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黑道白：《伸进媒体里的脏手》>>许国伟

先思考一个问题，记者与摄记为什么会被打？

一种情况是，明星艺人或他们的保镖出手打偷拍的狗仔队，或者媒体本身有不实的报道，惹毛了当事人。打人固然不对，但当事人有这种情绪也是情有可原。

但是，更多媒体工作者遭殴打，就如同南京大学大众传播研究所所长裴显生教授所说的，这与舆论监督有关。

因为大部分事件都是记者在批评报道，揭露黑幕时发生的，这损害了不法人士的不当利益，所以对记者恨之入骨。

更何况，殴打记者不是因为报道出了偏颇，才动怒出手，而是在采访的过程中就挨打了，这是为什么呢？

动手打记者的人，究竟在畏惧什么？是否要掩盖什么？ 记者在从业生涯中扮演的是“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角色，承担的是常人难以承受及理解的职业压力。即使不是战地记者需要在枪林弹雨中冒着生命危险采访，一般媒体记者也免不了政治力干预及有背景人士的关心，甚至面对黑道的恐吓威胁。

对新闻自由粗暴的干预，动手打人绝对是下品，而且还要面对舆论批评，更是下策。 就像黄志芳担任台湾总统府副秘书长时，曾经很优雅地讲：“我从来不会骂媒体”一样。骂媒体与打记者都是下品，是下策。

手中握有权柄的人，只需优雅地拨一通电话“关心”，这就是上策，也是上品。 然而，这拨通电话优雅的手就与打人的粗手一样，都是伸进媒体里的脏手。

19/11/2007 《南洋商报》

专栏《牛虻呓语》>>25/11/2007 《覆盆不照太阳晖》周嘉惠

覆盆不照太阳晖>>>周嘉惠

不久前收到老编的电邮通知，说是近来外面天气不好，请大家回室内下棋。

近来的天气确实不是很好，阴阳怪气的，好多人都生病了。不过，电邮的内容其实无关气象观测，而是编辑室与写作人间的“行话”、暗号。用许国伟先生的说法，就是有脏手伸过来啦（《伸进媒体里的脏手》，11月19日）！

算了，服不服气是一回事，我们都必须认清现实。1989年发生的六四事件震惊全世界；事后我碰过一些流亡学生，他们都惊讶于作为“人民的军队”者，怎可能对“人民”做出那样的事呢？自己则讶异于洗脑功夫的效果之大，北大、清华的学生不应该那么天真的啊！军队的本质是什么？这些天之骄子怎么会因为一个动听的标签而搞不清楚呢？

现实问题不一定存有真正有效的解答，虽然我们都渴望、少部分人也有勇气，面对真相。于是，高至传教士、分析家、心理治疗师，低至神棍、庸医等各类骗子，不都是为了提供大家答案这个简单原因应运而生的吗？有了交友服务和良好的心理资询，或许梁山伯与祝英台都可以找到更美满的归宿。假如能够寻求到可靠的法律援助，窦娥很可能打赢官司，许多无辜的人也就不会因为六月飞霜而感冒了。

这是真相吗？或许是的。这算是解答吗？至少也算是其中一种吧？失去了美感？现实本来就不是为了满足个人心目中的美感而存在的。别象包法利夫人那般一厢情愿的认为现实会为了你而改变，然后好好待你，与虎谋皮的愿望基本上来说是病态的。我们真不能够继续堕落到站在哈哈镜前来曲解现实，那绝对不会带给我们幸福的收场。

所有人都多少有点智慧，可是现实的问题出在我们并不是根据明显正确的原则在行事。背后的理由也冠冕堂皇得很，可以是为了稳定、繁荣、避免帝国主义有机可乘等等映在墙上的影子。实际的道理呢？还是由你自己去想吧。反正我们不能成为伟大哲人，并不可以完全归咎教育制度不好或天生笨蛋而已。是的，责备也应该有所选择，怒气和谴责挂钩只是意气用事，机关枪乱扫射并不见得公平。

就因为群众大多乐意盲目地接受他人随意丢过来的剧本，而且尽本分、热情地配合演出，为的是什么呢？刹那的热闹？被人摸头的瞬间感动？果真如此的话，那就别埋怨自己角色结局的不尽人意。虽然目前时兴环保课题，可是用过即弃的概念谁也不该感到陌生啊！棋局结束后，谁还去理那些东歪西倒的棋子？下一次的棋局？哈！都什么年头了？到时再买一副不就成了？连这种道理也不懂，那么，得忧郁症也是活该的事。

不论是在天气相对良好的时候到户外踢球，或是天气不好时回到室内对弈，脖子套着绳圈写时事评论，干这种狗吠火车的事到底有什么意义？我常如斯自问。或许，就象英国作家阿兰德波顿（Alain de Botton）所言：“有些东西非说不可，不是因为它们有听众，而是它们具有说出来的重要性。”

