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逻辑与知识角度谈汉字繁简之辩》>>周嘉惠

《从逻辑与知识角度谈汉字繁简之辩》>>>周嘉惠

最近《言论》版再次掀起一场小小的汉字繁简之辩，本文是在下对蔡元评君6月16日、29日，黎翰辉君6月20日，以及丁家奴君6月23日的四篇相关大作的一个回应。

战国时代六国已有各自不同的俗体简化字使用，待秦朝建立后，六国文字与秦文不合的异体都被废除，而且从“大篆”到“小篆”，虽然“书同文”的目的在于统一文字，但文字亦有简化的现象。假如读“古代经典文献”要求的是百分百的原汁原味，那我们要看《道德经》、《论语》时，是否就应该去找以大篆印刷的版本，而不是繁体字版本？汉字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死物，它只不过是进化的脚步比较缓慢而已。繁体字相对简体字才显得比较“繁”、比较“古”，从汉字进化的角度来看，实际上它并不特别的古意盎然。

要“跟中华文化的古籍接轨”，更最重要的是文献印刷的内容正确无误，至于看不看得懂、要不要去看古代典籍，或许跟兴趣有关，或许跟文言文、白话文有关，却不能要求繁体字或简体字负上全责。虽然简体字有其不足之处，但“跟古籍接轨”实在不是打击简体字的最好理由。再说了，与其去操心“跟古籍接轨”的问题，还不如正视今天许多人连报纸都不看的现象。

至于说中国的年轻一代到香港和台湾，或台湾和香港的年轻一代到中国，就变成了半文盲。要对这种现象叹息当然是个人自由，但这就跟年长一辈说不清楚普通话一样，过渡现象而已，不用太伤感。中国大学生在赛场输给外国队，同样犯不着痛心疾首。韩国留学生队得了汉语言文字大赛的冠军，有谁会认为韩国的中文程度因此就世界第一？中国的学生在赛场比不过人家，难道就表示中国的中文程度不如韩国？我们可以这么简单的看问题吗？从分数至上的心理猛然看出中文在中国的危机，会不会稍嫌杞人忧天？

把繁体字跟满洲辫子并列固然想象力丰富，但把繁体字跟“港台两地的人都有坚忍不拔的性格”联系起来，想象力似乎也不遑多让。我们从中国南来的祖先，绝大多数不是略识之无，就是连之无也不识，但仍然凭他们“坚忍不拔的性格”为我们打下一片天。请问我们是否可以把这种性格归功予祖先们不识字的现象？对此，我就不赘言了。

假如能够撇开政治、个人感情认知等问题，而纯粹以汉字本身的结构来看简体字，我们对简体字的批判可能会更具有合理性。汉朝许慎编，清朝段玉栽注的《说文解字》是认识汉字结构与历史的必备字典。把今天的简体字对照《说文解字》，不难发现虽然不是全部，但与篆书相比之下，某一些简体字确实是失去了原本汉字结构上所表达的意义的。

这里可以举例说明，《说文解字》对“廣”的解释为：“殿之大屋。从广，黄声”，简体字把它的声韵丢掉了。“門”的解释是：“闻也。从二户。象形。凡门之属皆从门。”，简体字把它的象形字特征丢掉了。“義”的原意是“已之威义也。从我，从羊。”，简化后的“义”则根本成了一个单纯的符号而已。

反对简体字应该是反对简化过程中把某些汉字的特性抛弃，而不是食古不化。同样的，别一见到有人反对简体字，就认定是食古不化。条件反射从来都不是理性思考的方式。

或是为了书写效率，或是因为人的惰性使然，汉字的简化由来已久，并且是一直都自然而然地在发生着的现象。如果对汉字的发展变化有兴趣，还可以参考裘锡圭的《文字学概要》。汉字的演变有几千年历史，不是五十年前才开始的。但上个世纪中国的简体字，如吾友国权兄所言，却是一种强力意志下的产物；这种简化在性质上是不同的，而任何“硬硬来”的事情都难保不会有人持着怀疑的态度来看待。

我个人无论对繁体字或简体字都没有特别的好恶，也无意为任何一方摇旗呐喊。只是好奇，为马英九套帽子、为汉字添辫子，难道这些把戏会令自己的观点显得更有说服力吗？从一些个案就以偏概全地看出中国的中文危机，会不会太武断了些？页码遍布、新书推介似的一篇文章，究竟是新书作者，还是文章作者洞悉了中文的危机？我国的评论文章作者是否愿意对自己的作品有更高一些的要求？

除却逻辑与知识不论，对于一个没有人文修养、纯粹以功利角度考虑问题的人来说，文字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工具、一个符号，完全不存在其他意涵。夏虫不可与语冰，反正没有共同语言，鸡同鸭讲徒伤感情而已。还有什么好讨论的？大家何不省点力气，陪南北朝的沈昭略、王融一起吃蛤蜊去！

9/7/2009 《南洋商报》《言论》版

附：
原文题目被改，最后两段的一些“煽动”句子被删，或许编辑认为做人还是温柔敦厚的好。在此恢复原貌。

《南史•王融传》：因遇沈昭略，未相识。昭略屡顾盼，谓主人曰：“是何年少？”融殊不平，谓曰：“仆出於扶桑，入于旸谷，照耀天下，谁云不知！而卿此问！”昭略云：“不知许事，且食蛤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