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如戏》>>30/10/2010《身为华人这件事》周嘉惠

《身为华人这件事》>>>周嘉惠

在吃喜筵时，不论端上桌的是山珍海味还是粗茶淡饭，通常我们的反应只有喜欢或不喜欢两种选择。假设饭桌上有人因为端上的是一道XX菜，因此而觉得十分“光荣”与“骄傲”，并站起来大声表达了这种心意，同桌的“桌友”们恐怕会不由自主地缩成一团，同时随手悄悄拿起筷子、盘子之类挡在胸前以防万一。

不论是一道什么样的菜都好，它摆在眼前就只是纯粹一种客观事实存在而已。这道菜不是专程为某个人准备的，出席喜筵的人一般不会到厨房大展身手，所以这道菜按常理说也不会存在着什么值得骄傲的“个人功绩”可言。因此，假如有人因为这道XX菜而表示“骄傲”与“光荣”，那是过度诠释了一道菜的延伸意义，一般人都会觉得他有毛病。

本文关心的当然不是XX菜引发的潜在喜筵危机思考，我感到好奇的其实是另一个现象，不知道读者们有多少人曾经认真考虑过这个问题：身为华人，自己到底是采用什么态度来看待这件事？

身为华人这件事，跟吃喜筵时餐桌上端上一道XX菜，对我个人而言，在逻辑上是没什么分别的。成不成为华人，完全不由自己决定。既然没有选择权，就不必付道德责任，即无所谓对与错。连对错都谈不上了，为什么却会感到光荣与骄傲呢？这不是很奇怪的事吗？反过来说，万一我们“不小心”投错胎，成了非华人，那是不是要深感羞愧了呢？应该不必吧？

真正让我感兴趣的就是这一点，到底是什么因素导致某些人，对自己的华人身份那么兴奋？是内分泌失调吗？是被煽动吗？到底是什么？

好吧，就算我们可以简单地归咎那一股浓得化不开的“民族感情”，果真“偶然”地导致感性淹没了理性，那也罢了。然而，更让人难以消化的是，原本要感到光荣或骄傲是个人的事，但动不动就以一网打尽的“马来西亚华社”之名代为发言，那可不太好吧？了不起就是与三五好友在咖啡档喷口水所得的一些意见，干什么要全体6百万华社成员陪你壮声势？个人意见就是个人意见，请别往脸上贴金自封为代言人，否则这跟土权会主席的行径差多少？

除了身为华人，附带的“华教”课题似乎也很教某些超级热爱华教的人一提起就兴奋莫名。我国的华文教育在政府的打压之下，“越冷越开花”，成为台海两岸以外最成功的范例。这其中自然有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但让人难以释怀的是，“华教”已经成为一种紧箍咒，让某些人动不动就祭出来吓唬教育工作者：“你这么做，对得起华教吗？”。所谓“这么做”，包括诸如进修课程、转业、产检等等。

余伟源10月14日的文章诠释得最为一针见血：“恋华教情结”。有些人真是热爱华教热爱出病来了！想当圣人自己当去，没人拦着你，但请别威胁所有人陪你一起伟大。需知道，不少人八字一早就注定了不适合当圣人，勉强是不会有幸福的。

在此必须说明，我是故意曲解余君大作的题目；个人总觉得当热情发展到了病态程度的时候，似乎已不再是太值得津津乐道的事了。我对邱家金教授个人并不感兴趣，但对他所引发争论的现象却颇有兴趣，曾经在今年2月下旬连续借《南言》版发表了几篇文章探讨，有兴趣的话不妨一看。若找不到旧报纸，我的部落格中还留有存货可供参考。旧话题在这里就不多说了。

麦翔的《’开放’声中的华教》（10月16日）阅后不禁感觉有点困惑，此君到底是余伟源所谓的汪精卫同路人？还是确实热爱华教，却因考虑不周而显得是努力在帮倒忙？台湾、韩国、越南的后来居上，可以归咎于我国政府采取的单元化教育吗？确定吗？那请问，台湾、韩国、越南的教育是多元？还是单元？够了，再追问下去就嫌有失厚道了。

我充分理解感性比理性更显得浪漫且不伤脑筋，但我们是否可以对自己的身份、文化认同，表现得更心平气和一些？除了感性，是否可以再多添几分知性与理性？是不太浪漫，我知道，但如此一来却绝对会更经得起考验！

