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nday, March 07, 2010

专栏《人生如戏》>>22/02/2010《知识分子与专业人士》周嘉惠


萨义德


缘起:不久前因为我国著名历史学者邱家金教授提出的一些言论,在华社掀起轩然大波。据个人浅见,这主要关系到大家对邱教授社会定位的认知与期盼出现落差之故。在此无意对邱教授言论再加以置喙,只是希望对“知识分子”的定位进行一个探讨。在厘清学者并不等同于知识分子后,相信许多人就会对邱教授的言论顿感心平气和。“知识分子”是个耳熟能详的名词,但什么是知识分子呢?这里将以四篇短文表述我个人的看法。

《知识分子与专业人士》>>>周嘉惠

从古至今,由西到中,不论是文人、爱智者、智者、学者、知识分子或专业人士,将这些称谓串连起来的核心就是“知识”。孔子强调“智、仁、勇”,亚里斯多德在《尼各马科伦理学》也有“智慧是一种德性”(1105)的说法,智慧是知识的升华,由此亦可见“知识”向来就是被高度重视的一个元素。但是,上述各种同样都是具有知识的人,给予我们的印象却大不相同。知识分子的光环让人投以怀疑的眼神已不是昨天才发生的事,但是似乎也唯有“知识分子”过去高大形象的消退,最让人耿耿于怀。原因并不难理解,因为知识分子除了知识以外,还拥有一些其他重要的素质,譬如德性。再说,专业人士的出现,无疑也模糊了知识分子的面容。

所谓“知识分子”,从一开始就不是一种可以自我标榜的身份,而是安置在他人身上的一种标签。鲍曼(Zygmunt Bauman)在《立法者与诠释者》一书中给知识分子下的定义值得我们参考,他认为知识分子和知识之间的密切关系,因而“赋予知识分子角色一种权利(和责任):他们超越了各种不同的帮派利益和世俗的宗教主义,以理性代言人的名义,向全体国民说话。这种密切关系还把唯一的正确性和道德威望赋予了他们,只有作为理性的代言人,才能被赋予这种正确性和权威性。”

鲍曼在此处划定的“全体国民”显然是一个不必要的限制。知识分子说话的对象不应该只局限在某一个特定圈子,他需要具备的是更普世性的关怀。已故美国著名学者萨义德认为知识分子更应该“代表着穷人、下层社会、没有声音的人、无权无势的人”,同时主张“不管个别知识分子的政党隶属、国家背景、主要效忠对象为何,都要固守有关人类苦难和迫害的真理标准。” 就班达(Lewis Benda)的标准而言,知识分子最主要的价值,“举其荦荦大者,有公正、真理、理性。”

诚然,任何给予知识分子的定义,都不可能超越时空而成为永恒绝对的定义,否则即犯上了怀海特(Alfred N. Whitehead)所说的“完美字典的谬误”(the fallacy of the perfect dictionary)。实际上,更值得我们关心的问题是,正如我国民间学者沈观仰先生于2000年8月27日借《南洋商报》所提出的:在今天知识分子真的没落了吗?假如没落了,我们是否应该接着问:那么,知识分子还值得我们期待吗?

在现代社会中,传统知识分子似乎都被市场经济淹没了,取而代之的是技术专家治国型的专业人士。《知识分子与现代性的危机》一语道破,专业人士关心的是“技术作用而非批判作用,统治而非激进变革,组织效率而非意识形态的功能性,适应而非对立。”传统知识分子是文化创造人,专业人士则提供工具性知识;传统知识分子关心“应该是什么?”(ought)的伦理问题,专业人士则关心“是什么?”(is)的知识问题;传统知识分子重视事物的终极价值,专业人士重视的是事物的工具价值,或者可提供交易的价格。

自斯多葛派之后,二千年来知识分子都在贬斥现实主义激情、倡导超越性,然而,传统知识分子的普世精神、终极关怀并不具备经济价值,因而在现代社会似乎已失去了应有的空间。可是,萨义德直言:“知识分子不是专业人士。”人文关怀与经济价值原就不应该相提并论。当然,他指的是知识分子与专业人士之间完全不存在交集的极端情况,但在现实中两者往往却并不是两条平行线。

两者之间的关系确实有点模棱两可,常让人弄不清楚孰是珍珠孰是鱼目。大学教授可算是专业人士吗?怎么样的教授才攀得上知识分子的殿堂?这对我们的眼界的确是一种考验。在此不妨根据吾师徐岱教授在课上提出的建议,且把知识分子分成书斋型和社会型两大类来考虑。我将在接下来的篇章中尝试个别做思考。

延伸阅读:[美]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W. Said)著,单德兴译:《知识分子论》Representation of the Intellectual。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

22/02/2010 《南洋商报》《南言》版
附:原题为《知识分子还值得期待吗?》,文章一分为四,《南洋商报》连续五天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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