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如戏》>>27/1/2013《为人父母》周嘉惠

《为人父母》>>>周嘉惠


人类传宗接代的观念，无非是一种动物性本能的升级。本能也会驱使人们把下一代喂饱，但是除此之外的照顾与考虑层次，则因人而异；有者思考周详到令人肃然起敬，但处于另一个极端者亦比比皆是。人类社会毕竟远比动物社会复杂，仅仅靠天性、本能来养育下一代，显然是不足以承担此重任的。

我们必须承认，绝大多数人并不会因为一旦为人父母，就摇身变成圣人，这是有违“狗改不了吃屎”定理的。所以，“天下无不是的父母”绝对是一句教人怀疑的话，如果找得到最早说出这话的仁兄，真要好好请教一番当初何出此言？现实中众多身为父母者，尤其不该以这句话作为自己失职的挡箭牌。

这一星期来揪动人心的儿童走失遇害悲剧，以及过后短短几天内一再重复发生的儿童被独自留在车内险被掳事件，在治安如此糟糕的今天，让人感慨何以还有如此漫不经心的父母？个人觉得有必要做出一些提醒，在此举出三点以供参考。

第一、带孩子在外步行，务必牵着孩子的手，而且让孩子走在里面。除了避免孩子被匪徒强掳，万一有交通工具撞过来，孩子受到的伤害也会相对减低。

第二、社会上许多人在收入增加后，趋向自以为是的现象越来越明显，许多老粗暴发户还为了掩饰自卑心理而刻意贬低学识、知识的价值。一个再明白不过的事实是，人的智商是不会单纯因为家财万贯就水涨船高的，教养孩子和赚钱更完全是两码事。以教育为例，有多少人能够理解，教育的意义不在于人有我有、考获多少个A？对暴发户来说，教育更是应该和当下学费的多寡、未来钱途的考量脱钩才对，否则继续暴发的成功路线即可，受教育来干什么？

曾经听过有一位千万富豪希望孩子进的大学，具备“靠近家，学费便宜”两个条件，以便“省一点”。不知是孟母三迁的故事流传得不够广？还是脑筋僵死后受不到启发？反正如此思维我是叹为观止的。

没有多少人什么都懂，不懂就问人、找人商量，养育孩子务求思考得更全面。

第三、近年来出国旅行已不是新鲜事，常见到年轻夫妇留下幼儿，独自出国旅游。虽然几率不高，但是这些父母显然没考虑过，万一飞机失事，孩子成了孤儿，原因就出在自己需要“透气”！

要生孩子就别嫌麻烦。想出国？要不就全家一起出门，生死与共，再不然就等孩子大了才计划旅行。透不过气来？想想那句歌词：没妈的孩子像根草。

另一种类似的情况是，把养育小孩的责任彻底移交给家里老人、女佣、安亲班、托儿所，孩子有父母等于没父母，可能就过年过节才见个面，和孤儿有什么两样？虽然话有点难听，但是不妨去参考国家地理杂志的动物纪录片，这样的父母是不是“禽兽不如”？

最后，我也希望借此吁请内政部长、吉隆坡刑事调查副主任，到小振忠的家里，再重复一次这只是个案、我国治安良好的谈话。治安的情况如何，民众早就心领神会，不是靠催眠术就可以改变的。当官的可以不负责任，当父母的可不能这样啊！

27/1/2013《南洋商报》《言论》版

23-24/1/2013 《也说周作人》>>周嘉惠

《也说周作人》>>>周嘉惠

拜读了李忆莙的〈且说周作人〉（8/1/2013，《商余》），觉得颇有趣味，在此也来说说我所知道的周作人古希腊戏剧翻译。

周作人最初以其散文引起文坛注意，胡适对他的“散文小品”称许有嘉：“这一类的小品，用平淡的谈话，包藏着深刻的意味；有时很象笨拙，其实却是滑稽。这一类的作品的成功，就可彻底打破那‘美文不能用白话’的迷信了。”（《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这篇1923年的文章是为了配合〈申报〉五十周年纪念而写，胡适拿周作人的散文来反击当时仍势力庞大的古文派。

周作人和鲁迅早在晚清已开始翻译小说，中国文学史家阿英在《晚清小说史》写道：“晚清翻译小说，林纾影响虽是最大，但就对文学的理解上，以及忠实于原作方面，是不能不首推周氏兄弟的。问题是，周氏兄弟理想不能适合于当时多数读者的要求，不能为他们所理解，加以发行种种关系，遂不能为读者所注意。”周氏兄弟当时仍以古文来进行翻译，而且坚持使用直译的方法，结果是他们1909年辛辛苦苦译出的〈域外小说集〉，十年只卖出二十一册。

