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牛虻呓语》>>22/07/2007 周嘉惠

薯泥、包子和格局思考>>>周嘉惠

我国的族群关系，跟汉武帝时代的思想界一样，不管外观怎么粉饰都好，实际上就是独尊一家。排除在正统主流之外者，地位虽然会比狗屎稍微高一些，终究只是扮演着呼之则来，挥之则去的装饰性角色。

有时候认清现实是必要的，别老往自己脸上贴金，偶尔丢根骨头让你啃，就自认为媳妇熬成婆似的暗爽。被认同？飘飘然得未免嫌太早了吧？把自己放在等人来摸头的位置，本来就是很没出息的事。

在如此恶劣的客观环境下求生存，需要有一套自保之道。有位老师兼酒友与我所见略同，但毕竟是教授级，描述起来具体多了；胡老师认为：因应于不合理的体制，我们在战略上必须轻视它，但在战术上必须重视它。用北大的李零教授在《兵以诈立》的下棋比喻，战术有如每一着、每一步怎么下，战略则是全局怎么下。

原本就不合理的体制，你随着它起舞，那还有完没完？累不累？或许有人要问，难道各路斗士都是傻瓜，站在一旁看戏的反而高明了？当然不是这个意思。全冲上去当前锋，不留些后备军，行吗？何况不冲锋的，也不代表就是在纳凉的啊！总之战术、战略都很重要，角色各自扮演，谁也犯不着心理不平衡。

高举马来短剑实际上顶多就是一种文化符号，它究竟代表了什么内涵？行为艺术家不明说，大家只好乱猜。重点是，那会是一种极端的种族主义的表征吗？老实说，还真不象。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对此现象有很好的表述：“对于那些正在寻求认同和重新创造种族性的人们来说，敌人是必不可少的。”即使我们从不曾相爱，友情也很有点虚情假意、互相利用的味道，不过再怎么看，我们都不算是敌人。

文明的冲突的前提，首先是对各自的文明具有颇不含糊的认识；不管是祖先、宗教、语言、历史、价值观、习俗，都能够清清楚楚的界定自己和他者。我们的情况究竟是怎么样的一回事呢？依愚见，分开来说，大家首先都有其各自一厢情愿的“想象的共同体”（安德森的这个书名实在太精彩了，在此借用）。合起来看呢？1957年确实是联手赶走了大野狼，但50年同床异梦的结果，始终没建立起即使仅仅只是可以去“想象”的一个共同体。大野狼的分化政策或许真的对统治羊群效果良好，否则何以延用到今天？用敌人的手段来经营自己的统治，还真没天良！

大杂烩算是文明吗？连文化都没有，文明有可能吗？没有文明，能否也脸皮厚厚地当它是文明的一种？50年后，总觉得这些件件都是很值得大家坐下来好好检讨的大事。

我们是否象极了一群这么凑巧都住在同一个屋顶下的过客？大家闷声埋头各忙各的，偶尔有投机份子或用言语，或用利器喧嚣一阵，还不就是引人注目的幼稚行为而已吗？说到底，50年后的今天，没人提出一纸有气魄、有格局的蓝图，以建立一个足以提供这些过客去景仰一下的共同体，这难道不是非常令人遗憾的事吗？

打个比方，薯泥和包子都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但这些东西是不是就注定要与草木同朽呢？我想，这年头已经没什么所谓命中注定的事了。薯泥就只能是薯泥吗？包子就只能是包子吗？假如心胸宽大一点，脑筋开放一点，配些恰到好处的调味料，蒸出一笼与众不同的薯泥包子，不是也很好吗？而这薯泥包子若跃得过龙门，难保不能成为我们自己的蓝海策略？

