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型知识分子》>>>周嘉惠
上世纪80年英国文化界发动了“反知识分子”浪潮，保罗•约翰逊（Paul Johnson）的畅销书《知识分子》是很有代表性的。书中对卢梭、雪莱、易卜生、托尔斯泰、海明威、布莱希特、罗素、萨特、威尔逊、高兰茨、赫尔曼、乔姆斯基等广义的知识分子提出尖锐批评，指责他们为五斗米折腰，背叛了自己的良知。知识分子的警句亦被讥讽为“一种未经检验的、精神失常的思想，一种纯粹的夸张。”
当知识分子从自己的专业学科转向公众事物，约翰逊认为他们经常是表现得“愤愤不平而又语无伦次的”，而且“在许多梦想太平盛世的知识分子的生活中，似乎有着一个不祥的更年期、理智的断经期，这也许可以称之为理性的逃亡。”
确实，善的观念与善的行为、善的实践之间尚有一段距离。法国大革命时期兴起的雅各宾主义就是一个典型，博格斯（Carl Boggs）在《知识分子与现代性的危机》指出，这些狂热分子认为自己“概念中最主要的是知识分子作为社会变革的普罗米修斯式的代理人或者作为稳定和秩序的代理人的观念。”雅各宾们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忽视群众智慧与传统智慧，而往往“置‘实践理性’（practical reason）的原则于不顾，开始建立一个注定会走向其对立面的乌托邦――不负责任地摧毁深藏于几百年智慧之中的价值观。”其动机是善良的，目标也是值得称许的，但一旦违背了传统理性，大家就很需要对他们的作为再重新评估。
班达认为知识分子的作用“不是去改变世界，而是忠实于理想”，而知识分子对公正、真理、理性的观念都具有非实践性的特征。实践需要激情，而即使是出于善的激情，也不等同于善的观念，因此一旦激发出实践激情，就必定会失去知识分子的价值。那是不是意味着有行动冲动的知识分子都应该乖乖留在书斋中“坐着论道”？很明显，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忍受置身度外的压抑的。
萨义德所推崇的业余者心态，就是在解答知识分子应该以哪一种方式参与或涉入社会活动，日后方才不必蒙受背叛与幻灭之苦，同时不蒙受公开认错和忏悔之苦。虽然知识分子是以自己的信念和适当的识别来行事，但这并不保证了任何值得期许的成果。知识分子首先必须意识到自己毕竟只是凡人一名，不可自恋地认为“自己、自己的观点、自己的正直、自己表明的立场是最重要的。”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与参与和支持任何团体或运动并不起冲突，但过分的热忱可能导致宗教式的狂热，并因而失去知识分子应有的冷静，以及入乎其内、出乎其外的道德制高点，最终导致约翰逊所谓的“理性的逃亡”。
知识分子必须始终跟生活、群众与社会维持一种“若即若离”的接触，因为知识分子的信念与判断“来自工作，来自与他人、其他知识分子、基层运动、延续的历史、一套真正生活的联系感。”（萨义德语）过于热情固然不可，过于疏离也不行，脱离群众生活、不食人间烟火又怎么可能产生真诚的关切？既然我们都生活在世界之中，那一切就必须回归到这世界之中，尼采笔下的查拉图斯拉就决定下山，回到大地去思考世界；从世界之外捡到的现成缺乏感同身受的真实，只会让人觉得隔靴搔痒。换言之，知识分子应该与世界相濡以沫，但却需要自我边缘化、自我放逐，以维持一定的清醒，否则将无法担当起作为价值评估者、指导者和人类良知的担纲者的责任。
对于知识分子作为社会一份子的价值所在，科塞指出：“知识分子只有保持批判能力，与日常事务保持距离，并养成对终极价值而不是眼前价值的关注，才能够最充分地尽职于社会。”知识分子并不应该拒绝实际行动，但是他们必须牢记《知识分子的鸦片》所提醒的：“永远不忘对手的论证、未来的不确定、自己朋友的过错和战士之间隐藏的博爱。”
这显然是对知识分子提出了很高的标准，但又有谁曾经说过，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是好担当的呢？
延伸阅读：[法]朱利安•班达（Julien Benda）著，佘碧平译：《知识分子的背叛》La Trahison des Clercs。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25/02/2010 《南洋商报》《南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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