在〈知堂回想录〉第184节〈我的工作〉（一），周作人自认“我的外文知识很是有限，哲学或史诗等大部头的书不敢轻易染指”。事实上，周作人一开始学习古希腊文的动机，是希望翻译〈新约〉：“我这样做，并不是不知道古希腊学术的重要，不想去看那些学者们的著作，实在我是抱有另外一种野心的。正如严几道努力把赫胥黎弄成周秦诸子，（虽然章太炎先生说他‘载文载鸣’的不脱时文调子。）林琴南把司各得做得象司马迁一样，我也想把〈新约〉或至少是四福音书译成佛经似的古雅的。…这样搁置下去，觉得有点像是学了屠龙之技，不大很好，心想译点东西出来，聊以作个纪念；但是伟大的作品不敢仰攀，回过来弄亚力山大时代的著作，于是找到了希腊拟曲这个题目。”（《知堂回想录》第82节《学希腊文》）用今天的话来说，周作人原本的翻译计划带有“蓝海策略”的思维，并无意硬碰硬，自讨苦吃。

后来周作人因为妻子生病卧床，经协议成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社外翻译”，按月支稿费，任务是翻译日本的古代作品和古希腊作品，特别是与罗念生合作，以互相校订的方式翻译古希腊戏剧。这才终于迫使自称只是个“没有鸟类的乡村里的蝙蝠”的周作人，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进行古希腊戏剧文学的翻译。虽然如此，周作人在〈八十心情——放翁适兴诗〉中曾坦诚交代，“希腊欧里庇得斯的悲剧译出了十几种，可是我的兴趣却是在于后世的杂文家”。

他最后完成翻译的古希腊戏剧，分别为欧里庇得斯的剧本〈赫卡柏〉、〈圆目巨人〉、〈在奥利斯的伊菲革涅亚〉、〈安德洛玛刻〉、〈伊翁〉、〈海伦〉、〈希波吕托斯〉、〈厄勒克特拉〉、〈俄瑞斯忒斯〉、〈赫剌克勒斯的儿女〉、〈请愿的妇女〉、〈疯狂的赫剌克勒斯〉、〈腓尼基妇女〉以及阿里斯托芬的喜剧〈财神〉。

除了不厌其烦地一再交代外文参考书上的各种说明，周作人译文最明显的特征之一就是其文字所表现出来的教人无法忽视的时代印记。这些文字对今天的读者而言，实际上并不是那么令人感觉亲切的。

例如〈赫卡柏〉464行的“同了得罗斯的处女们，赞美女神阿耳忒弥斯的金箍和金弓么？”什么是“同了”？张竹明2007年的译文为：“在那里我和得洛斯岛的少女们一起高唱颂歌，赞美女神阿尔忒弥斯的金发箍和金弓？” 显然好懂得多。〈财神〉345行，周作人的文字是“啊，布勒西得摩斯，我们现在比昨天更好了，所以你该得来分享，因为你也是我的一个朋友。”1092行为“放心吧，别害怕！因为她不会得强奸你的。”张竹明的译文则分别是“啊，布勒普西得摩斯，我现在比昨天更好了，所以你该来分享，因为你也是我的一个朋友。”以及“放心吧，别害怕！她不会强奸你的。”少一个“得”字，显然更接近我们所熟悉的中文。24行“在你告诉给我，那是什么人之前，我是不肯干休的。”（‘干休’应为‘甘休’的笔误）为什么是“告诉给我”呢？张竹明的翻译“在你告诉我那是什么人之前，我不会罢休。”让人感觉畅快、舒服多了。

〈赫卡柏〉中的第6个注释出现的“蒲桃酒”，第48个注释指“阿喀琉斯为水师首领”，〈财神〉第33个注释的“食客”，更是让人读后有时光倒流、空间移位的错觉。

周作人译本的注释十分详尽翔实，以〈赫卡柏〉为例，总共就有197条注释。周作人还在注释中详细说明不同校订本的区别，譬如第43条注释就分别列明哈德勒本和巴莱本的说法，第49条注释则比较瑙克本和哈德勒本的差别。然而，“巴莱”、“瑙克”是何方神圣？或最起码的，他们确实的名字由哪几个字母凑起来？可惜周作人并没有说明，这是稍嫌美中不足的地方。虽然明知道“编辑的人是讨厌注释的”，周作人的注释仍不免“有本文一样的长”（《我的工作》（三）），即使在和罗念生合作期间，罗念生和出版社也一直在这方面给予压力。罗氏的〈周启明译古希腊戏剧〉指出，在解放后，周的译文已“显得陈旧，有点生硬”，而且“周译注解甚多，我曾建议压缩，但译者不同意，说可以任读者自由取舍。”

