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如戏》>>24/3/2013 《变》周嘉惠

《变》>>>周嘉惠


不确定多少人还记得丰子恺（1898-1975）？这位五四故人的代表作《缘缘堂随笔》是我个人很喜欢的一本书，尤其开卷第一篇散文《渐》深深吸引了当年才刚升上中学的我，至今仍记忆犹新。

如丰子恺所言，渐进“使人生圆滑进行”，是“造物主骗人的手段”。如果改变都是一年一年地、一月一月地、一天一天地、一分一分地、一秒一秒地渐进，人就不易察觉变化的演进痕迹。而且，渐进的生活就像吉他的滑铉指法那般，除了不间断，还予人一种特殊的韵味。

当然，渐进也有“温水煮青蛙”的功用。试问有哪位白发宫女不是从美少女渐渐变成的？一夜变老恐怕是绝大多数少女都受不了的刺激，但慢慢变老就感觉好接受多了，而在黄昏岁月话天宝未尝不是种排遣时光的浪漫情怀。从四十年前到今天，马币与新币之间的兑换率一点一滴地节节败退，曾几何时，国民由争相到邻国购物逐渐转变成争相去当“外来人才”（不提‘马劳’似乎让人比较心平气和一点），至少伟大的领袖们谁也不觉得需要为这种局面惭愧。

随着时代的进步，有部分人终于觉醒，并走出了柏拉图理想国中的黑暗洞穴，试图仔细观察阳光下的现实世界，一反过去听信他人天花乱坠的老习惯。这原本也没什么不好，可是加速变化让一些有危机意识的人感觉不安，于是有“要稳定，不要乱”的忠言出现。

把蒙着双眼的黑布一把扯开，光线确实会令人眼花缭乱，但暂时的眼花缭乱并不等于“动乱”，更不成为四处散播“动乱”言论的理由。我们总应该有这么一天要验收历经半世纪渐进变化的结果，至于认清现实后要怎么走下去，有心当老大的各路人马还请提出高见供大家自由选择。

如果稳定就意味着“温水煮青蛙”，那是稳定？还是虚幻？譬如把糟糕的治安情况硬说成数据显示良好，那算是稳定人心？还是制造自我感觉良好的虚幻？譬如回锅油、鸡肉产品发现猫狗用抗生素残余的问题，卫生部不好好给予一个明确交代，那是希望稳定人心吗？好好先生的形象如果是以大家的健康为代价，不得罪奸商来继续维持的，那跟《笑傲江湖》中的君子剑岳不群有什么两样？

不论渐变或速变，最后的结果都是现实不再一样了，本质上只有时间长短的不同，也因而对生活感受有不同强度的冲击。“渐变”一步步麻痹我们的神经，让有心人容易浑水摸鱼；“速变”的强烈刺激让大家思考，与其长期被蛇虫鼠蚁“温水煮青蛙”，为什么今回不用温水炖一锅蛇虫鼠蚁汤？

一首曲从由始至终，不管三七二十一都一直滑铉到底，除了显示表演者学艺不精，更恶劣的是简直不把听众当人看待，居然还好意思要求或曰劝告大家必须“坐定定，不要乱”，listen、listen、listen。如果用这种态度去参加选秀比赛，早就被人丢鸡蛋轰下台了。

任何一首曲都有不同的演绎方式，是不是到了该换人表演的时候了？

24/3/2013 《南洋商报》《言论》版

《人生如戏》>>17/3/2013 《哈林摇摇出了什么？》周嘉惠

《哈林摇摇出了什么？》>>>周嘉惠

最近有朋友在报上谈论骑马舞和哈林摇的后现代意义，读后也想狗尾续貂，在这里聊聊这个课题，且权当是一次隔空交流。

后现代主义是在上世纪60年代兴起于西方的哲学、社会文化与艺术思潮，虽然它的黄金时期已成为过去，但并不代表它的影响力亦随之烟消云散、船过水无痕。借用一句沈语冰教授在《20世纪艺术批评》里的话，后现代主义的本质表现出一种在知性上的反理性主义、道德上的犬儒主义，以及感性上的快乐主义。它所造成的影响在好的一方面是让许多向来被忽视的边缘群体一一浮现，发出声音，坏的一方面则是形成了去中心的、陶醉迷狂的、“一切皆可”的、不负责任的乱象。

