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講座與聽眾動員@溫任平

人文講座與聽眾動員>>>溫任平

國內主辦文化活動，尤其是講座會、研討會，這些年來的聽眾出席率均嚴重偏低。1983年12月18日顏清文律師、李萬千先生與筆者於怡保的佛教聯誼會禮堂主講大馬文化，出席者除了前面兩排坐滿了主辦當局福聯會諸理事與董總領導人（李萬千是當時的董總執行秘書）之外，後面近20排都是年齡未屆20的年輕人。講座會結束後，我與台下聽眾聊天，才知道這些年輕人是穿了便服在培南獨中唸高二、高三的在籍學生，其中也有少部分學生來自培南國中與育才獨中。

難怪演講會過後的提問時間，前面兩排的聽眾提出的問題會那麼精采，而後面十多排聽眾卻噤若寒蟬，形成強烈的反差。20多載一晃而過，研討會聽眾要近乎“政治動員”那樣的調度，現象依舊，看不出有什麼改善。留台聯總的執行秘書李宗舜告訴我，某次新書發佈會（發售禮）連作者在內出席者只有6人。近期馬華公會婦女組某區會主辦社區民生問題講座會，籌備了兩個月，來的人不足10個。

也許有人有這個錯覺，馬華文學研討會一類的活動近年來似乎還搞得蠻有聲有色的。且聽筆者如實道來，這類研討會由於受邀提論文者大多是大專學院中文系的教授、講師，主辦當局許多時候還是有關大學或學院的中文系部，要鼓勵、慫恿學生參加，順理成章也容易許多。從學生的立場來看，不參與本系活動，情理上講不過去；擔心研討會的論文研析課題，可能是期考要出的料；更擔心老師不高興會影響考情。當然教授、講師都沒威迫利誘學生出席研討會，這違背了他們的學術原則與工作操守，而我們的大學教席是以循規蹈矩聞名於東南亞的。不過學生們懂得揣測上意，以行動表示支持。主辦單位與參與個體的一項“共謀”（Collusion）是：台上言論熱絡，台下人影綽綽；內行談門道，外行看熱鬧，各取所需。

這種特殊的文化現象，可謂啟蒙者的夢魘。池莉的小說《熱也好冷也好活著就好》，情節類似寓言：作家“4”，碰到一個叫“貓子”的文藝青年，亞“4”準備向貓子傾吐他的豐富學識與創作的構思，他原先以為貓子聽了他的話一定會感動得聲淚俱下。作家才講了不及一半，貓子已呼呼鼾睡。作家“4”只好勉力以唱獨腳戲的精神把故事講完。這個類似《等待果陀》那種自說自話的無奈與荒謬情境，點出了啟蒙者的困境與聽眾的冷漠。

而這種冷漠的文化反應，由來已久。1920年4月13日北大校長羅家倫與教育演講家鄧中廈到處去演說，希望把新知識、新思潮帶到群眾去，最後他們不得不承認：“今天是星期天，在場的工人休息，都往北京遊逛去；市面上的善男信女又都到福音堂作禮拜去，剩下可以聽講的就可想而知。……雖然抓著旗幟，開著留聲機，加勁的演講起來，也不過招到幾個小孩和婦人罷了。講不到兩個人，他們覺得沒有趣味，也就漸漸散了。這樣一來，我們就不能不偃旗息鼓，宣告散幕啦。……到趙辛堂……一點多鐘，到不了五六人，還是小孩。……土牆的底邊，露出幾個半身婦人，臉上堆著雪白的粉，兩腮和嘴唇卻又塗著鮮紅的胭脂，穿上古色衣服，把鮮紅的嘴張開著，彷彿很驚訝似的，但總不敢前來。”這段載於《五四時期的社團》（二）167-168頁的報告，使我聯想到的是張藝謀電影裡經常出現的貧瘠與愚騃的奇觀（spectacle of poverty and ignorance）。

五四的知識分子面對這局面，既感痛心疾首復感束手無策。魯迅嚴厲地批判了這種不參與的“看眾”心態與行為，針砭“國民性”，並揚言“一個也不饒恕”。胡適走的是教育大眾化、平民化、普及化、溫和務實的社會改革路線。連出家學佛的弘一法師李叔同也強調“念佛不忘救國，救國不忘念佛”。

中國五四時期的國情與21世紀大馬華社的處境，時空差距頗遠，政經環境亦不相同，因此有些地方可供參照，有些地方則不可比附。國內的白領階級願意花個兩三千令吉去參加房地產投資策略一類的短期課程，至於報館主催的股市講座通常座無虛席，這是五四中國不可能出現的“非理性榮景”（借用格林斯潘的話）。至於人文講座，尤其是文史哲這方面的演講，能吸引到公眾人士前來聆聽者鮮矣，李澤厚、成中英、樂黛雲這些名教授、學者應邀來馬談中西哲學，聽眾的反應“麻麻”。

我們不難想像大專學院以及像留台聯總、大馬華人文化協會、馬來西亞孔學研究會及其他文教團體主辦學術研討會，可能面對“聽眾不足，必須徵兵動員”這種窘局。學術研討會上提論文者眾，宣讀論文的時間可能只有20分鐘，講者只能提綱絜領講重點，根本抽不出時間來製造笑彈，讓氣氛輕鬆，賓主盡歡，難怪許多聽眾都覺得研討會沉悶無趣。不知被勸喻參與的大專生枯坐在冷氣間的感受如何？有何改善的建議？倘若有某單位就這方面作問卷調查，調查結果相信很有趣。擔任好幾次這類研討會司儀的陳亞才先生每趟都提醒在座人士“不要作啄木鳥”，並善意地提醒大家可去盥洗室洗臉提神，從司儀殷切的敦促或不難窺見研討會聽眾與瞌睡蟲廝斗的苦況。無論如何，今日華社仍要比五四中國強許多，一些講座仍能靠名人的“明星效應”吸引到可觀的聽眾或觀眾。之所以用“觀眾”一詞，那是因為有人前來只在乎一睹名人風采，曹景行和我說霍金教授在北京大學演講，“觀眾”十分踴躍，才一開講，禮堂二樓的“聽眾”便溜了三分之一。看今日的文化演講行情，以龍應台、陶傑兩人最為本地聽眾∕觀眾受落。龍是前任台北市文化局局長，有豐富的文化建設與改革經驗，且乎能言善道。有點像縮水黃秋生的陶傑是香港著名才子，語言造詣高，見聞又廣，說話風趣，也有市場。學術性研討會力量在大學的象牙塔裡，為內行人反覆研詰；普羅大眾，市民文化的提升則仍須仰賴以名人為號召的個人秀。文化變革可能需要雙管齊下，“高蹈”與“平易”之分也就不那麼重要了。
16/7/2006 《星洲日報》

附：温任平的这篇文章颇能反映马来西亚的状况，唯对他喜欢“秀”英文的作风不以为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