30/10/2010 《南洋商报》《南言》版

《人生如戏》>>12/10/2010《对理性讨论的期许》周嘉惠

《对理性讨论的期许》>>>周嘉惠

最近我个人也有份参与的一场纸上论争，主要参与者都纷纷挂上免战牌，看样子是后继无力，该告一段落了。这一场声势不算浩大的论争，是否让读者更清楚认识到赞成与反对宽赦杨伟光的两种对立的观点？其实很值得怀疑。甚至几位作者本身是否从中获益，因一场讨论而扩大了自己的视野？也很值得怀疑。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实在看不出其中有太多理性的讨论，很多时候只是一味在维护自己的立场，以及猛往不同意见者身上贴标签，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说是企图妖魔化对方。

对一件事情，每个人拥有各自不同的立场，这其实很正常，但根本不是重点。我们更应该关心的是立场后面的一些基本依据。从表面看，譬如方嫩《伟光，加油！》的依据是“法律不外乎人情”、“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晚探明的道理则是“刑法就该依法行事”等。更深一层看，张金发、方嫩、川中明月诸君似乎相信“好死不如赖活”，在监牢中干蹲着比一了百了的死刑仁慈。而本人与晚探明的深层思维，则可以诠释为坚信法律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好人，触犯法律的坏人则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去。

这些依据是否成立？作者其实不用为担心读者会如何反应而焦虑。理性的读者看了自然懂得作出自己的判断。对于没有理性而立场坚定的读者，则根本不需要知道立场后面的道理，反正他们只想选边站，然后站在自己所认同的阵线上摇旗呐喊，向另一方丢泥巴。至于那些只懂得说“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一群，貌似中立，实际上恐怕是既没有分析能力，也没有想过要有立场、全然漠不关心，或那等看报只看娱乐版却自认为超脱尘世的人等等，我们最好不加以考虑，以免对自己身体造成不必要的内伤。

对的“我方”可能百分百对吗？错的“敌方”可能百分百错吗？摸着良心来考虑的话，答案绝对是否定的。因此，假如一心一意抱着“我对你错”、“我赢你输”的敌对态度来参与，到底这场讨论的意义何在？一场混战下来，既没从中看清自己思维的不足，也没看见不同意见者所考虑的精彩之处，就这么使力地向对方乱丢泥巴、乱扣帽子、乱贴标签，然后拍马调头呼啸而去，难道这么做会很有成就感吗？

以我国的国情而论，理性原本就是国民十分缺乏的养分之一。某些群众选择有脑不用，虽然令人感觉遗憾，但那毕竟是个人权力，不容干涉。然而，对于呈现在报上的文字论争，我觉得大家应该要多用点心，对人对己都是提升。

退休《言论》版编辑萧松先生，曾经跟我说过，他小时候因为家贫，经常在放学后步行半小时去借报纸看。看什么？追看报上的笔战！据萧先生说，那时候的笔战可以一篇文章动辄一大版，而且作者引经据典，逻辑清晰，十分精彩。吾生也晚，那种让人思之神往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

回到上述的论争，参与者的立场鲜明，应该不至产生误会（晚探明点出我文章中的不足之处，并不代表’否决’了整篇文章。假如方嫩君眼光独到，见我所不能见，那倒真是愿闻其详）。参与者立场背后的理由，也不是那么难以掺透，硬把不认同解读为不能理解，那是门缝看人了。

把立场、道理摆出来，再抛开偏见、平心静气聆听一下不同立场者的论述，这才是讨论的架式。假如自己没把意思表达清楚，就尝试换个方式再说一遍；假如对方没把意思表达清楚，就请对方尝试换个方式再说一遍。对方逻辑上说不过去的地方，可以指出；对方指出自己逻辑说不过去的地方，不妨参考。其实，这也就是所谓的“理性的讨论”了。

理性讨论的一个先决条件是，别指望不同意见者一旦听了自己的宏论后就“大彻大悟”，进而发生180度的倒戈相向。讨论和传教是两回事，人家不认同就算了，如同青菜豆腐各有所好，犯得着气急败坏吗？即使是想传教，气急败坏也成就不了什么的。