欲决胜千里之外，始于运筹帷幄之中！立国50年，为何还在乎能不能够倒数国庆、本地美食是否适合上太空，这么无聊透顶的事？

格局在哪里？气魄在哪里？50岁了，要争气！要争气啊！

22/07/2007 《南洋商报》《时潮》版

附：《南洋商报》编辑颇多顾忌，就是不顾忌删改作者文章。本人百无禁忌，一切在此恢复原貌。

专栏《牛虻呓语》>>08/07/2007 周嘉惠

问君能有几多愁>>>周嘉惠

英国19世纪著名浪漫诗人布朗宁，留下了一首题目为《世上最美好的事》的诗；在此试译如下：“什么是世上最美好的事？五月的露水，却装饰了六月的玫瑰；甜美的南风，却预告着无雨的晴天；真实，却不是对一位朋友的残酷；欢愉，却不急着结束；美丽，却不自我点缀和卷曲；直到它的骄傲成为过分的坦率；爱情，什么时候？噢，你又恋爱了。什么是世上最美好的事？——某些不属于这世上的事，我想。”

诗人是敏感的，她认为世上最美好的事，都是些不属于这世上的事。换言之，世上有许多并不这么美好的事。碰上不美好的事，心情自然难以安宁。

或是为了事业，或是为了家庭，也可能是为了健康、金钱、友情、爱情，或者什么其他更伟大的理由，我们都曾经有过心境不宁静的时候。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有“境界”说，虽然他指的是文学上的境界，但做人的情况也是一样的。不同境界的人，为不同的问题心烦。境界固有不同，忧愁的滋味却是无二。

如此乐观如何药救？
对当局者言，碰上不美好的事，自然少了旁观者的一份超然，心中添的恐怕除了几许不快，别无收获。我常怀疑，台湾人民看到他们选出的代议士，在议会里打群架、丢鞋子，到底心情如何？当他们的外交部长陈唐山用脏话“问候”新加坡时，台湾人民又做何感想？我们这些旁观者超然得很，羽扇纶巾的心平气和看笑话，而那些在我们眼中看来无奈的台湾人民，是觉得这些台上的表演“干得好”、“值回票价”？还是“郁卒”得直想撞墙殉国呢？我们无从得知。

人生不如意事原已十之八九，而那些明显不经大脑，或甚至经过大脑仍做出让人揪心的事，就真是太不道德的行为了。倘若不想说“有过之而无不及”，我国的台上人物，表演起来起码并不输台湾的同侪。

野新区国会议员的种种行为与言论，有哪一点输台湾最恶劣的立委了？部长纳兹里的“笨蛋、笨蛋、笨蛋”，“无脑、无脑、无脑”，“新加坡不算是正式的国家”，陈唐山得知后必拍大腿猛赞“吾道不孤矣”。巴生皇宫式豪宅的主人，在热闹一阵子之后，名正言顺的入主豪宅，清白无辜得既象白雪公主，又象台湾的赵驸马。有朋友推荐读一本书《通过身体思考》，一时还找不到，于是依然按老习惯用膝盖思考这些不美好的事，结果害我膝盖最近好象得了忧郁症。

国誉受损何能忍受？
当他们都是个别案例吗？何以我国人民能够拥有如此无可救药的乐观？到底需要经过怎么样的特别训练，才能够说出这么政治不正确的话？做出这么嚣张的事？每一思及自己居然跟一些明明是变形虫、单细胞生物的物种，都被只看外表基本构造，而完全漠视内涵分野的生物学家，简单地同样归类为灵长目动物，总会感到很无力。

我们怎么能容忍国誉继续被如此践踏？我们的心情为什么要被这些混帐的人与事影响？选民的脑是善忘的，选民的心是容易被收买的。在“民主”的体制下，看在同是国民的份儿上，我们是不是很应该帮助那些选区的人民保持头脑清醒？那当然不在话下。假如你认为前述的台上表演“干得好”、“值回票价”，那在遇到来自那些选区的朋友时，就该请他们喝杯茶以示敬意，并鼓励在下一届让那些代议士们继续“为人民服务”;反之，我们也同样应向选区人民表达意见，譬如当面吐口水、学阮籍翻白眼或割席绝交什么的，以表内心最深处的感触。

曹操有诗句：“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所谓杜康，也就是酒了。就不相信马来同胞对台上那种种精采演出是无动于衷的，但基于宗教原因，不能喝酒。他们内心的忧郁，恐怕才真的是“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啊！

08/07/2007 《南洋商报》《时潮》版

附：宗教是《南洋商报》编辑十分顾忌的一环，报上最后一段被删“但基于宗教原因，不能喝酒”数个字。在此恢复原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