，页1044。
[34] 泷川龟太郎《史记会注考证》〈伯夷列传〉（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7），页826。
[35] 司马迁〈报任少卿书〉，见萧统选、李善注《文选》卷41（香港：商务印书馆，1973 ），页908。
[36] 范晔《后汉书》卷113〈逸民列传〉，页1043，页1040，页1045。
[37] 戴良对自己不守丧礼的辩解是： “礼之所以制情佚也，情苟不佚，何礼之论？夫食旨不甘，故致毁容之实，若味不存口，食之可也”，同上，页1044。
[38] 同上，页1043。
[39] 同上。
[40] 同上，页1041。
[41] 同上，页1044。
[42] 王先谦《荀子集解》〈大略〉（台北：世界书局，2000），页465。
[43] 范晔《后汉书》卷113〈逸民列传〉，页1040。
[44] 事见范晔《后汉书》卷114〈列女传〉（上海：中华书局，1936），页1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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