在此我并没有更进一步阐释上述课题的意愿，该说的都说了。我想表达的只是个人对于提高评论文章素质的一点期许，愿与大家共勉，如此而已。

对于川中明月大作中提到的“绞刑直播”例子，忍不住又想来充当一回“魔鬼的辩护士”，故意挑刺。在晚饭时间直播绞刑，真能够“引导人们更进一步反思死刑的意义何在”吗？我认为不行，那种直播顶多只能引导人们得出反对死刑的结论。反过来说，假如能够把一个变态杀人犯的绞刑，跟被这名杀人犯谋杀的被害人死前的录影同时播放，我认为，只有经过这种较全面的，而不是片面的考虑后，或更能做到“引导人们更进一步反思死刑的意义何在”。君以为然否？

12/10/2010 《南洋商报》《南言》版

08/10/2010 《再谈刑法真义》张金发

《再谈刑法真义》>>>张金发

为何要订立刑法？它的订立有何意义？刑法与任何一种法律条文一样，人活在世上，只要你不是离群独居，那就得受到种种法律的约束，这是普世认同的社会契约。

法律的形成，起因于人权。为了维护基本人权，历经数千年才以累积的生活经验所需，促成了法律条文的订立，要人人自我制约，以便保护自我，进一步保护周边的亲友、社区、国家．．．．。

所以，每个人自出生开始，在漫长成长的过程中，每每被教育何种作为是可以做，何种作为不能做，是非黑白对错一一被告知。为什么要如此？无非是教导每个人只能做对的事，做合乎情理法的事；不法的事切莫去触犯，否则会遭到法律的“对付”。

因此，只要人人遵守法律，法律条文即如同虚设。所以，本人在“刑法是不是教育？”一文回应晚探明君所谈“刑法不是教育”的撰文中提及，刑法是不得已才用，并非一定依书照本宣科。活用法律条文才是真正让法律条文显示出更全面的人性化、合乎时势。

如今，在人权泛滥的先进国已废除死刑的条文，以便更加彰显人权。当然，这种作法未必合乎各国借镜，本人也不认同这种作风。理论依然是为了维护人权。

人不能只看到“人权”而致力要挽救犯法者的性命，而是要看清犯法者的犯法情境再定夺。人权固然要维护，但是受害者的人权更加应该保护，加害者的人权理当先审慎判断。非执行死刑不可，那就只好依法判例，能酌情轻判，则可“网开一面”，毕竟法律的订立并非要致人于死地，而是为了让人人有法有循，行为不致于“行差踏错”！同时，刑法的真意原本就不是要人人伏法，而是要人人“合法”生活于人群当中而已！

野蛮的社会，以暴易暴，实为不得已之事。随着人类生活已进入资讯发达的年代，无国界的网络世界里头，人类文明的历史已跨入另一个境界。但是，个人的从小教育，一样是要循循善诱，何种行为的对错等问题，一样要透过教育，别无他法！

不犯法，则不需惧法，也不需避法！法律的设立无非是提供人群一种生活指标，你不喜欢的话，可以选择与世隔绝。

因此，初犯者应当酌情判决，是否有伪装证供，法官自会有所定夺，旁人何需代议；重犯者是不知悔改，明知故犯者，那种人不需酌情，不需量刑也，依例判刑即可！毕竟，刑法是以明文订立，触法就得依法宣判，否则无法可依，则人人无纲纪可循。但初犯者面对死刑那就应该酌情，才合乎情理法。

刑法，是用以“教训”一再触犯法律者，尤其甚者是重大罪刑者，判国祸国者，古代通常都以极刑──凌迟处死，更进一步可以宣判诛灭九族，缘坐或连坐法的重大刑责。如今，诛灭九族，缘坐或连坐法的重大刑责已消失在文明的人间。

学校也会设定一些校规条文作奖惩，有功则奖，有过则罚。甚至三次小过视为一大过，三个大过则被视为顽劣学生而勒令退学。为什么？只因他一再不遵守“游戏规则”，一而再触犯校规嘛！学校尚且有再三的判处，国法之刑责，又岂容“轻易”动用死刑作惩戒？

为何“新加坡总统有赦免死囚的权力”？新加坡以严刑峻法称誉天下，为何留下这一条特殊“权力”？难道新加坡总统的权力可以超越司法？非也，法律原则不外乎情理法三者中打转，缺一皆不完美。我想特殊案例在法律边缘下，让总统来开恩，是保留法律的公正，另一重意义则是维护了法律的真谛！也说明死刑之责不是随便动用！一部刑法，不是要人人惧怕，而是要人人懂得什么是合乎“法”，非法勿干。教育意义大过刑责，刑责是不得已才使用。