周氏兄弟对“直译”的方法始终是很坚持的。鲁迅在1931年的一篇文章〈关于翻译的通信〉中就表示：“这样的译本，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法。”周作人在1925年出版的〈陀螺〉一书的序，也强调了自己的直译路线：“我的翻译向来用直译法，所以译文实在很不漂亮，——虽然我自由抒写的散文本来也就不漂亮。我现在还是相信直译法，因为我觉得没有更好的方法，但是直译也有条件，便是必须达意，尽汉语的能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保存原文的风格，表现原语的意义，换一句话就是信与达，近来似乎不免有人误会了直译的意思，以为只要一字一字地将原文换成汉语，就是直译，…”。

曾经有读者张寿朋在看了〈新青年〉所载周作人译的古希腊谛阿克列多思（Theokritos）的〈牧歌〉，投书杂志社抱怨译文“中不像中，西不像西”，建议“既是译本，自然要将他融化重新铸过一番”。周作人则在〈答张寿朋〉中坚持自己的翻译观，认为译文应当“竭力保存原作的‘风气习惯，语言条理’；最好是逐字译，不得已也应逐句译，宁可‘中不像中，西不像西’，不必改头换面。”周作人的散文被胡适推崇为典范，我们今天阅读起来依然觉得赏心悦目，但是他翻译的古希腊剧本则确实不乏“中不像中，西不像西”的文句，教人难以卒读。在理解了周作人的翻译观后，我们知道那是他刻意营造的“异国情调”的一部分，至于是否会导致读者感觉“难受”，他是不在乎的。

周作人最早接触到的古希腊作品是在法政大学预科上课时，因考试成绩优异而获得日译本的〈伊索寓言〉。这本书显然对当年的周作人起了很大的影响，不久后他即开始了古希腊文的学习。对周作人而言，古希腊只是一种理念，甚至可能是一种幻相，日本才是他真实体验着的实在。在他眼中，看到了日本种种和古希腊相联系的生活方式，譬如从乡下神社的出巡中见到雅典酒神祭典的影子、古希腊和日本共有的对待裸体态度等等，他甚至不禁感慨“希腊古国未及见，日本则幸曾身历”（《日本之再认识》）。

宣扬希腊精神是周作人翻译拟曲，乃至其他希腊文学作品的主要推动力，因其具有普世性的人类精神价值。周作人对古希腊文学的尊重是他的希腊学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但是他心目中的希腊精神却毋宁是一种中国想象。除了古希腊世界的大师们，往往回应了周作人的心思而让他产生共鸣，更重要的是，现代希腊的困境和二十世纪初期中国的相似情况，不免也让他深思灿烂之后的文明，该何去何从？日本是周作人认识古希腊的发源地，透过认识他所推荐的古希腊文学，不只引导我们进入他的翻译文学世界，更让我们有机会进一步把握他对日本文化的热爱与愤恨交织的复杂情怀。

23-24/1/2013 《南洋商报》《商余》版

《人生如戏》>>20/1/2013《偶然与必然》周嘉惠

《偶然与必然》>>>周嘉惠


年轻的时候，除了头发黑一点、身材好一点（好吧，大圆、小圆都是圆，我数学不差，不劳提醒），尚有满腔的诗情画意、一肚皮的不合时宜，尤其对“缘分”这个概念总是带着充满浪漫色彩的幻想。否则，真的很难解释清楚，世界这么大，怎么就让我们在此时此刻相遇了呢？颜色这么多种，怎么今天你的袜子就偏偏和我碗中的饭“撞色”了呢？这是不是上辈子在佛前求了五百年才得来的一段尘缘？

在那个少不更事的时代，把很多事都视为命中注定，缘分仿佛就是生命中的必然。

而今识尽愁滋味，缘分早换了以偶然的角度视之，而且觉得面对偶然还是以平常心看待比较好。此话怎么说呢？很简单，举个比较极端的比喻，出门偶然踩到狗屎，那是大可不必把黄金小心刮下，然后放进冰箱以珍藏这段“缘分”的。其实大家对待偶然相遇的人或事所抱态度基本都差不多，随遇而安、随缘。当然，执着的人不是没有，但冰箱真的容量有限，心理辅导员都会引导你看开点，把狗屎放下。

如果世界上果真有命中注定这回事，用哲学的角度来看待，反而好处理。命中注定意味着没有选择权，没有选择则表示无关伦理道德，至少不用负道义上的责任。譬如，生为华人假如是命中注定的事，说明这既不是一项靠努力换来的功绩，也不是自己能够选择、左右的结果，因此单纯就作为华人这件事，基本上来说是丝毫没有道理去感到自豪的，当然反过来说也成立，自卑也是没道理的。

虽然逻辑上完全说得通，但是看了这个例子后血压上升的肯定还是大有人在。对自己没有选择权的事耿耿于怀，那是自寻烦恼，除了跟自己过不去，其实为害也不大。想想好像很有道理，可是会不会有例外呢？

