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day, June 09, 2014

《人生如戏》>>8/6/2014 《家族的幽灵》周嘉惠

《家族的幽灵》/周嘉惠

脱氧核糖核酸,或一般人比较熟悉的简称DNA,隐藏着一个家族成员内在的遗传密码。有些家族成员外表有共同特征,仿佛同一位馒头师傅的产品,这展现的是DNA显性一面的遗传密码。如今摄影、录影的工具已不是什么奢侈品,我们的后代或许会根据照片、录像追溯,自己的眉毛原来跟十八代祖宗完全一个样,这是好事抑或坏事且不去说它,反正我们要有被子孙评头品足的心理准备。

DNA还存在着隐性一面的遗传密码,这暂时好像还没有特定化学方程式可以表达。譬如一个小孩在没人指导下自顾自玩起来的独门游戏,却是其父亲、母亲、祖父、祖母,或外公、外婆小时候曾经玩过的游戏,这种事情需要有见证人来证实;我确实亲眼见过这种情况,感觉很诡异。按我们现代人的寿命,“见证人”很难超过曾祖那一代,但是谁能肯定我们的某种行为不是源自十八代祖宗的遗传性重复呢?当年在《百年孤寂》读到那一段说去世的祖先回家,因为耐不住死后世界的寂寞,我几乎肯定作者马奎斯就是用文学的笔法在述说着遗传密码的隐性面。

当大多数人知道自己为什么在重复某些先人的行为时,这种有意的重复通常被称为传统、文化,端午吃粽子、清明扫墓都是这类例子。当我们并不知道自己是在重复先人的行为时,如果要问为什么,遗传密码是其中一种还说得过去的解释。当然,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多得是,譬如“摇摇摇,摇到外婆桥”的儿歌在明朝就有了,假如我们并不知道自己和明朝祖先唱的原来是同一首歌,知识不足应该比DNA更具说服力。

除了某些行为,又有多少观念是祖先“暗中”透过家族血缘一代代遗传给我们的呢?我们脑袋里装的思想有多少是“原创”的?多少是遗传的?这真是个既有趣又恐怖的念头,倘若事实果真如此,那我还是我吗?或者只是一个家族历史的浓缩?或许首先该问的是,这种情况可能发生吗?

若真要分清楚自己的思想究竟哪部分是原创?哪部分是遗传?恐怕不太容易。一般来说,除了父母、祖父母这两代我们还有机会接触,曾祖那一代通常已是传说了,再上面的祖先顶多就只是族谱上的一笔记录而已;参考资料不足,是不太可能得出客观判断的。但若退而求其次的只要知道思想遗传是否可能,那倒是相当肯定的。心理学早已把父母对孩子思想行为的影响分析得很清楚,再用同样道理一代代推上去,十八代祖宗还真可能对我们的思想有着或多或少的影响力。换句话说,家族的幽灵确实是存在的。尝试去想象一下这个画面,列祖列宗原来一直在我们身旁唠唠叨叨、指指点点。这是有趣?还是恐怖?有趣也好,恐怖也罢,问题是我们的思想为什么要盲目地受制于其他人,即便那是与我们有血缘关系的先人?想终止这种遗传性的轮回,把祖先的影响从自己身上剔除,那还真考个性,考智慧啊!

是的,每个家庭都有祖先的幽灵在游荡,每个人的身边都有祖先的身影在摇晃。要收掉家族的幽灵,还自己一个真我,普天下唯一的道士惟有自己。首先,别把自己的思想太当一回事,那些实在都不是什么伟大真理,尽管放手一件一件慢慢检验,去芜存菁;有一天你会发现,祖先的幽灵不耐烦陪你玩这种游戏,走了。DNA被消解后,经过筛选的精华遗产融入血液,那才是百分百的你,不再是祖先的附庸。

至此,我们始获得解放。

08/06/2014 《南洋商报》《言论》版
亦见:http://www.facebook.com/xuewenji.my

Monday, May 19, 2014

《人生如戏》>>18/5/2014 《坐视》周嘉惠

《坐视》/周嘉惠



住在少有天灾的国度是幸运的,但我们对人祸倒是不缺乏领教的机会。一旦发生不愉快事件,政府高大的身影目标明显,即便乱枪打鸟之下,总还是能够打中那么几枪。所以,无论发生什么事都好,只要不合我意,痛骂政府就算并非全对,通常也不至于全错。

姑且不论那是在借题发泄生活压力,还是真的试图主持正义,网络时代还去对这样的事认真未免无聊。个人比较感兴趣的是,对社会上经常发生的各种令人愤怒的不公不义事件,除了骂政府,我们还做了些什么?简单且直接一点的说法就是,我们为这些事件担当了些什么?

