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问题，但问题不在自杀》>>>周嘉惠
近来我国接二连三发生自杀事件，引起大家议论纷纷。这么多人自寻短见确实是个值得关注的社会问题，但我个人认为问题并不在自杀本身。
人一降生，摆在眼前唯一可以确定的道路，就是直达死亡之路。可是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有些人在自然死亡之前，选择了非自然手段结束自己的生命，也就是所谓自杀了。
对于基督文化来说，自杀相当于否定了对上帝安排的信任，那是罪大恶极的。华人的传统概念中没有这种负担，所以自杀行为还是留有商量的余地。例如“杀身成仁，舍身取义”这种儒家传统下的道德标准，就很有鼓励自杀的味道。我们可以就此简单地断言华人有轻生的思维吗？当然不行。
司马迁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老早就点明了华人对死亡存在着一种“价值观”。太史公在受了奇耻大辱的宫刑后，选择“断鸟求存”，为的是完成《史记》。个人荣辱与《史记》相权衡之下，把个人尊严暂时放在一边，以成就一个具有更高价值的事，这是受到普遍认可的决定。因此，太史公虽然断了而不了断，就中华民族的价值取向来说，大家还是十分钦佩的。
元世祖忽必烈以高官厚禄劝降文天祥，不算是在施舍喈来之食、趁机侮辱败将，但“忠于君国”显然高于个人的荣华富贵，文天祥最后的从容就义其实不就是选择自杀吗？
古希腊苏格拉底宁死不愿破坏雅典的法律制度，结果求仁得仁。军人战至最后一兵一卒，留下最后一颗子弹自尽殉国，和楚霸王因“无颜见江东父老”而自刎，同是出自一种负责任的“职业道德”（根据电视纪录片所述，二战时自尽殉国的军官人数，中国排世界第一）。这种情操是很符合我们的传统价值观的。
中华传统向来重视的实际上是事物的价值；生该有价值，死也该有价值，什么事最好都拿到天平上秤一秤。该活的时候，忍辱负重；该死的时候，宁死不屈，反正十八年后又一条好汉。其实想通了也没什么复杂的。
回到今天发生的自杀事件。死者并没有表现太多的价值观，根据报道，许多死者是因为患上忧郁症。忧郁症是心理病，卫生部也拿出一堆统计数字证实确有其事。有病而医不好，这需要卫生部加把劲寻求对策。
另有殉情者，他们的爱情观在一般人看来实在有点少不更事。他们的问题来自一时的情绪，而非生命不能承受之重，但他们不选择处理自己的情绪，而以生命来替代处理一切。情绪管理跟教育有关，教育部应该想想办法，华小校长也请别把辅导老师当专职代课老师使唤。
孔子说过“未知生，焉知死”的话，表示他更在意如何生活，而不想多谈死后世界。然而，假如不正视“死”，我们能够活得好吗？我们今天活着，是不是纯粹因为“不死”而已？这难道还不算是行尸走肉吗？想一想，为什么我们还不自杀？列出原因仔细看，那正是我们活下来的理由。
《南洋商报》2006年4月份的《人文》版，讨论了一整个月的“死亡”。值得大家去翻翻旧报纸，温故知新。假如找不到旧报纸，随时跟我打个招呼，我有。
27/02/2011 《南洋商报》《言论》版
附：编辑把题目改短了，不过我还是比较喜欢这个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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