我们先来整理一下思绪。事情的发生有偶然和必然两种可能，这关系到事情的本质，也与我们采用的视角息息相关。譬如读到这篇短文，是命中注定？还是不小心？自己决定怎么解释吧。面对偶然，我们可以淡然处之，面对必然，虽说个人不用承担什么道义上的责任，但真的可以超然到无动于衷吗？

我常在想，我国教育水平的低落，是偶然还是必然现象？我国治安不靖，是偶然还是必然现象？赵明福的冤死，是偶然还是必然现象？土权组织、牛嫂、拖车姐、listen姐的出现，是偶然还是必然现象？稀土提炼厂在关丹的成功设立，是偶然还是必然现象？去年我国黑钱流失高踞世界第二，是偶然还是必然现象？

如果这些都是偶然现象，为什么自己总是无法释然呢？我们怎么运气那么不好呢？如果是必然现象，那是否有什么原因导致它们的发生呢？是有人在姑息养奸吗？那会是谁？政府？你？我？

我心中自有自己的答案，但这个答案并不重要，因为那仅仅是我个人视角下看这许多事件的一种诠释而已。尝试去思考事情的始末，得出自己的看法，那才是你应该要的答案，对吗？

20/1/2013 《南洋商报》《言论》版

《人生如戏》>>13/01/2013《感觉不太良好》周嘉惠

《感觉不太良好》>>>周嘉惠

当听见有人说你“非理性”时，先不要太敏感。非理性的意思仅仅说明“不是理性”，而不一定是指疯狂、发疯、十三点、神经病。如果非理性“不是理性”，那它是什么呢？通常来说，非理性指的是感性。理性靠逻辑，感性靠感觉，这是两者的基本区别，但现实中两者往往呈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集。

以前读书时有课文指出，一只手放在热水里，另一只手放在冷水里，然后双手同时放进温水中，两手却有完全不同的感觉；课文要说明其实感觉是会欺骗我们的。马来西亚人也喜欢用“温水煮青蛙”的故事来说明感觉可以很真实，却是不可靠的，而且非但不可靠，假如没有强烈的危机意识，后果还可能非常有害。

早前台上的大爷说其实我国的治安并没那么坏，大家的错误印象可能源自媒体放大报道个别罪案。我当然也明白感觉和事实可能有差距的道理，可是依然拒绝摘下近年出门时为了自我保护而挂在胸前的“内有恶犬”警告牌。为什么呢？因为本人对治安的恶劣感觉，来自被匪徒用枪、刀指着胸口的亲身经历，并不能完全归咎于媒体的误导。

当然警方提供了数据来支撑大爷的论点，可惜又不说明数据是怎么得来的，不由得让人感觉像是在骗小孩。任何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他总是会好奇：一、这数据是怎么得来的？二、这数据想说明什么？三、这数据本身是不是捏造的？抑或有其他的问号也行，总之重点就是不能照单全收。

不久前，还有一组十分混帐的数据显示，从2008年到2012年，吉隆坡地区的房价仅仅涨了20%左右，因此仍处于合理而且可接受的水平。任何一个吉隆坡人都可以作证，过去四年来此地的平均房价绝对不止涨两成。这么一个与现实脱节的数据，它是怎么得来的？故意捏造？按错计算机？欺骗总也该有个理由，制造假象的目的究竟是什么？不过，对一般人来说，房价究竟涨几成都无所谓了，反正横竖都买不起。

或许发现人民并不买官方数据的账，政府似乎有迹象在数据显示情况一片大好之下，作出一些改变。譬如警方开始采用大型摩多车，希望能起到阻吓犯罪的作用。效果如何我们且拭目以待，但跟着人民的感觉走，总比根据那些脱线的数据行事明智。

当金凤凰的产品被发现含有猫、狗使用的抗生素残留，《星洲日报》揭发市场上有回锅油的存在，有关当局都扬言要彻查，调查结果是什么？没人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我无意揣测，但总觉得很值得再三玩味。而且，虽然这些抗生素、回锅油会致癌，但对记忆力的影响显然不大，所以至少我个人是会继续玩味下去的。

没错，“以民为本”的口号很感性，感性的口号可能产生迷惑一时的效果，但是感性并不能摧毁理性。感性的甜言蜜语背后有多少真心，天生的理性会指引我们去判断。

当官老爷自我感觉良好，人民却感觉实在不那么良好时，建议还是以民意为依归比较妥当。毕竟，人民可以骗、哄、吓，但是重点是人民没办法换，而官老爷是可以换掉的。这道理并不深奥嘛，为什么有些人就是想不明白呢？

13/01/2013 《南洋商报》《言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