然而，用后现代主义来套哈林摇，得出哈林摇带有对日常规范的反扑和反叛，以及打破传统，挑战权威和标准的意义，这跟当年杜尚高举尿器说是艺术品一样，令人感觉耳目一新。我更感兴趣的是，后现代主义究竟是描述、解释，还是造就了哈林摇在网上的流行？描述仅仅表示那是一种观察所得，解释表示已胸有成竹，事实正是如此，造就意味着没有后现代主义就没有哈林摇。

据个人观察，哈林摇在表面上很有狂欢的况味，参与者都表现得仿佛处于癫狂忘我、自由放纵的状态。狂欢境界在古希腊的酒神崇拜和古印度湿婆大神的崇拜都占有重要地位，那时候后现代主义连影子都没有。所以，“造就说”恐怕不能成立。

至于“解释说”可有道理？或许我们需要先来回忆一下古希腊人对哲学和智慧的看法。

古希腊人认为惟有神才能获得智慧，凡人只能接近智慧、爱智慧，而“哲学”这一名词在古希腊文的原意就是爱智慧，这里同时还显示了古希腊人在智慧面前的谦卑。但是，“解释说”则表现出一种迥然不同的态度，只有确定自己完全了解事实，亦即掌握了真理，才有资格来进行解释。用古希腊人的标准而言，凡人应是不具备掌握真理的智慧的，故“解释说”实际上折射出一种知识上的傲慢。

剩下的只有描述一途了。描述的情况有如瞎子摸象，各具所见，交流能填补各自的空白与盲点；当然前提是必须拥有容人之雅量，敞开胸怀准备聆听不同意见，至于最后接受与否则是另一回事。“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用后现代主义来描述哈林摇只是一说，从另一个角度来视察，或可得出更有意思的结论亦未可知。使用尖锐且负面的词汇于行文之中，一心以眼还眼、以牙还牙，那已是小孩子交战的姿态，不是在交流。我国华文报章经常发生互丢泥巴的笔战，要打这类型笔战就明说也无所谓，不用美其名为交流。

在这个诸神退位的时代，多的是自我膨胀，少的是对他人的敬畏之心。即便果真学问大涨，成了货真价实的哲学家、思想家，却因为丧失了古希腊人谦卑的求知精神，等于少了一个爱智者。这样的结果还是让人深感得不偿失的。

话说回头，哈林摇究竟摇出了什么？尼采曾经说过：事实并不存在，诠释不同而已。我和任何人一样都没有把握住真理，所以，和过往一样，还请各位自行下结论吧。

17/3/2013 《南洋商报》《言论》版

15/3/2013《“成熟与雅正”的迷思》>>黄能世

《“成熟与雅正”的迷思》黄能世

要对持有“成熟与雅正＂之迷思者进行知性的交流有困难。这种困难就在於其以为“成熟与雅正＂有一种“正確性＂的真理观。依据这种真理观，“成熟与雅正＂的迷思之迷思性就在於认为人有一种確定的样子，社会有一种確定的样式，人不能逾越这种样子和样式。不然就是违反规范，產生乱象。

这种解说从何而来？“正確性＂的真理观，其基础可说源自於传统形而上学“符合论＂之认识论的真理观。符合论的认识论真理观原则就是“知与物的符合＂这一真理公式。依据这一公式也就是思想与存在的同一。而思想指的是理性的思想，而存在指的是实在。这就是现代性真理观的基本形式。在这种形式中所包含的基础结构就是逻各斯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精神。现代性的霸权意识就隱含在逻各斯和人类中心主义的精神里。