当然，今天认为很大不了的事，百年后回头看，恐怕会让人忍不住失笑。毕竟，我们不是活在一个大时代，我们只是栖居在一个是非混乱的后现代世界。牛虻呓语，听不听由你，信不信更由你，如此而已。

（注：“覆盆不照太阳晖”出自《窦娥冤》第二折。）

25/11/2007 《南洋商报》《时潮》版

附：这是原版。局外人或许永远不会理解局内人的痛苦，我就不明白为什么许国伟先生的文章不可以提。无论如何，他的大作可以在此读到：
http://www.nanyang.com/index.php?ch=29&pg=1037&ac=788905

专栏《牛虻呓语》>>11/11/2007 《在胜利的集合点》周嘉惠

在胜利的集合点>>>周嘉惠

这年头，大家的日子都过得太理所当然了。谁也不再从生活中去找什么智性的感悟或诗化的真谛，上帝被杀了、哲学家被驱逐了、诗人“还俗”下海了。不管是已经过去，或是从未到来，反正很肯定这绝对不是讲究大论述的启蒙时代。我们还剩下什么指望？2020宏愿？真有意思！

当有人坚持认为我们甚至不再需要谎言的呵护，而更需要的是赤裸裸的三级恐吓，直到大家全体神经末梢麻痹、坏死为止时，请问有谁还不深感无力？我们都对生活多少抱有一些根据不足的信念，但是这似乎也在今天成了一种奢侈。我个人不是什么新保守主义的信徒，不会有类似“原罪”的观念，不认为自己应该为所受这种的侮辱负责。我们毫不必要为他者无法无天的胡作非为而自卑自贱。假如你真要问，没错，我是愤怒的。

当权力的傲慢到达一定程度时，政府和政权实际上已分道扬镳；人家想怎么恶搞已不由得我们过问，他们还怎么能够在真正意义下代表人民？人民的意愿和代议士的行径有着如此巨大的落差，是不是象征着代议制民主的破产？萨依德（Edward Said）曾经如此发问。对此，你我能有什么样的反应呢？或许也根本无需回应，但至少动一动脑筋，想想吧。

苏格拉底曾经宁为雅典的民主制度而死，也不愿破坏它。民主制度好吗？当然好，但没好到那么的理所当然。苏格拉底最高智慧之一的显现，就在于建议我们对任何信念都需要加以检验。虽然，谁都知道，当快乐的猪是件比当不快乐的苏格拉底容易太多的事。

就算你并不在盼望老陈、老吴的投胎，可是今天这局面是否需要另一套替代方案才有希望改善？或许值得我们从这个角度切入，多加思考。近来仿佛老听到希望王者归来的呼声，那确实是种方便省事、不需太多思考、一拍即合的方法。任何一股抗衡力量的生成，都绝对是好事，而不会是坏事。不过，我们似乎更应该鼓励百花齐放，集思广益，不要老把眼光限制在阿甲与阿乙之间选一个，那太没创意了。

用法文作诗的赛沙尔（Aime Cesaire），有一段这样的诗句：“但人的工作才开始，还有待人去征服，所有隐藏在他激情暗处的暴力。没有任何族群能够垄断美、智慧和力量，而在胜利的集合点上，大家都会有一席之地。”

可是，为什么？我们好象是活在一个没有时间的空间里，总是不断重复在接受一些凭藉着无知与无耻而施予的屈辱考验。为什么？我们又好象是活在一个没有空间的时间里，无奈的等着被连根拔起的最后时刻。为什么？

真的很同情年轻人，我们到底留了个什么世界给他们？今天的起薪，居然不如十五年前，而这还是股市屡创新高、经济“感觉”一片大好的时刻。还有，为了免伤感情，至少在下次选举前，千万别提那跟十五年前比起来，几近（假如还没超过）百分百的通货膨胀率。我们当然还可以昧着良心振振有辞地教训青年“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即使连自己也活得迷茫与涣散。如果嫌鸡啼声刺耳，我们也可以甘脆把公鸡都杀了（公鸡啼意味着什么，可请教信基督教的朋友），继续当个掩着耳朵的快乐盗铃人。

但是，重点是，我们会有站在胜利的集合点上的那一天吗？对于这一点，我实在无言以对。

建议延伸阅读：
萨依德（Edward Said）与巴萨米安（David Barsamian）著，《文化与抵抗》，立绪文化事业出版公司，2004年8月。

11/11/2007 《南洋商报》《时潮》版

附：“上帝死了”是尼采说的话，要算帐找他算去。老陈、老吴指的是谁？呵呵！给你点暗示：回想一下秦朝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