浙江大学的徐岱教授曾说过,伦理有分等级,高端的伦理是正义感,底端的伦理则是同情心。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换言之,没有表现出同情心这种最低标准,简直不配被称为是人。如果有了同情心,却没有相应的行动来支撑,那又如何?

譬如见到一个乞丐而“仿佛”油然生出同情心,但是有余钱在身却一毛不拔,怀疑对方是假乞丐,或者背后有集团控制,于是收起同情心扬长而去。那算是理性压倒感性?或者原就是一种自欺欺人的伪同情?

赵明福无缘无故死得不明不白,大家应该都有足够人性表现出一点同情,但是那些坚持在这事件上寻求法律正义的人,却不见得会获得一致的支持。最普遍的说辞无非就是,没有用的啦,怎么跟“他们”斗?

什么是伦理?伦理就是区分清楚是与非,在伦理的世界里只问事情应不应该去做?不问做了有没有用?既然是应该做的事,那么不管多困难也抱着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坚定心态去行动,这就是正义感驱使下的高端伦理。

许多事情成功的几率或许确实不大,做了应该也没多大帮助。但是我们可以回头扪心问一下,坐视不理对事情的帮助又有多大?做了可能还有万分之一的机会,什么都不做成功几率则绝对是零。有没有用这种功利问题,是无关正义的。至于说或许可以等肇事者自我反省?哈哈哈!懂得反省的话,我们怎么还望着先进国的门槛兴叹?

最近一张精神有点失常的流浪汉的照片,让一个四岁小孩问:“那个人怎么了?”这个流浪汉在吉隆坡蕉赖地区餐风露宿二十载,大家相安无事且早已经习以为常。可是,小孩子的疑问应该足以唤醒良知;难道我们应该继续让他这样下去,直到某一天寿终正寝,死在街头为止?不能这样吧?

没错,他的流浪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因素,也许是遭家人遗弃,也许没有家人,或者其它原因。但是,重点依然不变:我们应该任由他继续露宿街头吗?

他应该回家了,假如没家,至少也应该住进政府或慈善机构的收留所,反正不能让他这样在外自生自灭。可是,关键时刻总会出现一种恒久不变的理性劝导:没用的、很难的、别浪费力气了。坐视犹如隔岸观火,容易又不费力,情商高的话说不定还能看出娱乐性来。没错,不担当就不必付出代价,但也不可能起任何作用,天底下是没免费午餐的啊。当理性压制了良知、正义感,那已不是理性,而是冷血,是人性的悲剧。

天地不仁,人亦不仁。若非如此,实在难以解释人世间这许多没天理的事情。我的疑问是,单纯从伦理的角度切入,“理性”的人们究竟还打算坐视到什么时候呢?

18/5/2014 《南洋商报》《言论》版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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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 February 03,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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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 January 27, 2014

《人生如戏》>>26/1/2014 《省电与省钱》周嘉惠

《省电与省钱》>>>周嘉惠

省电和省钱有时候并不一定是同一回事,真的。

没人在的空间直接把灯关掉,这种省电法是一定省钱的。定期把灯管拆下来清理,亮度可能马上增加百分之二十以上,如果因而少开一盏灯,电省了,钱也省了。这些都是绝对应该鼓励的用电好习惯。

请人在电表动手脚,电费随时可能少缴一半。这是典型的省钱不省电方式,尽管经常听闻某某人用这种方法省下了大笔电费,但心动就好了,请别付诸行动,偷电是犯法的。
一些具有“特异功能”的新产品,据销售员的讲法是非常省电的,安装后电费单会减低25%到30%。其中一种简单的产品经常在商场设立摊位摆卖,销售员用电流表让你亲眼见识安装前后的差别,十分有说服力。不过请记得,电费不是以电流(current),而是以电力(power)来计算的。他们为什么不直接使用测量电力的瓦表(watt meter)来做说明呢?嘿嘿!你自己猜吧。

另外也听说过某些价格高昂得让人觉得可能真有特异功能的省电产品,有机会的话就请销售员当场示范,只要瓦表证实安装前后确有不同,那才有必要继续谈下去。如果出现瓦表没有带来,瓦表恰巧故障等借词,那还是别浪费时间了,生命苦短啊。

还有一种比较有趣的省电但不省钱情况。这里举例说明,传统灯泡耗电150瓦,节能灯泡耗电90瓦,如果一天开灯10小时,一天就省电0.6单位(kWh),一个月就省电6单位(因为是单相,所以除3)。为了方便计算,假设一单位电费RM0.5,那么使用节能灯泡一个月可省电费约RM3,这当然很好。但是,如果传统灯泡一盏RM350,节能灯泡一盏RM2000,那需要多长时间才可以省回采用节能灯泡的投资?算术比较好的朋友恐怕连算都懒得去算了,一眼就看出那不会是个好的投资。