在符合论真理观精神的光照下，人的理性被高举，实在作为理念成为绝对的標准。由於理性是与超感性的实在相对应，因此作为人的感性存在被贬为非理性，人的世界也被看为是变易不定的非实在。这种认识论的真理观被奉为圭臬，从而成为一种教条和信条。因此很自然的我们都把凡是属於感性存在的现象归类为不正確的行为，从而也是不道德的行为。我们的世界由於是非实在的世界，因此也是不正確的世界，正確的世界在一般的普遍性和绝对抽像的概念中。理性当成了人的本质，也成为了衡量是非善恶甚至是美丑的尺度。

然而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的知识从何而来呢？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问得更深，“物与陈述又在何处符合一致？＂显露了符合论真理观的困境。符合论真理观的弊端也在於它以普遍的、绝对的理性概念所编织的罗网对人的独特的生存和个性进行束缚，把人异化以及把人的存在抽像化。

它的问题就就反映在二元分立和理性独断的结果中。这些问题都导致了后现代问题的崛起。只要我们真正从学理的层面来理解后现代的思潮意义，就不会陷入一种人云亦云的迷思中，以为后现代的问题“是一种无价值和无意义的理论＂，从而会造成社会问题。提出后现代是造成“人类没落乃至墮落的耻辱＂的言论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言论。这种言论甚至是无耻到隨意套以“自私＂、“杀人犯＂罪名的地步。这是不学无术的可悲。

1997年11月14至16日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举行的后现代主义或者说后后现代主义的学术討论会，以其座右铭反证了所谓后现代理论“穷途末路＂的歪理。“我们继续批判现代性，但我们要超越某些后现代主义支派所主张的那种任意性。我们怀疑一切確定的基础，但並不意味著甚么都不值得一提＂。至少我们看出了后现代精神的成熟与雅正，即对一种真正追求知识的態度和开放自我批判的度量，而非陷入迷思和盲从。因此我们必须反对逻各斯的学术迷思，但要鼓吹开放和自由的成熟与雅正。

当然我们知道所谓的“雅正＂说具有深厚的学术背景，它出自於理学“崇正＂的理论。依据成熟与雅正的要求，我们可以进行对“雅正＂说的意义问题辩论，但切记免於又陷入东方的比西方的“正確＂这种无知的迷思中。

15/3/2013 《星洲日报》《言路》版

6/3/2013《成熟与雅正》>>王德龙

《成熟与雅正》>>>王德龙

严格说来，骑马舞以及哈林摇仅仅只是网络迅速窜红的流行玩意儿，个人或者公开场合本就无须对此过多地倾注精神。然而，当它们以及接下来的现象和教育、政治、文化捆绑在一起，成为个人或者群体利用、消费，企图达致自我与自私目的的一种手段时，那么也就只好赘言几句了。

每一个人都希望被理解、被认同，生命的意义须要获得肯定。而获得理解、认同与肯定的態度和方式，必须是正当、合理以及成熟的。同样的，所有的情绪、不满与怨恨都须要获得宣泄、疏导，而宣泄或疏导的態度和方式也必须合情合理与合乎礼义，不给自己和他人带来苦恼与麻烦。生命成长的关键，正在於脱离孩童时代的幼稚、躁动、自我，而逐渐趋向於成熟、稳重和雅正。因此，作为一种普世价值，一种人类社会正常发展、繁衍的规范，不应该简单地被视为霸权和保守。

当人表现出无礼、幼稚、狂躁和危险等行为，而被教育和制止的时候，说明的是这个人本身须要沉淀下来，冷静思考。如果反过来说教育者或制止者缺乏同情心、同理心或者跟不上时代的步伐，这无疑是严重混淆了逻辑以及人类生存的价值与意义。正如持鎗杀人，尤其是闯入校园射杀无辜孩童的杀人犯，他固然有他的背景和心理须要政府、专家学者去探究，但是我们绝不会因此而美化他的行为为“勇闯＂校园。