晚君“刑法就是刑法”一文再度反驳小弟的意见，但反覆再三细读该文，只有一句话让我注目的，其他都不需多谈，这句话即是“刑法不可能改变人心，但它至少可以改变社会秩序。”

晚君自己已经说得很明白：“刑法不可能改变人心”，这岂不印证小弟的言论吗？能改变人心的又是什么？小弟才智迟钝，只知道是“教育”！刑法真正的意义所在就是“教育”。刑法是不得已才使用的手段，教育才是彻底改变人心的根本！

“刑法是教育”或“教育是刑法”并非小弟的说词，更何况“刑法等同教育”的滑稽说法！我想应是晚君的《刑法不是教育》一文，小弟以《刑法是不是教育？》反辩所导致误解，以致于偏离。请留意，小弟的题目是疑问句，不似晚君的确认句。故而才引起小弟的反问。

刑法是要透过教育来学习，才能让人知悉法律的相关知识；工程系所念的是有关工程的课程，靠得依然是教育来学习；但刑法学与工程学绝不等同教育，但与教育是相辅相成。请勿曲解小弟的文句。

如果本文“再谈刑法真义”还无法让晚君理解，小弟也无意再回应辩驳，犹如周嘉惠兄的一句话：到此为止！

08/10/2010 《南洋商报》《南言》版《我思我见》专栏

《人生如戏》>>06/10/2010《启蒙运动没有到来》周嘉惠

《启蒙运动没有到来》>>>周嘉惠

约二十年前，一位中学同学告知其退学的决定，我劝她考虑清楚，而她直言自己“从不做后悔的事”；只记得，当时心里猛的一揪，唯不知道原因。最近，另一位朋友告诉我其在“头脑极度清醒”下的一个宣言，刹那唤起沉静了二十载的记忆，心里同样感觉到猛的一揪，但今次倒是明白为什么有这种反应了。

两位朋友愿意把个人的一些重大决定告知，那是看得起我，假设他们斩钉截铁的猛话并非言不由衷，那他们似乎要的不是意见的反馈，而只是希望寻求赞同的鼓励。可是，发现了当局者思想上的盲点，却又无从对两人的一意孤行找到劝告的空隙；作为朋友而爱莫能助，终究是令人深感痛心的憾事。

做人有自信当然是好的，但满足于浅薄的自我认识哪算得上是自信？膨胀的自我简直太狂妄了，“从不后悔”？“头脑极度清醒”？充其量就是一种直觉而已，对于直觉怎么能够如此相信到十足呢？古希腊七贤人之一的巴比米德认为感觉世界仅仅是一种欺骗。直觉跟错觉到底怎么区分？真是只有天晓得！喝醉酒的人认为自己没醉，不正反映了这么个道理吗？没有根据的感觉世界，难道不就极可能是自我欺骗的一种？当然，任何人都有犯错的权利，问题是我们实在没有不经大脑就去犯错的道理，虽然我们绝大多数时候犯错都可以归咎于大脑的怠惰。然而，这不是常规，而是悲哀。

每一种未经反思的意见都会设想，事物确实就像它们对我们的感觉和思想所呈现出来的一样。自信与自欺仅一线之隔，是以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强调：“未经检验的生活是不值得活的。”我们思考事情未必能够面面俱到，所以生活信仰是需要经过检验的，但苏格拉底用逻辑证实了他人的无知，却唤醒不了蒙尘的智慧，甚至最后还被500人议会判了死刑。

启蒙运动是个令人向往的时代，或者更恰当的说，启蒙运动是个令知识分子向往的时代。那个时空让知识分子感觉自己的存在是还有点意义的；由英国的牛顿、洛克点起的火种，却在法国燃起熊熊烈火，最后又蔓延到欧洲其他国家以及美国大陆。认真去研究的话，启蒙运动是有点复杂的，但简单的说，它给后人留下的整体印象还是很清晰的：理性。

我国的社会群众有理性几许？或者这样看好了，假如我们有更多容纳理性的胸襟，而少一些直觉、情绪或条件反射，种族主义是嚣张不起来的；华团头头们努力内斗、内耗以达到自我消灭的目的时，不会有勤王大军积极前往作毫无意义的“展示力量”动作；不会有太多“相信我”的废话，也不会有太多“绝对相信你”的胡扯。不论信仰什么宗教都好，我们都必需坚定的确信，造物者给我们脑袋，绝不可能纯粹是出于无聊而已。