然而,从环保的角度来看,则可以有完全不同的诠释。孟子说的“何必曰利,只有仁义而已”,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很贴切的思考方式。近年来许多地方议会都开始采用节能路灯,用省钱的角度来看待这个措施是说不通的(以上所述的价格是目前市场上的路灯灯泡价格),但节能符合环保原则,是一种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仁义”。

即便在那百物尚未再一轮涨价的美好过去,也就是记忆犹新的大选之前,懂得未雨绸缪或生性节俭的人早就想方设法在日常生活中尽力省下五毫一块。今年一开始电费就猛涨,如果能够多费些心谨慎用电,因而既省电又省钱,那真是何乐不为?

偷电明显是自私的行为,当然不可取。只考虑省钱而完全不考虑个人在环保工作上所应该扮演的角色,其实也是自私的。当年亚当斯密认为“看不见的手”会自动调节人们的自私心理而成就一个最好的结局,而我一直都很苦恼自己始终没有养成那种乐观精神!

26/1/2014 《南洋商报》《言论》版

Sunday, January 05, 2014

《人生如戏》>>05/01/2014 《怎样的商人?怎样的土匪?》周嘉惠

《怎样的商人?怎样的土匪?》>>>周嘉惠

2014年元旦当天一出门,只要神经尚未萎缩,任谁都应该马上察觉到空气中弥漫着的怨气。

狄更斯在《双城记》开头那句话很有名,被许多人当宝贝似的引用,但个人始终认为,我的这一句更符合本国近年来的实情:“这是很坏的年代,也可以是更坏的年代”。如果再恶搞一下雪莱的名句,就更能说明那种既怨恨又恐惧的心情了:“很坏的年代来了,更坏的年代还会远吗?”

贸消部长哈山马力认为只有少数人抗议百物涨价,表示大多数人其实是赞成涨价的;首相能够在我国近三千万的人口中找到如此极品来组成内阁,说实在也真不容易。

物价上涨应该也可以算是自然规律的一种,即便不是无可厚非,却也无可奈何,只能说是生活中必然的恶。但是,今年物价涨幅之猛,气势之狠,让人油然而生被赶尽杀绝的逼迫感。这就不得不令人怀疑,我们面对的到底是商人?还是土匪?

商人当然不尽然都是坏人,但如何区分商人的好坏?简单的说,做生意时保持童叟无欺态度的商人应被视为诚实的商人。如果一个商人不知道是基于祖宗积德,还是什么不可告人的“超自然”因素,而让政府心甘情愿签下“包赚钱”的不平等合约,我们可以认为他是一个成功的商人、官商合作愉快的商人、祖宗积德的商人,但我们不可以视其为一个诚实的商人。

盗亦有道,何况商人?商人最基本的“道”应该就是童叟无欺,以诚信为本位。任何生意都有大小不一的风险,“包赚钱“的不平等合约非但不可能童叟无欺,而且简直就当国人集体脑残。官商不是不能合作,但是合作得这么愉快就实在让人发指了;赚了钱是我的,亏了是政府的,若干年必需涨价,不允许涨价政府就得赔款,这种道理实在不是普通经济学课本可以读到的。当年八国联军把大清皇朝打得趴在地上,也赚不到条件如此可爱的合约,被骂为卖国专家的李鸿章都不好意思签订的不平等合约,我们的政府却做到了,而且做了不止一次。坦白说,这也很不容易。

土匪当然不是什么好人,但是土匪是否也能区分出高低?还是可以的。打家劫舍是土匪的看家本领,最高境界可以是劫富济贫,最差劲的也不过损人肥己,人家遇到你已经够倒楣了,赶尽杀绝的话只显得更为下三滥。多年前我曾经在光天化日下遭遇两名好汉,被洗劫一清自不待言,比较特别的是他们临走还赠我十元压惊。事后回想,觉得此二人也还算是够意思的土匪。

2014年的涨价潮方兴未艾,我们遭遇的到底是商人?还是土匪?界限其实已经很模糊。不过可以确定的是,如果是商人,他们绝不是诚实的商人;如果是土匪,他们也绝不是够意思的土匪。我个人无法认可不诚实的商人或不够意思的土匪四处横行,谨以本文向部长先生表达抗议之意。

顺便一提,诚实商人和够意思土匪的对比,源自王小波。如果没看过他的书,值得一看。

05/01/2014 《南洋商报》《言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