再说，骑马舞或者哈林摇是否有那么多对於日常规范的反扑与反叛，並企图通过这样低俗的方式打破传统，挑战权威和標准的意义，也还是一个大问题。如果这仅仅只是好玩或者企图吸引眾人目光的一种方式，那么我们也就无须为其寻找任何支持这种行为的理论。而如果这种行为背后还有更大的利益因素，诸如一分钟的表演就要徵收多少万元的费用，而导致政府有浪费公帑的嫌疑，试问我们还有甚么必要为此寻求冠冕堂皇的理由？

由此还必须涉及的一个层面是，对於各种主义以及流行的行为，我们是必须审慎的。盲目追逐潮流，並不假思索地去鼓吹这一些主义与潮流，很可能带领我们走入难以自拔的陷阱。当然，后现代主义在西方早已经穷途末路已经是不爭的事实。很多的社会问题，以解构、无意识、即兴、无规矩、反逻辑为理论思维的后现代主义须要负上很大的责任。一切皆无价值和无意义的所谓“理论＂，昭示的並不是人类从蒙昧趋向开放与进步，反而是人类没落乃至於墮落的耻辱。

另外，如果对这些现象持怀疑、否定、厌恶態度的不乏其人，那么將骑马舞、哈林摇等流行现象，直接说成是“人类集体意识在现当代的一种精神境况＂是完全不成立的立论。一种现象的出现固然有它值得关注的一面，但是仅仅只是揭露现象，研究这一些现象，以及为这一些现象刻意寻求理论意义，从而忽视了现象的正確性、合理性，以及我们对怪异现象揭露和纠正的义务，是目前我们特別流行的一种“现象＂。同时，这也是我们须要特別留心正视的另外一种“怪异现象＂。

6/3/2013 《星洲日报》《言路》版

5/3/2013《从骑马舞到哈林摇》>>黄能世

《从骑马舞到哈林摇》>>>黄能世

目前在网络上最爆红的舞曲不再是骑马舞而是哈林摇。全球每个不同的地方都以各种方式和创意表演“哈林摇＂。在马来西亚这样相对还处於保守和发展的国家，可能对网络上这种无厘头的舞曲嗤之以鼻，认为是一种无意义的玩意，不值得鼓吹和跟风，甚至是去深一层的瞭解。

从骑马舞到哈林摇，我们可以看到两者的演绎方式都有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在表演形式上都表现出一种反传统的意识。舞曲中有著各种违反传统规范的动作。最典型的招牌动作就是一种象徵著“干＂的肢体语言（表演者前后摇摆著下体）。如骑马舞里当电梯门打开时，演员摇动著下体的一幕。这种肢体言语转移到哈林摇时更成为了主要的表演肢体。带著面具的主要表演者跨浮大胆的对著眼前做著正经事的人们“干＂。这种“干＂的肢体语言在一般人眼中具有猥琐、性象徵的不良意识。因此总的来说，骑马舞到哈林摇似乎给人的印象就是颓废，有违传统的无意义。但它们真的是无意义吗？

若对后现代的文化思潮和艺术演变稍有瞭解的话，我们就知道上述表演艺术並非无意义，而是包含了后现代解构意义的深层原理。这种解构含义主要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可以说是发展与延伸自对现代主义哲学思辨的批判和消解。

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思辨特徵即在於它的理性思维的基础。在这一理性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整体知识论强调的就是符合逻辑和正確性的思维模式。但何谓逻辑內在的標准意义和正確性的內在可能性等本质论的问题，都已经在现代主义的自身消解中崩溃和瓦解。

来到后现代的光景，这种消解性愈加强烈和激进，如后结构主义代表人物德里达对人类中心主义与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解构，以及法国哲学家利奥塔对元敘述和一元性的否定等。诸种后现代的哲学批判就是要点出人的存在不只是只有理性存在而是还包含了感性存在本身。