在这一片没有太多理性分析能力可言的土地上，太多人为自己的小聪明沾沾自喜，却有几人为智慧的缺席表现了丝毫的忡忡忧心？或许，那场两百年前在欧洲红红火火的启蒙运动，跟我们果真完全没有关系。如何去拿捏生命中理性与感性之间该有的份量？也许人世间并没有一套既方便又实用的现成方程式。可是，过之与不及都是问题，这点倒是大家都一早明白的，不必置疑。

面对那许多“从不后悔”、“头脑极度清醒”类型的热情洋溢，只觉得太无可奈何；可以确信的是，现实不会因为热情而宽待任何人。是的，君子行其所是、居其所安，终究不能要求别人以我之是为是。但是每逢回首故人往事，伤怀一番总是难免的。再看看社会乱象，既深感自己无力拨乱反正，又觉得实在是愧对启蒙时代的前辈们啊！

06/10/2010 《南洋商报》《南言》版

2/10/2010 《公道仍在政府手里》川中明月

《公道仍在政府手里》>>>川中明月

对年少无知、误入歧途的大马少年杨伟光运毒被逮捕，新加坡该不该对其动用死刑一案，近期在《南言》版引起热烈讨论。有周君、张君以借古论今形式来分析死刑的不公和缺陷，还有晚君回应了以上二者，认为废除死刑亦是个问题，仿佛放过“群鬼”即一发不可收拾。

据我个人了解，社会上绝大多数的人们都在声援杨伟光，他是个底层社会出生的孩子，错误选择当毒贩的跑腿而被新加坡当局捕获，和那些借新加坡为踏板运毒的外籍人士那样，新加坡政府一点也不领情，直接对他判处绞刑。

然而，杨的死刑期获得了延长期限，人权分子纷纷寻求机会解救这孩子，国人们也参与了杨伟光的后援会，宗教组织、华堂等皆呼吁新加坡政府宽恕他所犯下的罪过，给予他重新做人的机会。

阅读了周君回应晚君的文章提到，后援会“除了声援的电话，同时也接到许许多多抗议的电话”。晚君的看法若说太过残酷无情，那么这些发表抗议的人们岂不都是一群残忍的人？

正如周君所说，任何事都有两面，一边是赞成对所有贩毒者动用死刑，认为毒品是这些犯罪者引进的，罪有应得；另一方则认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正如杨伟光的案子，对于一个初犯、无知的青少年而言，实在太严酷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正义该属于哪一方？

吾不熟古希腊，以史为鉴也已用过，惟有以反对死刑的意大利学者、作家艾柯（Umberto Eco）的只字片语作为范例了。在《米涅瓦火柴盒》这本集子里收录了一篇名为〈晚安时刻，绞刑直播〉，作家以其擅长的幽默手法叙述绞刑的残酷，是在罪犯临死的痛苦前录制成片子，在晚餐时间播放给众人“观赏”，让人们知晓死刑的实况，自行判断绞刑的对错。

当然，电视直播绞刑纯属虚构。艾柯写道：“它是一个关乎生命价值和正义的问题。所以我们不能自欺欺人。如果你支持死刑，你就必须面对犯人抽搐、哭号、踢腾、呻吟、咳嗽着把自己的灵魂交还给上帝的场景”。

有幸的是，作者的故乡意大利和大多数欧洲国家一样，是死刑已废除的国家。虽不得同日而语，却蕴含着警惕性作用，引导人们更进一步反思死刑的意义何在。

杨伟光在狱中皈依了佛教，许多人对其借宗教之光以示痛改前非而无比感动，一个真心改过的年轻人应当有个重新做人的机会，“潘多拉的箱子”若是罪孽，亦有被救赎的希望。

有些人引佛理说不应该杀生，星云法师则认为“如是因，招感如是果”，死刑属因果报应。

此外，杨是否得以获得减刑，不是靠“佛面”，而是以“铁面”称着的新加坡法律为依据。公道虽自在人心，刑罚却不由得百姓做主，奈何、奈何！

2/10/2010 《南洋商报》《南言》版

2/10/2010 《刑法就是刑法》晚探明

《刑法就是刑法》>>>晚探明

根据我的理解，《刑法真义》全文就是要表达“刑法就是教育”的概念。当然我可能是完全误会了，但是假设我的理解是没错的，那么《刑法不是教育》这个题目就是直接了当地表达我对这个概念的不认同，没有什么好高深的，不用想太多。

