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问题,但问题不在自杀》>>>周嘉惠
近来我国接二连三发生自杀事件,引起大家议论纷纷。这么多人自寻短见确实是个值得关注的社会问题,但我个人认为问题并不在自杀本身。
人一降生,摆在眼前唯一可以确定的道路,就是直达死亡之路。可是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有些人在自然死亡之前,选择了非自然手段结束自己的生命,也就是所谓自杀了。
对于基督文化来说,自杀相当于否定了对上帝安排的信任,那是罪大恶极的。华人的传统概念中没有这种负担,所以自杀行为还是留有商量的余地。例如“杀身成仁,舍身取义”这种儒家传统下的道德标准,就很有鼓励自杀的味道。我们可以就此简单地断言华人有轻生的思维吗?当然不行。
司马迁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老早就点明了华人对死亡存在着一种“价值观”。太史公在受了奇耻大辱的宫刑后,选择“断鸟求存”,为的是完成《史记》。个人荣辱与《史记》相权衡之下,把个人尊严暂时放在一边,以成就一个具有更高价值的事,这是受到普遍认可的决定。因此,太史公虽然断了而不了断,就中华民族的价值取向来说,大家还是十分钦佩的。
元世祖忽必烈以高官厚禄劝降文天祥,不算是在施舍喈来之食、趁机侮辱败将,但“忠于君国”显然高于个人的荣华富贵,文天祥最后的从容就义其实不就是选择自杀吗?
古希腊苏格拉底宁死不愿破坏雅典的法律制度,结果求仁得仁。军人战至最后一兵一卒,留下最后一颗子弹自尽殉国,和楚霸王因“无颜见江东父老”而自刎,同是出自一种负责任的“职业道德”(根据电视纪录片所述,二战时自尽殉国的军官人数,中国排世界第一)。这种情操是很符合我们的传统价值观的。
中华传统向来重视的实际上是事物的价值;生该有价值,死也该有价值,什么事最好都拿到天平上秤一秤。该活的时候,忍辱负重;该死的时候,宁死不屈,反正十八年后又一条好汉。其实想通了也没什么复杂的。
回到今天发生的自杀事件。死者并没有表现太多的价值观,根据报道,许多死者是因为患上忧郁症。忧郁症是心理病,卫生部也拿出一堆统计数字证实确有其事。有病而医不好,这需要卫生部加把劲寻求对策。
另有殉情者,他们的爱情观在一般人看来实在有点少不更事。他们的问题来自一时的情绪,而非生命不能承受之重,但他们不选择处理自己的情绪,而以生命来替代处理一切。情绪管理跟教育有关,教育部应该想想办法,华小校长也请别把辅导老师当专职代课老师使唤。
孔子说过“未知生,焉知死”的话,表示他更在意如何生活,而不想多谈死后世界。然而,假如不正视“死”,我们能够活得好吗?我们今天活着,是不是纯粹因为“不死”而已?这难道还不算是行尸走肉吗?想一想,为什么我们还不自杀?列出原因仔细看,那正是我们活下来的理由。
《南洋商报》2006年4月份的《人文》版,讨论了一整个月的“死亡”。值得大家去翻翻旧报纸,温故知新。假如找不到旧报纸,随时跟我打个招呼,我有。
27/02/2011 《南洋商报》《言论》版
附:编辑把题目改短了,不过我还是比较喜欢这个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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