因此依据后现代思潮的脉络来思考，我们就会明白为甚么在骑马舞到哈林摇的表现形式中充斥的是诸多感性形式的表演样式，如无意识、即兴、无规矩、反逻辑、游戏性和性自主等元素。因为这些感性存在自古以来就被具有霸权意识的理性主义所压抑、否定和边缘化。感性存在並非无意义，它是与理性存在同样构成人类生存的最原始状態。

由於传统的规范意识是站在理性主义的高点上出发来对人的感性存在进行否定，因此在哈林摇中我们看到了它对日常生活中一般规范之约束的反扑与反叛。舞曲中带著面具的表演者象徵著人们內心深处的本我，透过潜意识的释放，在所谓正经、规范和合常理的標准活动面前对著“干＂。这种“干＂的隱喻象徵性具有打破传统，挑战权威和標准的意义。並且在打破传统、权威，现实的束缚和压抑后，每个人以真实的自我为表现。透过变易装、潜意识行为及自由摇动把遮蔽的自我给予解放。

因此从骑马舞到哈林摇的网络文化现象並非是一种无意义的现象，它体现的正是人类集体意识在现当代的一种精神境况。

5/3/2013 《星洲日报》《言路》版

《人生如戏》>>10/3/2013 《思与学》周嘉惠

《思与学》>>>周嘉惠

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这句话很有名，在中学时代就知道了，但直到毕业离开大学校园，却始终觉得自己不得其门而入，不知道该怎么去思考。过去我的迷惘不在于不肯去思考，而在于没有一个值得信赖的思考方法。

在生活中碰到问题时，直觉会指引该怎么去处理，但这种办法总让人不太放心，怎么可以凡事都跟着感觉走呢？依靠感性行事，应该是在理性失灵下的不得已选择，个人确实如此认为。且不去管什么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主张，反正对我个人而言，逻辑就是比感觉更具说服力。感觉与生俱来，逻辑思维却不一定，处理事情应该两者并重，我的不踏实感觉来自理性思考的缺席。

靠直觉行事，在西方尚有educated guess（有根据的推测）与wild guess（瞎猜）之分，相比之下前者自然更高一筹，但即使侥幸“猜对”了，心虚的感觉最后形成的迷惘却久久驱之不去。从前在跟他人讨论问题时，实际上是用语言“同步”翻译自己的直觉，而不是在表达自己的意见，往往最后弄得听与讲双方都很累。

有问题，就应该要有答案，否则不算圆满解决。这是过去一种十分直接，同时也十分幼稚的认知。2001年参加了沈观仰先生在吉隆坡开办的哲学班，当时以为哲学应当能够为生活中的各种难题给予明确答案，事后才发现哲学完全不是想象的那么一回事。

哲学不讲究答案，讲究的是看待问题的方法。一旦深入去探讨问题，慢慢就会发现最大的“魔障”，不是别的，而是影响自己思维的各种假设。因此，检验假设就是逐渐解除蒙蔽事情的外衣，一旦问题的真实样貌显露出来，其实答案往往是不问自明的。

譬如当下的苏禄军入侵沙巴州事件，各种谣言满天飞。若不愿意被别人牵着鼻子走，首先就是尝试把谣言背后的假设慢慢整理出来，然后一一对这些假设做出检验；当然这么做本身也免不了做出一些假设，但出发点是不同的，起码没有什么不良居心，纯粹是希望看清事实真相。或许整件事背后很复杂，不过质疑“谣言制造者”所做假设的根据是什么，对方的言论往往立刻就站不住脚了。有时候我们真的不需要答案，因为问题本身其实根本就不是问题，而是某些人“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虽然如此，很多人还是习惯上要求答案明明白白地摊在眼前，这也解释了沈先生的哲学班，为何从全盛时期的两百学员，逐步减少到二十名“信徒”。然而，哲学的本质就是授人以渔，而非授人以鱼。后因沈先生的健康问题，哲学班已经宣告结束。