我不是很确定张金发先生《刑法是不是教育？》一文，是有意抬杠而故意顾左右言他呢？还是因为我的表达能力不好，让他产生了误会？我真诚希望答案是后者，那么则敬请原谅，容我借此把自己的意思尽可能再表达得清楚一些。

教育跟刑法怎么会是同一回事呢？刑法固然可以起到一定的教育作用，但它绝对不可能等同于教育。我们单纯用逻辑来考虑就好，A等于B，B自然等于A，同理假如“刑法是教育”说得通，那“教育是刑法”也说得通吗？不完全通吧？既然不完全通，那就代表二者也许有相近的作用，但不能等同视之。有交集不等于全等，这是基本数学观念。

张先生问大学法律系学生修的课是什么？言下之意，仿佛这就把刑法跟教育画上等号了？那换一个问题来思考，大学工程系学生修的课是什么？请别告诉我工程就是教育。工程系修的课是工程，法律系修的课自然不会是教育。

在我的认知里，教育的其中一个最主要目的就是要我们认识是非黑白，当教育的这个目的因为不论何种原因失败了（问题可能出在教育制度、教育者、被教育者、现实环境等的任何一环），刑法才派上用场。两者存在着这种先后关系，“不教而诛”的干法基本上已经不容于文明社会了。

刑法不可能改变人心（这是我的个人偏见，恳请举出反例来改变我的想法），但它至少可以改变社会秩序。马新二地人民在新柔海峡两岸以全然不同的态度面对法律以“避刑责”，就是最好的证明。因为不改变人心，实际上刑法真正起的是威慑作用，不是教育作用。

张先生还在期待刑法的教育作用发酵，但很多人实在已经受够了本地败坏的治安，我们要的是社会秩序！我们要的是免于恐惧的基本人权！坊间声援的呼声此起彼落是没错，但也请不要完全漠视那沉默的声音！随便在身旁打听一下大家对这事件的看法，你会听到不同的声音的。

刑法假如要取得一定的威慑效果，前提就是执法必须要做到“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般的公平才行。刑法当然不是一定“要犯人受死刑才能凸显执法者的公信力”，但是我的问题是，难道犯了死罪而要犯人不受死刑才叫凸显执法者的公信力？那还说什么“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不是你的意思？好，没问题，请继续看下去。

初犯与惯犯应该有区别，重犯与轻犯也应该有区别，这点我认同。假设法律上有一项类似“可被判坐牢不少过一天至不超过两年”的刑法，在这个原则下，初犯或轻犯假如罪成而被判坐牢“一天”，我想是没有问题的。但假如罪成而因为犯罪人是初犯或轻犯，法庭宣布完全不用坐牢，可以马上回家，那就已经失去了原则，不能够接受。

企业界女强人被杀，其中一名嫌犯才19岁。假设他最后杀人罪成立被判死刑，但是却表现得“有意悔改”，那我们应该怎么处理？因为他才“第一次”杀人被捉、19岁、有意悔改，就轻判以让他有“重生的机会”？杀人与贩毒不一样？不一样在害人的方式吗？另一名嫌犯45岁，假如他上有80老母，下有儿女成群，杀人更有种种崇高的说词，而且也表现得“有意悔改”，万一最后罪名成立，又该怎么办？也许在扣“读死书”的帽子之前，我们应该自问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到底是不是打算回到包青天的时代？

我清楚说过了，我个人并非要杨伟光非死不可才甘心。但是，目前贩毒的刑责是“死刑”，没有其他诠释。所以我的观点是，假如不想失去法律的原则，那就必须依法行事，那么死刑就不能变成其他的惩罚方式。当然，根据媒体报道，新加坡总统有赦免死囚的权力，假如他也运用了这个权力，那就不失原则了。

我想，我们可能已经到了一个历史阶段，需要考虑废除死刑。我个人相信的是“正常”的法律（不包括那个以3个英文字母为名的法律），但并不迷信死刑。假如有一天国会决定通过废除死刑，那是依法行事，至少我是乐见其成的。

2/10/2010 《南洋商报》《南言》版

附：与报上所刊略有出入，这是原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