追求理性，但不舍得放弃感性；重视感性，却也绝不看轻理性。如何拿捏分寸以求平衡？我认为办法是必须加入知性的成分，荀子说的“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劝学》），大致也印证了这个观点。本人的学历完全可以反映这里所述的理性、感性与知性的并重，不过个人“威水史”就不多说了。

提出个人经验，仅供读者参考，希望有所助益。

10/3/2013 《南洋商报》《言论》版

《人生如戏》>>3/3/2013 《假设》周嘉惠

《假设》>>>周嘉惠


生活中其实我们无时无刻都在做着各种假设，只不过大多数时候我们不自觉而已。

譬如，过马路时，我们假设自己不会横死在车轮底下。乘搭飞机，我们假设这趟班机不会发生坠机事件。把剩菜收进冰箱，我们假设了今晚冰箱不会坏掉、电流供应正常、自己不会一睡不起等等。假如我们做的是正好相反的假设，那么我们可能就会一辈子活在马路的这一边，不搭飞机，把所有剩菜吃光。当然，或许有人打定主意豁出去，即使八字说明该日不宜留剩菜，还是决定逆天而行，结果隔天吃剩菜的时候感觉就好像战胜了老天爷，十分过瘾。

任何事情都有风险，问题是我们如何去面对生活中的风险？一般人应对事情背后的假设大致可分成三类：赌徒心态、一切宁可信其有的心态、风险评估。

赌徒有着无可救药的乐观心态，他们赌博不是因为不懂十赌九输的道理，只是觉得自己福星高照，输钱的肯定不会是自己，反而是大把大把的钞票即将被塞进自己口袋，不赌一把实在既对不起庄家，更对不起祖宗的关照。

宁可信其有的心态比较偏向悲观，假设了天底下的倒霉事极可能都快要发生在自己身上。疑神疑鬼之余，到处“买保险”，路边的大石头、大树根都拜一拜，宁可信其有啊。

再来就是比较客观的风险评估，依据的可能是一些统计数字、实际经验、逻辑推理等。不过分乐观，也不过分悲观，只冷静地遵循评估的结果行事。

我们基本可以认定前两类是非理性的，最后一类才是理性的。不久前在另一篇文章中说过，非理性只是感性的另一种说法，不一定就具有贬义。不论是理性或非理性的假设，其实都值得、需要我们去做出检验，以便了解如此这般的假设，到底背后说明了什么？凡事照单全收的话，表示一切跟着感觉走，实在不太靠谱。

大学提供的各种学科，实际上也都存在着假设，虽然谁也不曾告诉过你这些假设是什么？医学是否假设了病痛都是可以治疗的？工程学是否延续了“控制自然，造福人群”思维的假设？这些假设很重要，它们是支撑各门学科的基石。不过现代人才不管什么基石，莘莘学子到大学读医学、工程学只是假设这么做以后比较容易发财。

就人类发展的层面来说，以如此之假设来决定往后的事业，实在说不上是个好现象。不过在过分讲究自我的年代，恐怕很少人还记得自己也是人类的一分子了吧？

话说首相年初二在槟城被“一部份人”三次以No洗了把脸，不料元宵节时旅游部长黄燕燕在马六甲重蹈覆辙，四度要求观众喊“Yes！Yes！Yes！”，却得到“No！No！No！”的回应。

常听说一种讲法，提出好主意的第一人是天才，第二人是庸才，第三人是蠢才。但是，从没听人说过想出坏主意的情况。既然已说明是坏主意，第一人已经不够聪明了，怎么还会有第二人继续跟进呢？那是需要受过什么特殊训练才会做出的事？

我很好奇，部长大人当时脑袋里到底是做了怎么样的假设？

3/3/2013 《南洋商报》《言论》版